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治世之言与痛世之悲

汉初论说文的政教思想以“治世”与“痛世”为两个支撑点，这表现于作家创作思想的两个方面的冲突与转化，深刻地揭示其文学的当世精神。苏轼《晁错论》云：“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朞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此赞错悲错，实能窥破汉初貌似治平而内患深忧之现实和仁人志士欲治世又反痛世的矛盾心声。如果说汉初文士创作心态主要表现于进取与幽怨两方面，而前者偏重在论说文创作，后者偏重在辞赋创作，那么，治世与痛世又是一种新的组合，即同在进取心态支配下的两个方面。虽然痛世思想可以充当由进取到幽怨的媒介，但在论说文中，痛世所表现的是悲壮，而幽怨之情只有经作家的心理转换于其他文体（辞赋）中才出现。因此，治世与痛世的统一集中表现着汉初论说文的政教思想和作家的进取心态。

通观汉初论说文，无非治世之言，无非痛世之悲，治世之言是因有痛于世而发，痛世之悲是因欲治其世而生。陆贾之倡“仁义”，是痛世之道德崩毁；贾谊之倡“礼治”，是痛世之礼乐废弛；晁错之倡“治本”，是痛世之本末倒置；邹阳之倡“亲贤”，是痛世之晚节末路。鲁迅评贾谊、晁错的文章说：“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汉文学史纲要·贾谊与晁错》）甚得其精神。这种治世与痛世的整合，仍可以贾谊文章为典则。贾谊文章风格是素朴浑厚而含悲壮之情，切实求真而有驰骤之势，方孝孺谓之“深笃有谋，悲壮矫讦”（《张彦辉文集序》），正从对贾文的鉴赏中体悟到那种深谋治世、悲壮痛世的双重意义。而贾谊论说文之文采、气势，又多由其痛世之悲而来，其治世之政教思想亦由悲壮之情深层体现。苏轼为文宏肆，自称作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文说》），而于贾谊文则钦慕效法；茅坤评苏文《上皇帝书》“指陈利害似贾谊”（《古文辞类纂》卷十八引），刘熙载谓“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艺概·文概》），已注意到苏文与贾文治世痛世思想风格之相同处。

从汉初政论之创作审美经验看其文学思想价值，又可通过以下多侧面展示。

由文源论观之，汉初论说文的当世精神显示了文学源于现实生活的思想。贾谊《新书·大政上》论言行曰：“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贤不肖之别也。”此以言行表现生活之本相，与其文章创造表现生活之哲理相同。而在先秦、两汉文学批评中，人们多重诗、乐之文源思想，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礼记·乐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史记·乐书》）。其实，论说文在当时的创作经验，同样对汉代文源论的形成有很大的肇始意义。

由因革论观之，汉初论说文创作中强调的“仁”与“势”的关系，以及向统治者直谏表现的变革心理，又表明了文随时变的思想。陆贾所称圣人“能统物通变，治情性，显仁义”（《新语·道基》）和贾谊所称“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陈政事疏》），反映了创作重情性之本又能观时而变的思想。这与《乐记》论乐之“治世”、“乱世”、“亡国”之音的文艺观实异曲同工。

由文用论观之，汉初论说文集中表现了政教思想。这种“隐之则为道，布之则为文”（《新语·慎微》），“《书》者，著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令人观焉以著所从事”（《新书·道德说》）的作用，继承了先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象》），“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的文章教化观。当然，由于汉初论说文政教思想中的个性与情感，以及治世和痛世的双重意蕴，又使这种教化观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独特意义。

由创作论观之，汉初论说文作家又以求真写实为标的，迸泄出激切的感情。他们感受与提倡的“美言似信，听之者惑”（《新语·辅政》）的真美、质美，既远承先秦文艺思想中儒家之“修辞立其诚”（《周易·乾·文言》），道家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的观念，又具有汉初多种文化交汇于当世精神的意义。这种求真思想在汉代不仅激励了诸多士子的抗争精神，尤其在文学发展中成为驱散神学迷障的武器，并对东汉王充文学真美观有历史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