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陈云

同志们！

今天我要向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报告的不是中国红军与苏维埃的发展问题。我只讲一讲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西征的情况。

我在讲西征之前，先要讲一讲我们党为何决定西征。

我们党对苏维埃革命根据地问题的认识是正确的。巩固的根据地对红军来说是必需的，没有这样的根据地会给今后的国内战争带来很大的困难。还在一九三〇年，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已经指出：建立根据地是中国党头等重要的任务。共产党过去执行这一任务，在今天它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之一。当敌人包围了我们以前的苏区，把我们挤到一小块地区里时，我党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目的，中国党组织了红军著名的英勇的西征，自江西向中国西部挺进。

为这次西征，我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首先，在我军主力纵队撤出中央苏区向西部进发之前，党先派一部分部队打出苏区，深入敌后。尤其是我们派了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向福建方向和赣闽边界地区挺进，于是我们的部队便插到了东北方向敌人的后方。

第二个行动：派部队从湘赣边区打到福建去。这一行动由与贺龙部会合的萧克的红六军团完成。于是我们在西北方向敌人的后方也部署了部队。

此外，我们做了保障红军主力此后西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为红军主力部队补充了青年战士。我们吸收了三万名志愿者参军。

第二，我们培养了一批基本干部和部队的骨干。这些干部都经过三所军校的培训，这三所军校是红军大学、公略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知识的特科学校。我军大多数干部都毕业于这三所学校。

第三，我们筹集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红军西征开始阶段食用。还加紧生产弹药，弹药生产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给战士置备了特制的军服，筹集了必需的通信器材。

西征的准备工作按计划应在三个月内完成。但是由于局势变得严峻，我们不得不把期限缩短到两个月。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西征时红军的主力为：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教导师，总政治部直属部队，后备团。

从红军主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共花了八个半月的时间，行程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里，即五千多公里。我们共跨越十二个省份：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青海和陕西。中国的十八个省中我们走过了十二个。

我们走的都是些什么路呢？当然不是柏油马路或石板路。我们走过的大多是难以通行的羊肠小路。我们翻越了中国最高的山脉，跨过了二十多条著名的大江大河，如长江、乌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

我们有什么渡河工具呢？什么也没有。

川康交界处的山脉高达一万六千多英尺。五月，中国正酷暑难耐，但是山上却白雪皑皑。我们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确切地说，受到来自南、西、北、东、天上和水里六面的夹击。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如果仅仅是和追击我们的敌人比赛谁跑得快，那倒不太可怕，而我们在行军路上还进行了大小一百多次战斗。

（曼努伊尔斯基：粮食问题怎样解决呢？）

基本上靠各地人民自愿供给我们。后来红军采取没收敌人和土豪劣绅、地主粮食的办法。

西征达到了以下目的：

1．我们确实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

2．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

3．两军会师后，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大、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

西征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江西到贵州。我们认为，这个阶段取得了胜利，因为我们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封锁线上有许多用钢骨水泥筑起的工事，埋伏了机关枪。这些地带敌人认为是攻不破的，他们本想以此来把我们困死在苏区里。我们击溃了工事里的敌军，冲过了四道堡垒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沿着江西的赣江构筑。第二道封锁线修在粤北的仁化至赣南一线。第三道封锁线沿粤汉铁路修筑（这条铁路当时尚未建成，但公路已通，水泥工事就沿公路修建）。第四道封锁线建在湘南至桂北一线。

这四道封锁线上都埋伏了机关枪，构成了密密层层的弹幕。我们尽管两翼受到敌人夹攻，后面又有大军追击，仍很快越过三条交通线，渡过赣江，占领了城口，也就是说我们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随后我们攻占了宜章，也就是说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第三道与第四道封锁线之间，全是崇山峻岭，蒋介石正是打算将我们消灭在这里。

我们攻占宜章之后，又一连攻克了六个县：临武、嘉禾、蓝山、江华、道州、永明。于是，第四道封锁线也被我们迅速冲破了。这实际上意味着蒋介石把我们围而歼之的计划完全落空。我们出乎敌人的预料，走出了这一地区。

但是，应该指出我们的一些不足和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部队出发西征之前，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间没有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政治局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工作，一部分青年战士和个别人开了小差。这种情况发生在湘南。这些青年战士不明了我们转移的目的与前途。这给苏区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我们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这是因为我们对保守军事秘密问题理解得过于机械了。当时我们以为，西征这件事，不能告诉党员、战士和群众。

第二个错误，就是我们上路时所带的辎重太多，带了许多笨重的机器和大量的物件。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统统都抬走了。专门运输这些设备的，就有五千人。

（曼努伊尔斯基：有没有马匹和骡子？）

经验证明，马匹、骡子和毛驴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因为道路太窄了。总之，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十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有一次，我们顶着倾盆大雨，跋涉在泥泞之中，花了十二个小时，才走了四公里。

我们基本上以三路纵队的形式行军：左路，右路，主力部队居中。除此之外，还有先头部队和后卫部队。但是，由于道路状况并非总是一样，我们不能始终按照这一部署行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编成两路纵队行进。但我们从来不合成一个纵队前进。

