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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史官们笔下的“正史”可靠吗?当权者会不会利用自己的职权来篡改历史?稗闻野史中,到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戏说呢?事实上,古代史官编撰史书的时候,是需要向最高统治者保密的。虽然天子可以看以前的史书,却不能查阅有关自己的记录。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规定逐渐有所松动,史官们在记录当代帝王的事迹时,也带上了几分顾虑,这就造成了部分历史记载的失实。但是不管怎么说,每个人都要了解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了解了前人起落兴衰的过程之后,当能有所感悟。当然,要想真正了解历史,最好的方法是阅读史书本身。在这里,我们将简要地介绍一些基本的史学知识,如正史和野史的区别、编年体史书和断代体史书的异同点等。

1.“三皇五帝”真有其人吗?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岳庆平先生认为,三皇五帝的观念来源于我国先祖对宇宙系统的看法。古人认为,宇宙是由静态的天、地、人和动态的木、火、土、金、水组成的。在此基础之上,古人发展出了三皇五帝的观念,即天皇、地皇、人皇和木帝、火帝、土帝、金帝、水帝。

三皇五帝具体是指哪些人,史学界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关于三皇,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伏羲、神农、女娲;伏羲、神农、皇帝;伏羲、神农、燧人;伏羲、神农、祝融;伏羲、神农、共工。关于五帝也有好几种说法: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少昊、颛顼、帝喾、尧、舜;黄帝、伏羲、神农、尧、舜;黄帝、颛顼、伏羲、少昊、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少昊。

三皇五帝的具体人物之所以如此纷乱,是因为上古之时并无文字,而在人们能用文字记载历史的时候,因为时间久远,关于三皇五帝就只剩下了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由于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变异,所以就出现了不同的说法。

实际上,在以部落为单位群居的上古社会,这些人物都是一些部落的首领,后来才被逐渐神化,成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在这段历史时期,部族之间时常发生征战,部族也在不断地兼并和融合。一些部落在战争中获胜,其首领就会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势力也越来越大,而那些战败的部落,则会被兼并或吞掉。比如,黄帝打败炎帝,他们这两个部落就融合成为当时最强大的部落,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后来,炎黄部落不断发展壮大,又打败了新崛起的蚩尤部落,从此成为天下的主宰。

事实上,三皇五帝代表了我国远古社会的两个时代。三皇时期代表着从母系氏族转向父系氏族的时代,伏羲和神农是父系氏族的代表,女娲的存在,则说明当时仍有一些部落以女性为首领,即母系氏族仍未完全解体。伏羲和神农作为三皇中的人物,得到了大多数说法的认可。有些史学家认为,伏羲就是具有开天辟地之功的盘古大神。但神农却并不是指后来的炎帝,可以说他是神农氏的远祖,皇帝和炎帝都是他的后代。神农氏族分化为黄帝、炎帝两个部落,后来又融合为炎黄部落,这个过程也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即一些大的部落有可能会分化,分化之后也有可能再次融合。

五帝代表的时代则在三皇之后,即夏朝之前的时期。舜帝是公认的五帝之一,而夏朝的始祖大禹,就是从他那儿获得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认为,五帝以及之后的夏朝、商朝、周朝、东周(春秋战国)的统治者,都是黄帝的后裔。黄帝是神农氏的后裔,生于姬水,居于轩辕山,山中有熊,因此为姬姓,称轩辕氏或有熊氏。

三皇五帝之后就是夏朝,在中国历史上,夏朝的建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从夏朝开始,统治者从人民的服务者变为人民的压榨者,帝位的继承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阶段。

此外,三皇中的燧人和祝融,被称为火神,炎帝被誉为太阳神,这些都说明他们对用火做出过贡献。而根据传说,结网捕鱼和驯养牲畜的技术,则是伏羲发明的。

2.将皇帝称为“万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我国古代,最大的数字单位就是“万”,但它是虚指,表示“多”和“长”的意思,比如万寿无疆、万国来朝等。古代最大的时间单位则是“岁”,因此,“万岁”就成了当时人们能够想到的最长时间单位,它同样是虚指,表示“永恒”的意思。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介绍,我国古人见面时说的“万福”、“万安”等,其中的“万”就是这个意思。

起初,“万岁”仅仅是人们见面时相互使用的问候语,就好像现代人说“你好”。有时候,为了表现对美好时刻的留恋和对亲人朋友的祝福,人们也会呼喊“万岁”。那时候,即使是最普通的百姓之间,也可以互祝“万岁”。《诗经》中也有关于“万寿”的记载,描写了丰收的农民在庆祝仪式上相互祝酒,高呼“万寿无疆”,希望每年都可以有同样的好收成。

战国时期,万岁是一种敬称。当时,齐国的孟尝君广招天下贤士,一个叫冯谖的穷苦人前来投奔。此人虽然家贫,但胸怀丘壑,因孟尝君对自己有收留之恩,就巧妙地宣扬了孟尝君的爱才美名,使天下贤士悉数来归。有一次,孟尝君派冯谖到薛地收租,没想到冯谖不但没有收齐地租,反而将欠租者的账目一笔勾销。孟尝君非常气愤,认为冯谖既不忠又无能,对他越来越冷淡。后来,孟尝君被贬谪,只有薛地百姓要求孟尝君到当地为官。孟尝君来到薛地后,没想到薛地百姓空巷来拜,山呼“万岁”,以感谢孟尝君的免租之恩。孟尝君这才知道冯谖的深谋远略,后来对他甚为倚重,最终成就了一番伟业。

秦汉时期,“万岁”也被用作死亡的讳称。《战国策·楚策篇》中有文载:“楚王游云梦,仰天而笑曰,‘寡人万岁千秋后,谁与乐此矣?’”意思是说,楚王到一个叫作云梦的地方游玩,很高兴,仰天大笑道:“我死后,谁还能领略这里的情趣啊?”汉高祖刘邦也曾用过相同意思的“万岁”——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曾对自己的儿子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将此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虽然把长安定为国都,但始终惦记着老家沛地,死后还要魂归故土。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直到汉初,万岁一词仍然没有成为皇帝的专属用语。

把万岁一词作为皇帝的专属用语的首个垄断者,是汉武帝。据说有一次汉武帝到登封嵩山,听到风过空谷的声音好像是万人齐呼“万岁”。汉武帝认为是神灵显现,从此便将“万岁”作为自己的专属称谓。汉武帝之后,各朝代帝王沿袭下来,纷纷以“万岁”自居。唐朝时,武则天封自己为“天策万岁”;明朝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权倾朝野,曾被称为“九千岁”,比皇帝的“万岁”只少一千岁;清朝时,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万岁”之后又被加了一个“爷”字,合称“万岁爷”。清朝的最后一个集权统治者慈禧,封号已经像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谄媚的官员仍然上书她加上“万岁”二字,以讨好献媚。

3.为什么汉朝分为“西汉”、“东汉”,宋朝却叫“北宋”、“南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先生表示,从历史本身来看,当朝人并没有西汉、东汉和北宋、南宋的概念划分,汉朝人认为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汉朝,宋朝也同样如此。所谓的东南西北,只不过是后世史学界公认的一种划分——为了方便史学的研究和学习。从史实角度来看,其中主要是因为地域变迁,或者说是地理位置的不同。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公元前202年,刘邦最终战胜其他霸主,鼎定汉室江山。到了公元8年,西汉社会矛盾凸显,王莽作为挽救危局的不二人选,忽然改朝换代,成立新朝,并自命皇帝。虽然王莽的改革措施有效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当时汉室正统思想风行,故王莽篡汉的形象被确立。而新朝末年,西汉皇族刘秀借助农民起义之风,聚集汉朝残余势力,最终恢复了汉室江山。恢复汉室江山后,刘秀以汉朝后裔自居,追封西汉的最后一位皇帝宣帝为中宗,并迁都洛阳。史学界称刘邦建立的汉朝为西汉,刘秀建立的汉朝为东汉。因为洛阳在地理上处于长安以东,所以刘秀迁都后的汉朝,被称为东汉。

