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近代以来的国际舞台与地缘政治
中东作为东半球的地理中心所在，可谓联结印度洋与大西洋的桥梁和纽带，自古以来便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通道。黑海与爱琴海之间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苏伊士运河、红海与亚丁湾之间的曼德海峡、阿曼湾与波斯湾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两洋三洲五海的世界”之特殊位置，赋予中东在东西方交往的历史长河中长期扮演极其重要的地缘角色。爱琴海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无疑融入了中东古代文明的诸多元素。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罗马世界的扩张、丝绸之路的繁荣、阿拉伯人的征服、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和奥斯曼帝国的圣战，皆曾在中东传统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世界的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历史步伐，中东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
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埃及，首开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于中东伊斯兰世界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先河。在殖民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辽阔疆域成为西方殖民列强蚕食和瓜分的“东方遗产”，恺伽王朝统治下的伊朗则是英国与沙皇俄国所瓜分的势力范围，往昔如日中天的古老帝国已成日薄西山之势，风雨飘摇。至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奥斯曼苏丹之历经六百年的统治基业灰飞烟灭。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中东的古老土地释放出崭新的活力和生机，一系列新兴国家相继登上历史的舞台，争奇斗艳，异彩纷呈。随着诸多主权国家的建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殖民主义时代亦宣告终结，中东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明显提高。
1945年，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开罗签署协议，成立阿拉伯国家联盟。随后加入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包括北也门（1945年）、利比亚（1953年）、苏丹（1956年）、摩洛哥（1958年）、突尼斯（1958年）、科威特（1961年）、阿尔及利亚（1962年）、南也门（1967年）、巴林（1971年）、卡塔尔（1971年）、阿曼（1971年）、阿联酋（1971年）、毛里塔尼亚（1973年）、索马里（197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76年）、吉布提（1977年）、科摩罗（1993年）。阿拉伯国家联盟设有成员国组成的议会和秘书长，总部设在开罗。1960年，联合国承认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地区性国际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目的是寻求成员国在卫生、经济、文化、社会事务、交通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协调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不干涉成员国的主权和内政。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后，阿拉伯国家联盟宣布共同抵制以色列，规定成员国不得与以色列媾和。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联盟支持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埃及抗击英法以三国入侵和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支持北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与英国进行斗争，尤其是支持巴勒斯坦的解放运动。然而，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之间存在明显的贫富差异和尖锐的政体对立。冷战时代，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形成保守的亲美国家与激进的亲苏国家的矛盾。1979年，阿拉伯国家联盟大多数成员国反对埃以单独达成和解，取消埃及的成员国资格，总部迁往突尼斯，中断与埃及的外交关系。1989年，阿拉伯国家联盟重新接纳埃及作为成员国。1980—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联盟大多数成员国支持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却支持伊朗，阿拉伯国家联盟内部再度面临危机。90年代，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叙利亚的马龙派基督徒和苏丹南部达尔富尔地区出现非阿拉伯化的分离倾向。
阿盟驻开罗总部大楼
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埃及军车穿过苏伊士运河大桥
20世纪前期，英国和法国是在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西方国家。中东地处英国与印度之间，构成连接英国与印度的生命线，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长期控制埃及、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则是法国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阿拉伯世界诸国摆脱英国和法国的殖民统治，相继独立。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在中东地区展开角逐，进而取代英国和法国成为操纵中东事务的超级大国。此间，美国与土耳其、伊朗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并试图拉拢阿拉伯国家。然而，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导致阿拉伯国家普遍持亲苏倾向。自1955年起，苏联不断向阿拉伯世界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进而与诸多阿拉伯国家建立密切的外交关系，直至在阿以冲突中明确支持埃及和叙利亚，两伊战争期间同情伊拉克。1978年戴维营会议以后，美苏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明显的变化；埃及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苏联在中东的影响急剧下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美国在包括巴以和谈、海湾战争、伊拉克武器核查诸多问题上开始采取合作的态度。伊朗原本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盟友；1979年巴列维王朝覆灭后，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急转直下。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将海湾国家推向美国的怀抱。进入90年代，美国的势力和影响逐渐渗入苏联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与此同时，俄罗斯重新调整中东政策，尤其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外交关系，扩大经济和军事交往，试图遏制美国在中亚和高加索的渗透。