我们占领宜章之后，本应立即攻克全州并马上渡江。这个地方十分重要。但是我们由于辎重太多而没能及时攻下全州。结果敌人抢先占领了全州。如果不是带的辎重太多，我们的先头部队本可以走得更快一些，我们也可以少打几次仗。在湘黔边界地区，我们为战胜敌人的阻击，大约耗费了一百天的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由于我们的主力部队全都变成了辎重护卫队，没有足够的自由机动的部队。先头部队往前挺进，而后卫部队还落后在二三百里之外，也就是落后一百公里到一百五十公里。因此，大大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使敌人得以从侧翼攻击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辎重呢？这是由于一种不正确的幼稚的政治观念导致的后果。当时认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就是简单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不需要再进行一番新的艰苦的斗争和极大的努力。

西征第一阶段所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我们仿佛总是沿着一条用铅笔在纸上画好的路线，朝着一个方向直线前进。这个错误很大。结果，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于是我们变成了毫无主动权、不能进攻敌人，反而被敌人袭击的对象。既然这样，我们本应加快行进速度、迅速占领据点，可是敌人拥有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战斗来夺取这些据点。我们的行军从不改变方向。由于军用地图上的位置常常标错，我们常常走进死路而被迫走回头路。有一个地方，我们打了三天，才走了四公里。为了寻找尽可能走快些的近路，司令部的同志们和几个军长，一连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没有吃饭。我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有时六天六夜不能睡觉。

在湘南，敌人对我们两面夹攻，切断了第三十四师与大部队的联系。这个师便留在了当地，变成了一支游击队。不能跟我们一起继续行军的伤病员也留在了当地。在第一阶段西征中，军事上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曼努伊尔斯基：在这种条件下，你们是如何安置伤员的？）

我们把带不走的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里。我们有时为了掩护伤员，组建了一些游击队。老百姓对待我们的伤员很好，当他们的伤养好后便把他们送回部队。

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结果我们终于纠正了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此前“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在湘黔边界，敌人集结了四五倍于我军的兵力严阵以待，以为我们会沿着红六军团从前进军的路线行进。桂军则从南面进攻我们的后卫部队。此外，后面还有大部队追击。

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认为此后也必须照此办理。我们坚决加以反对，指出这一计划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原来的领导人竟要将持此种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你们这些领导人，而不是我们。

全体红军将士都主张应该突破薄弱环节，朝着敌方较弱而红军可获得新的兵员补充的地方前进。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至此，西征的第一阶段完成。这一阶段大体上持续了一百天。当我们到达贵州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地被敌人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而变成了一支能战能攻的有生力量。

西征的第二阶段，是从进入贵州开始，到占领遵义城结束。

在第二阶段，红军战士已经清楚了西征的前途和目的。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打到贵州去，“活捉王家烈”。这成了我们战士奋斗的目标。

我们抛弃了过去的“直线”行军的做法，转而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行进方式。由于策略改变了，我们前进比较顺利，打进了贵州，攻占了遵义城。我们在这里击溃了奎伊担的两个师，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已比较容易得手。我们占领了乌江南岸的九个县，随后渡过了乌江。乌江在军事上历来是战略天险之一。指挥渡江者为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刘伯承。他指挥一个师外加一个团，不断向前推进，十分迅速地占领了敌人的桥头据点。当敌人还没来得及把桥炸掉时，他已指挥部队过了江。我们过桥后，占领了重镇遵义城和湄潭城。

我们的又一个大胜利是在当地招募新兵，扩充了我们的队伍。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政工干部在这里招募了新兵。我们一共招了三千名年轻的新战士。从这一阶段起，我们已不再携带笨重的辎重。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

我们在这里组织当地的力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建立了地方武装游击队。我们发动群众没收地主豪绅、军阀的财产，并把没收的财产分给了群众。我们的这些做法使当地老百姓拥护红军的热情高涨。

我们认为，在遵义城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革命政权是我们取得的第三个胜利。

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进军四川。此外，我们在这次会上纠正了第六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大家知道，军事领导人在这一阶段犯了一系列错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彻底纠正。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至此，结束了我们西征的第二个阶段。

西征的第三阶段，从攻下遵义城开始，一直延续到过长江为止。在这个阶段我们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掌握在敌人手里。我们强渡了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支流金沙江。这个阶段的领导是正确的。我们决定进军四川，先向北运动，然后转而向西。起初我们不了解敌情，当我们接近四川边界时，发现敌人的兵力超过我们几倍。于是我们占领了黄家，在这里集结部队并改变了行军路线。敌人得知我们要强行渡江，因此在川黔边界集结兵力。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向西，一定会遇到敌人最强的抵抗，因为敌人已在那里做好了防守的准备。所以我们转而向东，直抵桐梓城。这时敌人才发现我们不向西进，却挥师东行。但这时我们已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是我们红军一次漂亮的机动战。

西征第三阶段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就是红军占领了距桐梓三十公里处贵州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关隘。这时王家烈部两师人马向我们扼守的关隘发起进攻。我们大大加强了两翼的守备，守住了阵地。当王家烈部逼近时，我们便将他们包围起来。敌人主力被歼，只有少数敌人溃逃。当晚我们重又占领遵义城。

第二天，龙奇伟部又从另一侧向遵义城发起进攻，但我们自从战胜王家烈后早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把两翼的部队埋伏好，只等敌军前来进攻。早上八时战斗开始打响，到十二时龙部已被我军团团围住。敌人大部被缴械，只有一小股敌人乘汽车向贵阳方向逃窜。