五代十国末期,赵匡胤陈桥兵变,开创了宋室江山。北宋刚刚建立,即面临着多股势力的威胁,先后有辽、西夏、金、蒙元,甚至还有云南的大理国。公元1120年,北宋和金联合灭辽,之后双方的矛盾开始凸显;公元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宋钦宗亲往敌营和谈,被拘,北宋灭亡。为保国脉,皇室成员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开始了南宋时期的统治,后来又在战乱中将国都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偏安一隅。从地理上看,汴梁在北,临安在南,故此有南、北宋之别。

此外,朝代的命名除了在地理上加以区分外,也会用时间前后加以区分,比如五代十国的后梁、后唐、后汉等。最明显的是清朝初期的后金政权,他们和宋朝时期的金国同属女真后裔,属于一脉相承,后来才因为种种原因改为大清。但在历史上,仍然用“金”和“后金”对它们加以区分。实际上,无论是哪个朝代,都视自己为正统,并不会加上一个“后”字,这和西汉、东汉以及北宋、南宋是一样的。

4.皇帝的坟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陵”?

陵的本义为山,古代君王为了显示自己的崇高地位,墓葬也要修得像山一样。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先生介绍,我国最早的君王墓葬都是统称为墓的,陵作为君王墓葬的专用称谓,起源于战国时期。《史记·世家》有载:“赵肃侯十五年经营寿陵。”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以陵为名的君王墓葬。到了战国末期,陵被用来指称君王墓葬已经是司空见惯,如《史记·始皇本纪》中记载:“秦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

生死之事在我国古人看来意义甚大,因此我国自古就有“厚葬以明孝”和“事死如事生”的传统思想。意思就是,厚葬先人可以表现后人的孝义,而且要像经营人生那样对待自己的死亡,所以很多君王从登基开始,就着手修建自己的陵寝。明朝的万历皇帝,还曾在自己陵寝竣工仪式上,于墓穴内大宴群臣。虽然这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但其地宫的规模和宏大,由此可见一斑。

唐朝开始,各代君王不再堆土成陵,而是直接依山建陵,也就是把山掏空,然后在里面修建陵寝。由于我国多山地,可以选取的奇山峻岭多不胜数,因此各代帝王陵寝都修建得气势宏大、磅礴威严,每一座都堪称建筑艺术佳品。如秦始皇陵、明十三陵、清西陵和定东陵等。这些陵寝的建筑,不仅包括地下部分(寝),地上部分(陵)也建造得奢华异常,其中尤其以慈禧的定东陵规模最为宏大,修葺也最为奢华。

最早时候的陵是为了纪念功德伟大的先贤,如黄帝陵和炎帝陵等,在他们建立功勋或者死亡的地方修建宫殿。这些宫殿的主要用途是后人对先贤进行祭奠,并不具备墓葬的功用,而且不会由生者进行修建。墓葬制度逐渐形成后,所有规格和名称有了具体规定,比如只有皇族的墓葬可以称为陵;文臣武将的墓葬称为冢,不为官的知识分子可以称为墓;农民、乞丐和奴隶等底层人民的墓葬,则只能称之为坟。

此外,墓葬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例外现象。比如,我国特有的两位圣人,即文圣孔子和武圣关羽,他们的墓葬被称为“林”。所以,山东曲阜有孔林,河南洛阳有关林,分别是用来纪念孔子和关羽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林,只是一种纪念的仪式,其中并不一定有死者的遗体,有的只是塑像、画像、衣冠和遗物等。

5.“二十四史”指的是哪24部史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指出,二十四史是我国历史上各朝代由官方编撰或认可的史书,内容多采用正史资料,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开始,到明朝崇祯皇帝为止,共计二十四部,故称“二十四史”。1921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徐世昌将《新元史》列为国学正史,从此二十四史变成二十五史,但这一做法并没有得到全国人的认可,于是有人把《清史稿》作为第二十五史。但也有史学家编纂史书的时候将《新元史》和《清史稿》都列入了国学正史,故而又有二十六史的说法。下面是这些史书的介绍。

《史记》,作者是西汉时的司马迁,其内容涉及我国远古到汉武帝元年的历史,时间范围约在三千年上下,现存《史记》为残卷。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编成此书,开始将书命名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史记》一名起源于三国时期,一直沿用至今。

《汉书》,作者是东汉时的班固。《汉书》涉及历史时间从汉高祖刘邦元年到王莽的新朝结束,原型是班固之父班彪所著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后来,班固入罪,死于狱中,《汉书》并没有完成。当时的汉和帝令班固的妹妹班昭续补《汉书》,她就成了《汉书》中“天文志”的作者,而班昭也因此成为二十四史作者中唯一的女性。

《后汉书》,作者为南朝宋(东晋灭亡后,南方建立的四个朝代“宋、齐、梁、陈”之一)时的范晔,其所涉及的历史时间从汉光帝刘秀建立东汉开始,到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前后共一百九十五年。《后汉书》内容为本纪和列传。后来范晔又与谢严合著《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和《州郡志》。可惜后来范晔被控谋反,谢严害怕受到牵连,将五志手稿全部烧毁,现存《后汉书》也就只有本纪和列传部分。

《三国志》,作者陈寿(三国时蜀国人,蜀亡入西晋),其内容主要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三国志》包括魏、蜀、吴三国,其中魏国和吴国已经有一些史料可供陈寿参考,但蜀汉政权没有设置史官一职,因此蜀国部分的内容由陈寿亲自采集编写而成。夏侯湛欲编写《魏书》,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自愧不如,将稿件全部销毁,同时代史学家受其影响,将《三国志》推为正史,流传至今。

《晋书》,由唐朝的房玄龄主持编纂,内容从司马懿开始,一直记录到晋恭帝,涉及整个晋朝,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过程。由于受政府资助,相关史料又比较丰富,所以《晋书》的成书过程仅用了三年。由于编著者多为文学家,因而《晋书》在史学界有“词藻华丽,内容不实”的评价。

《宋书》,作者是南朝梁朝的沈约,内容涉及南朝宋朝的六十年历史,成书基于何承天、徐爰等史学家的著作。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宋书》指的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的宋朝历史,而是在东晋灭亡后,南方建立起四个小朝代之一的宋朝,国姓为刘,开国者是刘裕,亡国者为刘凖。

《南齐书》,作者是南朝梁朝的萧子显,内容记录了南朝齐朝的二十三年短暂历史。梁朝国姓为萧,开国者是萧道成,亡国者是萧宝融,而本书作者萧子显就是萧道成的皇孙。

《梁书》,作者为唐代的姚思廉(实际上《梁书》是他与其父姚察两代人共同的劳动成果),内容从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到亡国皇帝萧方智,前后共五十六年。

《陈书》,同样是姚思廉和其父姚察两代人共同完成的著作,内容从开国皇帝陈霸先到亡国皇帝陈叔宝,前后共三十三年。

《魏书》,作者是北齐的魏收。《魏书》并非曹丕建立的魏,而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氏(后改为元氏)建立的朝代,史学界称为“北魏”。内容从鲜卑族的起源开始,截止到公元550年,东魏(魏后来分化为东、西两魏)被北齐所取代。

