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现代西方哲学
什么是“哲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并且是一个一直只有相似的答案，却没有一致答案的问题。每年世界上都会出一些《哲学导论》《哲学通论》《什么是哲学》之类的书，但对哲学的看法始终没有真正统一。我国学者对此的看法也不统一。按一般教科书上的讲法，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一些学者则根据philosophy一词的希腊原意，将它看做是求智慧的学问。也有些学者认为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我无意于在此提供一种新的说法。我想说的是，这些说法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将哲学视为人类主观活动的结果或方式，而未能看到哲学的存在论性质。
黑格尔也许是第一个从存在论角度来看哲学的人。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黑格尔提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由此，哲学的存在论地位第一次得到了确立。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后来在引用黑格尔的这句话时说：“哲学的秘密现在被无情地揭示了。”哲学首先不是人主观的思维活动、思维形式或其结果，而是在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时代。在此思想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在编辑《莱茵报》时甚至说：“哲学已经成了报纸记者。”
但是，黑格尔这句话常常被当做他认可现状的证据来理解。可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哲学当然不是对现实或时代的简单记录，而是对时代的反思；反思就意味着批判。哲学的反思，是批判的反思，哲学所呈现的时代，是经过批判了的时代。换言之，哲学是时代的批判。这样，被许多人理解为保守甚至反动的黑格尔哲学，却是对现代和现代性第一个真正系统深刻的批判。
其实，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哲学就与其时代紧密相关。在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万丈深渊。形而上学语言叙述的往往是博大深邃的现实关怀。哲学问题只是时代问题曲折抽象的变形，在哲学家艰深晦涩的文字底下，却是对现实深沉的思索与批判。哲学史上的大家，无一不是对时代和人类的问题有深切的了解与关心，他们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揭示了时代的本质。柏拉图、黑格尔是这样，尼采和海德格尔也是这样。即使是皮尔士或维特根斯坦，他们的工作也与纯粹逻辑学家的工作有根本区别。他们的工作是有时代的、生存论的内容，而后者全然没有。他们的工作同样打上了时代的明显烙印。
因此，要了解一种哲学，必须了解它的时代；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了解人类文明史意义上的、而不是编年史意义上的现代。这个现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它始于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今。它的政治标志是合法国家（legal state）；经济标志是市场；社会标志是个人；意识形态标志是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在现代，人类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凭借市场的杠杆，在地球的一部分地方，产生了空前的富足与繁荣。人类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与满足。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各种社会组织层出不穷，人权与人的尊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伸张与承认。人类似乎依靠自己的理性在不断地向着富裕、自由和幸福迈进。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这样来描述现代的表面特征：
这是信仰经济发展依靠私营企业竞争、从最便宜的市场上采购一切（包括劳动力），并以最高价格出售一切的社会的胜利。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然是要依靠资产阶级来主宰沉浮，资产阶级的活力、价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与其地位相当的程度，并牢牢保持其优势。依此为基础的经济，据信不仅能创造丰富而且分配适当的物质财富，还能创造日新月异的人类机遇，摆脱迷信偏见，讲究理性，促使科学和艺术发展。总之，创造一个物质和伦理道德不断进步、加速前进的世界。在私有企业任意发展的道路上，那些所剩无几的障碍均将一扫而光。世界机制，或谓尚未摆脱传统和迷信势力的世界机制，或谓不幸的很不是白皮肤（最好原籍是中欧、西欧、北欧的白皮肤）的世界机制，将逐步向国际模式靠拢，即领土明确的“民族国家”，有宪法保证的财产和民权，有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为财产、人权负责的代议政府，以及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让普通百姓参政，不过关于这点有个限度：得保证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排斥资产阶级被推翻的危险。
然而，这个表面看来十分合理的时代实际上却并不那么合理。狄更斯在《双城记》一开始那段著名的描述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写照：“那是最昌明的时代，那是最衰微的时代；那是理智开化的岁月，那是浑沌蒙昧的岁月；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我们眼前无所不有，我们眼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径直奔向天堂，我们都径直奔向另一条路。”极端相反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同时并存。例如，在工具理性日益控制一切的同时，社会的非理性也日益明显。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导致民主的同步发展，相反，市场的专横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人被自己所创造的系统支配，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齿轮和螺丝钉。幸福只是个人物质欲望的满足，而自由只是这种满足的不受干扰。与此同时，是价值和意义的丧失。虚无主义成了现代文化的标志性特征。正是在现代，西方文化的前提发生了根本动摇，西方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而现代西方哲学，既是这危机的忠实记录，也是这危机的凄厉警号。
国内学者一般都将黑格尔去世看做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始。理由主要有二。较早的一种观点是，黑格尔去世之后，西方哲学走向了没落，再也不可能产生积极进步的成果了。从此以后，只有与黑格尔去世同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惟一进步的哲学。另一种观点是，黑格尔是近代西方哲学，乃至整个传统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以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标志着西方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现代西方哲学的阶段。这种说法有相当的道理。不过还要指出的是，黑格尔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不仅终结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现代西方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倾向滥觞于黑格尔。黑格尔也是最早试图克服近代哲学的主客体对立困境的西方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不仅存在着断裂，更存在着连续。即使在像尼采与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那里，仍然找得到近代西方哲学的资源。而一度声势浩大的实证主义思潮，与其说是现代西方哲学，不如说更接近近代西方哲学的思路。
西方哲学之所以在黑格尔之后发生了一个根本转折，不能仅仅归结为黑格尔已经穷尽了传统西方哲学的一切可能性，西方哲学必须从此走上新路了。哲学史的发展，不是一个机械的线性进化过程，我们完全不能说，现代西方哲学家，无论是谁，就一定比黑格尔或柏拉图高明。哲学史不是以时间先后来制定的排行榜。每一个哲学家都有所见，也有所蔽。现代西方哲学的转折，固然有哲学史发展的内在原因，时代的原因同样重要。
如上所述，西方文明在现代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奇变。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内外两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危机。危机之深刻，也是史无前例的。狄尔泰感觉欧洲的情况就像一艘航行在浪急风高的海上的船，风暴正在周围咆哮。他觉得大难就要临头，因为从希腊—罗马世界没落以来还未见过人类社会及其基础被如此动摇过。狄尔泰的这种感觉在他那一代的西方哲学家中绝不是孤立的。“危机”一词几乎成了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流行词。而反思这危机和解决危机则成了不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工作目的和动力。狄尔泰是这样，胡塞尔也是这样。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发生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更是暴露无遗，哲学家不可能对此漠然视之，无动于衷。
绝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把现代性危机理解为精神危机或文化危机，这种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工作方向，使得现代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实际表现为文化批判和理性批判。揭示非理性的因素，突出意义问题，强调人的存在，无不与此有关。即使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也可以从这种批判的方向上来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家并不要改变社会，而是首先要理解和揭示他们的时代。西方文化空前的危机使他们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地批判，而试图在西方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上找到危机的根源。所以他们的思考更多地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化与思想的一些基本成见与倾向上。但是，现代的人生存境况也时时迫使他们对之进行反思，揭示它的根本荒谬与内在原因。而所有这一切，无疑应该看作是哲学家对于时代问题的思考与回答。现代西方哲学之所以构成了西方哲学的重大转折，与现代问题的激发有极大的关系。正是现代问题本身，促成了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