因此，我军在桐梓与遵义之间歼敌整整四个师。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提高了红军在湘、川、滇、黔四省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民众感到红军实力强大。此外，这一胜利缓解了贺龙的红二军团和萧克的红六军团的困难处境，因为他们正遭到敌人四个师的进攻。这时敌人便不得不暂停对他们的进攻，转而攻击我们。

红二军团乘敌军军力削弱之际，很快歼敌一个旅。这一胜利使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得以在苏区站稳脚跟。这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底或五月初发生的事情。

这个阶段取得的第三个胜利，就是我军获得了许多被服、弹药和驮畜等。老实说，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打敌人的地方武装，而更喜欢打南京的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富有得多，战利品也要丰厚得多。我们每歼灭一支中央军，通常可以缴获大批粮食、被服和弹药，而地方军阀就穷得多了。（笑）

西征第三阶段的另一成功之处，是我们十分灵活机动，敌人很难摸清我们的行踪。敌人以为我们在西时，而我们偏偏在东面出现；敌人以为我们在东时，我们却已挥师西进。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在白区与敌人作战，和在苏区与敌人作战完全不同。在苏区如果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为了集中兵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有时主动退却，诱敌深入，但敌人不能确切掌握我军主力的位置，因为苏区人民是决不会告诉他们的，因此我们常能迫使敌人改变原来的计划，放弃最初的作战意图。但在白区作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敌人在白区可以分几路从不同方向自由地进攻我们，如果有一路兵力受损，马上能派来增援部队。

因此，显而易见，我们的实力既然还不足以同时击溃四五路敌人，便不能与敌人作持久战。如果敌人从几个方向进攻我们，而我们又无力应战，也就是说不能进行反攻时，我们必须采用机动战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这便是我们在黔北地区四进四退的原因。我们了解到在这一地区很难渡江后，便决定另觅渡江的地点。

强渡乌江是西征路上极为艰难的一次行动。如果按原定的路线直插乌江，我们就根本渡不过江。当我们最后一次占领遵义城时，由于敌人预计我们会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早已在黔东北重兵设防。我们也就往这一方向派出部队，作出欲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的姿态。而我军的主力这时却向相反的方向进发。一夜之间，我们架起三座浮桥，全军顺利渡江。应该指出，乌江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流速达每秒钟三米。江中险滩林立，没有一条渡船。我们同苏联红军不一样，没有迅速架设浮桥的军事技术装备。那末，我们是如何渡江的呢？我们扎了许多竹排，红军全体官兵就是用这些竹排渡过乌江的。

在架桥技术方面，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把普通的几股铁丝拧起来，将拧成的铁索两端分别固定在江两岸，然后在上面横铺木板，一座浮桥便架成了。

我们制造主力东进的假象，其实我们却正向西挺进。滇奉命向贵州方向移动，也就是说集结兵力在东面阻截我们。

我军主力却向南面推进，绕过贵阳，经黔南又迅速折而向西。如此一来，所有的敌军——湘军、川军和中央军全都被我们抛在了后面。

根据西征的经验，可以说，我们从来不怕后面的追兵，因为道路太少，敌人不可能投入大量兵力，也很难将兵力在全线展开。

我们攻占了定番、广顺、归化、长寨、贞丰。

同时，为了拉开战线，我们派出另一路纵队与我们齐头并进。这一路纵队歼灭了滇军五个团，缴获了大批弹药和装备。我们进入瑶族聚居区后，招募了一万多名新兵。我们在这一地区没收了地主的钱财，仅银元一项就得用四十多头骡子驮运。我们还缴获了数十担鸦片。而鸦片就等于是钱。

随后我们攻占了曲靖，在曲靖以西强渡金沙江。我们在占领了滇黔边界上的一个据点后，本想直插江边强行渡江，但如果这样做，敌人会很快追上我们。于是我们挥师向南，深入云南腹地并攻占了云南首府昆明附近的许多城镇，截断了敌人通往江边的道路。但对于能否成功渡江，当时我们还没有很大的把握。

（弗洛林：当时红四方面军有联络员在你们那里吗？）

当时只有无线电联系。已经下令让红四方面军向南运动接应我们。但我们还是没有太大的把握。我们缴获了敌人的军用地图，但这些地图比我们使用的不太精确的地图好不了多少。我们还是在这些地图上标出了三处渡江地点，其中一处标有渡船的记号。这里必须叙述一件事，就是云南的龙云将军无意中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龙云本想派飞机给四川的一位将军送去军用地图和大批药品，可是飞行员病了，于是龙云决定派汽车送去。有一位司机自告奋勇，愿意担此重任。我们攻克一座城镇后，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几位同志从公路上过，发现迎面驶来一辆汽车。我们当即缴获了这辆汽车，在车上发现了几十份军用地图和大批治伤的好药。这些正是我们急需的东西。我们打开这些地图，发现有九处渡口。我们还了解到，有的渡口只有一条渡船，有的渡口有三条渡船。这使我们对成功渡江信心大增。

滇军将领后来一再干出此类蠢事。有一次，红军来到贵州某城。战士们穿着红军制服，雄赳赳地直奔城下。这个县的县长从瞭望孔里探出头来，十分惊讶地看着我们。他想，既然这支军队着装如此整齐，肯定不会是红军。在他们的心目中，红军是“盗匪”，行装必破烂不堪。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中央军，因为滇军和川军的着装比起中央军来要差多了。