《北齐书》,作者是唐朝的李百药。北齐是北魏后我国北方建立起来的王朝,南朝的宋、齐、梁、陈四国书中,之所以要称齐朝为《南齐书》,就是为了区别这个北齐。本书记载了北齐前后二十七年的国运。北齐由武将高欢奠定国基,其子高洋立国,统治中国北方的东部。

《周书》,作者是唐朝的令狐德棻(“棻”音同“分”)。北周是北魏之后建立起的朝代,前后二十四年国运,由武将宇文泰奠定国基,其子宇文觉立国,史称北周。

《隋书》,由唐朝的魏徵主持编修,内容涉及隋朝的三十一年历史。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后周,建立隋朝,但隋朝很快就消亡了。

《南史》,作者是唐朝的李延寿,内容涉及南朝宋、齐、梁、陈四个小朝代的历史。

《北史》,作者也是李延寿,内容涉及北朝魏、齐、周、隋四个朝代的历史。

《旧唐书》,由后晋刘昫主持编修,内容记录了唐朝的兴衰史,是我国现存最早系统记录唐朝历史的典籍,为后晋皇帝石敬瑭下令编修。

《新唐书》,由北宋欧阳修、宋祁等编纂。《新唐书》和《旧唐书》相比,更加完善,尤其是在典籍律法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旧五代史》,由宋朝的薛居正等编著,记录了唐朝之后的五个小朝代历史,分别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唐宋之间的五十三年中,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上述五个朝代;这五个朝代之后,我国内地还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十个小国,它们的历史也是《旧五代史》的主要内容。而这段历史被称为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割据自治。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属于欧阳修私人编写的正史。和《旧五代史》相比,《新五代史》打破了一国一记、一朝一史的格局,改为采用南北两条线索,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历史发展的过程。

《宋史》,由元朝的宰相脱脱主持编修,内容为宋朝的整个发展历史。本书是在宋朝的《国史》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辽史》,也是脱脱主持编修,内容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耶律氏建立的辽国兴衰过程,其中包括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辽国前后有二百年的国运。

《金史》,还是脱脱主持编修,内容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的兴衰过程。金国前后有一百一十九年国运。

《元史》,宋濂根据明太祖朱元璋的命令主持编修的,内容为元朝的兴衰灭亡史,是我国现存最早和最系统的记录元朝历史的典籍。

《明史》,由清朝的张廷玉主持编写,内容记录了朱元璋到朱由检的二百七十六年明朝历史。该书编纂从顺治年间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前后超过九十年,其工程之浩瀚、内容之繁杂,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由于清朝实行极端的专制统治,编纂者无法完全按照史学家的观点和思想编写《明史》,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的影响。但是,《明史》虽然有很多不足,仍不失为史学巨著。

《新元史》,作者为民国的柯劭忞(“忞”音同“民”),主要记述的是元朝历史,但比《元史》要丰富很多。比如,《新元史》加了成吉思汗之前的部分蒙古历史,以及元顺帝后人的部分历史。此外,《元史》中的一些错误内容和观点,在《新元史》中也有所改正。

《清史稿》,北洋政府设立专门的编修部门,由赵尔巽主持编修的史书。本书记载了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1911年清朝覆灭,前后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清史稿》是未定稿,由于当时的局势不稳定,赵尔巽先生又年迈多病,所以匆忙刊印了此书。

6.“三通四史”从何而来?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先生介绍,“三通四史”是从七部史学著作的名字而来,其中三通指的是唐朝杜佑撰写的《通典》、宋朝郑樵撰写的《通志》和元朝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四史指的是西汉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宋朝范晔撰写的《后汉书》和西晋陈寿撰写的《三国志》。

《通典》,成书于唐朝贞元十七年,作者杜佑,其内容起于三皇五帝时期,终于天宝末年。它是我国首部最具价值的典章制度专著,其中对政治、经济、军事和历法等方面都有详尽记载,为后世史学界提供了系统全面的史料。

《通志》,作者郑樵,记载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时期,截止于隋朝。它是我国优秀的以人物为线索的史学著作,尽管史学界将其列入典章制度政治书籍,这一光辉仍无法掩盖。《通志》一书内容达二百卷之多,历时五十年完成,耗尽了作者毕生心血,也是中国史学宝贵的财富。

《文献通考》,记载范围从上古时期一直到宋朝嘉定末年,是我国历史上继《通典》和《通志》之后,又一部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文献通考》以《通典》和《通志》为基础而成,内容更加完善和严谨,对于很多史学事件、人物和观点都有更加深刻的阐述,因此史学界很多人都认为《文献通考》是《通典》和《通志》的续作。

《史记》,纪传体史书的开山之作,作者司马迁,记载了从上古时期到汉武元年前后三千多年的历史,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哲学等各个方面。鲁迅先生对它的评价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人认为只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与之媲美,这两本书也因此被誉为“史学双璧”。

《汉书》,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就是说其内容记载起于西汉初年,截至新朝末年。《汉书》内容言辞工整,多用排比叙述,和《史记》平铺直叙的风格完全不同。此书编修过程一波三折,由班固和其父亲班彪及妹妹班昭三人完成。全书一百二十卷,八十余万字。

《后汉书》,也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内容为东汉一朝的兴衰灭亡,从王莽的新朝后期开始,一直到东汉末年三国初期,前后共一百九十六年的历史。它基本沿袭了《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但内容上又有了改动,比如加入了皇后纪,这是因为东汉一朝外戚摄政严重,前后共有六个太后听政。此外,范晔还在书中编入了“列女传”,记录了十七位女性豪杰。

《三国志》,是记录了我国魏、蜀、吴三国历史的纪传体国别史,内容起自从魏文帝元年,终于晋武帝元年,前后共六十年。受罗贯中先生的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影响,《三国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知名度较高,同时也是影响比较深远的史学著作之一。

7.何谓“正史”与“野史”?

正史是指由官方修订,至少是得到官方认可的纪传体史学著作,一般都是由学识渊博的史学大家主持编修,如《二十四史》就都属于正史。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先生表示,史官在我国古代是比较独立的官职体系,一般不受当朝统治者的管束,而且一般情况下史官记录下来的史料是不对当朝开放的,因此大多数史官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对统治者及其官员的言行都有比较客观和准确的记述。而在一个朝代灭亡后,这些史料通常就会流入下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手中,因此我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编写上个朝代国史的习惯。

正史一词最早见于《正史削繁》,著者是南朝时梁朝的阮孝绪。“正史”的基本释义为,以帝王传记为主体,配以宫廷和国家大事,主要由朝廷史官完成的史学著作。《隋书·经籍志》将《史记》和《汉书》列为正史之首;后世的《明史·艺文志》又将纪传和编年作为正史的标准;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以“二十四史”为正史,并规定日后正史需经皇帝御批才能生效,而此后的《新元史》和《清史稿》也被认为是正史。

野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内容多为私人编著。主要是不满于正史编修受到当时的政治影响,一些有责任感的史学家,便会选择以私人名义甚至是冒名编修一些史学著作,用来补充正史的空白或者理顺被正史扭曲的事实。所以,先期的野史比较可信,从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也比较可贵。但是由于这种做法缺少监督,后来野史的质量总体处在下降的趋势。由此,野史在后世学者眼中成为可信度较低的史学资料,加上戏说和文学作品等的影响,史学家想从野史中获得有价值史料的难度越来越大。

此外,史学界也有“稗官野史”的说法。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民间街头巷尾的议论,内容极其琐碎,但统治者为了了解民间舆论,还是设立了专门的采听人员,称为稗官,而由稗官记录民间言论、事件所成的史料,被称为“稗史”。由于稗是一种野草,稗史也被称为野史,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例如,鲁迅先生就对《明季稗史汇编》有较高评价。这部作品记录了清军入关后在扬州和嘉定屠城的荒蛮行径,而清廷作为《明史》的修订者,自然不会将此内容编入。而如果不是因为有野史的存在,今天人们很可能就不知道清军的残暴,反而被他们粉饰的仁慈假象所欺骗。

综合来讲,野史有两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一是编著者多为在野人士,或者是退隐的史官,或是被排挤下台的政客,内容多为正史的补充甚至是对正史的驳斥。这些史料不可能得到官方认可,甚至有些根本就是当朝禁书,更不可能被当朝定为正史,只能在民间流传,因此在传承上存在较大风险。当然,因改朝换代而政治影响减小后,野史也会被正史重新吸收或者部分吸收。其二,从内容量的大小和编修水平来看,野史要比正史略逊一筹。当然,这也是由于条件所限,毕竟,朝廷不会出资给那些反对者去著书立说,因此野史在当朝的影响力必然不及正史。

8.什么是编年体史书?

