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子
“咕咚、咕咚、咕咚”，火车开动了，只一会儿，那熟悉的“热狗不理大包子嘞”和“天津大麻花”的吆喝声便再也听不见了。刚才火车一晃动的时候，趴在窗前的我，分明看见抱着小弟弟秉华的妈妈，虽说我一向倔强，脸上一直浮现着微笑，可车动那一瞬间，眼里却涌出了泪花。我鼻头一酸，毕竟我才12岁，还是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学生，想到今天晚上就见不到妈妈、弟弟和妹妹，我用手捂着脸，忍不住抽泣起来。
“兜兜，刚才还是晴朗朗的天，这会儿怎么就下雨了？”坐在旁边的爸爸揽过我，半开玩笑地递上一块手绢，“你说巧不巧，你伯伯当年离开淮安老家去东北时，也和你现在一般大，也是12岁……不过，他可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为什么？”眼角上还挂着泪的我，好奇心立即冲淡了离别的悲伤。
“你伯伯离开淮安那年，我才6岁，如果不是家里太穷，你伯伯也不一定去东北投靠你的四爷爷。”爸爸感叹地摇着头：“我3岁那年，你奶奶去世了，你爷爷在外工作。那时你大伯9岁，你二伯8岁，我们哥仨只好跟着你八爷爷苦熬着，常常无米无菜下锅，原来的后花园成了我们哥仨种蚕豆、青菜的地方，能卖的、能当的都倒腾尽了，开口向人借都没处借了。就这样，亲戚家里的红白喜事还得送礼、磕头，这样的事都得你伯伯去，他心里苦啊无处说，就给东北的你四爷爷写信。”
“爸爸，伯伯这么难，为什么不向身边的八爷爷说说呢？”爸爸总是忙，平时在家也很少与我谈谈自己小时候的事，今天坐在火车上，正好打开了往事的话题。
“你八爷爷是个残疾人，成天一瘸一拐地行动不方便，八奶奶虽有一个儿子，但比你伯伯年纪还小些，整个家全靠你伯伯撑着。”
“那伯伯应该写信给自己的爸爸呀！”我仍然想不通，我遇见什么难处当然首先想到找爸爸妈妈。
“唉，你爷爷为人忠厚老实，在外工作多年，一个月最多挣过三十块钱，只够他在外面自己生活，但凡有一点可能，他也早把我们哥仨接出老家了。你伯伯写信给他，只会给他添烦心事，于事无补啊！而你四爷爷没有孩子，多年在外，经常接济家里，所以，家里有点难处，你伯伯都是跟他商量。你伯伯12岁那年，你四爷爷让你伯伯去东北，由他供养读书。你伯伯在东北读完小学，又考上了天津南开学校，到日本留学归国后，参加了有名的‘五四’运动，又到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巴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定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经历了许多艰险。”
我点点头，又忍不住追问道：“爸爸，伯伯走后，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呀？”
爸爸摇摇头，轻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爸爸在淮安苦熬到14岁，吃没吃，穿没穿，实在没法生活，便跟着他二哥恩溥到天津投靠四爷爷，也考进了南开学校。伯伯日本留学回国时，爸爸到天津火车站接他，两人九年未见面了，相见时特别高兴。伯伯参加“五四”运动，创建“觉悟社”时，爸爸还为伯伯当过小交通员呢。伯伯22岁到法国去，后来与一个女同学鸿雁定情，写信嘱咐她经常去看自己的两个弟弟。她来了，大大方方地作了自我介绍。正好那年冬天特冷，她从包里掏出一双黑色毛线帮的新棉鞋，笑吟吟地说：“黑弟，这是我为你做的一双新棉鞋，来，你穿上试试。”说着，就伸手帮着脱我爸爸脚上那双张了嘴的旧单鞋，让他穿上新鞋，还用指头压了压前头，说：“黑弟，我想你正长个，鞋子稍微做大了点，前头塞了团棉花，留着明年你还能穿，暖和吗？”“姐姐，暖和，太暖和了……”
这时，爸爸说话的声音有些发哽，我抬头一看，他浓黑的剑眉拧成了疙瘩，两眼闪动着泪光，仿佛回到那难忘的时刻。爸爸可能发现我注意了他，镇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说：“兜兜，爸爸3岁没了妈妈，从记事起，只穿过黑粗布帮的，从来没穿过这样轻巧暖和的棉鞋！我脱口叫了她一声‘姐姐’，极真切极自然，没有丝毫勉强！”
“后来呢？”我被深深打动了，急着想知道后来的事。