顺便说一句，在共产国际七大的展览会上有一大幅宣传画，画的是中国红军战士。必须指出，我们的敌人才把我们画成这样。事实上，红军的穿着要比画上的好得多。红军总是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地攻城夺地。红军根本不像这幅画上画的那样穿着破衣烂衫。展出的一些照片上的部队，都是儿童团或赤卫队，决不是我们红军的正规部队。

我们在占领刚才说到的那个县城时，着装都十分整齐：头戴钢盔，上穿四兜上装，下着马裤，腰缠精致皮带，裹腿整齐。每人都挂着一只从蒋军那里缴获的皮包，营以上军官都配有望远镜。我们还拥有轻重机枪，而滇军和黔军的机枪都没有我们这么多。

县长见来者不是土匪，马上打开城门，热情邀请我们进城“坐一坐、吃点东西”。我们得到了盛情款待。休息之后，我们问道：“你们给我军准备好粮草和军饷了吗？”县长回答说：“早已准备好了。”我们还向他们要了几十名向导。城里的头面人物都来拜访我们。我们便逐一询问他们的身份，他们也一一作答，谁是民团指挥，谁是警察局长，谁是县长等。我们待他们自我介绍完毕后，便把他们统统抓了起来。

敌人做的此类蠢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有一次讲，如果所有的敌人都像云南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就胜利了。

我们在缴获军用地图后，立即决定了渡江的地点。最大的渡口有十几只木筏，但我们想，敌人肯定会把这些木筏烧毁。为了掩盖我们渡江的意图，便向另一方向派出一支部队，以此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当我们攻占县城以后，敌人便把一个渡口的木筏都烧毁了。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我们就在那个渡口着手架桥。当桥造了三分之一时，蒋介石的飞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地区，他们发现我们正在架桥，于是所有的追兵都向这里扑来。这时我们在其他渡口的过江准备已经完毕。

（弗洛林：敌人在空中一般每次有多少架飞机？）

四架、六架或八架。

我们迅速集中到指定的真正的渡江地点。我们在江边找到了六条渡船。我军主力就是靠这六条渡船渡过江的。我在这里应该介绍一下金沙江。金沙江并不太宽，与文化公园旁边的莫斯科河的宽度差不多，但是水流却要比莫斯科河湍急得多。金沙江两岸悬崖峭壁，高达三百多米。在这里架桥很不容易。金沙江两岸十公里左右的地带都是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中国史书记载，三国时期的一位将军正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的。江边的风力很大，能把人刮倒。此处渡口的六条渡船都已经破损，需要修理，才能渡江。

渡江持续了九天九夜。我们没有损失一人一马。我们把马匹拴在渡船后面过江。当时哪怕有一条船沉没，都会极大地影响士气。我们必须迅速渡完，以免敌人追上。这一切都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性。

为了顺利完成渡江工作，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渡河司令部，负责渡江行动。所有部队都必须服从这个司令部的指挥。我担任这个司令部的领导工作。我在这九个昼夜中几乎没有合过眼。我们指定专门部队负责渡江的秩序。必须防止人员蜂拥上船，否则就会翻船。这就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还需要有经验的船工，因为水流湍急，很容易翻船。我们对当地熟练的船工付给优厚的报酬。当地老百姓对我们都很好，附近船工都自愿来帮助我们。许多船工在渡江后加入了红军。

这次渡江再次证明我们红军战士服从纪律，组织严密，觉悟很高。

我们过江后直逼会理城下。敌人得知我们的行动后，花了十一天才追到江边，而我们只用了九天，早已渡江完毕，蒋介石已无法追上我们了。

红军战士就这件事编了一出新剧，讽刺蒋介石，说他尾随我军历经数省，好不容易追到金沙江畔，却只在空船上捡到一双破草鞋。

当蒋军试图渡江时，我们的机枪早已准备迎击敌人。敌人只好转而向北，另找别的渡口。敌人由于粮草不足，士兵饥肠辘辘，士气低落，大批士兵开了小差。

我们渡江之后，居于主动地位。我们可以阻止敌人过江。我们的处境逐渐好转。从此西征开始进入第四阶段。

在会理城我们休整了五天，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政治局的决议传达到广大红军战士并得到广泛的拥护。

我们决定加速向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需要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的第二个重大成果，是我们考虑到在雅州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必将与敌人作战，于是决定扩充红军。我们招收了五千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我们还制定了筹粮筹饷的计划，也都全部完成了。

我们在会理休整五天后，继续朝大渡河前进。如果以每天行军三十公里计，总共需要二十九天时间，才能到达。还应估计到沿途到处有敌人。他们在很多地方为了阻挡我们渡河，把桥梁都烧毁了。我们以异常快的速度插向大渡河，不去攻打沿途的城镇。我们在沿途各地组织了游击队。在这一地区，我们遇到了与省委已经失去联系三年的“野”组织。我们找到了当地领导革命运动的党委，找到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第二天，他们就动员了一千多人，成立了抗税军。这个地方的党委现在还在工作，组织已得到了加强。

