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李苦禅

在绘画中，我就是上帝，我创造一切。

——李苦禅

1960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空闲时常逛荣宝斋、和平画店，欣赏国画大师们的作品。在王府井的和平画店常展卖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的作品，齐白石的画，六七十元一幅，李可染、李苦禅的画二三十元一幅。苦禅的画，厚重、拙朴、大气磅礴，我是很喜欢的。他的名字，总使我联想到深山中的古寺庙，我以为他一定当过“和尚”。后来，结识苦禅先生后，才知道“苦禅”是他的一位同窗好友林一庐为他起的。“禅”乃“宗画”，“苦禅”即是“一个苦画画的”之意。苦禅先生说起此名时，曾对我说：“我这一生坎坷困苦，有人劝我改掉这个名字。但我一直不改，我就是一个苦画画的，名之固当。”20世纪60年代，我这个大学生，每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元，根本挤不出二三十元来购买苦禅先生的画作。每次走进和平画店，只是为了饱饱眼福而已。

这种“眼福”饱了二十来年。到了1979年冬天，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的席位，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时，我有幸与苦禅先生同桌，而且是邻座。那晚，他带来一张大幅的雄鹰图，当场献给了中国奥委会。其时，一家出版社约我写李苦禅，我将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他很爽朗地说：“欢迎到我家去坐坐！”并让夫人李惠文告诉我他家的电话号码和南沙沟住宅的门牌号。

真没想到我所崇敬的大师，竟是这么随和的一位老人。

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个冬天起，直至苦禅先生1983年6月11日凌晨1时不幸仙逝，我常去他家走访，成了李家名副其实的“常客”。

在我的印象里，李苦禅是一位真正的大艺术家，为人罕见的坦诚，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山南海北，古今中外，画坛传闻，健身之道，无所不聊。每次听他的“神聊”，都是一种享受，得益匪浅。他的画品与人品的魅力，我简直很难形容。

一条硬汉子

1979年12月4日，下午2时我从天坛东门骑车去南沙沟李宅，门上有一告示：“上午有事。中午12点至3点休息。下午会客。”我看表，离3点还有十分钟，于是又下楼，在院子里转悠了一阵，3点准时举手敲门。

门打开了。想不到开门的竟是苦禅本人。这年，他已经八十一岁高龄，在这深秋时节，他只穿一件深咖啡色的毛衣。中等个儿，壮实健朗，气色极好，头顶已经谢了，但四周依然覆盖着苍苍银发。粗眉，架一副宽宽的黑边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对不算大却透射着热情、坦诚、豪爽的眼睛。他从不打听客人的身份，据说有一回一位副总理去看望他，家人一再提醒他来者是副总理，可他却称“副局长请坐”，弄得满屋的人忍俊不禁。他弄不清副总理、部长、局长究竟谁的官衔大。对我的来访也一样，一边说“同志请屋里坐”，一边把我领进他的画室。

画室也就十多平方米，方形。一张画案已占去一小半。靠门口的墙边放了两个书柜，里面装满了各种画册和图书，柜顶放着唐三彩的马和老鹰的标本。窗台上有一盆法国君子兰，宽叶，多骨朵，花为喇叭形，嫣红色，为画室平添了不少生气。空墙上挂了几幅画，一幅是齐白石送他的《荷花蝌蚪图》，还有一幅《松鹰图》和一幅《育鸡图》，是苦禅自己的手笔。最引人注目的是陈放在屋子一角的几件把子：象鼻刀、银口刀、黑枪……

苦禅见我一个劲儿地打量那几件与这间画室不太协调的“把子”，便笑着解释道：“我自幼习武，这些家什都是我从前练武用的。我还有一根三节棍、一把双刀……可惜在‘文革’中不翼而飞了。”

“现在还练吗？”我随意问道。

“不练这些了。”说着，苦禅操起一根一米来长的竹棍，走到画室中间一块狭小的空当，乘兴舞弄起来。

我真担心竹棍会碰到书柜和画案，但他舞得很轻巧娴熟。舞毕，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说：“都说人老了，个子会萎缩。我前几天量了量身高，跟年轻时一样呢！”他抬头望了望齐白石晚年送给他的那幅画，感慨万千地说：“写意画，炉火纯青在老年。徐悲鸿讲，如果齐白石只活到六十岁，那么他的画就会湮没无闻。他活到九十多岁还长牙，活了九十七岁才去世，他才画出了那么多的精品。”