编年体是我国正史编纂的一种形式,书中内容主要以年、月、日为线索,沿着时间顺序展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一种与纪传体很不相同的正史编写形式。如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左氏春秋》),和具有史学双璧美誉之一的《资治通鉴》,都是用编年体形式写成的正史著作。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岳庆平先生介绍,编年体史书这种体例在我国始于周朝,是最古老的史书编写体例。它的成型是在公元前841年左右,由当时的周朝史官发明使用。《左传》是这一体例的集大成者,编年体史书的各种要素几乎全都涵盖在内,成为后世编写此类历史著作的范例。《隋书·经籍志》,更是将编年体史书誉为“古史”。东汉末年的荀悦在编年体史书的基础之上,还首创了断代编年体,就是选取一段历史,然后用编年体的形式进行编修。他的《汉纪》一书,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断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此外,编年体史书还包括纲目体、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东华录等。其中,纲目体以时间为线索;将历史时间单提出来,并分为大字小字(大字为纲,记录事件的索引;小字为目,详细说明历史事件),然后进行系统地叙述和分析总结。起居注是记录帝王言论、行为、居住、旅行的专著,属于皇家内著,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时政记是记录以宰相为首的权臣的言论,武则天时开始出现;日历是在起居注和时政记的基础上,通过史学家的再编排,按照编年体体例编成的史书;实录一般由皇帝授命,在国史馆的主持下,通过对先皇时起居注、时政记和日历的内容,以编年体形式编写的先皇时期的历史;东华录是清乾隆朝蒋良骥所创,基本综合以上所有的史料进行再编修。

9.什么是纪传体史书?

纪传体是一种编写史书的形式,通常正史都会采用这种体例。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进行基本的史实叙述。纪传体史书的最大特点是记叙了大量人物传记,并以此为主线,展开历史的演变过程和重要事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先生表示,纪传体著作基本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志、表几个部分。

本纪,是一种专门用来记录帝王人物的传记称谓,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所有帝王的传记都被称为本纪。但也有例外,一些人由于创建了一番霸业,比如楚霸王项羽,其传记称为《项羽本纪》。由于本纪中记载的各代帝王都是继承的关系,因此本纪都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反映了历史的演进和历史人物的命运及所处环境。这样一来,本纪作为纪传体史书中的编年要素,就起到了贯穿全书的作用,因此它在纪传体史书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世家,是专门用来记述诸侯的传记称谓。由于这些诸侯虽然有别于帝王,但同样是世代相传,所以取名为世家。世家一词最早应用于司马迁的《史记》,如《陈涉世家》、《留侯世家》和《晋世家》等。

列传,由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先使用。在《史记》中,除了帝王和诸侯的传记之外,其他人物的传记统称为列传。但是在司马迁之后,大多数史学家将诸侯的世家称谓取消,一并加入列传的行列。所以,在《史记》之后,列传也成为诸侯传记的称谓。此外,列传还用来记录少数民族及国外的历史,如《明史》中就有《四川土司列传》、《外国·日本列传》等。

书,主要记录各朝代典章制度。古人有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法律建设(用于规范政府和人民的行为,其作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宪法)。《史记》将记录各朝政治法律规定和建设的这部分内容的记载统称为“书”,后世的史学著作中称为“志”或“录”。

表,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是作者为了方便读者查阅、记忆和理解,用列表的形式对历史时间和事件进行归纳总结。后世在编修正史著作时,多有选用这种形式的。

纪传体史书的优点是,可以集中叙述某个历史事件和这个历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可以让读者更全面和轻松地了解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以便于总结历史教训,获得经验和智慧。但缺点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过于集中,往往出现同一个历史事件出现在不同人物传记中的情况。比如一个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如果其中每个人物都需要立传,无疑会造成大量的内容重复。

10.纪事本末体及其代表作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记述线索,并辅以时间和人物的史学著作。首先使用这种形式进行史书编著的人是南宋袁枢,其《通鉴纪事本末》也在后世中成为该体裁的优秀模本,开创了史书撰写的新篇章。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先生介绍,纪事本末史书和纪传体史书、编年体史书都不相同——纪传体史书是以人物传记为记述线索,辅以历史时间和重大事件;编年体史书是以历史时间为记述线索,辅以人物传记和重大事件;而纪事本末体史书则是以重大事件为记述线索,辅以人物传记和历史时间。荣新江先生还表示,相比于纪传体史书和编年体史书,纪事本末体史书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它能将历史事件比较全面和深刻地叙述清楚,角度比较客观和翔实,摆脱了编年体史书的零散性和纪传体史书的主观性。

纪事本末体的代表作是作于南宋时期的《通鉴纪事本末》,其内容涉及春秋末期的三家分晋,截至后周世宗柴荣,前后历时一千三百多年,是一部跨度较大、篇幅较长的历史巨著。该书内容大多取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撰写手法和表述方面都趋于纪事,这种形式是被后世学者所喜闻乐见的。为了方便读者查阅,该书作者袁枢将全书内容分为战国到秦统一天下部分、东西两汉部分、魏晋南北朝部分和隋唐五代部分。其中,每个历史事件都有从头到尾的详尽描述,为史学界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先河。

此外在后世中,明朝冯琦、陈邦瞻所撰写的《宋史纪事本末》,清朝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和李有棠的《金史纪事本末》等,都是纪事本末体的优秀典范。其中,《宋史纪事本末》记述了北南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内容兼及辽金两国;《明史纪事本末》成书于《明史稿》和《明史》之前,在当时有较大影响,内容为从朱元璋起兵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前后共二百九十二年的历史,选取整整八十个历史事件编为专题,并在其后注有作者的历史观点;《金史纪事本末》在清朝光绪年间与《辽史纪事本末》同时刊印,内容涉及辽国和金国的大小国事。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将各家观点统一列在历史事件后,工程量非常浩大,涉及的观点也非常之广。

当然,纪事本末体史书也存在一定的缺点。由于它是以重大事件为记述线索的,就难免使各个事件相对独立,而缺少了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有机结合,尤其是同一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其间必然存在着某些联系,这就为读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史学界认为,纪事本末体虽然存在缺点,但它却可以很好地补充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的不足,对展现完整的历史画卷作用十分重大。尤其是对于那些初学历史的人来说,从纪事本末体开始学习会比较容易上手,然后对纪传体或编年体史书研读,就能更容易、全面地了解历史。因此,史学界将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合称为我国古代史书撰写的“三大史体”。