从这里出发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如果走大路，则可以料到敌人会毁掉一切可供食用的粮食储备。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走大路以吸引敌人，而其余部队都走另一条小路。我们进入了当地土著彝民聚居的山区。这个部落系突厥后裔，对汉人有极深的成见。我们到来之前不久，白军的一个将领曾试图穿越这里而被当地人击毙，其所部亦被消灭。

我们红军一到这里，也被他们团团围住。这支部队是由工农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亲自指挥的。他不仅会打仗，而且善于搞统一战线。他利用了这个部落内部的纠纷，并且当着彝民大众的面杀鸡饮血酒，以表示歃血为盟。自此以后，彝民部落待我们很好，建立了友谊。但仍有一部分人严守中立，而另一部分人却尾随我们，欲与我军交战。他们开枪打我们。我们架起机枪给予还击，打死了一二十人，其他人立即四下逃散。我们开展宣传工作，说我们愿意帮助他们等等。这种态度，使他们非常感动，友好关系渐渐巩固。我们继续前进。他们送给我们马匹、牛羊以及各种礼物，我们回赠他们金钱等等，甚至还送给他们鸦片。

此后，我们抵达大渡河边。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自太平天国时代起就已闻名于世。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自南京退入四川后，正是牺牲在这里的。我们遇到一位九旬老人，他是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他亲眼见过石达开和太平军。老人告诉我们说，太平军和石达开被歼是因为军队内部产生矛盾，还说太平军并不是什么“长毛”。我问他：“老公公，你认为我们红军对老百姓好些，还是太平军对老百姓好些？”他回答说，你们对老百姓要好得多。

这个地方只有两条渡船。河对岸有一营敌军驻守。敌营长怕我们到来，命令将两条船都拴在对岸。当夜红军抵达河边。第二天早晨，黎明时分，我们发现河面很宽，难以渡过。大渡河比金沙江宽些，但水流更急。渡船往返一次，至少要用五十分钟。因此，红军主力要想渡完，得用一个半月的时间。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找不到当地的船工。于是从党团员中挑选了十九名勇士，给他们配备了匕首、步枪和轻机枪。我们在岸上架设了机枪和迫击炮，还安排了有经验的狙击手。十九名勇士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尽管一次又一次被水流推回，敌人的机枪不停地扫射，他们却毫不畏惧，勇往直前，顺利登上了对岸。上岸后，他们缴了部分敌人的械。我们的炮火迫使敌人转移了机枪阵地。我们的同志趁机占领了山上的制高点。在十九名勇士的掩护下，我们开始渡河。经过两个半昼夜，渡过了一个师。

我们这十九名勇士，在冲锋时只伤了五人。政治部给了勇士们最高的奖赏。他们获得了“红军英雄”的称号。但是只有一个师渡过河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红军主力仍然在河的这一边。于是我们转而西进，准备从那里唯一的天险泸定铁索桥上通过。当南岸的红军主力部队向西挺进时，已在北岸的红军师也向西运动。北岸的敌人边退边死守，负隅顽抗。尽管如此，我们在北岸的部队仍顺利到达指定的地点。

我们从三面发动进攻，敌人虽然筑有坚固的工事，仍然抵抗不住我们的冲击。敌人中的许多新兵知道红军不杀他们，纷纷丢下步枪，等待我们的到来。我们吸收他们参加红军，从而充实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来到铁索桥时，发现吊桥已部分被破坏了。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拆掉。桥长九百多尺，合三百多米，由十三根铁索组成。上面四根作为扶手，下面九根并行以便横铺木板。桥的铁索都固定在高高的崖石上。要走到桥头，必须先经过一个石洞。

蒋介石的空军连续对吊桥轰炸了三天。但是他们连一根铁索都没有炸断，因为河岸太高，飞机飞过铁索桥时无法降到需要的高度。

刚才我已经讲过，桥板在我们到达之前已被拆去，只剩下铁索。敌人又不停地从对岸射击，火力凶猛。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大声喊道：“好啦，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

中国军事史上最英勇善战的队伍，在大渡河边都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蒋介石预料我们也会全军覆没。他曾对部下说：此处乃“赤匪”必死之地。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我们攻下了这座桥。毫无疑问，这是红军西征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从渡口到雅州，都是平坦大道。敌人沿路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显然于我们不利。我们决定避开大道走小路，但要翻过一个山口。当我们翻过山口进到村落时，村民们简直惊呆了。他们想象不出我们是怎样到来的，因为他们只听先辈传说有山路可通，但是几百年来从没听说有人翻过这么高的山。我们仿佛从天而降。这座高山，我们是爬着过来的。有些地方，泥深过膝，我们从中穿行。

下山后，我们却又碰上了敌人的碉堡。我们整整攻了一天，仍未能将敌人赶走。于是我们派出一支部队轻装前进。待他们占领了一座高达一万六千英尺的山峰时，我们才攻占了天全县城。

为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大路，路上有敌人修筑的大型工事并驻有重兵把守。如果走另外一条小路，则会遇到粮食不足的困难。我们还是决定走小路。

红四方面军这时已经攻占了理番。我们逐步向北推进，而他们则由北向南接应我们。我们就这样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两支大军——红四方面军和江西中央红军终于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师。