此时我突然想起了谷牧曾说过的一句话：“吴作人像文人出身，李苦禅像江湖闯荡出来的。”

其实苦禅先生是真正的文人出身，1919年来北京，先在“勤工俭学会”半工半读，后入北京大学和国立艺专攻读文学和绘画。但他自幼好武，一生习武不止。他的强健体魄正是靠练功而来，而且他的深厚功底不知多少次在人生磨难中挽救了他。

日本占领统治北平时，他不干伪事，常住在前门老爷庙里，翻筋斗练武功，闭门作画卖画。他家的客人中，有不少与八路军有联系。个别人被日本人抓住之后，咬出了李苦禅。1939年的一天，他的学生魏隐儒跟苦禅学画，天太晚了，城门已关闭，就与老师一道住在柳树井的一间小屋里。半夜里，日伪警察把小屋包围了起来，有的从屋顶翻下来，有的从大门冲进来。起先，上来一个，李苦禅就拳打脚踢一个，但上来的人一多，他使不开了，被日本鬼子抓住，铐上手铐。李苦禅说：“我想把手铐弄断，可一使劲，却铐得更紧了，手上都流血了。”

李苦禅回忆道：“我被关在红楼地下室，严刑拷打一个多月，碗口粗的柳树杆，断成三截。昏死过去，又醒过来，什么苦头都吃了。我想，一定有‘神助’。打我时，我嘴里默念文天祥的《正气歌》。鬼子每天上午8点钟上堂，下午是1点钟上堂。他们要枪毙的人，礼拜六就提出来到别的屋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就行刑。日本鬼子军官上村对我说：‘苦禅先生，今天礼拜六，我救不了你了！’我说：‘上村，你们杀人的法子不是四个吗？一狗吃，二枪冲，三活埋，第四是砍头，你尽管用吧！我不怕这个！’他们没有找到证据，我又死硬，也许还因为我是一个名人，他们就打算放了我。最后一次过堂时，一位中国翻译悄声对我讲，过堂时你硬顶一下就放你了。他被我的气节感动，给我通风报信。提审我的上村，是一个中国通。他说：‘军曹们没有文化，让你受委屈了。今天随便说出一个当八路的人来就放了你。’我破口大骂：‘军曹们没有文化，是混蛋。你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你们侵略中国，屠杀中国老百姓，你更混蛋。你问我谁是八路？你们再杀下去，全中国人都是八路了！……’骂完了，他们真的把我放了。”

“文革”时，他被打成“反动权威”，诬陷他在日伪时期有过节，责令他写出交代。我从档案中找到一份李苦禅亲笔写的材料《关于我被捕入日本监狱事》，这份珍贵的史料中记录了这件事。

……他们日本人查不出我什么来，这次提审我，如果屈打成招，判了死刑，军曹们可立功升官。如前几次受审硬顶，这次也可放了我，我就这样的仍要硬的准备。到了过堂审问仍旧是上村。他先吓唬我。经他审问多次，他的喜笑怒唬，狡诈手段早已熟知。他让我招供，我仍说素日无党无派只知画画。他又说，你不知道八路军在北京周围的活动？我说，你们每天订着报看报，我圈在这里，我哪知道！后来上村慢缓地说，我们日本专制的厉害，你若说了实话，我可以向我们官长请求放你出去。此时我硬着不作声。又住了一会，上村他说，向我们官长请求多少次，今天要放你出去。一旁高翻译急忙地说，上村军官今天要放你，李苦禅你还不感谢他。我马上知高翻译的用意，要放我。上村缓和地说：“放你出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说，看行动再画画，在两周内把八路军在北京周围活动的情况写一份送司令部来。高提调官（翻译官又叫提调官）你送他出去。”

我放出来到了家，街坊邻里老少马上拥进了院子里。有些人含泪问我，身上受伤了吗？腿脚受伤了吗？出来了就万幸！还有送酒送菜的，老人们谓之“压惊”。我一时感动地落泪说：“我身体好，顶得住，没落什么伤，让你们惦记着，谢谢！”

在日本敌伪时期，有不少的大小报纸，每天不问真伪不断地登载八路军围绕北京活动的情况。我当时找了几份报，按照抄了几段，谁知道八路军的实在情况？即便知道也决不能说，我是中国人，决不干汉奸事情，于是乎报上有什么就照样抄什么，抄完一份索性就送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

