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陈维崧与阳羡词派
第一节 阳羡词派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
（一）阳羡词派概貌述评
作为一派领袖的陈维崧在词创作实践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屈指词人，咄咄唯髯，跋扈飞扬”的评断是一致公认的。人们对《湖海楼词》的“儿女情深，风云气在”的情韵和“入神超圣，继往开来”的笔力，无不倾倒而赞叹“海内真才能有几”。至于他开派立宗的事实就在当时也同样被同道或后辈所赞肯。聂先《百名家词钞·荫绿轩词钞》所附的评语可以说是众多定论的简明提要：“荆溪其年昆仲，独倡声教。”
阳羡词派的活跃期，据现存文献，从陈维崧与邹祗谟、董以宁刻烛倡和的顺治七年（1650）算起，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万树病逝旅途江舟中或康熙三十四年（1695）蒋景祁去世为止，前后也只是40年左右时间。可是，就在这不到半个世纪的时期里，区区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县境内，团聚于陈髯周围的词人竟达上百人之多。
在这近百家词人中，除陈维崧外，闻名于当时而现今仍可觅其传世之集的就有二三十家。其中如史惟圆的《蝶庵词》、任绳隗的《直木斋词》、徐喈凤的《荫绿轩词》、曹亮武的《南耕词》、万树的《香胆词选》、蒋景祁的《罨画溪词》、董儒龙的《柳堂词稿》，以及徐瑶、徐玑昆仲的《双溪泛月词》和《湖山词》等都曾饮誉词坛。至如陈维崧兄弟子侄辈如陈维嵋的《亦山草堂词》、陈维岳的《红盐词》、陈维岱的《石闾词》、陈履端的《爨馀词》也均卓尔成家，而尤以迦陵之三弟陈维岳的成就和影响最著。此外，宜兴词僧弘伦的《泥絮词》、原诘的《红豆词》，以及流寓而入籍阳羡的史可程的《观槿词》、史鉴宗的《青堂词》、龚胜玉的《仿橘词》等等无不为词苑之佼佼者。
于一时一地拥有如此壮观阵容的词人群体，在词的历史上诚为罕见的现象。当时可以相与媲美的似只有浙江嘉善的“柳洲词派”。“柳洲”词人虽也众多，但以词为专攻而成集的则甚少，成就和影响均远不及阳羡。至若后起于阳羡派的以朱彝尊为旗帜的“浙西词派”，不仅在流派形成的背景上已与阳羡不同，即以群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也难与阳羡词派作等量之观。
阳羡词人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至少编选成了四种规模甚大的总集和选本：即陈维崧主编的《今词苑》、曹亮武为主编选的《荆溪词初集》、蒋景祁独力成编的《瑶华集》以及《名媛词选》。陈维崧早期还辑有《妇人集》，是与词颇多关系的明清之交的女作家资料集；据曹亮武《南耕词》记述，陈维嵋也编录过一部《古今词选》，可惜未刊而早已散佚。在上述诸选本中，《今词苑》与《瑶华集》先后以巨量的篇幅汇录当代词人的作品，大批清初词人的篇章赖以得到保存，是《倚声初集》在某种意义上的续选之编。而康熙十七年（1678）付梓的《荆溪词初集》则是“阳羡词派”的一次自我检阅的群体结集，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镌额题碑似的历史性的总结。取名《初集》，其意是继有“二集”、“三集”的续成，后来未能兑现这愿望。四年以后，陈维崧逝去，整个时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群龙既已失首，加之有大力者别树新帜，阳羡一派遂渐式微。
关于《荆溪词初集》编选的缘起，曹亮武在序言中说：
今年春，中表兄其年客玉峰，邮书于余曰：今之能为词遍天下，其词场卓荦者尤推吾江浙居多，如吴之云间、松陵，越之武陵、魏里，皆有词选行世。而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乎？子其搜辑里中前后诸词，吾归当与子篝灯丙夜，同砚而论定之。
当时云间已前有《幽兰草》、《唱和词》，后有张渊懿所编的《清平初选》（即《词坛妙品》）；吴门有《松陵词选》，武陵（即今杭州）有《西陵词选》，魏里有《柳洲词选》，都是以乡邑地域为主体的词派的选本。陈维崧显然是在权衡度量多时之后，毅然认为“荆溪”贯流的阳羡一派完全可以“继胜”各派而毫不逊色，应该鲜明地独树旗帜。
蒋景祁的《初集》序文则从另一侧面畅论阳羡一脉的词风特色，内涵包蕴很丰实，能让人们把握到这一词派演变发展的面貌：
曹子南耕选刻荆溪词始自戊午，予尝共事焉。选未竟而浪游燕楚者数年，及归而其书已成，予复稍为更定之而叹曰：甚哉！吾荆溪之人文之盛也。吾荆溪……以词名者则自宋末家竹山始也。竹山先生恬淡寡营，居滆湖之滨，日以吟咏自乐，故其词冲夷萧远，有隐君子之风，然其时慕效之者甚少。以观今日填词家自一二士大夫而下，以至执经之士，隐沦散逸，人各有作，家各有集，即素非擅长而偶焉寄兴，单辞只调亦无不如吉光片羽，啧啧可传。其何故也？凡物莫不聚于所好，而人乐得其性之所近。聚于所好，故习之者多；性之所近，故工焉者众。荆溪故僻地，无冠盖文绣为往来之冲也，无富商大舶移耳目之诱也，农民服田力穑，终岁勤劬。子弟稍俊爽者，皆欲令之通诗书，以不文为耻。其文人率多斗智角艺，闭户著书，盖其所好然也，好之专，故其气常聚。而山川秀杰之致，面挹铜峰之翠，胸涤双溪之流，宜其赋质淳逊，尘滓消融也。故曰其性之近也。前辈如卢司马、吴学使尚矣，近则其年先生，负才晚遇，僦居里门近十载专攻填词，学者靡然从风，即向所等夷者，尚当拜其后尘，未可轻颉颃矣。然而英才霸气，老成宿学，非不搤腕镂心思有以胜之，且拟后来居上，其意亦未可没也。读南耕一选可以得其概矣。
抑吾闻之，词之兴也，源于唐，盛于五季，泛滥于宋元，迨明而郐下无讥焉。古之作者，大抵皆忧伤怨悱不得志于时，则托为倚声顿节，写其无聊不平之意。今生际盛代，读书好古之儒，方当锐意向荣，出其怀抱，作为雅颂，以黼黻治平，则吾荆溪之人之文不更可传矣乎？而词之选不亦可以已乎？予既以自悔，且与南耕重有感也。
