第一部分 中国的崛起

第一章 “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你不知道雅典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总是在考虑新的计划，并且很快就能付诸实践。他们制定一个计划后：如果计划成功了，那么这次成功与下一步的行动相比就不算什么了。

——修昔底德，“科林斯大使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公元前432年

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

——拿破仑，1817年

2011年9月，在戴维·彼得雷乌斯升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不久，我前往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最成功的当代将军。20世纪80年代，我与他初次相遇，当时他是普林斯顿的博士生，我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当他在美国军队中一路高升时，我继续着我的学术工作，同时还在五角大楼进行了几次授课。在简单聊了一些他新工作的事情后，我问戴维，中央情报局的资深特工们是否已经为他打开了一些秘密的“宝盒”——那些包含美国政府最高机密和最不为人所知的文件。他心照不宣地笑着说：“当然。”容我在后文中一一道来。

交流了一会儿之后，我向他询问关于“深度睡眠者”的事情：这些人是与中央情报局建立某种关系的个人，但他们的基本任务是长期生活在国外并有所成就，以便充分了解该国的文化、人民和政府。中央情报局承诺将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帮助他们成就事业，但当中央情报局发出任务召唤时——十分隐秘且有可能十年内仅会有一两次——他们将坦诚地详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当我打开一份由一位敏锐且富有远见的人撰写的报告时，戴维正站在桌子对面，这份报告可以告诉华盛顿如何对这个最伟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作出回应。正如我对这位新晋局长所言，这个人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这个人亲眼目睹了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时期市场经济驱动的社会变革。事实上，他与许多中国领导人建立了重要的工作关系，其中包括未来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份报告长达50页，以问答形式呈现。我阅读了它前一部分问题：

●中国当前的领导人是否在认真考虑，在可预见的未来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

●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战略是什么？

●中国实施其战略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中国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中国成功问鼎世界，将会对其亚洲邻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对美国而言又有什么后果？

●中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这个人为这些问题和其他更多的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答案。他拉开了美国思考中国领导力的序幕，冷静地评估了这两个国家有一天可能会发生激烈冲突的风险，并为之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情报，这有助于预防意想不到事件的发生。

李光耀当然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他的思想、心灵和灵魂都属于新加坡。但是这位2015年与世长辞的政治家拥有着卓越的智慧。我给戴维的报告是《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Lee Kuan Yew：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一书的蓝本。该书是我在2013年与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阿里·温尼（Ali Wyne）合著的。作为狭小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创始人和为其服务终生的领导者，李光耀把这个贫穷、无足轻重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大都市。作为华裔，李光耀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并把儒家思想和英国上层社会价值观相融合。直到他2015年辞世，他无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观察家。

李光耀对于中国以及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洞察力，使他成为了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渴求的战略顾问，包括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巴拉克·奥巴马在内的每一位美国总统。他对中国的敏锐理解不仅反映了他所谓的“非凡的战略敏锐性”（亨利·基辛格如是说），而且反映了他迫切想要了解中国这头睡狮的心情。虽然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效用并不明显，但中国对于新加坡这个岛国而言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新加坡在其阴影下寻求自己的生存方式。李光耀是最早看到中国的真实本性及其全部潜力的人之一。

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当李光耀研究中国及其领导人时，他们也在对李光耀及其国家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当邓小平开始考虑带领中国快速进军市场经济时，中国领导人将新加坡视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实验室。李光耀曾与自己的“北方邻国”中国的国家主席、政府总理、部长以及“政治新星”进行了长达数千小时的直接对话。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对其尊敬有加。

我从李光耀那里为这位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取经，解决了最令人不安的中国发展走向的问题，即中国的巨变对于世界权力平衡而言意味着什么？李光耀的回答十分尖锐：“中国对世界平衡的改变是如此巨大，因此世界必须找到新的平衡。不可能假装只把中国当作一个世界舞台的较大参与者。中国是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美国会屈居第二吗？

