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日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

麻国庆

1994年10月，我以北京大学和东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身份到东京大学大学院文化人类学专业留学，师从末成道男教授。临行前到导师费孝通先生家聆教，先生希望我到日本后认真学习三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他们是福武直、鹤见和子和中根千枝。我的日本老师末成先生正是中根先生的大弟子。在学校我不断学习这三位老师的著作，从中体会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关注中日的社会结构和乡村发展的问题。第一次去拜访中根先生时，她很高兴我来东大留学并问起费老的情况，我一一做了回答。她问我对哪方面感兴趣，我说家族与社会结构。她当时就建议我去冲绳做调查，比较一下中国社会与日本本土社会的区别［但由于条件限制，我一直没有完成中根先生的建议。直到2002年我以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的身份，在东京都立大学（现在叫首都大学）做客座副教授时，得到研究资助，才得以前后做过两次村落调查］。末成老师的研究则涉及日本、韩国、中国（包括中国台湾）、越南等地的比较研究，而且倡导从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其他社会的视角，从周边来看中国。在两位老师的影响下，我在留学期间特别感兴趣的是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和日本在社会结构上表现出何种差异，基于此，我阅读了相关的研究，并在末成老师的安排下去九州农村做了短期的调查。

其间我一直关注日本的“家”“村”问题。1999年，我在《世界民族》发表了《日本的家与社会结构》一文，系统阐述了我对日本的家与社会结构的认识。之后我又出版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一书，在书中我把中国的“家”与日本的“家”进行了比较，我发现，日本的家更强调其作为一个经营体的概念，而中国的家则强调血缘体及外延扩大的社会关系特征，更具文化意识形态的意义。书中我还阐述了日本村落社会的基本特征，指出日本农村社会的同族组织是日本社会主要的社会结构之一。日本社会中的同族组织，表面上类似于中国的宗族制度，但两者的内容完全不同。日本的同族是在家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的，家联合是由本家（honke）与分家（bunke）所组成的，即是一个称为“本家”的原有之家及与本家有附属关系的新成立之“分家”所构成的功能团体。典型的本家、分家关系是由长子继承本家，次子及以下诸子则为分家，不论是本家还是分家都是功能性的共同体。这显然不同于中国的宗族的系谱关系。和中国进行比较，日本的同族是以本家为中心的，同族含有非血缘者，血缘的原理较为淡漠，但中国的同族非常清楚是以父系血缘的原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所指的宗族是一个典型的父系继嗣群（patrilineal descent group），但是日本的同族显然并非一个继嗣群（descent group），这是中日两国亲族制度最基本的相异点。因此，中国的宗族是基于父系原理形成之群体；日本的同族则是基于居住、经济要素而形成之群体，其结构的本质具有一种松散的倾向，并非一种稳定的共同体。随着长子继承制度等在法律上的废止，以本家和分家关系建立起来的同族集团也就失去了其实质的意义。我在书中讨论了战后日本农村社会学的理论问题，指出战后的日本农村社会学，主要继承了战前有贺教授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福武直教授提出了具有影响的日本村落类型论，把日本的村落分为同族型村落和讲组型村落。其他代表性的日本村落类型的分类还有人类学家冈正雄的同族制村落和年龄阶梯制村落、法社会学家畿田进教授的家格型村落和非家格型村落。上述不同的村落类型论揭示了一个共同点，即家这个角色在村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村落类型论的一个基点。战后日本人类学对于日本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探明了年龄阶梯制村落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特征与社会学对于同族村落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对于日本的村落的基本结构，基本上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主要是以村落结构和亲族结构的对应关系为主轴展开的。日本人类学研究者对于村落社会的同族制村落和年龄阶梯制村落两种类型的分法和日本社会学者的看法并不相同，如有贺喜左卫门和福武直，都不承认年龄阶梯制在村落结构上的意义。事实上，这种分歧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如果确切地来划分年龄阶梯制村落和讲组型村落也是很困难的，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从功能上来看，在日本村落社会中，这三种性质确能体现不同的村落的结构特点。我在书中还讨论了日本和中国的村在结构上的差异问题，指出从神社和庙的性质的差异上就可以看出日本的村和中国的村在结构上的差异。在日本，村里有神社，氏神不只是血族团体的守护神，它也保护着村与村里的人。例如对于祭祀，村民并不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祭祀镇守，而是祭祀村全体的守护神，可见神社作为地缘结合的中心起到了强化地域认同的作用。中国的村落中村人信仰的对象除宗祠外，还有村庙。村庙是村人信仰的中心之一。汉民族作为血缘集团象征的祠堂和作为地域社会象征的村庙，和日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并没有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而是相互独立地存在。也就是说，血缘和地缘的纽带在汉民族的村落生活中是分离的。在日本，村同族集团在以共同祖先神为中心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又与其他的同族一起祭祀神社，祭祀共同的村守护神。因此，在地域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纯地域团体的特色。在这一过程中，氏神、产土神、镇守常作为相同的词来使用，它们作为血缘、地缘一体化的共同体的神而被村民祭祀。在书中，我表达了自己对中日社会结构构成差异的看法，认为这一差异使中日两国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比日本有更多的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如继承制所体现的资本的分散、集团构成的血缘意识、社会组成的关系网络等，当然这些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因素。