蒋景祁是康熙前期成就卓著的词学家，更是阳羡词派的后劲拔萃人物。他这篇词序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论述了阳羡词风所以鼎盛的多种原因。既具有从时空高度上把握事物的概括性，又要言不繁地揭示了一个词派特点的深刻性。除去阳羡子弟“以不文为耻”的一般文化背景和“山川秀杰之致”的自然地理环境外，序文有几点必须注意：（一）阳羡词风的历史传统。宜兴与词这一抒情体有着维系深远的历史脉络，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买田阳羡”的佳话。曾经筹措在宜兴隐退终老的苏轼，其于错综复杂的世态中形成的出处进退、安身立命的人生观和哲学思想，在这块土地上播下过延绵世代的种子；而他的《东坡乐府》的流韵馀响在阳羡更是不绝如缕。蒋景祁从谱系来说，属蒋捷（竹山）后裔，“以词名者则自宋末家竹山始也”，他特意追溯到蒋竹山当然不奇怪。南宋末年出身于阳羡望族的蒋捷在乡邑的巨大影响也确实客观存在。这位晚宋四大词人之一的蒋竹山的人品与词品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无疑是乡邑后辈文人心目中一大骄傲。他的《竹山词》的萧疏凄清、悲凉峭劲的风格对阳羡词风的影响，特别在清初是显得如此具有时代的历史感。一种慨然于古今同悲的色彩，赋予传统继承性以更多的现实性了。（二）阳羡词派的实体构成。蒋氏以浓墨重彩真实地勾勒出陈维崧的宗主形象，强调了他的“僦居里门近十载专攻填词”的重大建树，紧接着概括了群体的形成：“学者靡然从风”。这样，“聚于所好”和“性之所近”的理论上的抽象论述全成为实际的具体表现，于是而涌现“人各有作，家各有集”的壮观盛貌来。还未曾见过如蒋景祁这样自觉而又周详地分析一个流派构成的因素，特别是他的论述是如此实在，如此不作虚饰，确实可贵。这显然由于阳羡词派实体确实是这样地鲜明存在着的缘故。（三）阳羡词人的真实心态。蒋景祁此序的写作时间已是步入康熙“盛世”，他说的“生际盛代”并非谀世之言。蒋氏正藉此运以曲笔，道出了阳羡词人从“南耕一选可以得其概矣”的心态。蒋景祁说的词“大抵皆忧伤怨悱不得志于时，则托为倚声顿节，写其无聊不平之意”是句大实话，前面冠以“古之作者”是掩护，后面“今……当……出其怀抱，作为雅颂”云云则是违心之论。“而词之选不亦可以已乎”以及“自悔”二句正好暗示出《荆溪词初集》所能“得其概”的，就是“大抵皆忧伤怨悱……无聊不平之意”。否则，有何可“悔”于“盛代”的？这个脉络清晰之极。最妙的是，蒋景祁不仅没有“悔”而不作词不选词，恰恰相反，他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又编选刊刻了一部大型词选《瑶华集》。此中不仅没有对“盛代”的“雅颂”之篇，而且反而更多地录入遗民志士、野老迁客的“忧伤怨悱”的作品。蒋景祁等的第一手文字已非常清楚地记录了阳羡词派的本来风貌。
为什么词“迨明而郐下无讥焉”，到了清初复而兴起？前几章已有足够的答案。蒋氏从阳羡一地的词风又为之作一雄辩佐证：是“忧伤怨悱”的“不平”之鸣使词充入了新的活力生气！问题是阳羡词人何以特多这种“不平之意”。序文中曾提到过一句“今日填词家自一二士大夫而下，以至执经之士，隐沦散逸，人各有作，家各有集”云，这是简要地概述了这个群体的组成成分。考察一下队伍的构成情况，最能说明“忧伤怨悱”缘何而生。
在分析阳羡词派的构成成员的情况之前，必须先对其时其地的大背景作一个描述。关于清初整个背景形势前文已多有谈及，此处只对宜兴这个城邑背景作简略介绍。
地处太湖西侧、江浙接壤而又遍布山陵水川的宜兴，在常州府属八县中不仅人文荟萃，而且是个政治最为敏感的城邑。在明末，东林、复社的好些魁首和骨干是宜兴人，著名的如史孟麟、陈于廷等即是。后者乃陈维崧之祖父。陈维崧之父陈贞慧则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乙酉南都破灭后，他长年隐退山中或“坐卧村中一小楼”，“而遗民故老时时犹向阳羡山中一问生死，流连痛饮，惊离吊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南雷文定》前集卷七《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可以想见，其时宜兴一地浓重的反清的政治氛围。
在甲申、乙酉之变中，宜兴“殉难”人数之多也不同寻常。现仅就与阳羡词人相关最切的择要提出。甲申“国变”时“殉节”的有：
陈贞达，字则兼，号青溪。陈维崧嫡亲伯父，词人陈维岱之父。恩荫生，官至户部陕西司主事，以直言降为顺天府知事，是甲申三月十九日骂“贼”而死的。现今看来，诚无价值，可在当时却是名节大事。因为其死是尽忠于朱姓王朝，所以，尽管他死于闯王军旅之手，但其子陈维岱却“悲愤终身不求仕”于新朝。“国难”观念终于将其父子的言行统一了起来。
万濯，原名近，字行远。万树之父。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擢户部主事，崇祯十五年（1642）监淮安仓场，升郎中。闻甲申变，绝命于淮安官署。
死于乙酉（1645）抗清的，在为避忌讳而已经删削的《重刊宜兴县旧志》中所载也还数以百计。宜兴在顺治二年是江南抗清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既有从卢象观起兵茅山而后退入太湖战死，也有参加吴日生义军力拒清兵殉身。其中乡里衿绅以及潘、吴、任、陈、蒋诸巨姓子弟而与阳羡诸家为血亲的如：
陈贞禧，字寿先。陈贞慧嫡堂弟，词人吴本嵩（天石）岳父。戏曲家。
任源邃，字涵生。任源祥之弟，任绳隗从叔。诗人。
蒋永儒、蒋永俨。永修从兄弟，即蒋景祁从叔辈。
储启祚、储懋捷、储谦……均为储欣、储贞庆族中亲长。储氏乃陈维崧的岳家。
据储欣《在陆草堂》卷四《观大兄传》和《二式传》说：“顺治乙酉秋八月，郡兵屠丰义，骨相撑。……吾村自巨创后，门巷萧条。”“大兵屠丰义，‘亦政堂’毁焉，家罄掠无剩物。”当时宜兴遭劫较邻邑要惨酷得多。
此外还有转辗浙闽以及滇桂，或战死或病死兵戈甲马之中的。宜兴在永历政权最有名的大臣就有堵允锡、吴炳、吴其靁以及吴炳族侄官至大学士的吴贞毓。吴炳是万树的舅父，早年是与阮大铖一度齐名的戏曲家。堵允锡之子堵世明、侄堵正明，均先随卢象观起义，败绩后赴楚湘继续随父于兵戎，先后战死。
卢象观，字幼哲，名将卢象升之弟，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举兵抗清，卒战死。按《亳里陈氏家乘》，象观妻为陈于廷堂侄女，故实系陈维崧嫡堂姑父。陈维崧有诗追悼曰：“碎裂红旗裹箭疮，具区血战事堂堂。常山兄弟声名在，重说卢家第六郎。”（《感旧绝句》）是为纪实。
罗列以上史实，意在从当时悲壮的氛围来佐证阳羡这块弹丸之地的特殊历史背景。而邑中陈、吴、曹、万、徐、储等姓又均为近支姻亲，关系复叠又密切。清初战乱中重大事变给予各家族带来的心灵创痛是如此惨烈，整个宜兴城覆罩着一天阴霾。对清政权的离异情绪与逆反心理的严重，以及当道对这地区的特别关注，无疑是非常自然的事。战火稍平后，这个山壑水湄之乡恰好成为退居思痛、远避政治的渊薮。邑中或缄默，或佯狂，或啸傲山水，或鼓琴草野的隐逸之士至多。以词人而言就有：
吴白涵，名固本，以字行。吴士贞之子。据志传说，他精于琴曲，《潇湘水云》一操，人比之《广陵散》。他著有《狎鸥矶诗词稿》，今仅存词8阕。陈维崧《满江红·赠吴白涵》词称之为“高士”。白涵为万树舅父行，“鼎革”后，“坐卧一室，鸣琴自娱，不甚与人接”，性“极孤峻”。这是个“左手离骚腐史，右手酒盈瓯”（白涵《八声甘州·酿酒》）的心怀隐痛的畸人。
