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诞生的思想背景
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了解它产生的思想背景。它不但是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对哲学危机的反思，也是对当时一般的思想文化倾向的回答。
如上所述，近代西方哲学一方面对认识论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以至有人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可以用“认识论转向”来概括；另一方面，它又秉承形而上学的传统，追求超验的终极实体，对现实人生，尤其是个人生命的关注越来越少。实践哲学也只是停留在形式的、先验的层面，基本不落实到个人。这样，哲学就失去了它自古以来指导生活的功能。这也是导致西方哲学在黑格尔死后大不景气的一个主要原因。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曾这样描写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哲学形势：
哲学精神指导生活的功能从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转移到实证研究的工作。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各种因素导致体系哲学对科学、文学、宗教生活和政治的影响离奇下降。1848年以来为人民自由的斗争，德国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巩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相应的阶级力量的转变，最后还有国际政治——所有这一切都引起抽象思辨兴趣的消退。
从狄尔泰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黑格尔死后，人们的兴趣迅速从思辨转向实际，有外在的社会历史原因。黑格尔左派发起的“人类学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外在的社会政治形势使然。费尔巴哈、鲍威尔、卢格、马克思、斯蒂纳都要人们从精神的思辨回到他们真实的世界和实在的自然。他们关心的不再是思想先天的前提条件，而是生活的实际条件。近代哲学抽象的主体在他们那里变成了有血有肉的具体人。最后，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成了改变现实的手段。
但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科学日益强大的影响下，思辨知识、直观知识、想象的知识和信仰的知识都失去了合法性。许多人就像培根当年看待经院哲学那样看待哲学。一个叫利别希的化学家甚至称哲学是科学的主要敌人，是“世纪的祸根”。而生命则被理解为一种力学的特殊形式，可以根据物质和能量的规律来解释。不仅科学家，哲学家也加入了这样的鼓噪。就像胆囊产生胆汁一样，大脑产生思想。并且，似乎思想也可以用量的关系来描述。自然主义和机械唯物论成为一般人世界观的基础。庸俗唯物论的著作一版再版，形成了一种反哲学的“哲学热”。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庸俗唯物论联手，形成一种包罗万象的自然主义。达尔文主义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影响超过了黑格尔主义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影响，自然进化的观念对十九世纪后期思想的支配可以与古典力学在十七世纪的影响相比。
如果说庸俗唯物论和自然主义是一种世界观的话，那么，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主要是一种知识论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主要思想是以自然科学和模式为范本来改造一切知识和知识活动，包括实验的方法和证实的原则。实证主义要以物理规律来解释人类心智和人的存在，必然导致实际取消哲学。经验主义是英国的特产。经验主义向来不喜欢抽象思辨和演绎推理，要求将一切真理、原则和证明都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知识必须以普通经验和常识为根据。穆尔甚至试图从观察和归纳的一般化中得出一切逻辑和科学的命题。但是，十九世纪的经验主义者与古典经验主义者（休谟）不同，他们并不接受和同意他的怀疑论。穆尔认为经验足以保证一切判断的确定性。感性经验包括一切可能的关系规律，其中最主要的是因果规律。在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看来，因果关系是宇宙间最基本的关系，无论是天体运动、市场交换还是政治决定、海洋潮汐，都可以用它来说明和解释。实证主义的新康德主义者李普曼甚至认为，一切规范和根据都可以化为严格的原因，理性的科学没有自由的地位。有人甚至鼓吹“诗学的自然科学基础”。而杜林等人则认为思维的规律与物理实在的规律是完全同一的，要求建立真正的“实在哲学”。一切都应可还原为事实，除了事实之外，都是不足道的。在泰纳和波尔希关于艺术和伦理学的著作中，“美”“善”和“正义”的字样都没有出现过。
总之，科学实在论和物理主义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功能”“价值”“自我”“心灵”这些以往被人尊崇的概念，现在几乎成了“幻相”的代名词。人们只相信事实，但对于什么是事实却没有细细思量。人们将某一时期的科学想法变成不言而喻的真理，实际却把它变成了一种新的教条。有人曾这样来描述当时的思想状况：