在苏伊士运河航行的美国航母
中东地区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石油资源。目前中东地区的石油储藏量约占世界石油储藏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石油年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世界石油年产量和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波斯湾沿岸的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北非东部的利比亚和埃及以及里海水域亦有相当可观的石油资源。现代经济严重依赖石油资源，中东在国际舞台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冷战时代，国际形势主要表现为东西对峙的基本格局，中东处于东西对峙的边缘地带。冷战时代结束后，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形势明显缓解，中东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焦点所在。波斯湾和里海水域的石油资源，引发国际社会在中东地区的激烈角逐。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伊朗核危机以及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发生的冲突直至新世纪初的利比亚战争，无不与争夺中东石油资源密切相关。
后冷战时代，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除叙利亚和利比亚外，几乎清一色地持亲美的立场。即便是叙利亚和利比亚，其反美立场亦出现松动的迹象。叙利亚作为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传统盟国，90年代初曾经支持美国主导的海湾战争，进而换取西方世界的丰厚回报。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至少在表面上多次主动示好，向西方世界屡屡伸出橄榄枝，甚至支持和配合西方所谓的反恐行动。然而，由于诸多阿拉伯国家政治进程的长期滞后和民主政治的普遍缺失，官方意志与民众意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倾向，官方的亲美立场并未改善美国和西方世界在中东的形象，却导致中东民众反美情绪的不断高涨。
中东地区素有帝国的历史传统，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绵延两千余年，堪称中东地区之帝国传承的历史坐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中东形成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土耳其、伊朗和埃及以其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和广泛的影响力，在中东伊斯兰世界处于鼎立三足的大国地位。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拥兵百万之众，军事实力膨胀，力压群雄，成为中东地区大国中的后起之秀。以色列虽是弹丸小国，却因为产生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具有特殊的国际背景，借助于西方的资金援助和技术引进，历经半个世纪而率先步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
进入21世纪，一度称雄波斯湾的伊拉克由于美国主导的军事入侵和萨达姆政权的崩溃而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亦在穆巴拉克政权垮台之后面临深刻的危机，政局动荡，民生凋敝，而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坐收渔利，其在阿拉伯世界直至整个中东的影响力大幅提升，一跃成为新兴的地区大国。地跨亚欧交界处的中东大国土耳其，尽管加入欧盟之路步履蹒跚，却在进入21世纪后出现经济腾飞，国内生产总值跻身全球20强行列。伊朗作为美国主导之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大赢家，不费一兵一卒而得以消除来自东西两面的安全隐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乱象，为伊朗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其在中东的影响力提供了绝佳的良机，直至形成所谓的“什叶派新月”。
诸多学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解读中东的地缘政治现象，强调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乃是水火不容的天敌，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信仰差异导致所谓文明的冲突，而当今中东的丛生乱象多系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对立所致。国内外专家言中东乱局必言教派冲突，似乎已成常态。实则不然。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中东，在吉玛人制度和米勒特制度的法理框架下，穆斯林与基督徒和睦相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亦相安无事，宗教迫害和教派仇杀只是偶发的特例，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并非普遍现象。众所周知，存在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存在；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根源于物质利益的争夺，而绝非根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是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将形而下层面之形形色色的矛盾冲突归因于形而上层面的信仰差异和教派对立，纯属无知偏见，或出于西方世界之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虽貌似合乎情理，却与客观事实相去甚远，可不攻自破。
纵观世界历史，早在前伊斯兰时代，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交战长达数个世纪，旨在争夺中东霸主地位，却与宗教无关。自中世纪以来，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战争迭起，战火绵延，烽烟四起，人仰马翻。十字军东征美其名曰拯救宗教圣城耶路撒冷之“主的陵墓”，然而洗劫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诱人财富却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大战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皆为基督教国家的英国、法国、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分别形成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阵营，两军对垒，激烈厮杀，而同盟国一方的德国、奥匈帝国却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同仇敌忾。席卷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几乎无关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代，东西方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北约与华约两大阵营剑拔弩张，而中东伊斯兰世界尚且徘徊于国际舞台的边缘，当下所谓的反恐战争在冷战时代亦无从谈起。