吴湛（1613—1650），字济明，又字又邺，号匣吟子。湛是任源祥姐夫，陈维崧嗣子陈履端的岳父。《迦陵文集·吴湛传》称其“以文章称豪”里中，简默而哀乐过人。曾游粤，与黎遂球和“岭南三家”交友。后“隐于诗酒间”。他的《念奴娇·秋恨》词写尽了“兵气销沉、芦帘纸阁”中的遗逸心情，上片云：
西风初起，听谁家捣练，声声响彻。勾引离人多少恨，又早露凝霜白。叵耐年年，照人无寐，总是清秋月。相逢邻叟，莫将丧乱重说。
如果说以上二位是隐于山水或诗酒的话，那么更有隐于画者如徐元
。徐元，字渭文，名词人徐喈凤的族兄弟。本名家子，高曾以来世积“勋业”。甲申后，他屏去“经生家言”，专意绘事。陈维崧《赠徐渭文序》赞其为“高如黄山之松，峻若瞿塘之水”，是个“以诗文书画自表异者”。徐渭文游金陵时，陈维崧赠序嘱其访“畸人而隐于绘事”的同道龚半千。金陵归来，成《钟山梅花图》，阳羡词人题咏殆遍，掀起了一次故国之思的浪潮。陈维崧《沁园春·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是最有名的代表作之一，“寻去疑无，看来似梦，一幅生绡泪写成”抉示了他们共同的苦心。徐氏亦能词，《荆溪词初集》存3首。其《望江南·梅花书屋》于高洁幽峭中哀思深长，是阳羡小令中冷峻一派：
寒山峭，疏影自萧萧。半坞白云泉石冷，一窗清韵梦魂飘。明月上花梢。
除此之外，栖身南岳寺“反哺庵”的《泥絮词》的作者弘伦，以及放庵上人原诘，其实也是隐逸之辈，只是他们“隐于禅”而已。关于这两位词僧后文将有评述，这里先说崇祯四年（1631）进士及第殿试夺魁的陈于泰。陈于泰，字大来，号谦茹，是陈于廷堂弟，陈维崧的从叔祖。明亡后落发为僧，著《绣胸斋稿》，已佚。《瑶华集》录有他的《念奴娇·五十自寿》，从词中“种柳移松堪结侣，世上软红都隔”之句，可知为“鼎革”以后的作品。陈于泰可说是阳羡隐于禅林的遗老之首了，而陈家子孙如陈维崧兄弟，以及陈于泰的曾孙陈枋（邹祗谟外甥）等不时凭吊这位“殿元叔祖”的“东郊废园”等故宅，几乎成为家族范围内的一种祭奠“先朝”仪式。另有一位法名随时的词僧，是位文武兼擅的奇特人物。《宜兴旧志》隐逸传说他原名吴悦可，“诸生，尚气节，善画，工花鸟，兼善刻石。明亡后为僧于南岳寺”。他的拳勇尤绝，相传得之于异人授。对随时的任侠风尘的隐痛身世，弘伦有《贺新郎·题悦可道兄照》概括了他大半生经历以及晚岁“风鸢线断，此身无著”，冷倚梅枝、凄伴青灯的苦境。特别提出“心下事，金仙难度”，说透了他们尽管身入空门而难以真正六根全净的心绪。随时本人的《满江红·自题小影》则生动写出一股寂灭怅然的思绪犹如丝缕不绝的蛛网四张在其心底，即使一领袈裟也无以真能大解脱的心境。“剑花笔采都无益”，是严酷的现实境象，但剑气难消，笔采难弃，岂非大矛盾、大不平？
以上是阳羡词人群构成的重要成分，他们的“忧伤怨悱”和“无聊不平之意”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其次则是在清廷高压下遭受打击的一批人士。“科场案”直接牵涉的虽没有，“奏销案”则关联到不少阳羡词人。最著名的如任绳隗、徐喈凤都在这场风波中革除功名或降职罢归，具体论述见后节。这里仅说万锦雯。锦雯，字云绂，号怀蓼，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初授浙江于潜知县，未几以“本籍奏销”降补为洪洞县丞。他颇能于吏治，但很快就归隐。万锦雯是万树的叔父，工于词。当这位生长在铜峰滆湖间清丽山水之乡的才干之士被置身于穷山恶水中时，其心情将会如何？他的《兰陵王·旅恨》、《风流子·秋怀》倒出的一腔牢骚怨悱之情，其实正是“奏销”案中人同声一恸的典型。
那么，蒋景祁提到的“一二士大夫”是否与上述“执经之士，隐沦散逸”应很有差异，而不该“怨悱”了？试以官至御史的周季琬为例作一考察。
周季琬（1620—1668），字禹卿，号文夏。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巡按湖南。周氏“立朝弹劾，不避权贵，声振都下”（《鸣鹤堂文集》卷五）。陈维崧说他“颇有急流勇退之志，惜乎其不逮也”（《怀旧绝句》注），结果虽未“五鼎烹”，却是猝然而亡。身后家道急骤败落，连佣仆也四散并“睨其橐”，“支撑剩闺阁”，似不是善终。以至于他女儿在十年后还是赖故交“兴怀宿草”而出阁，其萧条凄楚境况可知，对此事阳羡词人有不少词篇述其哀。周氏著有《梦墨轩词》，今存辑佚所得13首。他早时词名甚高，并多侧艳之调。入仕新朝后，满目疮痍，加之自己早年历经动乱的感受，一变而为悲怆激烈。《满江红·哀江南》即是其著名的抒述苍生可哀、家国可悲之情思的力作。显然，周季琬虽一度位尊名显，然而他与其他阳羡词人一样，精神世界深陷沉痛之渊难以自持。
至于如万树、陈维岳等游幕终老，有的并客死他乡；如陈维嵋、曹亮武等以“诸生”蛰居乡里；蒋景祁、董儒龙等沉沦下僚，或流离于“夜郎”之邑，或徙转在湖湘之境；黄桢柏、万廷仕等一仕邑令，即抽身归去；而史惟圆等则终其生“优游林下”，与世相背离。他们的心头和笔下，无不溢满着“无聊不平之意”和“忧伤怨悱”之情。“草野遗孑”的情绪几乎成了凝聚这一词派群体的基本媒介体。
综上所说，阳羡词派是清初变幻动荡的历史背景下聚合起来的一个既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又带浓厚乡土色调的词派。其组成人员中，或是遗老逸民、忠烈后裔，或是迁客谪宦、放废之士。他们或清狂放逸、寄情烟霞，或愤世嫉俗、浪迹湖海，或侘傺无聊、沉沦下幕，或息影篱门、酣醉高卧……家国之痛，幻灭之怨，压抑之悲，废弃之愤，又复将他们驱遣到一起，同声以求，同病相怜，相濡以沫，沟通其情，酿变出一组悲慨的、萧瑟的、激宕的、冷峻的、疏放的、凄寂的这样多层次、多音部的和声歌哭。而其基调则是郁勃奇崛、凄苍清狂的“商”音。
（二）阳羡词派创作实践的重大成就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八有一则论“立意”的文字说：
江郑堂藩曰：“仇山村谓腐儒村叟，酒边豪兴，引纸挥笔，动以东坡、稼轩、龙洲自况。极其至四字沁园春，五字水调歌头，七字鹧鸪天、步蟾宫，拊几击缶，同声附和，如梵呗，如步虚，不知宫调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称好而背窃笑，是岂足以言词哉？近日大江南北，盲词哑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张自命者，幸无老伶俊倡窃笑之耳。”词源跋余谓郑堂之言过矣。宋人歌词，犹今人之歌曲，走腔落调，知者颇多。若论词于今人，则犹宋人论绝句，歌法虽极考究，终鲜周郎，而谓老伶俊倡能窃笑哉？声音既变，文字随之，正不得不轩轾太甚。至今日词学，所误在局于姜史。斤斤字句气体之间，不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一若词之分量不得不如是者。其立意盖已卑矣，而奚暇论及声调哉？