送去之后，上村亦未来找过我。又住了些时候，我身体已完全养好复原了。目前的生活没办法，我找了些旧存自作的画，就往天津开画展卖画走了。

我回来后，凌老太太对我说：你去天津不久，上村穿中国衣服，我也不认识，就来了。他问苦禅哩？我就说他不是遭一场事情吗？生活又不好，养好了伤就去天津卖画去了。上村说，苦禅回来我再来看他。说着就出大门。凌老太太一直送出大门，及回到上房一见桌上名片有“上村”字，马上吓得老太太就蹲在地上。说此后，上村再没来找。

从李苦禅吟唱着《正气歌》对抗日本鬼子，到“文革”时不惧淫威如实书写历史，一个充溢着浩然正气的铁骨铮铮的民族硬汉形象，赫然屹立在我们眼前。

李苦禅真是一生豪侠。在杭州教书时，常在西湖边观赏鸬鹚和荷花。有人慌慌张张往他这里跑，他急忙问“怎么啦？”人们告诉他，有个野和尚拦路要买路钱，李苦禅随即过去收拾那个野和尚。只见野和尚袒胸露肚在敲木鱼，身边摆着两块大石头，见有人路过，举起石头，大声喊道：“留下买路钱！”李苦禅走过去，先伸手：“留下买路钱！”野和尚出手了，李苦禅三下五除二，将他制伏。教训了一通野和尚，李苦禅便扬长而去。野和尚追了上来，要拜他为师。此后，这个野和尚不再作恶，还与苦禅常有交往。

还有一回，他在北平的马路上碰到伪警察欺侮一位拉黄包车的车夫。李苦禅自己也曾经租车拉过，白天上学，晚上拉车，也受过气。他同情那位车夫，上去教训了那个伪警察，在大街上打了起来，结果寡不敌众，被抓去坐了牢。其时，齐白石拒绝为日伪作画，但为了救出这位得意弟子，不得不破例用画将他赎了出来。

苦禅先生说，他七十多岁时，被当作牛鬼蛇神赶到房山干活。他背着一大捆玉米秆下山，踩到了块儿活动的石头上，跌到一二丈深的山沟里。苦禅说：“我一个‘抢背’，将玉米秆翻到身下，没伤着。”他还讲：“有一回，踩到一个柿子皮，怕往后倒下，一收身，往前倒，一条宽牛皮带都断了。”

在他的武功故事中，最得意的一个，是他五十多岁时发生的，地点是大雅宝胡同。那天，他回宿舍路过胡同口，只见一个吴桥卖艺的在耍刀，他驻足观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耍得不怎么地道……”卖艺人听见了，不服气地冲苦禅嚷道：“看客，你来耍一个给大伙看看。”李苦禅说了声“稍候”，就快步回宿舍取来双刀。这双刀很锋利，装在一个鲨鱼皮的口袋里。苦禅双手舞刀，舞到兴头上，还将刀抛向空中，然后又稳稳接住。看客们为他叫好，扔来不少钱。吴桥卖艺人一一拾了起来，双手捧送给李苦禅。李苦禅说：“我是美院的教授，给你帮个场而已。”说罢，将双刀插进鲨鱼皮袋，扬长而去。

而此生最令他憋气的事发生在“文革”时。1966年“八·一八”那天，烈日似火，造反派让他和几位教授跪在熊熊燃烧的大火旁，大火正烧着清代的木雕和美术书刊。造反派还把维纳斯像砸烂，把碎片放到教授们的头上。这是对艺术的凌辱！他内心充满愤怒。造反派还将他关起来，拳打脚踢，打得浑身伤痕。忆及此事，苦禅先生说：“凭我那时的功夫，拼他几个是不成问题的。但想到孩子和老婆，拼死的勇气就没有了。”

当我问及他给毛泽东写信之事时，他说：“日本投降后，徐悲鸿问我干吗呢，我说住庙呢，徐悲鸿说‘教书吧，教花鸟’，于是给我送来聘书。那时工资低，我又爱喝二两酒。一天酒后我用草书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开头写道：‘我的事找蒋介石解决不了，只好找你来了……’写毕，扔到信筒里，毛主席还真收到了。他太忙，派秘书田家英来看望我。毛主席讲，国家困难，过几年就好了。先由学校照顾。学校给我增加两百斤小米。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给徐悲鸿写信才解决的。”

