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屈原（战国 约前340—278）
屈原披头散发徘徊于大江之北，暴雨般的句子挥向郢都。他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谙权谋术。他不退缩，不迂回，不妥协，所以他是屈原。屈原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他是源头性的诗人，天地人神巫，五体合一。他开端性地被流放，开端性的百折不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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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诗经》后三百多年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诗人。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屈原在今天是家喻户晓的、却也是谜一般的人物。在靠近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先来看他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生平事迹。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
屈原所处的年代，秦国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强到横扫六合的地步。楚国和齐国、秦国实力相当。其他几个诸侯国，燕、赵、魏、韩，由于接连吃败仗，割地求和，只能采取巴结强国的战略。事实上，战国七雄，这时候只剩下三雄，秦、齐、楚，类似后来的三国鼎立。三雄拼上了，拼实力也拼谋略。
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版图涉及今之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一度还向西南扩张，其富庶和辽阔一望而知。自西周立国以来，近千年的经营，人口众多，大小城郭无数，生活习俗迥异中原。首都叫郢都，繁华冠绝当时。
繁华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
屈原是洞察危机的先知。
楚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先知式的大臣，一个是楚悼王时代的吴起，这个人既是军事家，又是改革家，他先于秦国的商鞅发起变法，其策略和改革方向跟商鞅一样，也是抑制贵族，广纳人才，鼓励士卒沙场建功业，以强兵的方式强国，收效很大。他的个人命运也和商鞅相同，被贵族杀掉了，死得很惨，乱箭穿身。令他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的，是他的变革事业被楚国强大的贵族领主的势力全盘否定。这一点商鞅比他强：商鞅生前制定的变革路线，在秦惠王的时代得以延续。
屈原是吴起的后继者。
屈原出身王室贵族，祖上曾有莫大的荣光。《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朕是“我”的意思，到秦始皇，朕才为皇帝所专用。高阳是古帝王颛顼的别号，也是楚国远祖，颛顼的后人熊绎被周成王封于楚。
屈原生于秭归（今湖北秭归县），距郢都（今湖北荆州附近）有一段距离。家道中落，于是读书蓄志。也许父亲伯庸常常指着郢都方向教导他，鼓励他，甚至刺激他。他二十岁过后就离开秭归赴京城，重返祖宗居住过的繁华都城。
战国盛行雄辩术，口才非常重要，一般读书人，光有“肚才”不够，还得善于表达。策士通常是辩士。辩才无碍通仕途，庶人也能成为大贵族的门下士。秭归是座小城，但不算闭塞，青年才俊不少，常常聚在一块儿讨论、辩论。
屈原口才好，《史记》有记载。从他的诗句看，他长得高大俊美，佩长剑，戴高冠，身挂鲜花香草。
当时楚威王还在位，太子熊槐，即是几年后的楚怀王，这两位至高无上者充满了诗人的想象空间，伏下日后强烈的离愁别绪。
屈原二十岁赴郢都后，写下名篇《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诗人与楚国血肉相连。诗句却轻快。年轻的屈原格外阳光。
屈原为什么能从小城秭归迁入郢都，原因不详。
屈原来到了郢都，没过多久，就做了王太子熊槐的侍读。
屈原善学多才，外表出众，国王和太子都对他印象不错。古人注重相貌，除了悦目之外，还认为相貌的背后潜伏着命运。
屈原在一个叫兰台的地方侍读，长达五年，他和后来执政长达三十年的楚怀王朝夕相处。
侍读不单是陪读，也含有帝王师的意思，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佳位置之一。未来的君王必须读很多书，以应对天下大事。按宫廷的规矩，侍读通常有若干人，轮流陪太子读书，可是有些人几天就走掉了。兰台这地方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互相拆台。一群侍读中唯有屈原，把太子熊槐送上了国王的宝座。
熊槐的年龄和屈原相近。庄子后来描绘他：“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
未来的国王脾气也大，不知赶走了多少侍读，单留屈原侍读到底。两个年轻人互相吸引，君臣、师生、朋友，关系是多方面的，一起读书也结伴游玩。想想那位熊槐，大约也是目光炯炯的有志青年。不过，他作为雄视天下的楚威王的儿子，压力又特别大。楚国持续的富庶与军事扩张，已经引来秦国的虎视眈眈。谁都想一统天下。战国七雄，尤其是秦、齐、楚三雄，谁也不服输，打一阵又好一阵，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耍不完的外交手段。和平共处并不是大势所趋，恰好相反，弱肉强食才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如果熊槐沉溺于声色犬马，屈原这样的人，能长期呆在他身边么？
不过，庄子对楚怀王的评价，“其于罪也，无赦如虎”，会令人联想到屈原未来的命运……
屈原初入朝廷，可谓一帆风顺。学识好，口才好，仪表堂堂，即将登上王位的熊槐视他如手足。
楚怀王五年（公元前328年），二十九岁的屈原当上左徒，相当于副宰相。《史记·屈平贾生列传》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意思是：楚怀王很重用屈原。
令尹为相，左徒为谏官，根据也在司马迁。当时的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强于后世的宰相。左徒仅设一人。楚怀王继位五年，年轻的屈原得此显赫之职。