谢氏针对乾嘉以来词坛弊病，有高屋建瓴的理论家眼光。其最警策的论点是要“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对于词这一文体已发展到脱离乐律而独立为抒情诗之一翼的阶段说来，这更属葆其生命力的根本大计。
阳羡词派在清初要算是敢于“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的，较之同时或前后诸词派来，阳羡词人崇“意”主“情”，从而在创作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均非各派能与之相匹敌。为能从总体上把握阳羡词派敢于“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的面貌，反映该派词创作的主要成就，兹先略予分类并择取诸家词例为证。
一、抒述民生之哀
词自民间转入文人手中后，在合乐抒情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发展阶段，获得充分的长足。但文人词从一开始就胚生出与现实社会严重隔膜的弊病，虽历经两宋不少大词人以各自实际的努力，香软纤巧的柔弱之风有所挽转变更，然直面社会人生，敢写民生哀苦的词作仍极少见。词人们畏忌“词论”之讥和“粗豪”之评，却不惮于失落作品的现实感和历史责任感，结果诚如谢章铤所说的，导致“一若词之分量不得不如是者”的格局。阳羡词人在这方面表现有一种反传统的勇气，身处当时极其险恶的社会，仍写下了不少哀民生之多艰的作品，为陷于水深火热、流离失所的劳苦民众的遭际而伤叹。如汤思孝《念奴娇·江南奇旱，时抚臣奏欲告籴湖广而楚中荒疏复至》：
那堪回首？盼江南、如听哭声千里。久矣征求民力竭，经得魃灾连岁？饿骨啼风，饥魂侣鬼，郑侠图难绘。痴儿弱息，不知朝夕何计！闻说告籴邻乡，早惊传语，又楚天憔悴。望绝茕黎除是死，拟遣张槎高贷。织女施衣，牵牛转粟，星汉怜存济。朔风吹急，哀哀鸿雁天际。
天灾人祸，民无求生之路，饿殍伴鬼，一片凄绝景象。刻写民瘼，足称入骨剔髓之作。“拟遣张槎高贷”以下数语，想象越奇，苦情也越浓。此类词贵在“意”多，原不该斤斤于字句气体之间，何况即使以章句气势论亦不弱。或有嫌其粗率的，殊不知如汤思孝这样的词人，决非不能作秀丽轻婉语者，类似这种“大题目”之篇，必如此骋情使气方称其意。汤思孝，字次曾，又字元祥。著有《陶删词》，已不传，今尚能辑之各选本得22首。他的《雨淋霖·秋感》、《剪湘云·吴江夜泊》、《水龙吟·江右途中》等都足证其词艺甚高，雅擅众格。此处顺笔借这位与陈维崧、曹亮武等均属中表而“故国他乡差底异，浪迹都无归处”的词人之作，略辩攻讦之论，下面引例时不再赘述。
陈维崧的《贺新郎·纤夫词》是世所熟知的名篇。如果说汤思孝的《念奴娇》是在广袤空间作扫描，那么陈维崧此篇写“人祸”是运用叙事手法进行微观剖析，是特写。词云：
战舰排江口。正天边、真王拜印，蛟螭蟠钮。征发棹船郎十万，列郡风驰雨骤。叹闾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催后保，尽累累锁系空仓后。捽头去，敢摇手？稻花恰称霜天秀。有丁男、临歧诀绝，草间病妇。“此去三江牵百丈，雪浪排樯夜吼。背耐得、土牛鞭否”？“好倚后园枫树下，向丛祠亟倩巫浇酒。神祐我，归田亩”。
以词的形式抒写类似杜甫《三吏》、《三别》的主题，是阳羡宗主陈维崧的创新发展，从而为词史谱就了新的一章。
阳羡词僧弘伦的《杨柳枝·纪事》以锋锐与含蓄兼具之笔，写北兵凶残，写横征暴敛，也堪称“史家”之词。《纪事》一组为9首，录其中4首：
官桥马路接离亭，二月交枝两岸莺。一纸军书催伐尽，春风不许挽离情。
烟织轻尘雾织绡，妥娘眉黛小蛮腰。佳人已属沙咤利，金屋何曾贮阿娇。
户税门摊火速忙，春明门外不成行。幸于水阔云低处，留得根株系野航。
黄河岸曲汴河堤，凭仗河神好护持。四海承平天子圣，东南民力不胜疲。
黄河决堤的祸害在当时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治黄之所以始终未见其效，则是官吏颟顸贪酷的直接后果。弘伦末一首尚出之以曲笔，孙朝庆的《满江红·黄河渡口》则怨而怒了：
怒浪如山，正飞桨、黄流争渡。知几费、增卑培薄，补苴拮据。竹楗空营鱼鳖宅，金钱只助蛟龙怒。最堪怜、断岸泣遗黎，悲难诉。待议浚，茫无路；待议塞，浑无措。问年来谁是、济川才具？细雨绨袍全湿透，斜风破帽惊吹去。恁艰辛、犹自喜身闲，同鸥鹭。
朝庆，字子英，号云门，著《望岳楼词》。词中“金钱”句最见锋锐，“议浚议塞”句深入揭破了吏治的昏庸，苦的当然只是“遗黎”了。
陈维崧的《南乡子·江南杂咏六首》是足与弘伦的《杨柳枝·纪事》互为补充的一组小令：
天水沦涟，穿篱一只橛头船。万灶炊烟都不起。芒履，落日捞虾水田里。
夔魍喧豗，枫根渍酒纸成灰。泽国不如山国苦。铜鼓，醉觋夜深作蛮语。今秋水乡尽没，而山民复十室九病，故词及之。
户派门摊，官催后保督前团。毁屋得缗上州府。归去，独宿牛车滴秋雨。
鸡狗骚然，朝惊北陌暮南阡。印响西风猩作记。如鬼，老券排家验钤尾。
万艘千船，今年米价减常年。乍可宣房填蚁穴。愁绝，不愿官家言改折。
笳盖从风，旌竿十丈压桯红。卜式相如争匿笑。惊告，同辈屠沽并佣保。
第一首写水灾，第二首写瘟疫，第三首写逼租，第四首写立契，第五首写压粜戕民，第六首写士子破产。所涉及的社会面极广阔，而时序则正可续接弘伦的顺治朝的扰民而写到了康熙初盛之年。
陈维崧又有《金浮图·夜宿翁村，时方刈稻，苦雨不绝，词纪田家语》词，深情地抒述农民的泣血之哀：
为君诉：今年东作，满目西畴，尽成北渚。雨翻盆、势欲浮村去。香稻波飘，都做沈湘角黍。咽泪频呼儿女，瓮头剩粒，为客殷勤煮。语难住。茅檐点滴，短檠青荧，床上无干处。雨声乍续啼声断，又被啼声，剪了半村雨。摇手亟谢田翁，一曲淋铃，不抵卿言苦。
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寒士屋破，意在“广被天下”的理想到来，多少还是以虚驭实；陈髯此词则将“雨声乍续啼声断，又被啼声，剪了半村雨”的真实境况勾描纸上，耳闻目睹，全是民间疾苦。他在《水调歌头·夏五大雨浃月，南亩半成泽国，而梁溪人尚有画舫游湖者，词以寄慨》中大声唱起“今何日？民已困，况无年。家家秧马闲坐，墟井断炊烟！何处玉箫金管，犹唱雨丝风片，烟水泊游船。此曲纵娇好，听者似啼猿”！应该承认，陈维崧和他的词友们是将他们深怀的“民本”思想输注进历来被视作“小道”的“诗馀”中。这种能与民情相沟通的“雅词”，在词史上是第一束。