2001年到2003年，我以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的身份，在东京都立大学（现在叫首都大学）渡边欣雄教授的安排下，在长野农村做了前后几个月的田野调查，后来又到冲绳调查。从田野中我深切感受到中日两国在乡村社会方面的本质性差别。在我看来，对日本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是人类学全球话语体系之内的工作，对于中国人类学界来说，这项工作做得还不够理想。早在2010年，我在《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自觉与全球意识》一文中就谈到，人类学最终要解释人类生存价值背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种诉求的背后是对人与文化的反思。人类学话语体系是全球性的话语体系。作为一门以研究异文化为基础的人类学，这一传统对于学科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2015年，我在《跨界的人类学与文化田野》一文中指出，今天，人类学家在关注文化、历史、结构、过程以及研究对象的行动时，经常要穿越村社、地方、区域乃至国家的边界。近年来，从大量的民族志作品看，仅仅试图赋予某个“个案”独立的意义已难成功，甚至当以类型学的手段进行个案分析时，我们也难以概括不同个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内涵。此外，虽然“跨国主义”“跨境研究”等系列概念也在试图回应全世界普遍发生的“流动”状态，但仍然是不够的。因为，人类学的研究单位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对任何一种社区单位层次的简单概括都不足以分析当代世界体系中复杂的交叉性特征。即使是东方、非洲与南美等发展中区域，世界体系也早已将它们深深卷入其中。因此，我认为进行海外民族志研究，除了可以加深对研究对象国的认识之外，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自身的问题也大有裨益。而海外研究，即对于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周边国家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和日本的关系非常重要，对亚洲社会中的日本社会的田野研究，是我们认识日本社会的重要基础。我一直希望有学生能在日本做一个长时间的田野调查。

李晶是我2008年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接收的博士生。他是我迄今为止带过的最年长的博士生，入学时年龄已经50岁，早已是大学日语专业的教授。当时，他对我谈了考博的志向。他说，他从大学毕业就一直想研究日本社会、文化，虽然早年也在日本留学过几年，但是那时学习、研究的是日本的“国语”，这不是他的初衷，违心的学习，一度使他失去了再学习的兴趣，现在年龄虽然不小了，但他还是想重拾旧梦，在我的门下研究日本社会、文化。这样的年龄还对学问有如此大的兴趣和决心，实在令我感动。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博士生入学考试，如愿成了我的学生。入学以后，他和我再度商谈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时，坚持要研究日本问题，这无疑令我欣慰。李晶扎实的日语基础和刻苦的学习精神，使我相信他一定能出色地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决定好研究方向以后，2009年7月至9月李晶就去日本踩点，经过两个月的实地考察，他最终决定把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作为田野点。

我们知道，日本社会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高度经济发展、90年代以后的老龄化之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出现了“极限村落”，即面临消失危险的村落，和更多的“过疏化”村落。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界“村落终结论”盛行，杞人忧天的情绪蔓延。日本农村果真如此吗？带着这个问题，李晶于2010年7月开始再度去田野点进行调查，经过半年扎实的田野调查，他对日本村落社会有了更为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李晶决定跳出日本村落研究的传统理论藩篱，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日本村落社会。稻作农业是日本的传统农业，也是日本农业的支柱，日本农业的90%以上都是稻作农业，且稻作农业历史悠久，由此而产生的稻作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根基。以稻作传统看村落社会变迁，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其研究的创新性。经过和我的讨论，李晶决定用“稻作传统”的视角，看日本村落的社会变迁。他说，他研究的目的是找出日本村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看清日本社会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同时也希望从日本的“田野”中挖掘出具有普适性的经验来，为进一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服务。这样，李晶的博士论文题目最终确定为《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民族志》，之后他又在日本坚持做了半年多的田野调查，前后累计在日本的田野点工作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之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其论文主要讨论的是日本稻作传统中的“村落共同体”问题。在日本，从明治以来，作为集落社会构成单位的村，分成自然村和行政村两种形态，自然村为中近世建立的村落共同体，行政村为明治以后作为完备的地方自治体的行政单位。在这两种村落中，连接村落人们的纽带正是村落祭祀。明治政府所推行的一村一社的政策，强化了神社在村中的地位。实际上，村落共同体意识常常以具有相互独立身份的家的共同体意识为出发点。因此，在认为家是日本社会的基石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家也是日本宗教的基石。日本人对作为家的一员有甚强的认同，比起个人的认同更强得多。