屈原年纪轻轻得高位，也有人不高兴，对他侧目而视。应该说，这些人都不简单，有朝廷重臣如靳尚、上官大夫、令尹子椒，有怀王宠妃郑袖，后来加上她的宝贝儿子子兰。
郑袖、子兰能量大，各有好戏上演。子兰平生做的一件大事，是怂恿他父亲楚怀王到秦国去送死。而郑袖作为宠妃，美貌出众。南国美女多的是。郭沫若先生写话剧《屈原》，安排她勾引屈原，强行跟屈原亲嘴。
屈原“与王图议国事”。政治家的大事，不外乎对内和对外，屈原于二者，都有明确的主张。他是联齐抗秦派，敌友分明，目光长远，而且始终如一。在当时的楚国，这些品格远不止是道德意义上的，它关乎国家存亡。目光长远的人，才能够始终如一。而鼠目寸光之辈，注定要朝三暮四，即使他不是小人，是庸人，他也一定会瞻前顾后东张西望的。
秦国的崛起，和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有直接关系。屈原要在楚国加以仿效，修法度，抑“心治”，削减贵族的既得利益；“举贤而授能”，不拘一格用人才，以强化王室集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王室不集权，仗也没法打。楚威王时代，楚国军队打到西南、打到中原饮马黄河，不过，老子强悍不可一世，儿子却可能是个软蛋。
楚怀王继位不久，和秦国打了一仗，打输了，失掉大片国土，国内很恐慌。军队打不赢是有原因的，贵族不肯削减特权，国家的财力无法集中。军费不足，平时养兵难，战时又不能鼓舞士气。庶民出身的战士，即使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也不能晋升为将军。庶族与贵族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楚威王后期，这些毛病都已经暴露出来了。这是危险的信号。
可惜，能嗅出危险的人，总是太少。
楚国打仗打输了，也是一件好事：变法的声音大起来了。
屈原变法度，“造为宪令”，并不是孤立的，将军们支持他，比如楚军名将庄乔、昭睢。变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是全方位的，一旦推行，就不是和风细雨。
朝野上下，拭目以待。
上官大夫是个老资格的贵族大臣，自视甚高，脾气火暴。司马迁讲他和屈原争宠，“心害其能”，很不喜欢屈原有才华，有“官运”，何况还是个破落贵族！贵族通常是看不起破落贵族的。上官之所以能被载入史册，只因他和屈原斗，既是贵族的一员，又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楚国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上层人物的腐朽由来已久。这个有过辉煌历史的老牌的南方大国，到战国后期，贵族领主的骄奢淫逸是常态，故步自封成宿命。锐意革新的人，必成众矢之的：当初弄死了一个吴起，现在又来了一个屈原。
宪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没有讲。
上官大夫很有几分勇气，别人做缩头乌龟，他敢冒风险挺身而出，斗一斗怀王身边的大红人。屈原殚精竭虑完成了宪令草稿，准备呈送给楚怀王。上官大夫索要不成动手抢。
也许事件发生在朝堂外的阶梯上，两个男人言语冲突，发生肢体冲撞。劝架的王公贵族涌上来，暗助上官大夫。宪令草稿被抢走。草稿的内容迅速公之于众，引起贵族的普遍愤怒。
司马迁写《史记》惯用《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冷静而简洁的叙述中。这个历史细节对屈原、对楚国将产生重大影响。司马迁寥寥数语，揭示了屈原与贵族旧势力的尖锐对立。
形势对主张变法抗秦的大臣不利了。而上官说屈原居功自傲：“每一令出，平伐（自夸）其功。”屈原招架艰难。他屡屡向怀王作解释，怀王听得不耐烦，后来索性不见。“王怒而疏屈平。”
追捧过屈原的大臣们开始躲开他。
而将军们为左徒屈原讲情，又种下日后的祸根。
雄心勃勃的屈原变得忧心忡忡了。他喝酒，据说酒量不大，他经常喝闷酒。
这个戏剧性的事件闹了一年多，结果是屈原遭贬，降为三闾大夫，掌管宗社之事。楚国宗社远在汉水之北的夷陵（今湖北宜城一带），屈原到那儿喝西北风去了。
酝酿多年的变法图强，终成泡影。
楚国宗室三大姓：屈，景，昭。屈原除了掌宗社祭祀，还负责教育这些分散在各处的贵族子弟，奔波劳累不说，还被嘲笑，被捉弄。屈原不是要抑制贵族吗？这些个纨绔子弟先来整治他。
屈原受点闲气不要紧，他牵肠挂肚的，是郢都，是怀王，是楚国富饶的五千里江山。
这一年，屈原三十八岁，当左徒近十年，呆在楚怀王身边，十八年。眼看大功告成，却被小人轰出了郢都的权力中心。他的忧愤之广，牢骚之甚，有如连日大暴雨，倾入长达三百七十多句的《离骚》。楚怀王读没读过这首诗，不得而知。当时还不兴文字狱，不然的话，屈原发那么多的牢骚，言辞那么尖刻，恐怕早就砍脑袋了。
屈原可能在夷陵呆了数年。《离骚》作于此时，据司马迁的说法：“屈平见疏乃作《离骚》。”游国恩先生则认为是屈子晚年的作品。当代名家张炜的《楚辞笔记》认同前者：诗中反复隐喻的君王是楚怀王，而不是后来的楚顷襄王。
司马迁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疾王听之不聪”，疾是痛心疾首。王听不聪，是说楚王听言，不能辨是非。
不过，臣僚无数的君王，能轻而易举地辨明是非么？
诗人屈原徘徊于大江之北，仰天叹息，暴雨般的句子挥向郢都。他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谙权谋术。他不退缩，不迂回，不妥协，所以他是屈原。他把政治的理想方向，保存在文化的基因之中。
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和字：“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正直而有原则，有丰富而高尚的品德，有不同凡响的才能。
名字对人有暗示和指引，古今皆然。
楚怀王在位的前半期，借他父亲楚威王的余威，尚能对抗虎狼之秦。形势急转直下，是在后来的几年间。楚怀王兼听不明，类似三国时代的袁绍。内忧外患之际，若非大智大勇者，怎么能有英明决断？
怀王听谗言，认为是高见。谗言之所以能够流行，说明它有着广泛的基础。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各利益集团跳得很厉害。楚怀王听谁的？好像人人都有道理。抗秦有理，联秦也有理……细想这位楚怀王也是可怜。战国后期的楚国更需要铁腕人物，他恰好不是。
楚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形势再度紧张，秦国对楚国抛去的媚眼不予理睬，反而搞边境摩擦，探虚实，为大举进攻楚国作准备。
怀王又怀念屈原了，急召屈原回郢都，让他出使齐国。
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