我想就此结束关于西征的介绍。下面我将就建立中央苏区斗争的意义讲几点看法。

（休息五分钟）

这次历史性会师有什么政治意义呢？

首先，蒋介石的意图是包围中央苏区，修筑碉堡，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我们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主力红军实现了大转移，这标志着蒋介石“清剿”红军计划的破产。中国红军经过战斗得到了更多的锻炼，越战越强。参加西征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经受了极大的磨炼。他们已不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素质很高的干部。经过这次远征的军队，已经是一支干部军队。

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这是这次西征最大的胜利之一。

其次，红军从前分散在各个地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曾不止一次地向红军提出过创建强大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苏区的任务。红四方面军与红军主力会师后，我们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而且具备了红军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因此我们可以与敌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较量。

第三，西征又一个重大的胜利，就是现在红军的军事战略条件比以前更加有利。在江西时敌人可以把我们团团包围，现在红军则位于川北、陕西、甘肃和青海一带，敌人不可能从西北方向进攻我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在西康，我们每天光口粮就需要一百八十吨牛羊肉。那里都是些居无定所的牧民，米、面很少。

蒋介石现在只能从东向西或从南向北对我们发动进攻，他再也不能从四面包围我们。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是今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处于这样有利的军事战略条件下，我们得以实施两个重要措施。

首先，主力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有两个月时间用来休整、补充和加强。这时怎么会有时间休整呢？因为蒋介石要再次发动进攻，必须从华中调集部队，而且这些部队必然要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这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再者，红军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征战后，十分疲惫，自然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休整。我要再次强调指出，这不是简单的休息，而是使我们得以补充新兵、加强力量的一次休整。

我们在会理五天之内就招募到五千名年轻战士。大家由此可以推算，两个月内红军的人数能够增加多少。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其次，另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是：我们的部队在会师后，挥师北上，向广西、陕西挺进。在攻克隋良时，歼灭胡宗南模范师十二个团。这十二个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歼灭了胡宗南的这个师之后，我们才能继续进军西北。

为什么红军的条件如此艰苦，却总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呢？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有真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刚才我已经举了几个例子，我还可以给你们列举出许多足以证明中国红军举世无双的英雄气概的事例。

我们红军是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锻炼成长的。红军能冲能打，同时又能有组织地顺利退却。红军进行了伟大的西征。我们团结一致，决不能被敌人战胜。

我想讲一讲红军的进攻能力。

当我们在遵义向王家烈的两个师进攻时，发现敌人正在沿公路撤退。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在不能点火把照明的情况下，连夜急行军，八小时走了五十公里路。当我们赶到乌江时，敌人后面的几个团还没过江。我们烧毁桥梁后全歼剩下的几团敌人，难道这不足以证明我们红军十分灵活的机动能力和进攻能力吗？

敌人在川黔边界上修了三层工事，并集中了强大的火力。敌人的上层火力点分布在一千米高的山崖上。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就占领了中层和下层工事。攻破敌人第一道防线的消息是通过电话报告我们的。我们还没有放下话筒，马上又响了铃声，报告说第二道防线也被攻克了。我们前进的速度非常快。那天，我们发起进攻不是从山脚下开始的，而是从三十公里外的地方赶来的。冲锋的时候，我们唱着战歌。这证明红军士气高昂、能攻善战。

红军不但善于进攻，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也能秩序井然地撤退。

例如赤水之战。白天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晚上十点，我们得知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于是决定撤退。我们搭了渡桥。桥是晚上修好的，而黎明时红军主力已过河走出十五公里了。一夜之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渡过了河。

最后的这次撤退是我和周恩来同志一起组织的。没有一个红军战士对这次撤退发牢骚或闹情绪。敌人撤退时，总是惊慌失措、溃不成军，而我们红军撤退时，却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经过八个月的锻炼，我们平均每天可以走一百里到一百二十里，也就是五十公里到六十公里，都是山路，而且往往还是夜行军。红军平均每小时行军两公里半。如果有一支小部队遭到敌人阻截，他们就有组织地撤退，然后重新与大部队会合。

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是儿童局的书记，在当地居民中活动。他与红军大部队失去联系后，爬山过岭，整整找了三天三夜，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他饥渴难忍时，就喝自己的小便解渴。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同志和队伍。

这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证明了我们战士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我们红军的团结一致，证明了他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有组织地行动。

我们掌握军事技术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各个军事学校已经培养了七批指挥员。我们有军事技术特科学校，还有专门为游击队培养干部的学校。

我们在进行国内战争的这几年中，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育我们的战士，提高整个红军的战斗力。

红军技术兵种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了。比如说，虽然我们没有良好的渡河装备，但我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渡河技术，可以组织渡河。

西征途中，我们从未放松对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每天早晨出发前，训练时，或每天晚上，我们都进行政治谈话。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红军战士，教他们如何使用步枪，如何看军用地图等等。这些工作主要靠那些在军校学习过的同志来做，他们在红军中间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的战士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们表现出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红军在江西时知道他们的使命是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现在他们依然很明确自己的任务，即为民族解放和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而斗争。我们教育红军战士不仅要为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而战，而且要为世界革命胜利而战。

共产国际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极高的。如果共产国际的材料或决议传到中国红军战士手中，马上就会引发一股钻研材料、领会精神的热潮。