11.国别体史书及其代表作

国别体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史书编著的形式,最早见于战国时左丘明编著的《国语》,书中记录了周穆王十二年至周贞定王十六年间的历史,内容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即八国国史。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介绍,《国语》一书据传是春秋时期的左丘明所著,基本参考《左氏春秋》而成,因此在史学界也被称为《春秋外传》。后来,西汉刘向将这一时期的史学著作进行整理,共编修了东周、西周、秦、齐、楚、燕、赵、魏、韩、宋、卫、中山共十二国国史,取名《战国策》,被视为国别史著作的典范。在后世中,晋朝陈寿所编写的《三国志》,同样也属于国别体史学著作的范畴。

《国语》一书所阐述的思想比较繁杂,由于作者注重事实,所以书中思想都是人物自己的思想。比如,书中的“鲁语”部分,主要阐述孔子的儒家思想;“齐语”部分,主要阐述管仲的法家思想;到了“越语”,又改为阐述范蠡的道家思想。从文学角度来看,《国语》一书在《左传》之下,但比起《尚书》和《吕氏春秋》,又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中最明显的特点是,作者能够巧妙地借人物言行反应史实。比如,著名的历史论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就是作者在“周语”中借召公之口说出的。

就文笔而言,《国语》也是非常讲究的。如“晋语”部分,描写优施鼓动骊姬陷害申生一节,声情并茂,文笔优美。此外,作者在描写朝会、宴席、辩论等大型活动时,甚至会加以对话描写,使读者在阅读史籍时好似身临其境。

《战国策》一书是国别体史书的集大成者,记载了公元前490年到公元前221年之间的历史,前后共计二百六十九年,被史学界认为是先秦时期成就最高的历史散文。这本书主要描写了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斗争,和各国国内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对于后世学者研究战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这本史学著作言辞优美,所记史实具有很强的寓言性,如我们熟知的“画蛇添足”、“亡羊补牢”和“狡兔三窟”等寓言故事,都出自该书。因此,《战国策》在集国别史之大成的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文学价值,被很多古典文学爱好者所推崇。

《战国策》成书过程比较坎坷,各朝代均有修补,但也多有遗失。北宋时期,《战国策》的内容已经严重遗失。于是,在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先生的主持下,对《战国策》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补修,使其中遗失的内容多有恢复。而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策》帛书,也对《战国策》的内容修复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国志》一书分别以魏、蜀、吴三国为体系进行历史记述,属于典型的国别体史学著作,关于此书,在“二十四史”一节中已有详解,在此不加赘述。

12.《周书》是记载周朝的史书吗?

二十四史中的《周书》,主要记载的是北周的历史,前溯至北魏。北魏是三国魏晋之后,我国北方第一个建立起来的朝代(春秋和战国只能称为时期,不能称为朝代),为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氏所建,于公元439年统一我国北方。公元534年,统一的北魏政权分裂为东西两魏。其中,西魏政权建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后来被宇文氏所取代,并于公元557年建立周朝,史称北周。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介绍,二十四史中的《周书》所记载的内容,就是北魏分裂后的西魏和后继的北周这两个时代的历史。

主编《周书》的人是唐初才子令狐德棻,他向唐高祖李渊提出修史的重要性,因为隋朝建立的时间较短,唐朝有义务修订北周和隋朝的历史。李渊听取了他的意见。直到贞观十年,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命令下,《周书》的编纂才得以完成。在《周书》之后,令狐德棻还分别主持编修了《晋书》、《南史》和《北史》等重量级史书。

此外,《周书》的体例比较特别,其中最大的特点是着眼于全局。《周书》不仅记录了与之相邻的北齐政权的历史,还记录了南方的梁朝和陈朝。因为这一点,《周书》的史学价值要高于《北齐书》、《梁书》和《陈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编者令狐德棻具有很丰富的史书编写经验,甚至可以将其称为职业史书编著者。

13.改元和改朝换代的区别

改元和改朝换代是不同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先生表示,想要理清改元和改朝换代的概念,就必须知道我国古代的纪年方法。我国古代最早、也是使用范围最广的纪年方法是干支纪年法,以十天干配以十二地支,六十年为一个循环,即一甲子。这一纪年法再配以二十四节气,就可以准确地预测出适宜农耕的时间,后来人们还以此决定出行、婚嫁、破土等的时间。而官方实行的则是另一套纪年法,就是帝号纪年法,即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称号,登基第一年称元年,第二年称二年,以此类推,比如明崇祯皇帝登基第一年称为崇祯元年,第二年就称为崇祯二年。也有的皇帝,会在自己统治期间更换年号。而改元,就是皇帝登基或在位期间更改年号。

改朝换代是指推翻一个朝代。由于中国古代施行的是皇权世袭制,所以改朝换代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更换国姓。比如唐朝的国姓是李,因此被称为李氏王朝或李世江山、李唐等;而到了宋朝,国姓就变成了赵,就称为赵氏王朝或赵氏江山、赵宋等。

我国最早的皇帝年号使用者是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1年即位,即位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40年,称为建元元年,而没有采用干支纪年法或公元纪年法。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间,共改用了十一个年号,可见在当时,皇帝年号的使用还没有得到规范。同时,我国周边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也都相继学习使用皇帝年号纪年法。

我国历史上纪年的帝号通常由两个字组成,也有少数是四个字,而三个字则更为少见。武则天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皇帝,也是使用年号最多的人。据史学家统计,她在位二十一年间,共使用年号十八个,几乎是一年一换。由于年号基本相当于用一个名字作为纪年,所以不可能永远不变,所以我国历史上的皇帝年号可谓五花八门,繁乱不已。

综合来讲,皇帝更换年号,无非以下几种原因:其一,不满意自己正在使用的年号;其二,新皇帝登基;其三,原来的朝代被推翻;其四,皇帝逐渐成为傀儡。其中,推翻前朝是更换年号最彻底的原因,那些改天换日的开国者,自然没有道理继续使用前朝皇帝的年号,因此建国时就会更换新的年号。

改元一般是在一个朝代内进行,最常见的就是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而为了表现对老皇帝的怀念,显示新皇帝的孝义,一般新皇帝年号的元年,都要等到老皇帝死后的第二年才开始。

由于年号的混乱为社会带来了很多不便,故明清以后,各朝代的皇帝无论在位多少年,都使用一个年号,终始相接,非常有序,而且帝号纪年也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得到了规范。比如,清朝的爱新觉罗·玄烨,居皇帝位六十一年,也只用了康熙一个年号。年号最终成为一种帝制政体的象征,比如后来倒行逆施的袁世凯,在恢复帝制时不忘年号,定年号为“洪宪”。

14.我国历史上一共有多少位皇帝?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先生表示,由于数据不统一,史学界对于我国历史上共有多少位皇帝的说法也并不确定。从公元221年秦始皇称始皇帝开始,到1912年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我国君主专制政体一共延续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其中皇帝人数可以确定的是:秦朝两位,汉朝三十一位,三国十一位,晋朝十六位,五胡十六国七十八位,南北朝五十九位,隋朝三位,唐朝二十二位,五代十国五十五位,宋朝十八位,金、辽、西夏三十五位,元朝十八位,明朝十六位,清朝十二位,共计四百零八位。

另据统计,历史上还有未在位的皇帝七十三位,这是他们的后世成为皇帝后追封的。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十分寒微,父母、亲人大多是病饿而死,但是他称帝后,还是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追封为皇帝,也都计入了史料;再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司马懿,在世时都是权倾天下的大臣,他们的后世称帝后,也都将他们追封为皇帝。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的皇帝共二百五十一人;农民起义自封为帝王的有一百一十三人;武装割据政权称帝的有六十二人;还有在民国期间称帝的袁世凯。如此统计下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皇帝大约在五百人以上。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这还仅仅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的统计数据。如果再算上之前的三皇五帝、夏朝、商朝、周朝,皇帝的数量还要多出很多。由于这一时期主要实行分封制,名义上大一统的国家实际上是由若干个小国组成,每个小国的统治者都相当于皇帝,按照属国和爵位的不同,史料上共计有帝六十位,王一百二十一位,公二百一十七位,侯二百三十三位,再加上秦始皇之后的皇帝,总计要超过一千位。