齐国的强大，源自春秋时代的名相管仲和军事家孙膑。它占据着华北大平原，富庶不在楚国之下。秦、齐、楚三国，秦是易守难攻，民风凶悍，斗志最强。它的地理位置也利于打仗，居高临下，如从汉水顺流而下，很快就可以打到郢都。相反，楚国攻秦国是不利的。楚国亲秦派势力大，除了贵族要自保，也有现实的考虑。联秦派有市场。不少人抱着侥幸心理，看不透秦国的野心。秦国攻伐赵、魏等小国，楚国还有人拍手称快，认为秦军帮了楚军的忙。
秦国之外的六国，曾经有过联盟，楚国还是盟主。六国联军也曾攻秦，却因各打各的小算盘，形不成强大的战斗力，被秦军击败。
现在，楚国的战略是：不管那几个小国了，直接与齐国联合，两股力量是加法，六股力量，却可能是减法。而齐楚两国拧成了一股绳，其余诸侯国，自然会靠过来。即使不加盟，也会保持中立。
在今天看，所谓联齐抗秦，确实具有远见。
作为联齐派的中坚人物，屈原此番东山再起，车驾向东千里，又是春风扑面踌躇满志了。
屈原在齐国和齐宣王谈得很融洽。他思路清晰，言辞铿锵，而且他的举止多么有风度啊，齐宣王被他给迷住了，叹齐国之大，未必有这样的人才。两国订交，联手对付秦国。
屈原在齐国受到的礼遇几乎和君主一般，驷马高车，锦衣玉食。他登泰山临渤海，拜谒礼教之乡，伟岸的身影豪放而又潇洒。
楚怀王十六年（前311年），楚军为收复商于之地（今陕西商县至河南内乡一带），主动出击，先后将秦军围困于今河南郑州、山西曲沃。齐宣王说话算数，派精锐之师袭击，秦军大败。商于之地眼看要收复，楚国将大面积恢复楚惠王时代的版图。怀王乐得手舞足蹈，逢人就说：
“三闾大夫真是了不起啊，胜过大将军……”
秦楚争雄，楚国因处江汉下游，地势不利，总是处于被动。大军远征不易，既然打起来了，就应该打到底，打掉秦军主力。
屈原和齐宣王，已经喝起了庆功酒。
这个紧要关头，秦国继商鞅之后的第二个重要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张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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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张仪，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又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苏秦曾身佩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相印，张仪则力挺强秦。这两个人，竟然玩战国七雄于股掌之中。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据传鬼谷子也是楚人，埋名隐姓，呆在一个名叫鬼谷的地方，专门研究纵横捭阖，堪称当时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家。鬼谷出了个大鬼才。
鬼谷先生的门下弟子无数，他却不像孔夫子，对学生管束甚多。战国后期，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常态。鬼谷子培养的策士，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七国之间。其中，苏秦、张仪最为出色。
这师徒三人的可怕处在于：他们的目光穿透力太强，真能看清天下大势，并不拘于某一国的利益。谁能结束战乱统一中国，谁就是大英雄。所以，不管张仪有多少阴谋诡计，他干的一切事，包括许多缺德事，倒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苏秦致力于对六国联盟的推动，而六国地连南北，称为合纵；张仪要化解联盟，令六国向秦国称臣，因秦地偏西，这一战略就称为连横。简单地说，南北为纵，东西为横，一个要联合，一个要拆解。鬼谷子的纵横捭阖术由此而来，像一只巨人的手，指挥他的两个得意弟子，在华夏大地上做着空前的大动作。
苏秦和张仪，是同窗也是对头：合纵与连横不两立。但我阅读史料有个奇怪的印象，他们两人的宏伟事业似乎是可以对换的。
也许由于长期战乱，策士们不停地穿梭，靠脑袋和嘴巴吃饭，渐渐催生了苏秦、张仪这样的绝顶高手。
这时候的周朝已经延续了七八百年，一直打来打去，从七十一国打到七国，数字是朝着减少，最后将归于一统。
一统天下，好像是上天的旨意，五千年华夏历史，是朝着这个方向的。
张仪初出道时，丧家狗似的到处跑。他穷，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他也曾到楚国当策士，摇唇鼓舌，被怀疑偷了令尹家的璧玉，被打变形，回家还受老婆讥笑。
老婆说：“你读了半屋子的书，有啥用啊？打得身上没块好肉。”
张仪笑道：“我的舌头还在吧？只要它还能转动，我就能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
后世所谓三寸不烂之舌，就来自张仪。这人挺好笑的，他等不及养好伤，就带着他的舌头跑到赵国去了，转投苏秦门下。苏秦知他胸中韬略，闭门不见，抛给他的食物只比狗食略强，意在驱使他去秦国。
这个苏秦，也是叫人弄不懂，他此时身佩六国相印，合纵事业已见成效，为何逼老师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张仪去秦国呢？同门师兄弟，是想下一盘大棋吗？
当时有个说法，已经在七国传开：横则秦帝，纵则楚王。
张仪到了秦国，和秦惠王一拍即合，做上了客卿，主持外交。几年来，他一直紧紧盯着楚国。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洞若观火，屈原出使齐国，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他动开脑筋了。在他看来，军事上一时的得失是小事儿，外交才是事关长远的大事儿。
现在，齐楚联手击败秦军，他却大摇大摆到了郢都。
楚怀王以礼相待，亲自接见他，要在秦国的“外交部长”面前摆摆谱。他一向怵秦王，怕秦军，终于打了一次胜仗，不摆谱说得过去吗？泱泱楚国，怎能怕你又小又穷又偏僻的秦国呢？
楚怀王的傲慢劲儿，真是溢于言表。机会难得，他要找感觉。张仪恭维他，他更高兴了。唤来跳舞的美女、唱歌的巫师助酒兴。
酒过三巡，张仪才打着酒嗝提醒他，齐国的军事援助是有限的，打一仗可以，但要帮楚国收复失地，那不太可能。怀王一愣。张仪又说，他在齐国有内线，消息绝对可靠。楚怀王正有这个心病，不觉停下酒杯。齐楚两国，其实也是各怀鬼胎……
怀王坐立不安了，张仪才说，这一次到楚国，是带来了秦惠王的一番美意的：六百里商于之地，全部归还楚国，条件是楚与齐断绝邦交。怀王一听，兴奋得从座位上蹦起来了。
这事今天看来很可笑，楚怀王和张仪，好像也没有签协议。当时的人，尽管因战争、因外交而智力发达，却还能讲信用，口头承诺也算数的。翌日，楚怀王竟然宣布：商于之地已重新纳入楚国版图，那块土地上的百姓，重新回到了楚国的怀抱！