“1924年，你伯伯从欧洲回到广州，第二年，我的那位姐姐去了广州，他们在广州结婚后，我陪姐姐的母亲也去了广州。分别了五年多的亲兄弟终于见面了。你的伯伯那时是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我也就投考了黄埔军校。我是第四期的学员。”
“那为什么你没有一直和伯伯在一起？为什么伯伯在延安，我们家在天津呢？”妈妈常说我憨大，我是家里的长女，我从来不需要勉强自己不讲什么或提醒自己什么不该讲，一向是心里想到什么，就冲口而出。
“这个……”爸爸一下语塞了，表情不太自然，支吾两句打了个岔说，“那时你四爷爷在东北，年纪老了总需要人照顾嘛！好了，你一问就没有完了，嘴干不干？”
“好爸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行吗？”我摇着爸爸撒着娇说。
“行！”爸爸微笑着点点头。
“那个最疼你的姐姐呢？她现在住在哪儿？”
“多笨的丫头！”爸爸笑着用食指弹了弹我的脑门儿：“我的那位姐姐就是你现在的大娘（北方对伯母的称呼）嘛，你到北京就能见到了。我这次到北京，去读华北大学要住校，你妈妈在天津照顾弟弟妹妹，没法分身，是你伯伯和大娘让我把你先带到北京读中学，平常住校，逢星期天就到他们那住，有你伯伯和大娘照顾你。过些时候，等我分配工作后，咱就把家搬到北京。兜兜，你在家里最大，也最懂事，到伯伯那里，一定要听话，要好好读书，懂吗？”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着我所知道的家中往事。说实话，我自从1937年在哈尔滨出生，打从呱呱坠地，就掉进了爱的怀抱中，有外公外婆疼，有爸爸妈妈宠，真不知道啥是痛苦！
我没见过我的亲爷爷，也没见过养育我伯伯、爸爸的四爷爷，但我听妈妈说，当天津的四奶奶知道我出世后，非常高兴，写信来说：周家三辈没有个姑奶奶，这下添了个女孩，也是喜事！要我起名，我看就叫个兜弟，快点给老周家兜个男孩！我妈妈是个文化人，觉得兜弟这名太俗气，反正又不住在一起，于是来了个折中的办法，叫我“兜兜”。另外，我出世后，我的二伯恩溥特地发来电报表示祝贺：“周家添丁，一大喜事！”
我的外公外婆，对他们的第一个外孙女当然也是疼爱有加。直到今天想起他们，我的嘴里都似乎能品到六十多年前我吃过的巧克力的滋味。当年身材魁梧的外公有一份好工作，他在俄国人于中国东北办的中东铁路局做处长，为俄国人当翻译，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后来还兼任哈尔滨两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在哈尔滨花园街有自己一座带院落的俄式小楼。听妈妈说，外公最多时一月收入二百块大洋。那时银元很值钱，一块银元能买五十斤大米呢！日子宽裕，可他对子女要求严，因为他是奋斗出来的。他为孩子们请了家庭教师学俄语，一定要孩子们掌握俄语，能有个谋生的本事。我的一个舅舅，就是因为外公管得太严，忍受不了，18岁自杀了！我妈妈是女孩子，相对要求松点，但我妈妈不甘落后，不仅学精了俄语，日语也能讲。这些事，都是我长大后听爸爸妈妈说的。外公在我的眼中，从来就是一个特别慈爱、特别慷慨的老人！我小时候，在外公家里就吃过俄国巧克力——那是又厚又大的一块，要用锤头敲成小块。每当我到外公家，外公便笑眯眯地拿出锃亮的小锤子，我就忍不住直舔嘴唇，那种浓浓的香甜味，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
其实我出世时中东铁路已经被日本人占领，外公早已经失业了，家里只能靠过去的积蓄过日子。平时外公外婆吃得很节省，只是因为特别喜欢我，才在家总放上一块巧克力，准备给我这个小馋猫“兜兜”吃！
至于我的爸爸妈妈，那真是天底下最爱我的了！
听妈妈说，我是老大，刚出生时不知怎么带，总是抱在手上，睡觉也是一边抱着一边走着，晃着才肯睡。好不容易哄着了，把我放在床上，爸爸和妈妈刚要往椅子上坐，我就又哭闹起来，他们赶紧又起身抱着晃。如果我睡着了，全家就必须处于“肃静无声”的状态，爸爸妈妈吃有响声的东西都泡在牛奶里，不然有点响动我就醒，如果不抱，我就没完没了地哭！也可能是刚出生时就把眼泪提前“预支”了，等我一会叫爸爸妈妈后，总是乐乐呵呵，性格随和。加上我这个兜兜“尽职”，我不到两岁，妈妈就生了一个特漂亮的小弟弟，于是我更受珍爱，把我喂得胖乎乎的。我也成天笑眯眯的，像个快乐的小天使！