不过，如何看待“村落共同体”，学者的意见莫衷一是，争论很多。在此背景下，李晶的研究难能可贵。他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范式，研究结果澄清了一些人对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模糊认识。日本“3·11”大地震以后，其东北沿海地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地震和海啸还有余悸的人，纷纷离开了世代生活的故乡，没有离开的人中有的人至今还住在政府提供的简易房里。日本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恢复灾区的风貌，但是至今还没达到灾民们所预期的效果，有些灾民开始“抱团取暖”，通过互助方式解决灾民生活中的困顿，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共同体社会”时代。所谓“共同体社会”时代就是村落的各种社会组织健全、发挥作用的时代。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李晶研究“村落共同体”问题的现实意义。

李晶的著作开宗明义，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日本村落社会，目的不是想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价值趋向或者倡导什么主张，而是希望像格尔兹提倡的那样解释“地方知识”，并从中找出中国可以借鉴的东西。本书关注的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日本经济发展不景气、即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大背景下，日本农业、农村、农民如何调适、维系村落的问题。日本社会中，既有前现代的，也有现代的，甚至还有后现代社会的特质，前现代社会的某些社会传承，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着当今的日本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日本农村社会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村落共同体”。李晶对日本村落的研究主要运用的是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分析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演变，透视村落变迁过程，揭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村落维系的内在动因。他研究传统日本社会的目的与日本、欧美学者不同，除了挖掘维系村落的普适性的经验之外，还希望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实证经验。可以说，作者许下的愿望都兑现了，本书通篇都是围绕着稻作传统下的“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展开的。作者最后指出，如今的日本村落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也非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村落共同体”以其特有的形式延续着。“村落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延续，既有传统文化的作用，也有村落中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努力。日本农村，并没有因为“村落共同体”的存在和国家在农村社会的隐身而出现社会失衡。这让我想到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提出的村落社会的“平衡”理论。中日农村社会共同点之一，就是平衡性。日本政府给农村社会提供的是“政府服务”和政策导向，管理则依靠村落中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既对国家负责，也对村民负责，这客观上既维护了“国家的权威”，又维护了村民的利益，还维护了“村落共同体”。日本的村落之所以能在社会的不断变化中维持其自身的发展，主要原因就是：村民的“村落共同体”意识并没有丧失；村落中各种社会组织基本健全；村落的传统文化没有遭到破坏。这一结论发人深思，特别是对于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李晶的著作是中国人类学者写的第一部关于日本村落社会变迁的民族志。著作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关注村落共同体这一传统资源的现代意义，详细地梳理了日本村落研究的成果，归纳了日本村落研究的理论，并提出了对于传统理论修正的视角，即村落研究的“共同体”视角，阐述了“稻作传统与社会延续”这一主题在日本乡村研究中的意义。在日本有不少对村落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村落，以及现代村落变迁的结果。他们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日本村落变化是必然的，却往往无视村落共同体的客观存在。李晶详细地考察了村落的社会组织的运作情况，参加了社会组织搞的一些活动，发现传统稻作农业赖以生存的“讲”“结”等社会组织虽然已经失去了实用功能，但是其他社会组织，如町内会、水利管理组合、消防团、青年组、葬礼组、檀家集团等传统社会组织在村落事务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指出，传统的社会组织仍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和资源。

第二，很好地把握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他提出了日本村落研究的圈层理论，对婚姻圈、集体祭祀圈、生产与生活圈、情感交流圈等熟人社会的圈子做了很好的表述。特别是他描述了稻作传统对“家”与“村”变迁的影响作用。如“共同体社会”中的“家”与“村”，概述了“家”和家族形成的过程、明治政府制定的家族制度、日本人的家族意识、日本“家”继承的传统、马场村的“家”继承现状、日本东北地区亲戚的分类、日本“村落”的历史等。他指出，在日本，“家”与“村”的产生与稻作农业有关，稻作农业对地力、水利设施、共有山林的维护必须靠大家，“村”是跨越家庭的互助共同体。