郑袖、靳尚、子兰、子椒、上官大夫一帮人欢呼雀跃，纷纷向怀王贺喜。满朝大臣，唯独陈轸不贺，还在怀王面前做出吊丧的样子。
更为莫名其妙的，是楚怀王为了向秦国表决心，专门派一个勇士兼辩士、名叫宋遗的人，飞马驰往齐国，骂了齐宣王一通。齐宣王蒙了：这刚刚联手打了胜仗……于是怀疑屈原是带着阴谋诡计来的，下令将其拘禁。
屈原傻了。他此间写的诗取名《抽思》，把内心的愤怒与愁思，一点点的抽出来。
那张仪离开郢都，亲自驾车回秦国，一路上唱着楚国小调。
不久，楚使到秦国，要那六百里商于之地，张仪称：驾车跌成了重伤。他三个月不见客。楚使终于见到他，他一跛一跛地来了，用拐杖指着地图说：我们秦国言出必行，从这儿到那儿，六里地。楚使大惊：不是说好了六百里吗？张仪眼皮子一翻：你们怀王听错了吧？我何曾说过六百里？
张仪的骗局，得自他的超前意识：一般人讲诚信，口头承诺不亚于白纸黑字的协定。可是张仪这种人，好像生下来就不讲什么规矩。他当年在楚国偷玉器，还算小偷，这回却是大偷：偷梁换柱，令齐楚反目，为秦军赢得了喘息之机。
楚怀王勃然大怒，下令攻秦。齐国作壁上观。两次大战役，均以楚军大败而告终，将士阵亡十几万。商于之地未能收，还失去汉中。韩、魏趁机袭击楚国南部。联盟内部打起来了。
楚国想跟秦国好，一脚踢开齐国，落得如此下场。
屈原回国，楚怀王愧对他，不好意思见他。但为了国家利益，希望屈原再去齐国。
屈原二话不说又上路了。
从楚国到齐国路途遥远，官车摇摇晃晃……
屈原的第二次外交努力再获成功，齐宣王着眼于大局，不计前嫌，把宋遗骂他的事儿抛到脑后。齐楚两国再度结盟。
可是张仪也没闲着。
他又对秦惠王进言：为阻止楚怀王因愤怒而再度联齐，退还汉中的一半。秦惠王依计行事。
不久，却传来楚怀王的答复：宁可不要汉中，也要张仪的人头！
此事分别见于《史记》和《战国策》，可信度很高。怀王这个人，往往在紧要关头展示他的愚蠢。他向来是软蛋，却又突然发脾气，咬牙切齿要杀人。
可是令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张仪居然主动跑来了，带着他那颗朝不保夕的人头，这颗头还冲着怒气冲冲的楚怀王微笑。怀王盯他多时，横竖想不通：这头砍不砍呢？这砍下之后……将有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怀王犹豫了，将张仪暂且监禁，观察一阵再说。
善于犹豫的人，总是要观察，看来看去看半天……
张仪有备而来，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出其不意的胆略，二是大量财宝。一切都布置在先了：他命令随从悄悄贿赂靳尚，出手便有效果。靳尚是怀王近臣，是贪官，是老贵族兼投降派。张仪上次到郢都，一眼看中他，联络上感情，发展成内线。这靳尚得了巨款，欢天喜地，当天就跑去对楚怀王说：张仪杀不得呀，杀了张仪秦王必怒，发倾国之兵攻楚！
楚怀王很自信地笑着说：寡人没杀他，已经想到这一层了。
张仪一招得手，紧接着使出第二招：通过靳尚，复见郑袖，用上另一套言辞。他和颜悦色地对郑袖说：我这人死不足惜，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我这脑袋奇形怪状，比你们屈原大夫差远了，可是秦惠王看重它呀，愿拿上庸（今湖北竹山县一带）这块地方换它，保它平安无事。夫人您知道上庸六县吗？美女遍街都是，又年轻，一个个水蛇腰丹凤眼……
郑袖俏脸嗔怒细眉紧皱。她固然很漂亮，南国女子风情万种，可毕竟三十多岁了，她比得过上庸的那些小妖精么？
这位郑袖，几年前就干过一件事，表明她在王宫中不同凡响的生存智慧：有个大美人儿与她争风吃醋，她急中生智，让大美人儿失掉俏鼻子。事情是这样：郑袖对这美人说：你呀，生得样样出色，就是鼻子稍逊一点，你以后见君王，不妨捂着它。这美人想：不会吧？我的鼻子人人夸呢……不过她初受宠，还是谨慎为妙。郑袖所讲的，万一真是楚怀王的意思呢？她果然在怀王跟前捂鼻子，只尽量捂得好看一些。
怀王很不理解，问郑袖，郑袖笑道：她是嫌你身上有股臭味儿呢。怀王大怒，立即传令，割了那女人的俏鼻子……
张仪一席话，说得郑袖如坐针毡。她一阵风似的跑到章华台，恳求楚怀王，撒娇，哭诉。怀王原本犹豫，一拍大腿下定决心：放走张仪，讨好秦惠王。
张仪刚走，屈原从齐国回来了。一番进谏，三言两语讲清大势，怀王一顿足，明白了：原来张仪如此阴毒，真为豺狼之患！
他大手一挥：派兵追杀！
张仪快马加鞭已越过边境。
屈原回官邸，长叹，泪如雨下。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还不相信大势已去，楚国虽走下坡路，但毕竟是个大国，还有足够的军力财力抗衡秦国。
3
屈原一筹莫展。张仪连出奇招。
时隔不久，秦惠王退还汉中的一半土地，向天下昭示，他是讲信用的。楚怀王乐了，亲秦派奔走相告，抗秦派个个垂头丧气。秦惠王趁热打铁，又提出与楚王室联姻，怀王受宠若惊，凭屈原说破嘴皮子，他也听不进去了。这里有个缘故：春秋战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秦国是主动和楚王室联姻的，怀王即位，秦国中断联姻二十多年。眼下强秦献媚要恢复姻亲，楚怀王怎能不心花怒放？
然而其中有诈。张仪的厉害是两方面的：既能拨大算盘，又能拨小算盘；骗了你一回，再骗你第二回。这样的奇人，古今罕见。
秦与楚修好了，不是一般的好，两三年内好得像情侣，要粘到一块儿去。齐宣王再一次冷眼旁观。
形势非常微妙。暴风雨前一派祥和。
魏、赵、韩等小国暗中摩拳擦掌，忽一日，发动闪电攻击，联手攻伐已呈颓势的楚国，吃掉好些城池。而张仪派出的策士到处煽动：秦国绝不发兵救楚。几个小国都吃过大国的亏，趁机攻楚得手。
楚怀王惶惶然，不知如何是好。“亲家”看他挨打，不发一兵一卒……
楚国的小人趁机作乱。小人的眼睛，瞅时机是第一流的。
靳尚、郑袖、子兰，三个小人还领导着大批小人。他们分头行动：郑袖负责在床上施展魅力，吹枕头风，暗示屈原曾引诱她、垂涎她的美色；她的儿子子兰，其时已为楚国令尹，一心要挤掉太子横，痛恨屈原从中作梗，千方百计阻拦屈原入宫面君；靳尚则于大臣和贵族间散布流言，说屈原和将军们过从甚密，欲图谋不轨。
楚怀王听信了谗言。
做君王也难。一个九品官也会抱怨众口难调。君王所面对的，乃是人山人海。高高在上的楚怀王，其实淹没在深水中。
然而他要决断，流放他的老师、朋友和忠臣。他在位的第二十一年（前308年），将屈原逐于汉北荒蛮地，掌管云梦猎区的林木鸟兽。
楚怀王的用意是：屈原这种人不配呆在朝廷，只配到荒野与鸟兽为伍。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被流放。
这一年，屈原大约四十五岁。