我至今珍藏着一本棕黑色有浮雕图案的日本相册，是我爸爸1935年去日本旅游时买的。厚厚一本，竟成了我专门的影集！妈妈生下我时，爸爸已经33岁，虽然我没见过他的表情，但我从我的照片中能看出他兴奋的心情：他从同事那里借了一个135型的照相机，竟二十四小时没睡觉，对着刚出生的我，隔两个小时拍一张，一连拍了十几张，然后是满月、两个月、三个月、百日……每月一次，把我微笑、哭泣、打哈欠、伸懒腰各种神态的瞬间都变成了永恒！等我三四岁时，爸爸的同事、妈妈的亲友每逢要办喜事，新娘披上洁白的婚纱时，我就被邀请穿上漂亮的衣裙，专门跟在新娘身后为她拉纱，于是，我又拍过许多照片。记得有一回大伙逗我，指着我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问：兜兜，怎么这照片上没有你啊？我当时四岁，心里也纳闷：这不可能呀！那么多人喜欢我，要我拉纱，我爸爸妈妈最爱我了，他们结婚不可能不让我拉纱啊！于是我大声嚷嚷着：我站在妈妈后面拉纱，照片没照上我！逗得叔叔阿姨个个笑弯了腰！
在这本相册上，还有一张相片，是我3岁时，爸爸在我们家对面一所公园的围墙外给我拍的。50年后的1990年，我到哈尔滨出差，特地找到了那所公园，在原来的位置上拍了一张照片，了却自己对童年时代美好的回忆。我望着公园对面那座当年叫“北京旅馆”的六层楼，仿佛又看见了我的家——四楼那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又看见当年住在六楼，经常在电梯里遇见的那个脸像满月般白净，名叫惠子的日本小姑娘的身影。
我们家是1943年从哈尔滨搬到天津四奶奶家去住的，其实是因为日本人太欺负人了，不给中国人吃大米，成天吃高粱米、棒子面、混合面，爸爸又失业了，只能去投奔天津的四奶奶。
在天津，我们开始与四奶奶住在河南路清河里一幢房子里，那是座一楼一底的旧房子。后来又搬到义善里住。
我的小学六年都是在天津上的。开始在天申小学一年，后来就转到离家近的教会学校圣功小学了。我上学时练毛笔字的铜墨盒，外边套了一个黑白丝线的编织袋，是四奶奶亲手钩的。听爸爸说，二十多年前，四奶奶为供养伯伯、二伯和我爸爸上学，白天坐家门口，黑夜守在油灯下，只要得空，她手里总拿着一个细细的钩针飞针走线，曾经钩出过许多只各式各样的小线袋，送到市场上去，换回钱来，给他们兄弟几个买纸添墨。后来给我用的，是最后剩下的一只。只可惜时光流逝，我现在已无法找到了。
1946年，爸爸去北京见了伯伯回来不久就被捕了，说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捕的，罪名是他是共产党大官的弟弟。这时我才听我伯伯当年在南开学校的同学，帮着张罗保释我爸爸的常策欧大爷悄悄告诉我：你伯伯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他翻开我们家订的天津《益世报》，指着报上有关周恩来的报道说：周恩来就是你爸爸的亲哥哥，你的大伯！我有点不相信，追问常大爷：他怎么叫恩来，我爸爸叫同宇呢？常大爷摸着我的头说：同宇是你爸爸的字，你爸爸原名叫恩寿，后来你大伯担心你爸爸受牵累，特意叮嘱你爸爸用字代名的。半年后，爸爸被保释了。只是他比过去显得更忙，总是很晚回家。
1949年1月15日，天津街头就响起了巷战的枪声。那天我趴在窗口看，只见穿着黄布棉袄、头戴大皮帽的解放军端着枪，边警戒地向前走动，边开枪。我心里在叫好，真盼着解放军快打下天津。当然我压根不懂解放劳苦大众的道理，我有我自己的兴奋点：伯伯既然是共产党的大官，只要一进城，我们一家肯定就能住到墙子河边那所有草坪、花园又带尖顶的白墙红瓦小洋楼里去了……正想得美，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我耳边一热，一颗子弹紧贴着我头顶直射到身后的大衣柜上，柜面顿时留下了一个烧焦的弹坑。身旁的妈妈吓坏了，立即把我和弟弟从窗前拉开，蹲在离窗远远的屋角……
我靠在爸爸身边，仿佛看见微笑的伯伯和那位心特善良的大娘，正从一座宽大的白色小洋楼里走出来迎接我呢！
“兜兜，想什么心事呢？”
“爸爸，我已经12岁了，到北京该上中学了，你别总叫我兜兜、兜兜的，就叫我的大名秉德，不然大伯和大娘会笑话的！”
“行！”爸爸答应得爽快。
“拉钩，拉钩！”我伸出手，爸爸也咧嘴笑着伸出了手！从此，“兜兜”的名字留在天津，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