在哈佛大学国家安全课上，我以一个小测试开始关于中国的讲座。第一个问题要求学生比较中美两国1980年和现在的排名。几乎每一次做这个实验，学生们都对他们所看到的事实感到震惊。一张2015年的数据图表就能说明这些。

仅在一代人之内，一个此前从未在国际联盟中露面的国家忽然跃居榜首。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3000亿美元；201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11万亿美元——通过市场汇率换算得出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不足400亿美元；到2015年，这一数字增长了近百倍，达到4万亿美元。从2008年开始，中国每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都要大于印度的整体经济总量。即使在2015年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每16周就能创造出一个希腊的经济规模，每25周就能创造出一个以色列的经济规模。

从1860年到1913年，美国取得了卓越成就，一举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并震惊欧洲，这一时期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自1980年起，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根据金融学的72法则，即用72除以年增长率，以确定经济或投资何时会翻一番，由此得出结论是中国经济每7年翻一番。

我们需要着眼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才能理解中国所创造的这一奇迹是多么不可思议。在18世纪，英国孕育了工业革命，并创造出了现在我们所知的世界。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国富论》，解释了历经千百年贫穷之后，市场资本主义是如何创造财富以及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的。17年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也被称为“疯王乔治”，在位期间输掉了美国独立战争）的使者抵达中国，提议两国建交。在那个时代，英国工人的生产率比中国的工人高得多。如几百年来的传统一样，中国人口仍然占优势，但是他们十分贫穷。在结束了每天的劳作后，一个中国工人仅能勉强养活自己及其家人，只剩下相对较少的结余来支付国家培养士兵和投资军备的赋税，比如发展能够把国力投射到国界之外的海军等（除了短暂的半个世纪外，中国皇帝4000年来都未曾发展过海军）。如今，中国工人的生产率是美国工人的四分之一。如果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里，他们的生产力达到美国人的一半，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经济的两倍。如果中美两国生产力持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4倍。

这一基本的计算给华盛顿采取行动去“再平衡”中国的体量增长提出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隆重宣布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转向”（pivot），把华盛顿的关注点从中东转向亚洲。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来说：“在过去的10年内，我们经历了两场耗资巨大且伤亡惨重的战争，美国正在把关注点转向潜力巨大的亚太地区。”他承诺要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存在，并且表明了美国对于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决心。奥巴马总统把在亚太地区的“再平衡”视为他任内的主要外交政策成就之一。

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希拉里之下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主管该倡议。2016年他出版了名为《转向：美国未来在亚洲的治世方略》（The Pivot：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的著作，使“伟大的再平衡”不止于设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然而他没能找到更多的指标来支持其论点。从对总统的注意力跨度、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和助理在会议上所花费的时间、与亚太地区领导人会面的时间、飞行的架次、船舶停靠时间以及预算分配等进行分析，都很难看出亚太地区成为战略转向的迹象。伊拉克和阿富汗正在进行的战争、叙利亚刚刚燃起的战火，以及贯穿整个中东的“伊斯兰国”（ISIS）垄断了政府的外交议程，并主导了奥巴马的8年总统任期。正如奥巴马任期内白宫一名官员回忆的那样：“我们从未感觉离开过中东。大约80%的国家安全会议都集中在中东事务上。”

即使美国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别处，华盛顿也会竭力去阻止经济引力定律的生效。比较中美两国经济的相对权重如同把两国置于跷跷板的两端。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也是痛苦的。美国人一直在争论他们是否应该放松左脚（中东）的施力程度，从而给右脚（亚洲）加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三倍于美国的速度高速增长。因此，美国这一侧的跷跷板已然倾斜，可能很快美国经济的双脚将完全悬空。