他在汉北呆了九年。祖国危机四伏……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謇謇：口吃貌，言屈原因强谏怀王而语无伦次。成言：既成的约定。灵修之数化：怀王屡次变化。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体解：肢解。惩：后悔。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离骚》通篇激烈，一唱三叹跌宕起伏，天上地下、人神共吟楚国的挽歌。诗人叩天门访神灵求占卜，忧心忡忡却又通体华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诗中反复提到香草，党人。香草是屈原自喻，党人指小人。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
“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户服艾以盈要（腰）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党人崇尚恶草，指责香草。党人的势力很大，家家户户炫耀萧艾，反指幽兰是恶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殉国之志昭然。一说《离骚》作于屈原第二次流放时。
五十岁知天命，屈子酝酿着问天。若干年后诗稿成形，这就是著名的《天问》。天为尊，天是不能问的，所以形成文字倒过来了。
九年间，楚国厄运不断。
楚怀王骑墙，自以为高明，却落得腹背受敌，两方、三方不讨好。有人说屈原不算杰出的政治家，此言谬矣。政治讲究“势”，屈原不屑为，是他的远见所至。当时的楚国贵在四个字：目标明确。屈原智力超群且忠心耿耿，楚怀王放逐他，意在不受干扰地骑墙，继续他的杂耍“伟业”。
怀王二十六年（前303年），骑墙又惹祸端，齐、韩、魏以楚国破坏“合纵”为由，联军攻楚。太子横到齐国当了人质，联军方退。
怀王吃了大亏，又想起屈原了。却不能力排众议，让屈原当左徒，官复原职。
流放诗人回郢都，仍为失意的三闾大夫。亲秦派又成了朝廷的主流，每当屈原议论朝政、痛骂秦国狼子野心的时候，一度拥戴他、追捧他的大臣都远远地躲开了。他举止怪异，口中念念有词：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香草，杂草，毒草，长期共存，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自有政治的那一天起，从未出现过屈原的理想局面：铺天盖地全是香草。所谓政通人和，所谓国泰民安，无非是香草活得并不郁闷，正气能压倒邪气罢了。
楚怀王擅长骑墙术，他的臣子就学会了见风使舵。执拗的屈原能不孤单么？他可不懂得什么“大隐隐于朝”……
又过两年，秦国和楚国拉开架式大打了，亲家转眼成冤家，要拼死一搏。垂沙（今河南泌阳县北）血战，楚大败，名将唐昧丧命沙场。这场战争是秦国蓄意挑起来的，借口楚王子斗杀了秦大夫，于是，秦昭王发兵攻楚。
盟国兵戎相见，类似现代战争。
这一仗打下来，楚国上下谈秦色变。秦强楚弱成定局。
楚怀王现在墙也不骑了，一门心思讨好秦国，但求苟安。秦昭王收起大棒，抛出胡萝卜，邀请怀王在秦地武关面谈，并表示，部分归还夺来的城池。这伎俩，纯粹是张仪的风格。其时张仪已去了魏国。他汲取商鞅的教训，秦惠王一死，他立刻走人，让怀恨他的政坛对头无从下手……
楚怀王已经吃过秦国的几次苦头了，这一次，他去还是不去？
《史记》说：“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
三十年骑墙，已成“骑势”，楚怀王下不来了。屈原劝他别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臣子遭贬黜受冷落无所谓的，对君王，仍是一片忠心。
怀王说：好吧，我听你的，不去！
然而令尹子兰跳出来，竭力怂恿他父王去武关。他的原话是：“奈何绝秦欢！”——怎么能失掉秦国的欢心呢？这五个字，摆明了当时的舆论环境。靳尚、子椒等人也帮腔，陈说种种利害。怀王改主意了，心想：我儿子也劝我到武关，想必不会害我的吧。
这个男人的勇气常常显得莫名其妙，所谓软蛋发狠，要硬给天下人看。他昂然而去，却被秦卒五花大绑，押送秦都咸阳。楚国震惊，愤怒，可是……打又打不赢。子兰大喊大叫：国不可一日无君！父王被人家抓起来了，兄长在齐国做人质，这国王宝座，除了他还有谁能坐？郑袖也跳出来，母子合力，加上一群小人推波助澜，令尹子兰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梦想，当了几天国王。
不久，太子横回楚国了，子兰“势”未成，乖乖放弃“代理国王”，退回他的令尹位置。太子横继承王位，他就是后来经历了郢都被秦军摧毁的楚顷襄王。
齐国放太子横归楚，外交家屈原自有一份功：他本人和齐国一向关系不错。
楚怀王却惨了。
秦国仗着军事实力，骄横不可一世。怀王不堪侮辱逃到魏国，魏王不敢接纳，复被秦军抓回去，蓬头垢面狼狈极了。三年后，怀王死于秦，双方交涉，他的遗体得以归还楚国。囚秦时他变得坚强，拒绝割让楚国的城池以换取平安。
楚地皆哭声。屈原哭得不成人样。
他和这位君王，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恩怨纠缠，欲说还休。中国古代文人和君王的一言难尽的关系，这是一个先例。
屈原第三次遭放逐，原因是他讥讽朝政，一而再再而三，楚顷襄王看他很不顺眼。令尹子兰又是他的死对头。郑袖怨恨他。上官、靳尚，一有机会就诋毁他……
墙倒众人推，政坛为甚。何况这堵老墙，早已失掉根基，轻轻一推它就倒了，倒向民间，倒向荒野，倒向草根阶层。
顷襄王十二年秋（前287年），六十多岁的屈原打点行囊再离郢都，流放于南楚洞庭。
4
屈子徘徊洞庭湖长达十年。
据考证他到过包括江南在内的很多地方，最后抵达长沙汨罗。他在洞庭湖边年复一年徘徊。当时的洞庭湖，湖面比现在大得多，四周山林，常有野兽出没。屈子形单影只，步履沉重。刚开始还有人照管他，苦于随他驾车疯走，后来跑掉了。他回过家乡秭归，父老杀鸡宰羊，他醉了两三次。有一天，趁着天光未明，他又悄悄上路。有迹象表明，他活着的每一天都亲近着死亡，不然他就衣锦还乡了。胸中时有风暴，怎能安度晚年？身心趋于一致，似乎惟有踉踉跄跄。思绪心绪乱如麻，由其内在的动力，渐渐化为诗歌的节奏。楚声、楚语、楚地、楚物、楚俗……他是地道的地域性诗人，天地人神鬼浑然一体。
屈子中年作《离骚》，死亡意念已趋于明朗。他几番提到彭咸，连死亡方式都考虑进去了。彭咸为楚国先贤，同样不得志，投水而亡。“虽九死其犹未悔”，为谁死而无怨呢？既为君王，亦为天下苍生：“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
屈子的《天问》成于洞庭湖畔，一百七十多个发问，连珠炮似的射向天空。思之深问之广，后人不复望其项背。
他的追问，他的因追问而展开的广阔视野，和老子、庄子异曲同工。可惜这条路，渐渐的荆棘丛生，难以辨认。高度无人企及，人们就说它虚无缥缈。
文人与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倒是得以保存。
他不停地走，无论走到哪儿，脚下都是楚国的土地。有一天，他坐到一块石头上，望着烟波浩淼的洞庭湖。