造成这种纷乱的主要原因,是各种史料的口径不一。比如,秦朝史料记载,秦二世胡亥死后,他的儿子子婴即位,即为秦三世,但其他各方史料的记载却只将子婴称为王,而非皇帝;再比如,汉少帝刘恭在位期间,实际上由吕后操控朝政,皇后成为国家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年号改为高后纪元;即使到了共和国之后的1982年,四川巴中地区还有一位叫作张清安的先生,忽然称帝,建号“正坤元年”,但很快被公安机关擒获。

1996年,国防大学整理出版了《中国皇帝史》。其内容包括秦始皇之后到清末的历朝皇帝,共计三百五十二位,其中包括大一统时期的皇帝一百四十六位,以及武装割据政体下的皇帝二百零六位,其中割据状态下的皇帝,主要出现在汉末的三国、晋末的南北朝和唐末的五代十国。现今的史学界基本采用这种观点,各类史学著作也多承认其统计数据。

15.汉字是如何演化过来的?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也是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当然,汉字也有它不断变化的历史。从整个过程来讲,汉字的发展共分为前后七个阶段,分别为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岳庆平先生介绍,也有观点认为还要加上简化之后的楷体字,因此汉字的发展也有八个阶段的说法。

甲骨文,就是凿刻在乌龟壳或者动物骨头上的文字。我国现存最早的甲骨文出现在殷商盘庚时期,内容经过考证多为“卜辞”,及祭祀或祈福时使用的话语,此外也有极少的部分为“记事辞”。甲骨文主要是象形字和会意字,比例能够占到甲骨文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余下的部分为形声字(形声字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就更近了一步)。不过,甲骨文的字形非常不稳定,相同意义的字在刻画后很可能样貌完全不同,这说明当时的文字使用并没有统一规范,书写过程中的出入比较大。

金文,这个阶段的文字主要铸造在金属器皿上,故有“金文”之称。当然,这里所说的金属器皿,是以青铜器为主。我国现已出土的文物中,最早的金文器物是在商代,但这一时期的金文器物比较少见。到了西周时期,金文在出土文物中就已经屡见不鲜了,而且金文的成字已经以形声字为主。

篆书有大篆和小篆之分。大篆,是汉字进化过程中的又一里程碑。相传大篆是周朝史官史籀(“籀”音同“皱”)所创,实际上是此人对汉字进行了人为的革新,周宣王时期的“石鼓文”,就是这一阶段文字的代表作。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字体也足够工整,甲骨文出现之前,“石鼓文”一直被认为是我国最古老的实物文字。小篆,由大篆简化而来,相传为秦朝宰相李斯整理归纳。较之于大篆,小篆的字体结构更加简洁,笔画更加顺畅,尤其是对偏旁和字根的总结,使这一阶段的文字字形比较固定,使用范围也明显加强,对汉字的进步有重大贡献。

隶书,比小篆更为简洁,尤其是在写法上比较随性。相传是一个叫作程邈的犯人在狱中所做,主要是对当时已经形成的隶书进行收集,然后敬献给了秦始皇。秦始皇大悦,不但赦免了程邈的罪责,还将他提拔为官。

楷书,是对隶书的再规范。由于隶书在书写上比较随性,所以相同文字的写法容易出现偏差。汉朝以后,盛行楷书,及时地将汉字的写法重新作了规范。

草书和行书是建立在楷书基础之上的,行书就是快速写作的楷书,因此只是在写法上存在不同。楷书要求是一笔一画,横平竖直,而行书则可以适当地进行连写,在不破坏楷书整体美观构架的情况下,尽量加快书写速度。一般来讲,楷书和行书没有太大的区别,认识楷书写法的人,也一定认识行书的写法。但草书就有所不同了,由于它书写速度过快,所以虽然和楷书、行书同写一字,但形体上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学习,很难辨认草书写的是哪些字。当然,草书的书写并未因书写速度而影响汉字的美观,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饮中八仙”之一张旭,擅长的正是草书写法。

汉字的演变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然演变,二是人为改革。自然演变是因为不同事物的出现,需要出现相应的文字来代表,而一些事物的消逝,又会使一些文字远离人们的视线。相比之下,人为改革能够更显著地推进文字进化,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简体字运动,就使原本复杂难写的文字变得简单明了。简体字的改革无疑使学习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极大地刺激了汉语言文化的学习和传播。

16.中国历史中朝代的排序

朝代是我国历史的主要排序方式,因为中国人存在着强烈的朝代意识。而新的朝代都是建立在旧的朝代之后,要么来自继承,要么来自推翻后的再建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岳庆平先生表示,秦始皇扫平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我国历代君主开始具有大一统意识,凡有所作为的皇帝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所以我国的历史虽然分分合合,但总体而言还是大一统。

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我国历史可以分为三皇五帝时代、夏朝、商朝、周朝、秦朝、汉朝、三国时期、晋朝、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宋朝、辽国、西夏、金、元朝、明朝、清朝、中华民国。

三皇五帝,存在于约公元前2070年以前,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实际上,这就是原始部族社会时期,由于当时没有文字或者目前还没有发现当时的文字,所以我们只能从一些器物和化石来推断当时的状况,而史料所记那时的历史,多为人口相传的故事。

夏朝,约前2070∼前1600年,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由大禹的儿子启建立,是我国历史上帝王性质从领导服务者到统治专权者的转变。

商朝,约前1600∼前1046年,建国者商汤,都城在亳(今河南商丘)。

周朝,约前1046∼前221年,周武王姬发建国。其中,前1046∼前771年为西周,都城在镐(“镐”音同“浩”)京(今陕西西安);前770∼前221年为东周,第一任皇帝是周平王姬宜臼,都城在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又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春秋起止时间为前770∼前476年;战国的起止时间为前475∼前221年。

秦朝,前221∼前206年,秦始皇嬴政建国,都城在咸阳(今陕西咸阳)。

汉朝,前206∼220年,汉高祖刘邦建国。其中,前206∼8年为西汉,都城在长安(今陕西西安);9∼23年为新朝,由王莽建立,都城也是长安;更始帝刘玄(23∼25);25∼220年为东汉,由汉光武帝刘秀建立,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

三国,以曹魏为正统,时间起止为220∼265年,建国者为魏文帝曹丕,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蜀汉政权起止时间为221∼263年,刘备建国,都城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孙吴政权起止时间为222∼280年,孙权建国,都城在建业(今江苏南京)。

晋朝,265∼420年,开国者为晋武帝司马炎。其中,265∼316年为西晋,都城在洛阳(今河南洛阳);317∼420年为东晋,第一任皇帝是晋元帝司马睿,都城在建康(今江苏南京)。