这正是我课堂测试第一个问题想要说明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的答错率更高。问题是：美国什么时候会确切发现自己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将在哪一年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又会在哪一年成为世界最大奢侈品市场，乃至全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大多数学生都惊讶地发现，中国在大多数指标上都已经超过了美国。作为最大的船舶、钢铁、铝、家具、服装、纺织品、手机和电脑生产商，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更令人讶异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产品的最大消费国。美国是汽车的发源地，但中国现在是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和最大的汽车市场。2015年，中国消费者共计购买了2000万辆汽车，比美国同期售出的汽车数量多出300万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和电子商务市场，并且拥有最多的互联网用户。相较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拥有更多的石油进口量、能源消耗量和太阳能安装量。或许对于美国自信心最具有打击性的事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2016年，中国持续充当着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但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那些在“美国即世界第一”的世界里长大的美国人来说——大约自1870年以来，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这么认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是不可想象的。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主导地位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他们国家身份的一部分。

美国对其在世界之巅地位的执着，有助于解释201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上爆发的“风暴”。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全球经济年度报告。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美国现在排名第二。”市场观察网（Market Watch）上的一篇文章“大声叫道”：“很难找到好的措辞，我只会说——我们不再是第一了。”更令人沮丧的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息所作出的总结那样：“现在它是正式的了。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美国经济规模为17.4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为17.6万亿美元。”英国《金融时报》接着指出：“就在200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一半。到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目前主要国际机构使用的标准，它们的专业职责要求它们对国民经济进行比较。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所说，购买力平价“是比较各国经济实力和国民幸福的最佳起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解释道：“市场汇率更不稳定，即使个别国家的增长率是稳定的，使用市场汇率作为标准也会对总体增长的测算产生相当大的误差。购买力平价通常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幸福感更好的指标。”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不仅超过了美国，且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而它在1980年仅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

对于那些以美国主导地位为信条的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刺激他们积极探索那些显示“美国仍是第一”的衡量标准。其中包括可以更好地考虑到国民生活质量和福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之前基于市场汇率这一旧标准衡量国内生产总值的新依据。因为我有一些受人尊敬的同事并不同意这一观点，我向全球顶尖的教授——中央银行行长、前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讨教，我们应该如何衡量和对比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费希尔撰写过有关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也曾教过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前美联储主席）教授和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欧洲中央银行行长），他曾任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现任美联储副主席。他的话很有信服力。根据他的判断，购买力平价确实是最好的评价标准，而且不仅仅是可以评估国家的相对经济实力。“在比较国民经济规模时，”他告诉我，“特别是在评估一个国家的相对军事潜力时，作为第一近似值，购买力平价是最好的衡量标准。这一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可以购买多少飞机、导弹、船只、水手、飞行员、无人机、基地和其他与军事有关的物品，以及它必须用本国货币支付的价格。”国际战略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权威年度出版物《军事平衡》（The Military Balance）对此表示赞同，指出“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其实力的理由是最充分的”。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最常见的报道就是“经济放缓”（slow down）。对精英媒体在2013年至2016年之间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进行云搜索后发现，该词是描述中国经济最常见的词汇。很少有人会停下来问的问题是：比谁慢？在同一时期，美国媒体最喜欢形容美国经济表现的词是“复苏”（recovery）。但请比较一下中国的“经济放缓”与美国的“复苏”，中国经济增速是否已放缓至与美国大致相同的水平？只是高一点点？还是高更多？

诚然，自2008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以来，中国经济确实放缓了，从2008年之前10年的平均10%的经济增长率降至2015年和2016年的每年6%至7%。但是，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比危机前的水平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但全球经济增长却几乎减少了一半。自大衰退以来，“复苏”的美国经济平均每年仅增长2.1%。与此同时，欧盟经济自那时起每年以1.3%的速度增长，并继续停滞不前。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此期间，日本的平均增长率只有1.2%。尽管关于中国经济放缓存在不同声音，请记住一个明显的事实：自大衰退以来，世界上40%的增长只发生在一个国家——中国。

罗马可以两周建成吗？

在1980年，美国赴华游客还很少。这个国家才刚开始向西方“开放”，赴华旅行仍然很困难。那些去过那里的人发现，这个国家似乎是从遥远的历史中走出来的：幅员辽阔，乡村遍布，变幻莫测，难以捉摸，沉睡未醒。游客们在中国看到了那些破败的竹屋和苏联风格的公寓楼，城市街道上挤满了成群的自行车，骑自行车的人们穿着几乎相同的单调的中山装。冒险从香港过河的游客看到广州和深圳的空地上点缀着一些小村庄。无论走到中国的哪里，美国游客都面临着极度的物资匮乏：中国10亿公民中88%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这与他们在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中所经历的一样。