到了1860年或大约那时左右，启蒙运动根据一架简单机器的比拟感知世界，并以不同的方程式和万有引力定律描述其过程的思想在大众心里，在非科学和半科学领域探索的理论家中间，获得了正统的地位。机械模型解释一切现象——社会的和物理的——的胜利，是在天文学和几何学领域证实牛顿的分析原则，在化学中发现原子力学的结果。科学中反牛顿主义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是生物学，但达尔文主义的胜利不久就攻陷了那个堡垒，使得人们只用客观的、科学的术语来描述有生命的事物。事实上，到十九世纪第3个25年时，一般相信，用物理化学过程满意地说明整个生命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就在人们将近代科学的某些观念当做绝对真理坚信不疑时，科学自身却悄悄地发生了巨大的革命。首先是在心理学领域。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都认为知识问题不关哲学什么事，交给心理学就行了，它可以科学地、经验地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弗洛伊德的出现，不仅使实证主义的这个信念打上了问号，而且也改变了心理学本身的形象。虽然弗洛伊德是否建立了一门精确科学或他的工作是否是科学，至今仍有怀疑和争论，但他划时代的影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弗洛伊德对于人类思想的贡献在于，他第一个指出了无意识，特别是性冲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粉碎了近代以来，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流行西方的理性的世界图景。在他之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爱德华·冯·哈特曼都已发现了无意识的存在。但是弗洛伊德指出了它对于人类生活的基础性地位，它不仅制约存在，也制约意识。不管人们会怎样评价弗洛伊德的工作，弗洛伊德以后，人类已经无法回避无意识这个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世界的图像再也不可能是从前那样了。在此意义上，将他与马克思和达尔文并列为十九世纪三大巨人丝毫也不过分。
几乎与此同时，在被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奉为圭臬的物理和化学领域，也发生意义深远的革命。而这革命的结果，也使得启蒙以来的那种世界图景不再可能，并使得人们再一次有理由怀疑常识。在此之前，人们以为，实在是由物质的物体组成的，物体的基本成分是像微粒一样的叫做原子的小圆球；它们在客观存在的时空中运动，服从“科学规律”，如万有引力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然而，现在科学家却告诉我们，物质是由看不见的、也许纯粹是假设的叫做“电子”的单位组成，原子并不服从牛顿的定律。更让普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时间与空间是相对的，相对于某个任意的标准，整个宇宙并没有客观的标准。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也不精确。宇宙并不像一架机器，宇宙中也没有任何容纳可以轻易称为“物质”的东西。后来罗素甚至说“物质”早已成了描述它不存在的地方发生的事的俗套话。
另一方面，作为物质的微粒，电子并不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活动，它们根本就不像日常世界中普通事物那样活动。爱因斯坦、海森堡和布罗格里发现了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由于我们只能用电子观察电子，即不能直接观察电子，所以只能推断它们的性质。这就提醒人们，科学也有人类认识无法超越的界限。人和科学都不是万能的。同样，亚原子微粒的变化也只能在或然性的界限内预测。这样，近代物理学所声称的确定性和确切性就是不可能的目标。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实际上宣告了确定性的虚妄。詹姆斯·基恩斯爵士在他的《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曾以6个命题来总结量子理论的结果：（1）自然的统一性消失了；（2）外部世界的确切知识不可能；（3）自然的过程不能充分表现在时空架构中；（4）主体与客体的明确区分不再可能：（5）因果性失去了其意义；（6）如果有一个基本的因果律，它在现象世界之外，为我们达不到。
这样一来，近代科学与近代哲学的基本理论预设，以及它们追求的认识论目标——确切可靠的知识，都被颠覆了。近代西方哲学实际上是以近代科学，尤其是近代数学物理学为其理论模范的。如果这个模范证明有很大的盲点和局限，那么近代哲学就被根本动摇了。从理论上讲，它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至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奉为真理最后上诉法院的感性经验，实际并不具有人们赋予它的认知特权地位。现代科学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都承认科学的有限性。科学的有限性实际上是人本身的有限性。现代西方哲学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各个不同层面证明了这一点。
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当然有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代西方哲学一般不再像近代西方哲学那样，以科学为自己效法的榜样，也不再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作为自己出发点，而是能自觉与科学保持批判的距离。但它们得出的结论，往往与现代科学的理论后果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