十六国,304∼439年,北方先后建立的十六个小的国家。前赵,刘渊建国,初以“汉”为国号,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304∼318年),后改国号为“赵”,都城迁至长安(今陕西西安,319∼329年);成汉(306∼347),李雄建国,都城成都(今四川成都);前凉(314∼363),张寔(“寔”音同“疑”)建国,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后赵(319∼351),石勒建国,都城襄国(今河北邢台);前燕(337∼370),慕容皝(“皝”音同“晃”)建立,都城龙城(辽宁朝阳);前秦(351∼394),苻健建立,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后秦(384∼417),姚苌(“苌”音同“常”)建立,都城也是长安;后燕(384∼407),慕容垂建立,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州);西秦(385∼431),乞伏国仁建立,都城苑川(今山西榆中);后凉(386∼403),吕光建立,都城略阳(今甘肃平凉);南凉(397∼414),拓跋乌姑建立,都城西平(今青海西宁);南燕(398∼410),慕容德建立,都城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凉(407∼421),李暠(“暠”音同“浩”)建立,都城酒泉(今甘肃酒泉);胡夏(407∼431),赫连勃勃建立,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北燕(407∼436),高云建立,都城和龙(今辽宁朝阳);北凉(397∼439),沮渠蒙逊建立,都城张掖(今甘肃张掖);冉魏(350∼352),冉闵(“闵”音同“敏”)建立,都城邺城(今河北临漳);西燕(384∼394),慕容泓建立,都城长子(今山西长治);西蜀,也称后蜀(405∼413),谯纵建立,都城益州(今四川成都)。

南北朝,420∼589年。其中南朝有——宋(420∼479),刘裕建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齐(479∼502),萧道成建立,都城建康;梁(502∼557),萧衍建立,都城建康;陈(557∼589),陈霸先建立,都城建康。北朝有——北魏(384∼534),拓跋珪建立,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迁至洛阳(今河南洛阳);东魏(534∼550),元善见建立(这里的元氏是从拓跋氏改过来的),都成邺城(今河北临漳);北齐(550∼577),高洋取代东魏建国,都城邺城;西魏(535∼556),元宝炬建立,都成长安(今陕西西安);北周(557∼581),宇文觉取代西魏建国,都城长安。

隋朝,581∼618年,开国者是杨坚,都城在大兴(今陕西西安)。杨坚是北周的大将,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后,统一全国。

唐朝,618∼907年,开国者是李渊,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

五代十国,907∼960年,先后并列有:后梁(907∼923),朱晃建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后唐(923∼936),李存勖(“勖”音同“续”)建立,都城洛阳(今河南洛阳);后晋(936∼947),石敬瑭建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后汉(947∼950),刘暠建立,都城汴梁;后周(951∼960),郭威建立,都城汴梁;前蜀(891∼925),王建建立,都城成都(今四川成都);后蜀(925∼965),孟知祥建立,都城成都;吴国(892∼937),杨行密建立,都城扬州(今江苏扬州);南唐(937∼975),李昪(“昪”音同“变”)建立,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吴越(893∼978),钱镠(“镠”音同“刘”)建立,都城杭州(今浙江杭州);闽国(893∼945),王审知建立,都城长乐(今福建福州);楚国(896∼951),马殷建立,都城长沙(今湖南长沙);南汉(905∼971),刘龑(“龑”音同“眼”)建立,都城兴王府(今广东广州);南平(907∼963),高季兴建立,都城荆州(今湖北荆州);北汉(951∼976),刘崇建立,都城太原(今山西太原)。

宋朝,960∼1279年,赵匡胤为开国皇帝。其中,960∼1127年为北宋,都城在开封(今河南开封);1127∼1279年为南宋,都城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第一任皇帝是赵构。

辽国,907∼1125年,耶律阿保机为开国皇帝,建都上京(遗址在今内蒙巴林左旗)。

大理,937∼1254年,段思平建国,都城为太和城(今云南大理)。

西夏,1032∼1227年,元昊建立,都城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

金,1115∼1234年,完颜阿骨打建立,有会宁(今黑龙江阿城)、中都(今北京市)和开封(今河南开封)三座都城。

元朝,1206∼1368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建立,都城为大都(今北京市)。

明朝,1368∼1644年,朱元璋建立,都城为金陵(今江苏南京),后被朱棣迁至北京(今北京市)。

清朝,1616∼1911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建立,建都盛京(今辽宁沈阳),后迁至北京(今北京市)。

中华民国,1912∼1949年,孙中山建立,定都南京。

17.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和最长的皇帝

在我国历史上,朝代的更迭可谓司空见惯。一些野心勃勃的权谋之士,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争相粉墨登场,即使是那些处于大一统时期的皇帝,在位时间也不乏极短暂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表示,由于我国古代君主专制社会的统治权为终身制,所以继任的皇帝只能等到在位皇帝去世之后才能继承大统。这种继承制度当然存在很大弊端,比如隋炀帝杨广,为了继承皇位,居然不惜身负弑君杀父的滔天罪名。

据史料记载,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清朝的康熙。由于其父顺治皇帝早亡,康熙八岁即位。登基之初,由四位顾命大臣辅政,而康熙十六岁亲政后,其祖母孝庄助其除掉权臣势力,从此康熙开始执掌朝政。之后,康熙撤三藩、平叛乱、战沙俄、收台湾、稳定边疆少数民族等,六十九岁驾崩,在位时间长达六十一年。实际上,他的孙子乾隆有望打破这一纪录,但是乾隆对康熙非常尊重,为了使自己在位时间不超过康熙,他在接近康熙的在位时间后,下诏退位,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嘉庆。所以,虽然乾隆实际上比康熙的统治时间长,但名义上还是康熙在位时间最长。

另据统计,我国历史上在位不足一月的皇帝有十余位,如东汉废帝刘贺、明朝光宗皇帝朱常洛、唐恭宗殇皇帝李重茂等。由于新皇帝即位后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建元立号,所以凡在位时间不能到第二年的皇帝,都无法建立国号。

但说起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还要首推金朝末帝完颜承麟,因为他在位的时间不是不足一月,而是不足一天。1233年,金朝统治已经是风雨飘摇,哀宗完颜守绪被蒙宋联军追赶至蔡州(今河南汝阳)。完颜守绪还没有站稳脚,蒙宋联军已经将蔡州城包围,在此危急形势下,哀宗便要传位给当时的兵马元帅完颜承麟(于匆忙之中举行了传位仪式,称为金末帝)。与此同时,南宋军队已经攻入城内,哀宗见大事已了,旋即自杀身亡,而完颜承麟最终也未能逃脱,逃亡时死于乱军之中,成为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18.中华民族姓氏的起源

我国先秦时期,姓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有的,而是一种身份贵贱的象征。由于当时的社会属于奴隶社会,奴隶主有姓氏很自然,但奴隶却是没有姓氏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我国历史从奴隶社会转型到君主专制社会,姓氏才逐渐失去其象征身份的意义。但在这一历史时期,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姓氏,大部分人都只拥有一个代号而已,并没有姓氏的概念。姓氏文明在我国取得大发展的功绩,要归于秦始皇——在他的统治时期内,对天下百姓进行了大统计,自此人们逐渐开始重视姓氏。

我国最早的姓氏出现于贵族统治阶级,时间大概在夏商两代。集权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势力辐射范围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这就是最早的分封制,而我国姓氏的大爆发,也就在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先生表示,分封就相当于分家,而分家就等同于分姓。所以,原本统一的皇姓从此开始分裂,情况最普遍的是用封地作为姓氏,比如,辅佐周武王平定天下的姬奭(“奭”音同“是”),因功分封在召地(今陕西岐山西南),他的后代便以邵为姓;再比如同样辅佐周武王的姜尚,因为封地在齐(今山东),所以他的后人中也有以齐为姓的。

而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是,天子和诸侯的子嗣会越来越多,这就势必导致需要封地的人越来越多。当然,因此而形成的新姓氏,也会随之越来越多。秦始皇之后,姓氏的出现原因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其中有以官职为姓的,如司马氏、太史氏、司徒氏等;也有以现任国号为姓的,如唐、夏、殷等;还有以先人谥号为姓的,如庄、穆、武等;更有以职业为姓的,如陶、屠、巫等。这样一来,就使得姓氏的出现方式越来越多,而姓氏也就越来越纷繁。