曾经空荡荡的北京街道现在挤满了600万辆汽车。基辛格，这位曾在中国重新向西方开放上发挥关键作用的国务卿，在回顾20世纪70年代初自己秘密访华时说：“想起1971年的中国，如果当时有人给我看北京现在的样子，并说25年后北京会是这样的话，我会说这绝对不可能。”深圳现在是一个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与硅谷相当。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是一位精明的中国观察家，他将中国的爆炸式发展形容为“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同时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将300年的时间压缩为30年”。

当美国民众抱怨道路建设和维护花费了太长时间时，政府往往会回答“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显然，人们忘了将这句话告诉中国人。到2005年，这个国家每两周就可以建造出一个与今天的罗马面积相当的城市。在2011年至2013年间，中国生产和使用的水泥都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产量和使用量。2011年，一家中国公司只用了15天就建成了一座30层的摩天大楼。三年后，另一家建筑公司在19天内建造了一座57层的摩天大楼。事实上，中国仅用了15年就建成了相当于整个欧洲住房存量的房屋。

当《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第一次看到主办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夏季会议的天津梅江会展中心时，他承认自己是十分诧异的。中国人只用了8个月的时间就将它建成了。弗里德曼惊愕地注意到了这一壮举，但也感到沮丧。在他位于马里兰州的家附近，华盛顿地铁的工作人员修复“两个位于红线站内有21个台阶的小型自动扶梯”几乎用了同样长的时间。

弗里德曼在他的《炎热、平坦和拥挤》（Hot, Flat, and Crowded）一书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幻想美国可以实施的深远改革，只要它“成为中国一天”。如今，中国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在美国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任务。每天，当我看到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办公楼和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之间横跨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的桥时，我就会想起这一点。整整四年，这座桥一直都在重建中，交通拥堵不堪。2015年11月，北京仅用43个小时就重建了规模大得多的1300吨的三元桥。总体而言，1996年至2016年间，中国共修建了260万英里的道路，其中包括7万英里的高速公路，连接了95%的村庄，并几乎超过美国的50%，成为公路系统最广泛的国家。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建设了世界上最长的高铁网：12000英里的铁路线，以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在城市之间运送乘客。在美国，这条线路相当于从纽约延伸到加利福尼亚州往返两次。高铁以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前进，相当于可以在一个多小时内从纽约市的中央车站到达华盛顿的联合车站，用两个小时就能从波士顿到达华盛顿。事实上，中国现在拥有的高铁比世界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在这十年里，加利福尼亚州一直在极力争取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建立一条520英里的高速通道。2008年，选民们批准了该项目，但该州最近承认，该项目要到2029年才能完工，耗资680亿美元——比最初的承诺晚了9年，预算多出350亿美元。中国计划到那时再完成16000英里的高铁建设。

除了摩天大楼、桥梁和高铁，还有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深远影响。一代人以前，每100个中国人中就有90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今天，每100个人中只有不到3个人是如此。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193美元增加到今天的8100美元以上。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评估联合国改善世界最贫穷人口生活的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时指出：“在1981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成功地使5亿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无疑是历史上克服贫困的最大飞跃。”

中国教育、医疗和相关的指标都反映了中国人民福祉的改善。1949年，中国公民的预期寿命是36岁，而每10个人中就有8个人不会读书、写字。到2014年，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多，达到76岁，95%的人识字。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将在一生中提高百倍。而按照过去十年美国人均增长率的平均水平计算，美国人将不得不等待740年才能看到同样程度的改善。正如《经济学人》一再向读者解释的那样，亚洲在私人财富的累积方面，在现代史上第一次超过了欧洲。预计到2020年，亚洲的财富将超过北美，中国将成为财富积累（包括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主要驱动力。