郢都方向不断传来坏消息，我们的诗人波澜不惊。他此间写的诗，弥漫着植物和湿地的气息。国之灭与人之死，已经是同一件事。他耐心等，跟认出他的渔翁说说话。——那番著名的长篇对答，可能是《史记》所虚构，提炼了民间传说。其中说：“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
美貌而忠诚的女媭也曾经劝他、斥责他，要他回头，莫与群小恶斗，自取祸端。女媭可能是屈原的女友。屈原举史为例，向这位心疼他的女子讲了一番道理，讲完长叹说：“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
该说的都说了。语言的尽头即是生命的尽头……
诗人此时心境，淡如秋天之云，滔滔辩才，已随滔滔江水而去。
他吃得不错，睡得亦香。忧心如焚已成往事。——是啊，他从来没有如此的平静过。夜来观星斗，白日看大江。他选择日期。
湘君，湘夫人……他笑了。要说那个郑袖啊，确实长得好看。她比孔夫子曾为之诅咒发誓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如何？她比周幽王肯用国家安危买一笑的褒姒如何？美女祸国殃民，其实是被夸大了，她们哪有那么大的能耐？郑袖唱《橘颂》，十分动听呢。当时她才十六七岁……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是《九歌·湘夫人》中的几句。“帝子”指尧帝的两个女儿、也即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舜帝死于南巡途中，姐妹俩相拥而泣，泪水洒遍湘江边上的竹林，留下几千年斑斑泪痕，今天南方随处可见的斑竹，就是这么来的。娥皇、女英泪尽时，抱在一块儿投江而亡。后人纪念她们，奉为女神。
这又是一个死亡意象。屈原的诗篇中，死神与美神拆解不开。
坐在石头上的屈原想：怀王死去多年了，听说那郑袖倒活得挺好……
他始终望着郢都方向。
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8年），秦军大将白起攻入郢都，又杀又烧，掀翻了楚怀王及历代楚王的坟墓。楚国所有的豪华宫殿，包括冠绝天下、耗时二百年才建成的章华台，皆成焦土。
郢都毁了。他写《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死神凌波而来。
他选择了五月五日，地点是汨罗江。
他写下最后一首诗《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古代的贤人君子，我明确地告诉你，将以你为同类。
七十多岁的白发老人，抱着一块石头，投入万顷波涛。
5
屈原殉国无争议。
他对美政的执拗追求，使他早有赴死之心。他是唯美的，生活、艺术、政治，容不得半点瑕疵。他一生激烈。却能在激烈中逗留，以激烈为常态，并展开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性。进入他的生命体验几乎是不可能的：谁能拥有一双屈原式的眼睛呢？他是巫，是鬼，是神，是草木鱼虫雨雪雷电，是天庭的漫步者，是江湖的巡视者，是宇宙的追问者……原始宗教的天地浑成之态，显现于屈原的作品中。《楚辞》大致是个整体，进入这个“整体”殊难想象。这倒不是说，字句理解艰难。从东汉王逸、南宋朱熹到现当代的集注集评，使《楚辞》在字面上的把握变得相对容易。《楚辞》中含有宋玉、景差等人的追随屈原之作。
汉初贾谊吊屈原，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得意。司马迁为屈原作传赞，其内心冲动和贾谊相似。屈原作为失意臣子的形象在司马迁的描述中得以凸显。凸显意味着：屈原的“这个”形象易于把握。而易于把握是说：文人与君王的爱恨交织的关系，由屈原作了开端，后继者绵绵不绝。是后继者的无穷眺望使屈原成为屈原。
“唯美”这一层，则由于楚地之原始宗教体验的缺失，使屈原在文字中间的身影显得游移和缥缈。游移缥缈本身也是美。
楚辞和楚声、楚乐、楚舞、楚俗密切相关，而能以楚声诵楚辞者，据说唐代就绝迹了。
两千三百多年来，屈原的身影既清晰又模糊，既固定又缥缈。屈原千姿百态。他活在汉语的弹性空间之中。他的作品是多维度的，具有多重指向。
屈原不能被穷尽。读屈原意味着无限的生发。
《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这些篇章所唤起的阅读体验是很不同的。《九歌》原是楚国南部祭神的民歌，经屈原提炼成抒情诗，人神相恋曲。《湘君》、《湘夫人》、《山鬼》、《东君》、《云中君》、《少司命》……全是极优美的篇章。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这是日神东君的形象。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是司恋爱的处女神少司命的形象。目成：少司命与神堂中的以巫者出现的屈原眉目传情。
《楚辞》的源头性美感俯拾即是。
本文挂一漏万。
《楚辞》是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则是北方文化的硕果：十五国风，不见“楚风”。换言之，《楚辞》是长江流域的产物，《诗经》是黄河流域的产物。二者到了汉代并称“风骚”，宛如长江与黄河共同滋养了华夏儿女，催生绵延百代的华夏文明。
《诗经》是四言体，《楚辞》主要是五言、六言、七言体，形式自由奔放，音韵别致优美，开汉唐诗歌之先河。
《诗经》是民歌民谣，清新而单纯。《楚辞》是个人的艺术创造，意象繁复，意境雄浑，诗人内心的巨大冲突横陈纸上。
何其芳说：“《诗经》中也有许多优秀动人的作品，然而，像屈原这样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
开端性的诗人，开端性地以生命写诗。诗句喷发着生命冲动。
从屈原的作品看，他虽然生死系于南方，却对中原的历史文化高度认同，没有一点“小国寡民”的心态。而当时的楚国则被北方人称为“南蛮”、“荆蛮”。南方文化传播到北方，沅湘的屈子、淮水的庄子居功甚伟。老子的思想也是从南传到北的。
楚国灭亡了，楚声却响彻了华夏大地。
这个历史现象颇具隐喻性。刀枪能攻占国土，却对文化无可奈何；强国的战车驰骋千里，弱国的文化悄然反攻长驱直入；帝国倾覆朝代更迭，文化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北方多攻伐，而南方是相对平静的。南方生活的悠闲和文化的丰富是同构的，柔性之力大而无形。
北方主阳刚，南方主阴柔。
这中间可能隐藏着华夏特殊的人文地理的奥秘。
屈原流露到作品中的形象，环绕着鲜花香草。他的缠绵倾诉也透出某种柔媚。荆楚男子也许多如此。楚人亦强悍，而在楚国灭亡之后越发强悍不屈。项羽这样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物，产生于楚国的耻辱记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项羽是力量型的，屈原是文化型的。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屈原却让南方的生活意蕴审美气象牢牢扎根于北方。