在抒述民生哀痛的创作实践中，阳羡词人还有一组非常奇特的作品，这就是借记叙“鬼声”之厉，来曲传烽火铁蹄、木枷雪刃给人间社会造成的巨大创伤。他们所记的“异”声似乎整个常州各属邑都听到了，可是遍检清初词集，唯独阳羡诸家叠韵和唱，尽情抒写了一番积郁，此外则并无所见，这就很耐人寻味。这组词的倡导人是陈维崧，词牌为《沁园春》。陈词有题序说：“甲寅十月余客梁溪，初五夜刚半，忽有声从空来，窅然长鸣，乍扬复沉，或曰此鬼声也。明日乡人远近续至，则夜中尽然；既知城中数十万户，无一家不然。嘻，亦大异矣，词以纪之。”甲寅为康熙十三年（1674），正当“三藩”战乱时。词云：
叶黑枫青，纸窗碎鸣，其声翏然。似髑髅血锈，千般诉月；刍灵藓涩，百种啼烟。鸮啸辀张，猿吟凄异，崩剥前和树腹穿。亲曾听，在他乡独夜，老屋东偏。诘朝远近喧传。遍檐霤、啾啾却复前。岂长平坑卒，尽凭越觋；东阳夜怪，群会吴天。满县彭生，一城伯有，鬼董搜神仔细编。然疑久，怕难探龟策，且问筳篿。
词语闪烁，氛围诡异，但以阴府怨声折射人间恨多则是很显然的。“髑髅血锈”与“长平坑卒”都是不久前重演的事实，而且还继续在演下去。再看阳羡另一名词人史惟圆的《沁园春·十月初五夜记鬼声之异》：
有啸而啼，或泣而吟，萃于五更。正迷迷渺渺，月钩初没；萧萧冷冷，雨脚将成。魂倚枫根，灯移松影，鬼母乘车挈队行。声声苦，趁北风如箭，飞过重城。江头尚未销兵。只几点、寒霜伴晓钲。有沙场怨魄，漫随猿狖；荒郊愁火，空照鼯鼪。衣上花残，土中碧化，夜唱秋坟似此声。将兹事，付搜神续记，狐史闲评。
下阕说得更明白无遗，将“鬼声”与“沙场怨魄”和“荒郊愁火”合二为一。地下鬼多，世间也就狐鼠成群，万户蒿莱，这是肯定的。
曹亮武的一首又进一步使“意”的亮度加强。他的《沁园春》题序把空间范围先来个扩大：“甲寅十月初五夜，鬼声翏然，举国莫不闻者。既而其年自梁溪归，亦有记鬼声词，属余和之。”词云：
月黑灯昏，凄凄其声，鬼乎胡然？岂黎丘夜喜，欲扶酣醉；
亭人语，为诉奇冤？砉欻嚘嘤，一车同载，破冢枯髅欲近前。频倾耳，正三更漏悄，独拥寒毡。朝来万口喧阗。况有客携将好句传。想都人惫矣，夜台泣血；战场坑尽，厉鬼呼天。志怪宜收，搜神应续，阮子言无尚慎旃。推详久，总忧疑未判，试卜金钱。
只要联想到蒲松龄也以《聊斋志异》抒愤懑，罗聘画《鬼趣图》以揶揄世态，那么，阳羡词家借“鬼声”以传“泣血”、“呼天”之声的狡狯艺术应是不难理解的。
对于民生之何以多艰，词人们当然很难作出较准确的回答。他们大抵会归之于“国变”之起，社稷倾圮。周季琬的《满江红·哀江南》是这种回答的代表作：
舞罢歌沉，问多少、黄金轻掷？止遗得，荒烟数缕，斜阳半壁。万壑哀声惊雁断，千家别泪和猿湿。记南朝铁锁旧横江，沉云黑。着不得，东山屐；击不尽，中流楫。且息交闭户，狂吟岸帻。几树啼乌南内冷，满城捣练西风急。对楼前犹是去年山，伤情碧。
将“万壑哀声”、“千家别泪”与“南内冷”紧系一起，当然不能说清历史真相。但这个词人群体对现实人生、社会疾苦的关切始终贯串在他们的歌哭基调之中，是肯定无疑的。
二、慨叹故国之痛
追怀故国之思在清初词人作品中并不少见。大致有两种现象很普遍，一是较为隐晦，点到而已；二是较多地联系个人一己的今昔悲欢。阳羡词派在这个“大题目”上显得醒豁明朗而主题宏大集中。最典型的要数陈维崧的《夏初临·本意，癸丑三月十九日，用明杨孟载韵》。三月十九日指农历的日期，是崇祯帝“甲申”自缢于煤山的忌日。据载清初诗人逢此“国丧日”必赋诗痛悼，但现今留传下来的已甚少，至于词更是绝无仅有。陈维崧在“癸丑”即康熙十二年（1673），正值明社倾覆三十年的时候填词追哀，可说是气盛而胆张。词云：
中酒心情，拆绵时节，瞢腾刚送春归。一亩池塘，绿阴浓触帘衣。柳花搅乱晴晖，更画梁、玉剪交飞。贩茶船重，挑笋人忙，山市成围。蓦然却想，三十年前，铜驼恨积，金谷人稀。划残竹粉，旧愁写向阑西。惆怅移时，镇无聊、掐损蔷薇。许谁知？细柳新蒲，都付鹃啼。
尽管陈维崧采用的是淡墨写深哀的手法，且不无旖旎风调，但“三十年前”一句，陡然将前段“山市成围”的现实景象全纳入了“鹃啼”声中，一种特定的气氛也就骤然增浓。这在当时诚是“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的绝唱。
前文曾提及徐元作《钟山梅花图》，阳羡词人群起题图一事。这实质上是一次群体性的凭吊故国活动，而且又是只在阳羡一派内部特有的“大题”之作。题图作者甚多，主要的仍是陈维崧、史惟圆、曹亮武、蒋景祁等人，而且是他们首倡发动的。先看陈维崧的《沁园春·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同云臣、南耕、京少赋》：
十万琼枝，矫若银虬，翩如玉鲸。正困不胜烟，香浮南内；娇偏怯雨，影落西清。夹岸亭台，接天歌板，十四楼中乐太平。谁争赏？有珠珰贵戚，玉佩公卿。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头月自明。叹一夜啼乌，落花有恨；五陵石马，流水无声。寻去疑无，看来似梦，一幅生绡泪写成。携此卷，伴水天闲话，江海馀生。
陈廷焯评此词为“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白雨斋词话》卷三）。这还仅仅是从词的气体字句的角度作赏鉴，若从“意”的深沉着眼，既有“一夜啼乌，落花有恨”的哀思，又有对“接天歌板”的苟安“乐太平”的怨慨，更有抨击“珠珰贵戚，玉佩公卿”的误国之深意。
史惟圆的《望海潮·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也侧重对旧时繁华“乐事”的描述，伤叹终于在“春风十里”中似梦一般幻灭无踪：
龙蟠旧地，江山如画，金陵景色偏佳。寝殿侵云，宫楼映日，春风十里梅花。路绕凤城斜。当年恣吟赏，乐事无涯。春入江南，娇香艳粉醉吴娃。飘零此际堪嗟。有数行归雁，几树啼鸦。石马无踪，铜驼有恨，隔江试听琵琶。冷蕊发残葩。凭君逞妙手，写尽烟霞。风景依然，不须惆怅忆繁华。
史惟圆词结句极冷峭。风景依然，繁华似昔，“不须惆怅”者正是大悲伤语从反面说来，因为事实是江山仍然如画，可人事已经全非了。南京是朱明王朝开国定都之地，更是朱元璋的孝陵所在处。当时人们对崇祯帝之难守宗庙较多地持宽谅和怜悯态度，而对弘光朝则殊多愤怨。意为南都毕竟是国初定鼎发祥地，若善整纲纪和武备并非无复国“中兴”之转机，然而却一误至此。故国之痛的大文章往往由此做起。何况金陵为六朝故都，南北朝时的陈后主亡国于此，五代南唐的李后主又是破败在这里，旧典现成，正可喻今。较之于做北京的文章太以触目，这样抒写故国哀思确实虚实进退要妥帖得多。再看曹亮武的《望梅·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
真龙曾降。记千门的烁，九重闳敞。种钟山万树梅花，想旧日东风，一夜都放。宝马钿车，争先出、乌衣深巷。更宸游十里，缀雪含珠，香绕仙仗。如今有谁玩赏？料当初花坞，应遍榛莽。忽对君几尺丹青，恍玉阙犹存，琼枝无恙。梦入秦淮，问孰把、兴亡低唱。只江天皓月，尚傍数峰辗上。