在历史的瞬息万变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产生了大量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据统计，2015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亿万富翁最多的国家，现在每周都会增加一名新的亿万富翁。尽管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积极的储户之一——家庭通常将其可支配收入的30%以上储蓄起来——但人们很难想象，如果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知道今天有多少中国共产党员穿着普拉达（Prada），他会说些什么。2015年，中国消费者购买了全球一半的奢侈品。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香奈儿（Chanel）和古驰（Gucci）现在将中国视为它们的主要客户。苏富比和佳士得的最高价拍卖会不再在纽约和伦敦举行，而是在北京和上海举行。

STEM革命

一代人以前，在教育、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中国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排名中垫底。但是经过20年来对该国人力资本的坚定投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竞争者。如今，它与美国竞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的表现超过了美国。

国际上公认的比较高中生教育表现的黄金标准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以下称PISA）。在2015年的PISA测试中，中国在数学方面排在第6位，而美国排在第39位。中国的得分远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称“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而美国的得分明显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即使是评级最高的美国马萨诸塞州，把它作为国家水平来参与衡量，也只排在第20位——比上次2012年评级时的第9位有所下降。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最近对进入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生进行的比较显示，中国高中毕业生在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比美国同学有3年的优势。

2015年，清华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 Report）中的排名超过麻省理工学院（MIT），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工科大学。在十大工程学院中，中国和美国各有4所。在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中，中国每年的毕业生人数是美国的4倍（130万比30万）。这些学科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提供了核心竞争力。这还不包括目前在美国院校注册的30万名中国学生。尽管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发起了著名的“创新教育”（Education to In-novate）倡议，以促进STEM教育，但这一差距已经持续了10年。在奥巴马政府执政的每一年中，中国大学授予的STEM领域博士学位都多于美国大学。

中国教育投资的影响已经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显现出来。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作为廉价消费品的低成本生产国，其在全球高科技制造业增加值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已从2003年的7%增至2014年的27%。记录这一增长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报告还发现，在同一个十年中，美国在这一市场的份额从36%下降到29%。例如，在高速发展的机器人技术领域，2015年中国申请新专利的数量是美国的两倍，而且增加了两倍半的工业机器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生产计算机、半导体和通信设备以及制药设备的领头羊。2015年，中国人提交的专利申请总数几乎是排在第2的美国人的两倍，中国成为第一个在一年内提交一百多万个专利申请的国家。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19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研发支出的领头羊。正如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201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所警告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国家不迅速采取行动来支持其科学事业，它将浪费长期以来作为创新引擎的优势，而创新产生了新的发现，刺激了就业增长。”

作为对这些趋势的回应，许多美国人寻求回避现实，因为他们相信，尽管中国规模庞大，声势浩大，但中国的成功本质上仍是一个模仿和大规模生产的故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否认中国自身作为创新者的实力在不断增强。以超级计算机为例，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特别指出，超级计算机“对于经济竞争力、科学研发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为了确保美国能够保持其在超级计算机领域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总统于2015年设立了国家战略计算计划（National Strategic Computing Initia-tive），作为其“美国创新战略”的支柱。但自2013年6月以来，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不是在硅谷，而是在中国。事实上，在世界500台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排名中——2001年时中国不在这一名单上——中国现在有167台超级计算机，比美国多两台。此外，中国最大的超级计算机比最接近的美国竞争对手快五倍。虽然中国的超级计算机以前严重依赖美国处理器，但2016年中国的一台计算机完全是用国内处理器制造的。

2016年，中国另外两项突破向未来发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旨在为其提供前所未有的防黑客通信范围，以及完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这种设备具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可以在深空中搜索智能生命。上述每一项成就都表明，中国有能力承担昂贵的、长期的、开创性的项目，并成功地完成这些项目——而这种能力在美国已经萎缩，最近在南卡罗来纳州萨凡纳河（Savannah River）投资数十亿美元却失败的钚再处理项目（尽管纳税人支出50亿美元，但最近的估算表明，该项目每年将耗资10亿美元，并将持续几十年），还有麻省理工学院所谓的密西西比州肯珀县的“旗舰”碳捕获和储存项目（40亿美元的成本超支，最近被推迟了两年多，并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就证明了这一点。