第三，把社会结构的研究与乡村文化仪式作为互为联系的有机整体开展研究。他详细考察了稻作传统中的民间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山神崇拜和道祖神崇拜，以及稻作传统中包括插秧舞和“神乐”在内的民间艺术、传统节庆活动，包括“正月仪式”、盂兰盆节、新年会等。作者指出，马场村的“正月仪式”，包括“私”的正月仪式和“公”的正月仪式。“私”的正月仪式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民间传统，“公”的正月仪式是日本现代国家出现以后建构的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因此，村民在过“正月”的时候，会同时受到民间传统和国家传统的双重文化洗礼。他同时还详细地考察了日本村民的葬礼仪式。作者指出，日本村民的葬礼仪式办得都很隆重，是村落中的重要活动，参加他人的葬礼是村民不可回避的事情。村民的各种文化仪式在维系村落“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他对信仰“共同体”的研究，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神道清晰地展现出来。神道是日本的宗教，从神道的发展轨迹上看，可以分为古神道、民俗神道、教派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所谓国家神道是明治维新以后创造出来的具有国家意识的“神道”。国家神道包括神道行政，是国家主导的“神道”。国家神道教义的核心是“天皇现人神思想”和“万世一系思想”，它从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结束一直左右着日本国民的生活和意识，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作者详细考察了村民的神道信仰，指出在如今的日本，“神社本厅”这个曾经的日本政府管理神社的机构，现在虽然在身份上是社团法人，不是政府机构，但其管理神社的方法和“国家神道”如出一辙，它对村民的神道信仰影响不可低估。正是由于“神社本厅”的作用，村民的“民俗神道”活动，不断被嵌入“国家神道”意识，致使村民在神道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民俗神道”和“国家神道”的双重教化。

第四，把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置于国家、地方与社会互动框架下展开讨论。书中强调生计模式、农协、村落精英、村落发展与村落共同体的内在联系。如乡村稻作文化传统的特点以及稻作农业以外的生计模式。他所调查的马场村地处山区，适合种稻的农地有限，过去，村民除了种稻还有不少人烧过木炭、养过蚕、种过荞麦，还有人兼职其他工作。事实上，在日本农村仅靠农业生产很难满足村民的消费需求，所以日本农村的“农民”多数是兼职的，基本都有其他职业，专业农户很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维系村落存续，要靠村民的自觉。如书中对于村民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情况也做了调查，指出：现役“农民”多是70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不少人以前曾在外面工作过，至少小学毕业；65岁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一般都有在外工作的经历，其中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为数不少，这些人被作者称为“返乡务农者”，他们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在外工作的经历，一般都是村落各种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在村落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城市人，厌倦了城市生活，来村落租地种菜、养鸡，他们虽然没有真正融入村民的生活中，但是他们的到来，给老龄化的村落带来了生气，成了村落延续的助力者。此外，政府荫庇下的日本农协在村民生活中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书中指出，在日本，农业虽然不是优先发展的产业，但却是日本政府重点保护的产业。日本政府的主要农业政策的实施不光靠政府部门本身，还主要靠民间组织。在日本农村社会中，最大的民间组织是农协。农协在日本农村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既是农户的代言人，也是国家政策的实施部门，具有双重身份。还有一点，本书特别强调“村落自治”中的国家在场问题。书中调查了包括马场村历史上的“村落自治”、教育与村落自治、马场村“村落自治”中的国家等问题。町内会和秋保综合支所在村落事务中都发挥着作用，町内会代表民间，秋保综合支所代表国家。町内会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实施村落自治，既是村民依靠的、自己的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信赖的、可以传递政府声音的社会组织，因此并没有游离于体制之外，它是村民和国家都依靠的组织。日本的地方自治是国家主导下的地方自治，一直存在于国家村落社会中，国家意识一直影响着村民。

最后，作者特别强调乡村再建中精英所发挥的作用。作者用中国传统的“绅士”来加以比喻。日本之所以能容纳“乡绅”，原因在于日本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成功地解构了“城乡二元结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日本乡村管理靠的是政府引领下的村民自治，村落真正的管理者是村民，政府只提供政策和资金，与村民合谋管理，对村民平等相待，为此村民建设家乡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乡绅”有了用武之地。

 

综合而言，作为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很重要。李晶的研究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接触村民，体味他们的真实生活，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捕捉“家”与“村”延续的文化机制，得出了稻作传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共同体”意识是维系日本“家”与“村”的原动力之一的结论。这一结论正确地反映了日本稻作村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日本稻作村落的本质。虽然作为一名中国人类学者，对日本社会进行民族志研究，本身就具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和自身立场问题，但从李晶对于研究对象的处理来看，非常符合学科规范。这为中国的日本社会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田野经验，也为中国人了解日本社会提供了详实的“地方知识”。本书在探讨每一个问题时，都有扎实的田野经验再现和理论对话。主题对话的是“共同体”理论，各个章节的讨论则涉及了“家”“村”理论、文化模式理论、仪式理论、社会管理理论、共同体理论、国家治理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宗教人类学理论等。本书理论对话丰富、田野调查详实，可以称为是民族志研究的上乘之作，并对于重新思考中国目前的“乡村振兴”与农村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李晶的博士论文付梓，可喜可贺。这本著作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晶。我相信，这是他学术追求的一个新起点，他身上的那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还会让他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2018年4月25日于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