徐渭文所作图名“钟山梅花”，其意在追怀孝陵是很清楚的。孝陵寝地正处钟山南麓，面对梅花山。陈、史二人的词还多少有借题发挥的意味，故朦胧其辞而未特予明言此图指归在“真龙”。曹亮武则一起首就点破，“真龙曾降”一个四字句颇具扛鼎之力。有“真”必有“假”，看来康熙前期文网虽酷，但尚未密到望文生义、牵扯附会，否则这四字岂非含沙射影之极了？
蒋景祁《沁园春·题渭文〈钟山梅花图〉》在四个人的作品中颇有篇末总结，提要全图内涵的味道。像这样同题联吟，各有侧重，情思作多方面多层次推进的唱酬形式，在当时也是一种新创。蒋词云：
把酒临风，何往观乎？钟山之阳。叹百年邸第，燕归何处？千寻铁锁，马饮长江。只有梅花，香浮五里，犹挺南枝傲雪霜。曾经过，见旧时父老，触目彷徨。南州徐稚非常。便写就生绡未渺茫。似白头宫女，心伤天宝；清歌孺子，拍按沧浪。恍对丹青，依然如旧，却已风前足断肠。披图罢，有异香芬馥，蔌蔌生凉。
读罢蒋景祁此词，益信他们题图之举确是一次凭吊故国和遥祭明陵的深寓“大意义”的活动。
阳羡词人追怀故国之作尚有咏“闽兰”、“滇茶”等咏物篇什，而尤多藉咏史怀古来感慨兴亡、议论成败的词。至于吟写近世史事如有关左良玉以及刘泽清等功过的作品，在那时也都是题目甚大的创作。他们对明末苏州地区抗争阉党暴虐恶行而牺牲的五义士的赞颂，表现了阳羡词人反思旧朝政治时所触发的慷慨心声。史惟圆的《贺新郎·虎丘五人之墓》何等气韵激荡：
花月春山罅。尽吴船、玉壶行酒，金盘盛鲊。桥畔丰碑矗官道，铁色冷光交射。有飒飒、英魂来下。千古专诸惭义勇，看纵横彪虎奸谀怕。抉胥目，向城挂。寒泉荐菊椒浆泻。想诸君、轰雷激电、丹青难画。隧路松杉尽苍翠，还胜荒台石马。听呜咽、怒涛犹打。榱栋何人更祠庙，笑纷纷巾帼何为者。真娘墓，草堪藉。
明末政治昏浊，奸谀之辈横行，民不聊生。史惟圆颂扬五义士“还胜荒台石马”是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国士，较之宰辅大臣来高得多多，“丹青难画”四字乃绝佳的史评。史氏此词是和韵之作，陈维崧的原唱似更精彩：
古碣穿云罅。记当年、黄门诏狱，群贤就鲊。激起金阊十万户，白棓霜戈激射。风雨骤、冷光高下。慷慨吴儿偏嗜义，便提烹，谈笑何曾怕。抉吾目，胥门挂。铜仙有泪如铅泻。怅千秋、唐陵汉隧，荒寒难画。此处丰碑长屹立，苔绣坟前羊马。敢轻易、霆轰雷打。多少道傍卿与相，对屠沽、不愧谁人者。野香发，暗狼藉。
上片记叙，下片论赞，实在远胜前人一篇《五人墓碑记》。记叙尽出五义士之精神，凛凛如生，气干云霄；论赞抉示五人生命的价值：“唐陵汉隧”皆难比“此处丰碑”，在这样的民族脊梁之前，愧煞一切公卿相辅！陈维崧原本长于史，吴应箕曾盛誉其史才。这类“大题目”之词作，也最能显示他纵横雄辩的史论家的气势和目光。
最后还应该例举陈维崧的《水调歌头》追悼姜埰的那首词，这是兼故国之哀和忠烈之颂两个方面内涵的堪称“绝妙好词”的作品。词前小序就非常精警：“莱阳姜如农先生，前朝以建言予杖，遣戍宣州。会遘甲申之变，不克往戍所，僦居吴门者几三十年。癸丑夏先生疾革，遗命家人曰：‘必葬我敬亭之麓。’其子勉仲、学在从之。闻者悲其志，重其节，私谥之曰贞毅先生。维崧填词以代迎神送神之曲焉。”词曰：
东海黄门老，疾革话悲酸。呼儿吾骨累汝，霜剪一灯寒。休返田横岛上，何用要离冢侧，莫恤道途艰。忆奉重华命，遣往敬亭山。三十载，怜弱水，几回干？铁衣生既未著，鬼亦戍其间。此地层崖沓嶂，正接蒋陵钟阜，紫翠涌千盘。若有人兮在，竦剑守重关。
生为人杰，死为鬼雄，本已令人敬畏。其以“鬼雄”而仍奉皇命服役戍地，就更叫人神悚魂惊。这“重华”事实上早已是亡国之君，他如此“忆奉重华命”，将置当今皇帝于何地？清政府自顺治以来到康熙亲政，大案迭起，以文字得罪的事例极多，陈维崧这样直记其事，直抒己情，能不说是识高胆张，使世人瞠目吗？
阳羡词人除了充分运用词的形式抒述民生之哀和慨叹故国之痛外，还写了大量乡土风俗词。如陈维崧、史惟圆、曹亮武等都有以《蝶恋花》词牌联章成数组吟唱“荆溪”（宜兴主要的一条溪流，故又用以指代宜兴。清雍正朝还曾分宜兴一部分地域设荆溪县）风物的作品，弘伦等则写过《沁园春·赋得乡村四月闲人少》之类真正的农家词，而陈维崧更为宜兴陶瓷业劳动者写出《过涧歇》等好几篇描述“岩栖涧食”、“窟烟四起”的艰苦操作的词。这些虽然不一定称得上是“大题目”，但是有新意义或是属于新题目，为词的容量的扩大或内容的更新作出可贵的贡献。
（三）阳羡词派的理论建树
一个文学流派的发生发展过程，正是某一作家群在新的艺术审美倾向上觉醒和不懈追求的过程，也就是在审美观念上弃旧图新的自觉蜕变的流程。阳羡词派在清初之所以表现出一种发扬蹈厉的艺术生命力，除了他们积极的创作实践外，更不应忽视词人们在更新一代词学观念方面作出的可贵努力。
尽管阳羡词派的理论主张只是散见于诸家文集或选本的序跋、例言之中，并没有系列性的词话一类专著，但他们在词的功能和审美价值等重大问题上所阐发的精辟见解，却达到了那个时代可能有的新高度。他们的理论观念既渗透着对所处时代的深刻感受，强烈追求一种“情”与“体”相和谐的抒情手段，又从创作实践过程中反思了前明词风以及“云间”馀响的得失利弊，所以有关的论述不仅具有浓重的理论思辨色彩，而且在对词的本体特质等问题的认知方面呈现出与传统观念因袭性的挑战态度。可以并不夸张地说，阳羡词论是清初最具新意、最有自觉性和鲜明性的一家理论主张，也是清代最早自成体系的一种词学观。
阳羡词论最具建设性价值的观点是以下几个：
一、确认词的本体功能完全可与“经”、“史”比肩，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并否定“词乃小道”的传统观念
明词所以衰颓，原因固很多，但致命的一点是词体的未被推尊。而词体的不尊，其症结早就隐患于词乃“小道”这类观念中，所以并非只是明人的过错。词的别称“诗馀”的“馀”字所衍生的诸如“小道”、“雕虫小技”以及浅斟低唱吟红弄翠乃诗家之“馀事”等等观念，正是这一抒情体将不可避免地被导向衰竭的潜在腐蚀因素。如果不从词的抒情功能上作正本清源的反思，如果不去对沿袭的所谓“正宗”观念加以审辨，那么词的衰颓之势是无法再振起的。阳羡词派不可磨灭的功绩就在于从本体论上争辩词应该具有的功能特性，力辟“小道”之说。这方面最为集中的论辩文字是任绳隗的《学文堂诗馀序》和陈维崧的《今词选序》。前者要言不繁地摈斥了“小道”之说，后者则从整体上雄辩地予以论述。
任氏《学文堂诗馀序》为词体辩争曰：
顾又谓“词者诗之馀也，大雅所不道也。故六代之绮靡柔曼，几为词苑滥觞。自唐文三变，燕许李杜诸君子，变而愈上，遂障其澜而为诗。宋人无诗，大家如欧苏黄秦，不能力追初盛，多淫哇细响，变而愈下，遂泛其流而为词”。此主乎文章风会言之也。或又以永叔名冠词坛，当时谤其与女戚赠答，大为清流所薄；晏元献天圣间贤辅，乃至以作小词致讥。此较乎立德与立言重轻之异也。以余衡之，要皆竖儒之论耳。自三百篇未尝袭卿云纠缦之歌，离骚楚些不必蹈关雎麟趾之什；嗣是而诵周诗者，岂见少乎大风天马也，推汉魏者宁庋置乎开府参军也？夫诗之为骚，骚之为乐府，乐府之为长短歌、为五七言古、为律为绝，而至于为诗馀，此正补古人之所未备也，而不得谓词劣于诗也。若杜元凯、张茂先、李文饶、文信国诸人，皆出入将相，倥偬军旅，而斐然作述，于今为昭，安见为宰相者乃至废书而仰屋哉？此余决其为竖儒之论盖无疑也。