与中央苏区失去联系的其他苏区的战士们，不知道我们党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也不知道我们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就把这些情况在小组活动中或谈话时讲给战士们听。所有红军战士都知道苏联。苏区的每个地方，几乎都有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画像。列宁、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名字在红军战士中无人不知。战士们还知道苏联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五年计划。这些情况，在我们的报纸、书刊上都有反映。我们那里有一首歌很流行，名字叫《武装保卫苏联》，内容很简单：“苏联是国际无产者的家园。五年计划四年完成是她最大的成就。帝国主义者准备武装颠覆苏联。我们组织力量予以反击。我们武装起来保卫苏联。”

这首歌很简单也很流行，老老少少到处传唱。我们那些上过莫斯科军校的同志，把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讲给战士们听。他们说，“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并告诉人们，这个口号是列宁提出来的，苏联红军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红军战士非常关心国际事态，尤其希望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况。党的报刊、苏维埃机关报和红军机关报《红星报》，都经常发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消息和文章。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组织了为季米特洛夫募捐、争取释放季米特洛夫的运动，救助政治犯的募捐活动，保卫台尔曼的运动和支援西班牙无产阶级起义的募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尤其是可以帮助训练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干部。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们苏维埃学校中学习的还有朝鲜、越南以及其他东方民族的学生。

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是因为工人在其中占了很大比重。工人成分在红军中占百分之二十。我们用新生力量扩充了红军队伍，应当说，年轻战士与老同志一样英勇顽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红军战士的阶级觉悟很高，每个战士都对敌人无比仇恨。

红军之所以这么英勇顽强，还在于她有一支优秀的、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干部为什么有力量呢？红军的主要骨干都是在国内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革命的烈火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红军战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许多指挥员从年龄上讲都非常年轻，比如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共产党员，二十八岁；第二师师长才二十四岁；红四军团的指挥员陈昌浩（即伊兹马罗多夫，在青年共产国际大会上被选进主席团）也就二十四五岁，他曾在苏联的列宁学校学习过。

这些干部都是在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完成。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在西征中才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

我们这次西征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

军队有大批党员也是保证我们西征胜利的一个原因。在某些部队中，党员占了百之四十。连长以上的指挥员一律都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排长也都是党员或共青团员。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都作出了勇敢无畏、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表率。

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应该说，我们红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是我们党的优秀分子。

我们的共产党员，无论他们是做工会工作，做共青团工作，还是做群众工作，都十分关心为红军培养干部。我们党常常把优秀的同志派到红军部队中去。因此，军队里实际上集中了我们党的全部精华。

我们的共产党员不仅在红军部队中是工作出色的榜样，而且在后方，如在筹备给养、补充兵员、征集粮食等方面也作出了榜样。我们提出的口号是：“要实现土地革命，要获得自由，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当红军。”我们有红军的后备队，这就是加入儿童团、赤卫队等辅助组织的青年。这些青年都逐步转入红军部队。

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群众组织网动员群众。各地群众都自愿为我们提供粮食。在第六次反“围剿”时，还是在原中央苏区，我们就从群众那里得到了六十万担粮食供给红军。

在这次西征中，我们在供应上没有遇到过困难。只是在人烟稀少的山区，我们的供给有过一两天的短时中断。在经济封锁的条件下，我们能够为我们的战士提供新军服、新物资。

军工厂和军械制造厂的生产大大提高。党中央领导人把我们的优秀同志派到这里，负责各部门的工作。红军的供给由专人负责。我本人就曾受命做过后方工作。我抓过军械制造厂和军工厂的生产。

党一直领导军队，主持制定军事计划和战略战术。我们同国民党已经持续了多年内战。如果没有真正正确的党的领导，我们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在领导工作中，当然也有过个别的错误和失败，但我们的力量恰恰在于我们能够及时地发现并纠正这些缺点。我们在中国西部的远征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的正确和坚强。

我们取得胜利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我们每占领一个新的地区，就动员群众没收当地军阀、地主豪绅的财产和存粮。我们把这些财产和粮食分给贫苦百姓。只要有可能，我们到处都建立起地方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我们拨出一部分武器组织地方游击队。我们还组织了抗税军等。

四川军阀孔垂在经过群众忍饥挨饿的村子时，散布谣言说，红军沿途将烧光一切。事实上，我们的军队一路上看见有火灾，总是帮助群众灭火。

我们成立了抗租斗争的群众组织，因此才赢得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

我们还在少数民族中如广西的瑶族、贵州的苗族、西康和四川的彝族中开展工作。我们在传单和口号中提出了这些弱小民族的解放问题。我们提供了一些武器，让他们去组织游击队性质的自卫队。红军里面有不少人来自这些民族，还有来自回族的。

正是由于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所以我们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得以为红军招募到志愿兵。我们随处可以找到帮助我们搬运辎重的脚夫，到处可以把红军战士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当我们需要粮食时，老百姓会卖给我们，尤其在四川，这样的情况很多。我们红军常常帮助当地老百姓反抗军阀。

这里，我想简单谈谈红军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我们无法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我们要不断前进。晚上来到一个村子，次日早晨就要离开。但我们仍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

每个住在这家或那家的战士，都应该同户主一起召集一次家庭会议，给这家人讲解红军的性质、红军的奋斗目标，力求使他的宣传得以在老百姓中传播。每一个红军战士都随身带有一截粉笔，他每天至少要在走过的地方写三条标语。