从历史发展的长远轨迹看，刀枪劣势，文化优势。刀枪要生锈，文化要发光。也许正是文化的发光才使刀枪入库生锈。文化的柔性之力是朝着生活的多元，审美的多元。或者说，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是由生活的多元来维系的，它近乎本能地拒绝刀枪。南唐之灭，北宋之亡都是典型的例子。
汉代“一统天下”，过上了安定日子的汉民族却受到匈奴的威胁。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争斗与融合延续千百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生活与刀枪的严重对立。而现代政治智慧，则以刀枪护卫着生活。古代政治，这个智慧尚在成形的过程中。皇权既是推动力，又阻碍了它的成形。
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课题，本文仅限于几缕猜想。
古代中国的“生活局面”，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
屈原的丰富性是由南方的生活所决定的。天地人神巫集于屈原一身，这在战国时代的中原是不可想象的。中原战乱频仍，使“治乱”的思想成主流思想，孔子不语“乱力怪神”，有其深意在焉：他是致力于价值天空的收缩，为君权的畅行天下腾出空间。屈原则拓展“人神共存”的空间。春秋时代中原的神话也是非常发达的，屈原笔下多有涉及。屈原的视野是南北交汇人神共存。泛神，泛巫，使他笔之所触，尽染神奇。
人神浑然一体，是朝着人的神性、诗意，朝着生活的丰富、人性的丰富。神性并不压抑人性，神权与君权的结合才压抑人性。神性是模糊的，神权是确定的。
由此可见，屈原与孔子有明显的互补空间。
秦汉以降，中国历代文人仰望着屈原。这几千年不衰的仰望是有原因的，符合“充足理由律”。屈原是人的丰富性的开端阐释者。王逸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规范。”
《文心雕龙·辨骚》则具体阐释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坡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矣。”
文人易感，文人发牢骚，源头在屈原。易感是说：提升感受性，感受天地人神，由感受而生发感知。感与知，是连在一块儿的，知性（理性）并未扼杀感性。由于屈原目极天地间，立境奇高，他所划定的感知区域笼罩着后世文人，由文人而波及读书人，进而影响全民族。发牢骚则意味着：有深怨并栖身于这种深怨。深怨从何而来？从理想、操守、才华而来。此三者，使牢牢栖身于怨恨成为可能。人是迎着痛苦上才会有“栖身”，不然，痛苦就跑掉了，牢骚就消失了，原则就变成妥协了。这个心理模式直通儒家，在中国代代相袭影响深远。优秀文人几乎都是硬汉子，不向命运低头，不拿原则做交易。他痛苦，怨恨，却能扎根于痛苦怨恨，并在书写中使之持存。屈原是最早、最经典的个例。深深的怨恨开出了五彩缤纷的词语之花，而词语之花就是生命之花。
顺便提一句：屈原的作品并不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因为屈原未曾分割。分割是现代人的发明。
历史长河泥沙俱下，易感和发牢骚都有变式，例如朱熹批评扬雄模仿楚辞的作品是“无所疾病，强为呻吟”。无病呻吟，有意拍马，是汉赋的两大通病。屈原的光辉在汉代减弱了。他在汉赋作者们的扭曲的眺望中躺进了汉隶书籍，到唐宋又一跃而起……
古代南方人杰的国家情结、民族情结胜于北方。项羽的衣锦还乡、宁死不肯过江东，是屈原之后的另一大个案。屈原为何投江？因为他是楚人。楚国近千年的历史培育了他的国家情结。这情结包含了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中原诸国长期战乱，分分合合，国家意识淡薄，策士们朝秦暮楚是家常便饭。孔子、孟子、韩非子，都是以诸国为国的。《楚辞》学者马茂元先生对此有专论。
孔子的大视野，使他必须淡化他的鲁国情结。而国家趋于一统，国家意识的淡薄对儒学之意识形态究竟是行不通的，谁来填补这个空缺呢？是屈原。这倒不是说，屈原主动填这个缺。是汉唐宋的文人儒者把屈原“镶嵌”到历史的空缺中的。这里，又有孔子和屈原的互补空间。楚国放大为“中国”。
屈原的爱祖国，同样是“历史性”的，感动中国两千多年，并且在他个人，毫不勉强。《橘颂》云：“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爱国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屈原年轻时的这首佳作，是爱祖国的诗篇中最朴素最动人的：因朴素而动人。他闪耀着爱国情愫的源头性的光辉。爱得如此之深，夺走他的爱，等于夺走他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爱国之情则没有《离骚》。祖国，楚王，荆楚大地的人神共存的生活世界，紧紧的交织着。屈原爱国在先爱君在后，爱国是前提、前因。这个“因果关系”是比较明确的。楚怀王死了，屈原并未去投江。郢都被毁的那一年他才自沉于汨罗。
理解屈原的自杀，这是一条有迹可寻的线索。
屈原的语言艺术、行为艺术，缠绕着后世中国文人。
美政理想主义者和君王、权贵的“结构性矛盾”，发端于屈原。整个封建时代，屈原的这个发端意义重大。
也许他走了生命的极端，才使后来的继承者坚定地站立在生命的苦难中。司马迁、嵇康、杜甫、李煜、苏轼、李清照、曹雪芹……都是大苦大难而笑傲人生。
1953年，屈原被联合国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中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的端午节，由屈原而起。这么大的国家，两千多年来，单为屈子留下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这不是偶然的。他投江后不久，往江中抛粽子的习俗就在荆楚大地上渐渐形成，老百姓的动机，单纯而又感人：别让鱼群碰他的躯体。粽子抛给鱼吃，他就安全了，一直沉睡在江底，或与汨罗江的波涛共存，汇入长江，滋润两岸辽阔的土地。每年的五月五日，粽子如雨点般落入江水中。后来，全中国相染成习，人们吃粽子怀念他，划龙船怀念他……
端午节是民间自然形成的，不是哪个帝王钦定的。这也表明，千百年来，“小民”的心愿和力量，能汇集成无人能够阻挡的滚滚洪流。
他忠君，却不是愚忠，他责备君王的句子比比皆是。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岂余之身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小人结党营私，那是非常危险的。我是害怕殃及我自身吗？不，我是担心国将不国，君王的车驾，因党人引入歧途而倾覆！