任氏此序见于其《直木斋全集》卷十一。词之为体既不劣于诗，当然也不小于诗了。他一方面列举大人物虽“出入将相”而仍“斐然作述”，是从抒情的需要角度来推尊词的体格；另一方面则从史的流向，从“变”这个更新观念来力辩词决不劣于诗。后一方面的论述最为精当，他简要地从“补古人之所未备”这见解上立论，确认词的独立价值。以“补”的意义来阐释“诗馀”，无疑是极有力地批判了“大雅所不道”的观念。可以看到，任绳隗并非简单化地从作品写了什么题材或是否表现为绮靡柔曼这些角度去争辩词的地位，而是从抒情体的功能这一本体观念来确尊词体。明清之际，还没发现早于任氏此序对词作此推尊的，也未见有如他清醒自觉地提出“补古人之所未备”的观念的。
《迦陵文集》卷三中的《词选序》（一作《今词苑序》）是一篇价值很高的词学论文：
客或见今才士所作文间类徐庾俪体，辄曰：“此齐梁小儿语耳。”掷不视。是说也，予大怪之。又见世之作诗者辄薄词不为，曰：“为辄致损诗格。”或强之，头目尽赤。是说也则又大怪。夫客又何知？客亦未知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掾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而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
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上下古今，如刘勰、阮孝绪以暨马贵与郑夹漈诸家所胪载文体，谨部族其大略耳，至所以为文不在此间。鸿文巨轴固与造化相关，下而谰语卮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涵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
今之不屑为词者，固无论。其学为词者，又复极意《花间》，学步《兰畹》，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神瞽审声，斥为郑卫，甚或爨弄俚词，闺襜冶习，音如湿鼓，色若死灰。此则嘲诙隐廋，恐为词曲之滥觞所虑，杜夔左骖，将为师涓所不道，辗转流失，长此安穷？胜国词流，即伯温、用修、元美、征仲诸家，未离斯弊，馀可识矣。余与里中两吴子、潘子戚焉，用为是选。
嗟乎！鸿都价贱，甲帐书亡，空读西晋之阳秋，莫问萧梁之文武。文章流极，巧历难推，即如词之一道，而馀分闰位，所在成编，义例凡将，阙如不作，仅效漆园马非马之谈，遑恤宣尼觚不觚之叹，非徒文事，患在人心。然则余与两吴子、潘子仅仅选词云尔乎？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
陈维崧与阳羡词人吴本嵩、吴逢原、潘眉合作编纂《今词苑》是康熙十年（1671）前后的事，其时正当陈氏专力填词、有意开派树帜之际。所以，此序不啻是阳羡派的一份宣言和理论纲领。
比起任绳隗的论说尚属“守势”，陈维崧显得锋芒凌厉，有一股廓清摧毁之力。他从“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这一论点出发，鞭辟入里地撩去种种理论纠葛，大胆提出“为经为史，曰诗曰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的观念，直言不讳地将词与“经”、“史”并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开拓性的理论攻势。
有卓识固是不易，在那个时代里有勇气更属难得。而这种勇气又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的。这基础的坚实在于：“天生之才不尽”既然是客观存在之理，那么，作为人的抒情达意的“文章”又岂能框之以定格，定之于一尊呢？这是无法否认的事物发展包括文学的流变的根本事实和规律。从此出发，否定了似乎必须由经典性的认可才能列入“大雅”范畴的传统看法。这显然是对以往一切论词体的权威观点的反拨。所以，在陈维崧看来，任何不合理地区分文体的高与下、大与小的说法都应该扬弃。
不管是鸿文巨制还是“谰言卮语”，关键是必须“精深自命”。这是陈氏立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从“志”、“气”、“变”、“通”四个方面，提出了：深刻其意，锤炼其识；拓开气象，恢宏其力；把握规律，更变创新；最后则是以全部才智、毕生精力以至用生命去严肃承担通同的使命。这使命也即社会功能，犹如“哀江南一赋”、“在河北诸书”以及“东坡稼轩诸长调”等所体现的足可与“经”与“史”并驾齐驱的职能。陈维崧以为，只要在上述四方面力求其深沉、博大、精警、妙悟，就是“精深自命”，这样，经、史也好，诗、词也好，还有什么“异辙”，分什么大小与高下？
把握住这样的理论命脉，就会发现，阳羡词人的尊崇东坡与稼轩，绝非通常理解的只是沿承所谓的“豪放”词风。他们的宗尚苏辛，不是仅仅在“铜琶铁板、残月晓风”的风格差异上的“礼先一饭”，而是从“竭才渺虑以会其通”的层面上追踪苏、辛词的“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的法乳。虽然阳羡词派中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同，表现于创作实践中的成就有高低、大小的差异，但纵观这派词人创作全貌，可以看到他们宗奉苏、辛，确能追步其“神”而不徒步趋其“形”。
同时，还可看到，陈维崧等批评明人词风，也不只是从风格的刚柔等角度着眼，而是衡之以上述“穴幽出险以厉其思”等几个方面。这是从根本上投的药石，否则尽管高呼明人词如何颓唐，而自家实践却仍“极意花间，学步兰畹”，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因此，序文中对“今之学为词者”的批评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他们正是感叹、忧虑于清初这二三十年间仍是“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的风气炽行，“音如湿鼓，色若死灰”的劣货赝品充斥词苑，才编选《今词苑》专录“上下一十馀载”的佳篇的。
学步《花间》本也不算什么问题，病弊在于以“香弱为当家”。“香弱”是乏真意深情的浮艳，“清真”在这里是指无真情深意，缺乏生气的空枵，这种病症在词史上不断出现过，要害就是没有从词的文学功能、抒情特征上去严肃对待和认识它。关于这问题，阳羡词家都非常关注，如史惟圆就有专门的抨击。陈维崧在《迦陵文集》卷二《蝶庵词序》中转述了史氏的一段话，正可与上面的序文互相发明互有补证：
