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文学转化的几点思考

藩国文学向宫廷文学的转化，是在汉初社会向西汉鼎盛期社会转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的。而考论其转化的具体原因，又有五点：

其一，政治思想的影响。汉初政治中一个重要矛盾就是宫廷与藩国间的矛盾，缘于这层矛盾，数十年内出现了如七国反叛，淮南谋逆、梁孝王骄纵等事件和朝廷平叛的一系列措施，至武帝朝中期方完成其政治统一进程。《汉书·诸侯王表》记录了这一进程情势：

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唯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这种因藩国的解体而导致的藩国政治的转移、宫廷一统政治的形成，正与藩国文学的转移、宫廷一统文学的形成同步，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其二，文化思想演进的大势所趋。汉代循吏制度对政治教化、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即为一例。武帝时“奉法循理”的循吏如“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倪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汉书·循吏传》）；可见他们不仅肩负着养民、教民，传播文化的任务，而且还“以经术润饰吏事”，为大一统政治服务。与之相应，“伉直酷烈”的酷吏以强化法制为能事，从表象上看其与循吏之教化政策走相反的道路，但就其政治实质，却同为中央集权政治服务，是从另一面为大文化形成与巩固作贡献。当然，从对文化统一之贡献而言，循吏的作用更大。《汉书·循吏文翁传》载：文翁于“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数年后，蜀地“大化”，“学于京师者比齐、鲁”，“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文翁化蜀，正是以宫廷统一文化去化解地域文化的例证，后来司马相如为武帝安抚巴蜀民心，也是继承了循吏教化的文化传统。从宫廷文化的自身建设来说，武帝于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招纳了大批文章之士；五年，置五经博士，确立了以经学为基础的文化思想；元光元年，董仲舒与鲍敞论阴阳，又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诏问对策，制定并完成了以宫廷为中心的兼包并容的大文化体系。这种文化的演进大势，无疑决定了文学由藩国向宫廷转化的形成。

其三，帝王对文学的干预。以君主的崇尚与爱好为重要原因的文学重心之转移，已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渗入藩国文学先盛于吴、后盛于梁的现象中；而武帝朝宫廷文学取代藩国文学开启有汉一代文学之盛，又与武帝个人对文学的偏嗜而形成之强大干预力有关。以司马相如为例，他早岁事景帝，“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悦）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汉书》本传）。可见相如游梁，是缘于景帝不好文术之故；而他重返宫廷，又是“兴太学”“作诗乐”的武帝推崇文术的结果。这也是相如能够不师故辙、自抒妙才、开一代文学气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四，文人的心理取向。从地域文学向统一文学的进展，符合当时文人心理的共同取向。这不仅表现于身居朝廷的文士，就连身居藩国的文士，如当时客游吴楚诸国的邹阳、严忌、枚乘等，在其心理深层亦有归附宫廷的取向。邹阳上书直谏，虽出于回护吴王的心理，但其反对分裂的意识又与一统文化发展同趋。枚乘终身未仕朝廷，却心向往之，这在他的《上书谏吴王》文中尤见其“腹心”；而其子枚皋以文章显赫于宫廷，又成为这种未落实之心理取向的补偿，此亦当时文人与文学的必然归宿。

其五，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采，周、秦并法。唯董仲舒一路无秦气。”所谓董仲舒“无秦气”，只是从个例揭示武帝朝宫廷文学更化前人之革新意义。从汉代文学重镇辞赋创作来看，汉初基本上拘守楚骚情境，这种文学的延续本身，一方面说明了文学思想的委顿，一方面又预示着文学思想的变革。汉代散体大赋在武宣之世的崛兴，正是文学（包括文思、文体）在发展中变革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