画不惊人死不休

1980年10月29日晨6时20分起床后，蹬车一个多钟头，去三里河拜访苦禅先生。这次是要将为出版社赶写的《丹青话延年》文稿请苦老审阅。

尽管门上有告示“上午有事”，但事先电话约好了的，所以7点50分就敲开了李宅的门。李先生的小女儿李键开的门，李先生正在吃早餐，见我来了，便放下碗筷过来画室打招呼，真挚又热情。

吃过早餐，李先生和夫人李惠文在画室落座。我将带来的稿子念了一遍。当听完为吴桥卖艺人帮场一段时，李先生说：“你的文字真像水银落地无孔不入。这段别人写时一带而过，你写得具体生动。”他对全文也很满意，说：“你很有才华，写得生动，联想也好，记性好，跟我说的一样。”

9点半，他站到画案前开始作画。

他拿起一支长毫笔，在一块圆形砚台里蘸足浓墨。先从背部画起，以排墨法只几笔就写出了鹰背，然后以侧锋勾出翅和肩，接着抹出下面的飞羽，再以较干的浓墨抹出尾部。稍停片刻，李先生拿起一只小勺，舀了一点清水，放到笔肚上，把墨调淡，抹出胸部，抹出大腿。画成鹰的身体之后，换成小笔。苦禅先生持笔打量画面，稍作思索，就勾鹰嘴。鹰嘴呈方形，用“金石味”的笔法一笔一笔勾写出来。然后，用淡墨画头部和颈部。画颈部是用笔连续横扫数笔，顿时，颈部的动感跃然纸上。最后，又用“金石味”的笔墨一笔一笔写出足爪，爪子画得长直而厚重。鹰伫立的山石，用的是拖、侧笔，有时还用几笔逆锋，并用“斧劈皴”笔法皴出山石的质感，墨色深浅不一，以增加山石的体质感和厚重感。用清水调色，用色极省，嘴、爪染淡花青，山石染赭色。

苦禅先生一边着墨着色，一边给我讲述画鹰的笔墨。他说：“我画的鹰已经不是普通的老鹰，而是把山鹰、鹫和隼综合于一体，画我心中的鹰。显神处着意夸张，无益处毅然舍弃之。我将鹰嘴和鹰眼都画成夸张的方形，是为了强调鹰的雄健威猛。我常在鹰画上题写‘苍鹰不搏便鸳鸯’。”我问苦老：“为什么有的鹰颈背处要点些浓墨？”他说：“需要时就点一些，也是为了增强鹰浑厚苍健之感。”

画如其人。苦禅画的鹰与古人不同，与今人也不同，寓意着一种威猛、豪侠之气。仔细看去，那鹰真像苦禅性格的写照。他常说：“‘画思当如天岸马，画家何异人中龙。’在绘画中，我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鹰就是苦禅这个“上帝”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鹰成为苦禅的代表作，是顺理成章的。

刘勃舒不止一次提醒我：“你与苦禅先生那么熟，还不求他一幅墨宝。他轻易不给人画鹰，你就求一幅鹰吧！”但我这个人脸皮太薄，万一被谢绝了，多难堪呀！有心求画，但没有胆量开口。

画就一幅四尺鹰之后，苦禅坐在藤椅上小憩。他说：“你要我画画，随时说话。”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早就想求一幅画。但你的画，那么贵，怎么好开口呢？”

苦禅喝了一口茶，说：“讲钱不是朋友，朋友不讲钱。你就点吧，画什么？”

周恩来总理曾赞美苦禅为人民大会堂画的巨幅竹子，说“苦禅的竹子画得好”。我本想求一幅竹子，但说出来的话却是，“苦老，您老随意吧！”

“鹰画得熟些，就画鹰吧！”苦禅站了起来，又补充了一句：“我的鹰在日本、欧美都有影响……”他叫李惠文铺纸，问我：“画多大？”

我只想有幅苦禅先生的画挂，所以说：“小的，家里好挂的。”