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师政治部、各部队的政治处、各连队都有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部门。党、团、工会及群众组织，都派优秀地方干部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做群众工作。尽管如此，这项工作还是做得不够，但每一个红军战士都做群众工作，这却是事实。

以下三个基本特点，是我们红军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

（1）英雄主义精神和高明的领导。

（2）党的正确领导。

（3）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

我前面说的都是我们西征中好的一面。我现在也想讲讲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西征中不好的一面。

我们有没有犯过错误？当然犯过。如果我们不犯这些错误，我们的胜利会更大。

现在，简单谈谈我们主要的错误，即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我这里指的是我们对十九路军所犯的错误。我们同十九路军签订的军事协定，不是建立在创建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正确立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把十九路军看作是某种试图走特殊道路的反动势力，把它视为没有任何前途的第三种力量。

由于我们对十九路军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首先犯了军事错误。当蒋介石进攻陵江时，本该派军队抗击，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相反，红军的主力部队却开向了滕盖，也就是朝相反的方向去了。政治局获悉这一情况后，便下令军队返回，但此时蒋介石已将十九路军击溃。如果我们不犯这个错误，那末，现在福建和中央苏区的局面就会完全不同。

我到莫斯科后，在同王明谈话时指出，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针。应该指出，如果我们在西征时采取新的策略方针，那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即使在目前情况下，这样做仍不算晚。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引起了中国广大民众强烈的愤慨。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我们应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这对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是十分有利的。

我们的第二个错误是，我们组织西征时，没有向广大群众、我们的红军战士甚至我们党内讲清楚这次西征的意义。这一问题甚至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错误的后果，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第三个错误与干部政策有关。我仅举两个例子。当我们离开江西时，带走了我们主要的军事干部、军事学校的所有学员等等，但却把我们党主要的宝贵干部——那些在民政机关中工作的干部留在了那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该撤离，而且也是可以撤离的。当时是可以找到人代替他们的。瞿秋白同志和楚苏希同志本应同红军一起走。可他们却留在了当地，后来被捕遇害了。这对我们党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

另外一点是，干部使用不十分适当。我们有许多用人不当的例子。常有人做不了军队工作，在军队里工作不太合适，可以并且应该让他去做别的工作，但我们有时却没有这样做。

我们的第四个错误与我们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有关。我不去详细谈这一问题了，因为另一位同志将专门来讲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这个任务。我们在对待商人问题上也犯有错误。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不正确的方针。

第五个错误是纯军事性质的错误。这就是十九路军失败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我们在两次大的战斗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运动战术。我们本应深入敌人后方，却采用了阵地战术。我们为与敌人的堡垒进行对峙，也试图修建碉堡和堡垒。其实，可以诱敌深入苏区，围而歼之。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中都曾采用过这样的战术，而且卓有成效。

我们运用过以往所有的作战经验，但却主张要打阵地战和进行正面攻击。敌人向前推进两三公里，我们就开火迎击。于是敌人停了下来，开始修筑工事，包围我们。起初，蒋介石是每隔五公里到十公里修筑一道工事，后来修得更加密集，每隔一公里到两公里就修筑一道工事。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在紧挨碉堡的地方开始还击。例如，第三军军长迎战敌人时，敌人刚离开碉堡二点五公里，他便开始转入进攻，敌人马上就撤回到工事里去。

我们本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但我们接到司令部的命令，刚发现敌人就开了火。我们以为，不应该推迟胜利的到来。我们的一些军长尽管知道机动撤退是违背司令部的命令的，但仍然后退十公里左右。敌人没有遇到抵抗，便向苏区推进，然后在那里被围歼。

当然，我们的工事应该可以保卫我们的苏区。群众支持我们。但是，敌人就在附近活动，他们轰炸我们的工事。部分工事被敌人摧毁，还有一部分变为他们的据点。我们的这些碉堡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相反，却给我们造成了装备、干部等方面的损失。这不能称之为正确的保卫苏区的策略。

我们犯的第二个大的军事错误是我们分散了红军主力。以往的战斗经验表明，必须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可我们却把军队分散，使之变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自己则丧失了机动能力。

这就是我们在最后一次反“围剿”中所犯的五个错误。犯错误当然是件坏事，错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克服并纠正这些错误。

这次西征后，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作出评价。在连年国内战争之后，红军增强了战斗力，真正成长壮大起来了。当然，我们在这次西征中遇到了许多艰难险阻。在原苏区，在赣东北地区，我们的红军都受到了相当损失。另一方面，我们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取得了胜利。我们在中国的西北，在陕西、四川和甘肃一带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红军尽管遭到了损失，但目前红军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反而增加了。红军西征时，沿途组织了许多地方游击队。在个别地区，我们创立的这些武装队伍，相当于一个团的规模。

我们提出，在目前所占领的地区内，努力实现创建百万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我们一定能够实现。

应当怎样评价我们党的工作呢？在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党在苏区的威信很高。党保卫着苏区的成百上千万群众的利益。我们的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目前，我们的党在新的情况下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拥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英勇无畏、为实现共产国际总路线而斗争的干部队伍。

我想提一下那些同川西地区失去联系、三年来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他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以及英勇无畏的气概是非常伟大的，他们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作作出了榜样。

我们的党应该在新的形势下改变自己的策略，在已占领的阵地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抗日统一战线，并通过这条统一战线来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彻底胜利。说我们没有前进，说我们在原地踏步，是毫无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