屈原在《离骚》中还写道：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当初说得好好的，后来却又反悔。离乡背井，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我感到伤心的，是君王您反复无常！
屈原的诗中，“灵修”、“美人”，常常指楚怀王。“数化”是屡次变化。
小人才反复无常呢，“伤灵修之数化”，岂不是把楚怀王和小人等量齐观？所以后来有人站在君王的立场批评他，比如班固说他“露才扬己”、“责数怀王”。颜之推更指责屈原“显暴君过”。他们的言下之意是说，最高统治者即使有过错，也不应受责备，更不能暴露给天下人看。
《离骚》最后两句：“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美好的政治不能与君王共谋，那好吧，我将跟随彭咸而去，到江水中寻觅我的归宿……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正当壮年。换句话说，他早就准备赴死了，包括死亡的方式。荆楚多河流湿地，他和水是亲近的，亲昵的。纪念他的百姓深深懂得他，让水中的鱼虾远离他。
读屈原的诗，不难发现，当时的文化已十分发达。南北文化呈交融趋势，而诗人、哲人、策士，从不同的方向强化这种趋势。七国争雄，一会儿打起来了，一会儿又好起来了。从时间上看，和好总比打仗多。从战国之初到秦灭六国，近两百年。国与国之间，接触是多方位的，这就包括从官方到民间的文化交流。即使为了研究敌人，也要弄清对方的文化，不然的话，那些成千上万的策士、辩士们，长年累月奔波穿梭，他们广博的学问、他们知己知彼纵横天下的能力从哪儿来呢？
争霸倒促进文化交流，这个现象蛮有趣。
屈原的诗，得益于《诗经》不少，还有楚国代代相传的民歌。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思无邪的意思，就是男女互相思念，却能纯洁无邪。
即使是屈原的牢骚之作，也不乏美女的身影、香草的气味，更不用说《山鬼》、《湘君》、《湘夫人》这些作品了。语调轻快，画面优美，情与貌跃然纸上。句式不拘一格，有长有短，那个著名的“兮”字或于句中，或于句尾，像个小精灵，像一条小蝌蚪，游来游去的，趣味横生。举《九歌·山鬼》开头几句为例：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
山鬼为女性神灵，这是以她的口吻，描绘她美好的、对她也是一往情深的意中人。《离骚》中的“兮”字是在句尾，这首诗就放到中间了，形式由内容生出，读起来很舒服。仅四句，男人女人，包括他俩的服饰、表情、身段、环境、情愫，全都出来了。他不用概括，而用渲染和烘托，对应《诗经》的比兴手段。
《九歌》里的九首诗，都是要由男巫或女巫来唱的。楚国的巫文化尤其发达。
诗人常以女子的面貌出现，可能是因为当时楚地的男子，其性别意识，和今天的男人有区别。诗人的性别转移很容易。女巫、女神故事多。
《离骚》的句式是参差不齐的，情绪起伏大，抒情与叙事交汇。《天问》则一变而为四言诗，因他连珠炮似的发问，急促而又连贯。《九歌》对人神相恋的礼赞以七言为主，活泼灵动。《招魂》、《怀沙》、《哀郢》等篇什不拘一格……游国恩先生指出：这是诗歌形体的大解放。
大解放就是大开拓。屈原的精神喷射力使有碍于这种喷射的诗歌形式自动解体。他一生三次流放，加起来可能有二十多年，踉跄足迹踏遍荆楚，与神巫、与草木鱼虫鸟兽对话，诗境、句法都是“走”出来的。流放出诗人。颠沛写华章。开拓者是这么开拓的：精神的自由喷射谋求着自由的表达。形式就是内容。韩愈《送盘谷序》说：“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千年大国之亡，“亡于”屈原之鸣：是屈原以他的大悲之鸣见证了楚国之亡。他以楚声表达了楚国，楚国在他的笔下获得了重生。“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毁灭也是重建，向后人端出毁灭之物的价值。屈原表达了南方，却覆盖了北方，以嘹亮的楚声唱响中原，融会中原。这在文化上是开天辟地的。开拓者吸附后来者，但开拓者又是很难模仿的。宋玉对屈原亦步亦趋，已类似东施效颦。汉赋如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杯》、刘向的《九叹》、王逸《九思》，模仿的痕迹很明显。众多的模仿，反而证明了天才诗人的不可模仿。屈原像一台矗立天地间的巨型搅拌机，雷鸣电闪皆为能源。汉赋之于楚辞，有如蛙声之于雷鸣，有如萤火虫的光亮之于电闪。辞赋并称，是汉代文人的说法。而汉赋作家的功劳倒是对楚辞的广泛传播：屈原被汉隶无数次地书写。
唐朝又迎来诗歌形体的大解放：李白的古体诗，杜甫的格律诗、五言长诗，异军突起，双峰对峙。这表明：顶级艺术充满了意外，异军方能突起。李白杜甫眺望屈原，得其神韵，却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审美观照中卓然而成大宗师。所谓创造性的继承，这继承的轨迹却是扑朔迷离，至今向我们保持着它的神秘性。李杜之后，追随者模仿者，试图超越者，又排起了长队……文学艺术的“累积效应”显而易见。
屈原的一些不经意的抒情句法，流布到今天的书面语和口语中，比如“目眇眇”、“愁悄悄”、“翩冥冥”，令人联想现在的“静悄悄”、“雨绵绵”、“凉丝丝”。
屈原的作品影响了汉赋，更影响了唐诗宋词，其自由奔放又如出色的现代诗。我想，这和民歌是大有关系的，《诗经》的精髓也在民歌。民歌、民谣、民俗，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缓慢生长出来的好东西，历代文人加以提炼，于是佳作纷呈。而皇帝一旦出面干预，官方受命指手画脚，生机勃勃的艺术就注定要颓败，艺术家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屈原生活中的男欢女爱，史籍里不见踪影。
郭沫若写屈原，把两个女人放到他身旁，塑造婵娟的美丽，刻画郑袖的妖媚，虽出于虚构，却让我们能一窥屈原本相，并由此生发出若干富于浪漫色彩的联想。
汉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叙》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兼而有之也。”
这种解释，惜墨如金的司马迁曾引用。源头性的东西，竟然也在好色与牢骚之间。
屈原那个年代，思想是活跃的，情感是奔放的，艺术是自由的，世界是敞开的，神灵是亲切的，自然是浑成的。
没有记载说，楚怀王、楚顷襄王，在屈原的诗中寻找过“犯上作乱”的罪证。
屈原之后百余年有贾谊；
再百余年，有伟大的司马迁……
2008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