更大的枪管配更大的枪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崛起的唯一标准，但它提供了国家权力的基础结构。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不会立即或自动地转化为经济或军事实力，但以史为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生产总值越大的国家在塑造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就越大。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毛泽东的那句格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知道，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接班人统治着中国，这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原因。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打赢了战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的枪炮和坦克——及其21世纪的武器装备——变得越来越好，并与其他大国（尤其是美国）展开新的竞争。就像脸书和优步（Uber）这样的科技初创企业利用颠覆性的创新理念替代了以前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中国军方正在开发新的技术，以应对美国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战舰、飞机和卫星，而他们开发这些技术的成本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如今，正在追赶大国技术优势的国家不需要重复竞争对手在硬件和其他“传统”平台上所做的投资。新技术带来的改变是不对称的，比如从中国大陆发射的导弹可以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100万美元的反卫星武器可以摧毁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美国卫星。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平均只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美国的军费开支接近4%），但30年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军事能力扩大了8倍。如今，中国的国防预算额按市场汇率计算达到了1460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314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是俄罗斯的2倍。第六章将更详细地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现在，只谈论中国在军事上已经取得的一些优势就足够了。对该地区不断变化的军事力量平衡的最权威评估是2015年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一项名为“美中军事记分卡”（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到2017年，中国将在9个常规能力领域中的6个领域拥有“优势”或“近似对等”于美国：例如，对空军基地或地面目标发动攻击、获取空中优势，以及防止对手使用天基武器。这份报告的结论是，在未来5年到15年内，“亚洲将见证美国主导地位的逐渐边缘化”。与其经济进步一样，中国的军事进步正在迅速削弱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地位，并迫使美国领导人面对美国实力受限的难堪事实。

新的权力平衡

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希拉里·克林顿曾提出，在21世纪，均势的概念已经过时。李光耀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认为这个想法是理解国家间关系的基础。但是，他解释说：“在旧观念中，均势主要指的是军事力量。用今天的话来说，国家力量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结合，我认为经济比军事更重要。”

这种新的权力平衡被称作“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即利用经济工具（从贸易和投资政策到制裁、网络攻击和对外援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和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Harris）在他们2016年出版的《另一种战争：地缘经济学与治国之道》（War by Other Means：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中探讨了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地缘经济学实践者，但它也可能一直是将地区或全球权力投射回重要经济（相对于政治军事）实践中来的主要因素”。

中国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实践外交政策，因为坦率地说，它可以做到。它目前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包括所有主要的亚洲经济体。2015年，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贸易占东盟贸易总额的15%，而美国仅占9%。在没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将会加剧，因为中国正迅速采取行动，在一个新兴的共同繁荣地区建立自己的地位。

这种地缘经济战略可以追溯到孙子的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正如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所言，孙子所主张的胜利并“不仅仅是军队打胜仗”，而是“实现最终的政治目标”，即发动战争时设定的那个目标：“上策并非伐兵……而是操纵敌人进入不利境地，断其退路。”在当今的经济关系中，中国正是这么做的。

当然，掌握国际事务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手段。一个政府不仅必须有经济实力，而且要有能力有效地运用经济手段。在这方面，中国在使用“软实力”这一硬工具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当各方慢慢认清事实或决心抵制中国时，中国已经准备好使用其经济实力的“胡萝卜”和“大棒”——根据需要采取购买、出售、制裁、投资等手段，直到它们达成一致。那些依赖中国供应关键进口商品、依赖中国市场出口的国家尤其脆弱：当双方出现分歧时，中国仅需推迟一批进出口货物的交易，并阻碍下一批货物的进出口就可以了。值得注意的案例包括中国在2010年突然停止向日本出口所有稀土（以说服日本归还其扣押的几名中国渔民）；2012年，中国对来自菲律宾的香蕉进口进行了长时间的审查，直到香蕉都在码头上腐烂（以此改变菲律宾政府在中国南海黄岩岛争端中得失的盘算）。