苦禅要了一张四尺三裁的长条形宣纸。他一边挥毫作画，一边与我聊天：“艺术要有创造。光模仿不是艺术。搞艺术就吃苦。怕苦就不要搞艺术。”“画画要有悟性，要有才。我一位同乡画到七十多岁了，画的荷叶还是像四两一个的葱花饼。没有悟性，没有才气，趁早干别的去。”“范曾想在人物画上下功夫，很有才气的。他父亲比我小一岁。有人说他骄傲。不骄傲出不了大成就的……”

画了个把钟头，画成后，等待墨色干了染色，苦禅坐了下来，继续聊天。

他说起了人格与画格：

“我说画格就是人格。没有人格就没有画格。一个品格不好的人是画不出好画的。秦桧写的字很多，他是大奸臣，千人骂万人唾，字也没人要，流传不下来。商人是只讲钱，艺术家却要讲究艺术，光顾做生意，就把艺术庸俗化了。艺术家太富就没有艺术了。‘文革’后，把抄没的字画退了回来，有一包字画是李可染的，退到我这里来了。我急忙叫燕儿给送还可染……”苦禅先生谈兴很浓。

这天是个阴雨天。画不易干。李惠文拿来一只电吹风，小心翼翼地吹画。

我提起周总理说他竹子画得好之事，他说：“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是我写的。管桦题竹时要加两句，我说是绝句，不要加。”

说起画竹，苦禅先生给我讲述起郑板桥的传闻逸事：

“郑板桥不为权贵画竹。在扬州时，一个盐商要做寿，请板桥画竹。板桥谢绝了。这商人设了一计，叫一位老人在板桥常去游玩的山上搭了一个草棚，煮上狗肉，温上好酒。老人挥毫作画，画的全是竹子。板桥果然上山来了，看见草棚，便走过去看看。板桥见一位老者在画竹。老者对板桥说：‘我学板桥的竹……’板桥见老者画得不像，便拿过笔，为他画了几笔。老者直摇头：‘比郑板桥老爷的差远了。’后来，老人拿狗肉好酒招待板桥。板桥乘兴挥毫，一口气画了三十多幅竹子，而且都是精品。商人做寿那天，挂出了几十幅郑板桥的竹子画。朋友们指责板桥为商人作画祝寿。板桥说没有为商人画过画呀。他跑去看了一下，果然，挂的全是他的画。他顿足叹道：‘我受骗了！’我们画画的太实在，容易上当受骗呀！”说到高兴处，苦禅先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李惠文已经把画吹干。苦禅略染颜色后，就题款盖章。

“鲁光指正……”他刚写上款，夫人就提醒他：“苦禅，落了‘同志’了！”苦禅不以为然，说：“同志，二百五……”他念“二百五”时，语调很冲，显然是在模仿某售货员对顾客的生硬口气，“不写也好……”。

他盖章时，我提起他对齐白石说过一句话，“画不惊人死不休”。因为这句话，齐白石专为他治过一方“死无休”的印章。

“把老师的这枚给我找出来。”苦禅对夫人说。

李惠文找了一会找不到。苦禅走过去，一下子就将那枚印找了出来。他亲自将这个印章钤到送我的画上。他指指“死无休”几个字，对我讲，“这是信”。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亲眼见到一位大师挥毫泼墨。丹青成熟在老年，这时的苦禅老人的画技正炉火纯青。他一边挥毫，一边与我神聊，聊了那么多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真有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画得一般，留个纪念吧！”苦禅送我出门时谦虚地说。

他的写意画妙如天籁，意态纵横，深得人们喜欢，求画者络绎不绝。当时，社会上盛传北京“四大画家夫人”把家很严。有一回，苦禅先生留我午餐，一张四方小桌，苦老、苦老夫人、李燕，加我四人。苦老兴致很高，说：“陪你喝两杯。”喝的是白酒，记不清什么牌子的了。席间，我对李惠文说：“苦老德高望重，没得说的。对你有些微词，把你列入北京四大厉害的画家夫人之一。”李惠文说：“早些年我不管，他爱送谁就送谁。昨天一位军人送来苦禅‘文革’画的三十多幅画来补章。流失社会上那么多。如今年岁大了，得留些下来办展览。当然，也不是不送人。像你，我们就送……”听了她的叙述，我真的同情她，打心眼儿里赞成她严格把“门”，名家难当，大名家难当，画家夫人更加难当。张口就要画，好像八辈子欠他似的，不给就说闲话，有的甚至骂人。中国人的一种恶习。我自己成了画家之后，也有债台高筑之感。