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就逊尼派与什叶派而言，两大教派的分歧和对立缘起于哈里发的权位归属，而哈里发时代早已成为过眼云烟，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20世纪30年代，伊拉克的两大政党即什叶派穆斯林政党民族党与逊尼派穆斯林政党人民党跨越教派界限，一度合并，名为民族兄弟会党，旨在争取伊拉克的民族独立。复兴党曾经是“肥沃的新月地带”最具影响力的阿拉伯人政党，而属于逊尼派的萨达姆与来自什叶派分支阿拉维派的阿萨德皆为复兴党的代表人物，可谓同党。20世纪60年代，同为逊尼派的埃及与沙特阿拉伯两国关系极度紧张，而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是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的政体之争。纳赛尔时代的埃及俨然是阿拉伯世界共和政体的旗手，而沙特阿拉伯则被时人视作君主政体的堡垒。1963—1967年，也门爆发内战，埃及与沙特阿拉伯分别支持也门的共和派和君主派作为各自的代理人，而交战双方中的共和派系逊尼派穆斯林，君主派则来自什叶派分支栽德派，权力角逐跨越教派界限成为不争的事实。1990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挥师南下，占领同为逊尼派的伊斯兰国家科威特，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其他诸多逊尼派国家则支持美国主导下发动的海湾战争，教派痕迹荡然无存。直至进入21世纪，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两国关系呈不断恶化的态势，海湾地区形成两虎相争的地缘政治态势；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交恶的实质绝非源于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对立，而是在于后萨达姆时代海湾霸主地位的争夺。
20世纪既是中东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亦是所谓强人政治的历史时代。20世纪活跃于中东政治舞台的诸多政治强人，大都具有军方背景，普遍致力于“发展的独裁模式”。行伍出身的凯末尔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首开20世纪中东强人政治的先河。巴列维王朝的首任国王礼萨汗亦出身行伍，效法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凯末尔，在伊朗实行君主独裁的威权统治。阿拉伯世界的强人政治，始于埃及的1952年“七月革命”。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作为无冕之王统治埃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堪称阿拉伯世界强人政治的典范。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皆为寒门子弟，亦皆出身行伍，以“总统制形式的君主制”作为治国之本，可谓“肥沃的新月地带”强人政治的双子星。强人政治的风行一时，并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中东现代化进程中新旧势力消长和新旧秩序更替的产物和体现，亦是强势推动中东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杠杆，其存在的合理性毋庸置疑。
进入新世纪，阿拉伯世界经历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2011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被世人称作“阿拉伯之春”，诸多阿拉伯国家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相继出现剧烈的政局动荡，甚至达到失控状态，政治强人纷纷落马。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其深层背景在于百余年来剧烈变动的经济社会秩序与严重滞后的政治秩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反映出阿拉伯世界民众崛起的政治浪潮。相比之下，中东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并未受到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波及，政治局势风平浪静。伊朗作为中东地区大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民主化长足进步，常态化选举提供了民众实现政治参与和表达政治诉求的合法途径，民众意志与官方意志之间保持必要的沟通渠道，政治局势亦相对稳定，偶发的街头政治和反政府示威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阿拉伯之春”政治讽刺画——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比较政治学的视野来看，在全球的范围内，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曾经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被视作威权政治的最后据点。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理念，普遍从文化和文明形态的角度出发，强调伊斯兰教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对立，强调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构成阻碍和制约阿拉伯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根本原因，进而对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前景持悲观的看法。进入21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波和政权更迭，无疑动摇着美国和西方世界主导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理念。
中东局势的剧烈动荡，亦给西方世界造成始料不及的严重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无不与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插手中东内部事务密切相关。当下所谓的“伊斯兰国”猖獗一时，更是伊拉克战争和西方世界干涉叙利亚内政的产物。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形成大范围的政治真空地带，导致原有政治秩序不复存在，政治局势失控，政治暴力泛滥，生灵涂炭，家园毁于战火，流离失所而背井离乡者不计其数，形成史无前例的难民潮。失去家园的中东难民大举拥入歌舞升平的西方基督教世界，欧洲诸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恐袭事件亦时有发生。与此同时，随着诸多亲美政权之相继淡出历史舞台，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呈现明显弱化的趋势，短期内恐难逆转。俄罗斯的普京政权在中东地缘政治层面强势回归，其政治影响力大幅提升。中国的和平崛起，特别是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的举措，则为中东复兴的未来前景提供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