中国在经济实力平衡方面拥有如此巨大的优势，以至于其他许多国家除了遵从中国的意愿之外别无选择，即让国际体系站在它们一边。例如，2016年，中国认为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就中国与菲律宾在中国南海的争端上作出的不利裁决是无效的，为另一场意志较量奠定了基础。在这场与南海有关的对峙和其他事件中，中国表现出了将魅力、慷慨等结合在一起的能力，达成了能满足自己大部分需求的“妥协”。

当然，比双边讨价还价更好的是建立国际制度，因为它会给设计者以某种优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引领着这条道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国际金融）、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其后来演变为的世界贸易组织（促进贸易）。无论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在世界银行，有一个国家——而且只有一个国家——对机构治理的任何改革都拥有否决权：美国。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延续下来的国际制度感到不满，并因此开始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在美国多年来拒绝满足中国在世界银行获得更多投票权的要求之后，2013年，中国政府成立了自己的竞争性国际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称“亚投行”），此举震惊了华盛顿。尽管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各国不要加入中国的银行，但有57个国家在2015年该银行成立之前就签署了协议，其中包括一些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是领头羊。它们对美国说“不”，对中国说“是”，希望得到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和银行资助的大型建设项目合同。它们的动机显而易见：甚至在亚投行成立之前，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就已经超过世界银行，成为国际发展项目的最大融资机构。包括中国承诺向亚投行提供的300亿美元启动资金，中国2016年的国际开发融资资产总额比六大西方开发银行加起来还要多1300亿美元。

这并不是中国第一次不按照西方的规则决定建立自己的国际俱乐部。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之后，中国组织了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它们都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体，能在没有美国或七国集团监督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和采取行动。2014年，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派遣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后，美国和欧盟不邀请他参加本应是八国集团（G8）的会议，并宣布他“被孤立”。一个月后，习近平和金砖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金砖国家峰会上张开双臂欢迎他。

中国的其他举措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2013年9月，习近平宣布中国打算投资1.4万亿美元建设一条“新丝绸之路”，用基础设施将亚洲、欧洲和北非65个国家的44亿人口连接起来。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统称为“一带一路”——中国正在建设横跨欧亚大陆的高速公路、快速铁路、机场、港口、管道、输电线和光缆网络。这些沿着中国古代贸易路线铺设的现代物质联系将促进新的外交、贸易和金融联系。目前，“一带一路”包括900个项目，耗资超过1.4万亿美元。根据投资者和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任永力（Ste-phen Jen）的数据，即使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这也相当于12个马歇尔计划。

事实是，中国的经济网络正在全球蔓延，改变了国际权力平衡，甚至导致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盟友转向中国。李光耀简明扼要地总结说：“中国由于其广阔的市场和不断增长的购买力，正在将东南亚国家纳入其经济体系中。日本和韩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它正在吸纳国家，却不必使用武力……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将非常难以对抗。”或者我们可以用中国版的金科玉律来解释：“谁拥有黄金，谁就拥有统治权。”

这些事态的发展对中美两国相对地位产生的影响，在一位最具智慧的美国亚裔人士的一段评论中得到了令人难忘的体现。斯蒂芬·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rth），曾在美国政府任职30年，担任过美国驻菲律宾和韩国的大使。1998年，他被任命为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院长。接下来的十年里，他把注意力从亚洲转移到这个教育机构上。然后，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任命博斯沃思为他的朝鲜特使。博斯沃思首次进行了为期两周的亚洲之旅，并与各国总理和总统会晤，他回忆说，那是一次“瑞普·凡·温克尔的经历”。在“过去的日子”（他指的是1998年以前），当危机或问题出现时，亚洲领导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华盛顿怎么看？今天，当事情发生时，他们首先会问：北京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