我将苦禅的“鹰”精裱之后，挂在我的“五峰斋”墙上，朝夕观赏。每次观赏时，苦禅先生“这是信”的声音，总在我耳畔回响。

拜师齐白石

1981年4月8日，我与编辑殷芝慧一道访苦禅老人。下午4时抵李宅，主要是挑选一些照片配文章用。照片很多，至少有十多本。有年轻时光着膀子的练功照，有与齐白石的合影，有与相声大师侯宝林聊天的生活照，有与赵丹作画时的特写……

几次神聊之后，我已被李苦禅牢牢吸引住了。我觉得，李苦禅是一部很厚的书，是一个很丰富的艺术仓库。我打算给苦禅先生写一个报告文学，希望更多的人可以阅读这部“书”。苦禅先生欣然同意。

我将我的采访要点说了说。我很想对他拜师齐白石学画的经过以及“批黑画”时他的处境和心态，做一些深入的了解。苦禅先生从不端大画家的架子，几乎是有问必答，马上痛快地回忆起拜师的经过。

“那是1923年的事。我与王雪涛一道去跨车胡同15号齐白石家拜访。说实话，当时找齐白石拜师也不是很合我理想。当时齐白石六十多岁，画还不够地道，他正在变法。但我为什么还选他为师呢？原因有三个：一是他农民出身，为人朴实。二是他有创新；徐悲鸿说‘文到八股，画到四王，衰败穷途’。但他画的蜜蜂、虾、螃蟹等等，都是独创的。三是他敢说话，门上贴条，送礼的，请吃饭的，都不画。我们去拜师那天，他先收下王雪涛，我跪到地上给他磕头，说，‘我要拜您为师。我是穷学生，没有钱，等以后有了工作，在社会上站住了，再报答您。’齐白石笑了，说：‘不收你的学费。’拜师前，我见过他一次，也是别人介绍去的，不熟。齐白石的学生很多，但他收了我这个学生还是得意的。别人叫他题词，他写一般应付话。此某某画也，不错，盖个章就完事了。在我的画上却写：‘吾弟子不下千人，众皆学吾手，英也夺吾心。’有几次，我画了画给他看，他看了后说，‘本来我想画的，你画了，我就不再画了。’有一次，我拿了一张竹荷图给他看，我说：‘别人说我画得不好。’齐白石在这画上题了字，‘美人招忌妒，理势自然耳’，以此勉励我。我不敢向他求画，他说，‘我送你，你就要。’他很刻苦，很勤奋，早上6时起床作画，画到8时吃饭，早饭后画到12时。午饭后稍躺一会儿，下午又画。晚上画到十一二点才休息。数十年如一日。有人说他抠门儿，我常为他辩解。他是年轻时饿怕了，穷怕了。他挑新票十元一张的，十张一捆放在一只竹篮里，放满了，盖上盖，上了锁，搭三轮车，找个不起眼的银行存起来。有一个人常去他家，很会说话，齐白石给他画了四十多幅画。后来，齐白石懊悔了，说他来偷他的金子。那意思很明白，不让他再来家拿画了。”

说起他的齐白石老师，苦禅先生有说不完的话：“齐白石最讨厌人家模仿，喜欢你有独创。老师是领路人，领进艺术大门之后，就要靠自己努力了。”

“我从学画开始，就遵循‘真、善、美’的思想。真，讲人要诚实；美，比真高；善，讲道德、人格。没有人格就没有画格。画格是人格的反映。”

告别时，窗外已黑了下来。

过了两天，我又去拜访苦禅，苦禅老人回忆了随齐白石学画的往事。

他说，齐白石话语不多，作画时话就更少了。在老师作画时，他只是默默地观赏，小心伺候左右，从不敢发问。偶尔，齐白石兴致来时，也边画边说几句。每当画就一幅新作，苦禅就帮老师将画挂起来。这时，齐白石坐在藤椅上，细细品味自己的画。如果他自己满意这幅作品，就会情不自禁地说些笔墨技法之类的话。