今天下词亦极盛矣。然其所为盛，正吾所谓衰也。家温韦而户周秦，抑亦《金荃》《兰畹》之大忧也。夫作者非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以优柔而涵濡之，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人或者以淫亵之音乱之，以佻巧之习沿之，非俚则诬。
这是非常严肃的词贵“志意”论，与《今词选序》完全是一致的观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惟圆已运用“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这话来论词。后来常州词派理论家多有此话头，“出入”论是常州词论家“寄托说”的核心论点之一。但早于常州派一百多年的史惟圆所说的这些话，要旨在“志意”，没有玄奥色彩，不只是专意微言大义的探觅。
阳羡词人大都从明末生活过来，早年又几乎都与云间词派有各种渊源，也沾染有明人词的习气，走过一段“香弱”之路。他们写起侧艳冶丽之作来，得心应手决不逊色于同代任何一家词人。实践使他们深谙此中的利弊得失以及容易误坠的歧途。一旦感悟，也就会在新的高度上总结往昔的经验和教训，看得既深，扬弃也力，所以，而今的大声疾呼崇“意”、厉“志”、宏“气”、深“情”，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自我否定，是一次质的飞跃，新的追求。
二、主张言为心声，情贵乎真。只要能出真情深意，应容许不主一格，兼收并蓄
在艺术情趣、风格倾向上反对出主入奴，互相排斥，往往是流派本身得以积极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显示出其充满自信力处于上升时期的能取精容宏的大家风范。自从明人张
机械划分词的流别为“婉约”、“豪放”二派以后，词的批评大抵承袭此说。加上传统的“本色”与“别是一家”观念始终处于统治状态，褊狭的是甲非乙的评骘愈见轻率浅薄而又武断。特别是在“云间”倡导宗奉南唐北宋之说以来，又有南北宋词派门径之分。凡此纷纭众说，日益导致摹拟前人词格的表象形态的敷粉弄朱风气。阳羡词人对此深不以为然。陈维崧在《贺新郎·题曹实庵〈珂雪词〉》中尖锐批评道：
多少词场谈文藻，向豪苏、腻柳寻蓝本。吾大笑，比蛙黾。
侈谈文藻，只知从前代名家作品中讨生活，是自降其格为词匠而已；论词而唯求表象不问意蕴，也是愚而迂腐习气。他在另一首《贺新郎·寄兴，呈蘧庵先生》词中感慨地指出：
一卷乌丝饶寄托，怪时人、只道填词手。说诗者，固哉叟。
蒋景祁《刻瑶华集述》第三条对强分门户的现象明确提出异议：
今词家率分南北宋为两宗，歧趋者易至角立。究之臻其堂奥，鲜不殊途同轨也。犹论曲亦分南浙，吾皆不谓之知音。
阳羡词人指摘的这类问题是词史上反复出现的弊病，都是关涉词健康发展的全局性问题。针对这流弊，他们坚持风格上刚柔并重，雄健与清婉相济的主张。陈维崧固然经常“苏、柳”并举，徐喈凤在《词证》中更有具体论说：
魏塘曹学士作《峡流词序》云：“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如春华，而诗则秋实也；如夭桃繁杏，而诗则劲松贞柏也。”罕譬最为明快。然词中亦有壮士，苏辛也；亦有秋实，黄陆也；亦有劲松贞柏，岳鹏举、文文山也。选词者兼收并采，斯为大观。若专尚柔媚绮靡，岂劲松贞柏反不如夭桃繁杏乎？……故婉约固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后山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离乎性情以为言，岂是平论。
这里阐明了几个问题，1．词与诗一样，既有春华也有秋实，不应有“诗庄词媚”的定型之说。2．持“兼收并采”态度，反对偏颇以至于巨细颠倒。3．强调“性情”，否定“离乎性情以为言”的批评方法。这些在风格论上持平正态度的观点，其思辨脉络都是紧扣着词的本体功能和抒情特质的。顺便指出，后来山东的田同之在《西圃词说》中钞入徐喈凤上述词论而未注出处，世人便以此认为是田氏所论了。
三、崇“意”主“情”，推究气势魄力的同时，重视声律的研讨
前面说到的“音如湿鼓”之批评就是从音律声韵范畴的指摘弊病。阳羡词人对词的声律的辨析研究是下了工夫的，在这方面的积极建设更是世人皆知。据文献记载，曹亮武著有《词韵》一部，而万树的《词律》之纂则是阳羡词人不废声律的一大标志。他首先是出于理论上的认识。其《词律·自序》说：“戊申、己酉之间即与陈检讨其年论此志于金台客邸。”这表明早在康熙七年前后，万、陈二人就认真讨论了声律问题。他们针对当时严重存在的“但从顺口，便可名家”的滥竽现象，深感校订考核被明人弄得混乱不堪的词谱已是刻不容缓了。否则，“词风愈盛”，恰恰会导向“词学愈衰”。关于这个命题，万树在《南耕词》卷四有一则评语比《词律序》辨说得更完整：
词至今日为极盛矣，余独曰未也。何也？以古词之所以可歌者多不讲也。词与音比，其法甚严，为词者往往拘而不能骋。宋柳耆卿、周美成辈卓然为填词宗匠，然其意专在可歌，声律谐矣，虽或言之俚，弗恤也。此固非也。今之负才者多假借声律以工妙其语言，而人尤尚之，转相仿效，初若蚁漏，终于溃隄，而词不可问矣。
此论颇辩证，侧重点是批评“今之负才者”的不知声律，唯求“工妙其语言”；但也不主张只顾声律不问“意志”的极端。阳羡词人之探究“古词之所以可歌”之义，着眼点是声情美，是为使词的情韵更能扣人心弦。他们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史惟圆在《南耕词》的评语中申述说：
柳屯田“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句，情景依依，灼然为古今绝唱，馀皆曲蘖粉黛中常语也。然歌工之论，亦贵其声之要渺耳。而谈者遂薄“大江东”为非词家正格，是岂足尽倚声之极致哉？今南耕之词，婉至矣，而豪气寓焉，风华矣，而真意存焉。盖兼苏柳之长而屏雷同附和之语，其无愧为大家也欤！世之言词者，专以软媚为工，或以粗豪为妙，兹编其良砭矣。
如此地讲声律，就不至于本末倒置，舍本求末，钻入四声八病之类的牛角尖中去。
阳羡词论总起来看，是围绕着“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这样一个“大”字展开的，有其极强的现实性和积极性。可惜的是，一当康熙“盛世”政局形成，这派词学观和创作道路成了不合时势的“别调”异响，终于渐见消衰而以至淹没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