到目前为止,我国究竟有多少个姓氏已很难统计,而经常提到的“百家姓”,实际上也仅仅是一个虚数,因为我国的姓氏绝不仅仅只有一百个。据史料统计,我国姓氏在唐朝时,就已经突破了三千,而姓氏只要出现,即使无人再使用,也需要记录在史册。此外,随着大一统时代民族融合的不断加深,大量少数民族姓氏也开始加入到我国姓氏体系中,比如元朝姓孛儿只斤氏和清朝姓爱新觉罗氏等,所以姓氏只会越来越多。

19.《史记》为什么是二十四史之首?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开创了后世纪传体史学著作之先河,其余全部二十三部史书,都是不同程度仿照《史记》而成,故人们将《史记》称为“二十四史之首”。《史记》记载了上至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下到汉武帝初年,前后三千多年,共计一百三十卷,五十余万字,全部由一人一手完成。由于当时的信息获取和书写、修改手段极不发达,所以这部著作耗费了作者大量的心血和时间。

并且,司马迁在著书过程中还要时刻准备应付现实政治的斗争。由于出身史学世家,具有很强的历史感,所以他所著内容多数从事实角度出发。比如针对李陵事件的态度,司马迁坚持认为其投降是走投无路的权宜之计,而且大将军李广利要负一部分责任。但汉武帝坚持认为李陵是投敌叛国,旋即将其钦定为汉奸,即谓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汉奸,不仅将李陵家族满门抄斩,还对司马迁施以宫刑。

全面系统是《史记》最为人称道的亮点之一。由于古代社会“士农工商”的阶级意识强烈,大部分史书都只是记录政治、军事、经济和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而《史记》则从整个时空的角度俯瞰社会,力图为后世读者呈现出一幅无比鲜活和全面的历史画卷。因此,司马迁在作《史记》时,不仅对政治、军事、经济和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书写,还对社会底层人群详加描述,比如游侠、医生、商人等草根角色,在《史记》中有很多体现。

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具有很浓烈的人文关怀,他在叙述事件的时候,总是保持着“以人为本,依人载事”的态度,把人的复杂性和独立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不是以一家史学观点,将一人的爱憎喜恶强加到历史人物身上。比如,楚霸王项羽,由于他是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抢夺江山的主要人物,所以在汉朝时,项羽显然是个“反面人物”。但司马迁却给予了项羽充分肯定,以“失败的英雄”为主调展开人物和事件描写,既阐释了他的残暴,也书写了他的勇武。

综合来讲,《史记》的历史地位和史学价值在于,在它出现之前,没有更早、更真实、更系统和时间跨度更长的史学著作。此外,《史记》的价值不仅限于史学,在文学和哲学方面同样都有很高的建树。比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等,都是出自《史记》一书,而鲁迅先生也曾盛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由此,我们足以看出《史记》的历史地位之高。

20.为什么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司马昭是三国时魏国的大臣,其父司马懿是魏国大将。魏明帝曹叡死后,司马懿和曹爽成为辅政大臣,但此二人的矛盾逐渐激化,后来经过激烈斗争,司马懿将曹爽党羽扫荡干净,从此权力大增,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再也没有人能够与之抗衡。司马懿死后,他的长子司马师废除魏齐王曹芳,另立曹髦为帝,成为他手中的傀儡皇帝,而他自己的权力基本已经相当于皇帝。司马师死后,权力转移到他的弟弟司马昭手上,司马氏的势力更加如日中天。

而魏帝曹髦不甘心做傀儡,眼见司马昭的势力一天大过一天,把与其政见不同的大臣打压下去,忠于自己的大臣更是越来越少,曹髦明白,司马昭迟早有一天会篡权。于是,曹髦召集了自己的心腹大臣,对他们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这种情况下,曹髦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死一搏,并最终决定动手杀掉司马昭。大臣中有人劝谏曹髦,认为司马昭权势熏天,即使要除掉他也需从长计议,如果贸然行动,只能陷自己于不利之地。

但是,曹髦年轻气盛,而且面对司马昭的强大势力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铤而走险。于是他带领侍卫在宫廷中伏击司马昭,希望能一举将他刺死。260年夏,洛阳城黑云压城,大雨滂沱,魏帝曹髦身披金甲,伫立在雨中陈述司马昭之恶行,而他的亲信卫队数百人则列队整装,准备随其杀入军营斩杀司马昭。

当时,侍中王沈、尚书王经和散骑常侍王业前来阻拦,谏言曹髦的行为计划不周,时机不当。或许是曹髦多年受辱的缘故,明知不可为,但依旧为之,于是命人将三人赶走。尚书王经死谏曹髦,认为司马氏掌控朝政已久,想要将其剿灭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曹髦对王经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今日宁愿事败身死,也不愿再受天下人耻笑,坐等司马昭谋篡曹氏江山。”随后,曹髦撇下三人,率领众人涌向宫外。王沈和王业眼见大势已去,为求自保只好前去司马昭处告密。临行前他们叫尚书王经同去,王经仰天哀叹,对他们说:“自古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事已至此,唯有一死以谢大义。”

最先得到消息的是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伷”音同“皱”),此人带兵入宫,刚好迎头碰上曹髦的队伍。曹髦积怨已久,眼见来人是司马伷,带领众人就是一通冲杀。司马伷被杀得丢盔弃甲,奔逃保命。曹髦旗开得胜,一时军心大振,队伍浩浩荡荡地继续前行。而事实上,也难怪王沈和王业叛变,此二人前去告密还未出宫,司马昭已经通过宫内耳目得到消息,并派出军队前往皇宫。双方在宫门处展开对垒。

曹髦的队伍和司马昭的军队刚一接触,很快溃败下来。曹髦看着本属于国家的军队杀向自己的队伍,出于愤怒,只身仗剑冲入军阵,边砍边喊道:“我是天子,拦我者死!”众军士见是天子,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曹髦趁机重整部队,带头冲入司马昭的军阵。此时,洛阳城已经大乱,或者说北方已经大乱,各方势力纷纷露出水面,而密切关注局势的司马昭也是焦急不已。知道战场陷入胶着状态之后,司马昭随即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命令他在战场上直接将曹髦刺死(曹髦的命运就此被决定)。当天傍晚,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到现场后派成济出手,将曹髦刺死。

曹髦死后,他的队伍随即溃散,王沈和王业因为“举报”有功,得以在朝廷继续为官,农民出身的尚书王经,却与其母一起被司马昭处决。司马昭在事后假惺惺地跑到皇宫,伏在曹髦的尸体上哭了一通,然后又下令斩杀了刺杀曹髦的成济,并以弑君之罪诛灭其九族。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先生表示,曹髦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亲自上阵斩杀权臣的皇帝,所以,虽然最终他以失败告终,但史学界对他还是褒扬者居多。历史上真实的曹髦知书达理,谨言慎行,温文尔雅,能力出众,年纪轻轻就能够熟读“四书五经”,纵谈古今。此外,曹髦在绘画、书法和文学方面也有较高造诣,其作品在后世被收藏者视为珍品,光辉经久不息。

当时,钟会评价曹髦:“文同陈思(建安七子之一),武类太祖(即曹操)。”曹髦登临帝位后,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但曹氏江山大势已去,曹髦也无力回天,血染宫墙是他最无奈的选择,也是身为曹操子孙最后的解脱。他的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虽然在后世广为流传,但又有几人能够真正体会其中况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