虽然苦禅常去齐白石家，为老师磨墨理纸，但从不张口求画。他一生珍藏着齐白石的三幅作品，全是齐白石主动相赠的。

有一天，苦禅为老师磨了一砚台的墨，并为老师铺好了纸。齐白石提着笔却不去蘸墨，有几分生气地问苦禅：“苦禅，你不喜欢我的画？”苦禅感到老师的气生得突然，没有思想准备，便匆忙作答：“不，老师，我怎么会不喜欢呢！我喜欢你的画，才拜你为师的呀！”齐白石说：“别的弟子都要我的画，你为什么不张口要我的画呀？”苦禅憨厚地说：“老师一双手，养活十几口，弟子不敢！”齐白石立即挥毫泼墨，画了一幅画送给这个憨厚的弟子。这便是李苦禅珍藏的齐白石的第一幅墨宝。

李苦禅珍藏的第二幅齐白石的画《荷花蝌蚪图》，我去访谈时正挂在画室墙头。

苦禅说：“有一回我跟许麟庐去老师家。不知怎么回事，这天老师的心境特别好，突然发问：‘你们不愿要我画？’师兄弟俩急忙说：‘想要呀！’这时我们看到画案上有一幅刚画成的《荷花倒影图》，不禁惊叫：‘好画！’齐白石笑道：‘可惜只此一幅，你们怎么分呀？’说着，拿起画笔又画了一幅《荷花蝌蚪图》。他拿来两小片宣纸，分别写上两幅画的名字，做了两个阄让我们抓。我抓了这张《荷花蝌蚪图》，许麟庐抓了《荷花倒影图》。齐白石在两幅画上都题了字。给我的画上就题了这些……”他指指墙上的画。

“苦禅弟得此缘也，九十二岁白石画。若问是何缘故，只问苦禅麟庐二人便知。白石记。”我将画上的这段颇为风趣幽默的题字，抄录了下来。

苦禅珍藏的第三幅，是一幅题名为“丑不倒翁”的画作。此画也是白石老人兴致来时所作。白石老人说：“苦禅，再送你一幅画。”齐白石在画的空白处题写了一大段文字：“能供儿戏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来，头上齐眉纱帽黑，虽无肝胆有官阶。苦禅老弟嬉笑宝之。九十二岁白石画并书旧句。”

李苦禅说，他还珍藏着一些齐白石为他题过字的自己的画作。

李苦禅喜欢画鸬鹚，而且以此讽刺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题写“鸬鹚一过池塘空”之类的话。齐白石加以注解：“苦禅仁弟由南到北深谙此意。”他喜欢苦禅的此类作品，在一幅画上题写了不少文字：“此食鱼鸟也，不食五谷鸬鹚之类，有时河涸江干，或有饿死者，渔人以肉饲其饿者，饿者不食。故旧有谚曰：鸬鹚不食鸬鹚肉，并不自戕同类。”借题发挥，痛斥汉奸走狗之辈。

齐白石对收下这位来自山东的弟子，甚是高兴，曾题字：“怜君能不误聪明，耻向邯郸共学行。若使当年慕名誉，槐堂今日有门生。余初来京师时，绝无人知，陈师曾名噪之，独英也欲从游。”还曾为苦禅题写：“布局心既小，下笔胆又大，世人如要骂，吾贤休吓怕。”

令苦禅难忘的是在和平画店酒后即兴之作六尺大画《豆角》。此画得到了当时在场的徐悲鸿、齐白石的高度赞赏。徐悲鸿题写：“天趣洋溢，苦禅精品也，辛卯春日悲鸿题。”齐白石也题了字：“旁观叫好者就是白石老人。”此画后来被著名诗人艾青所得。

还有“是寿者相”“有福之人”等题字，皆为白石高兴时一挥而就。

苦禅先生将老师的这些题字画与老师相赠之墨宝，一起珍藏着。不仅收藏于密室，而且珍藏在老人的心中。

兰为王者香

听苦禅先生说，“文革”中他为歌唱家郭兰英画过一幅兰花，其过程极生动感人。我一直想访问郭兰英，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1982年3月9日下午，我去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参加一个座谈会，郭兰英也参加这个会，而且我们坐在一起。我问起她关于这幅《兰花》的故事。

时隔这么多年，郭兰英追述起这段往事时依然激动不已。

1973年秋天，黄胄给郭兰英打电话，说：“我们几个老画家在国际饭店画画。我们想见见你，你来吧！”

郭兰英有些激动，但忧虑重重。她回答说：“不行呀，我后面还有人盯梢呢！”

但是，郭兰英也很想见见这几位老画家，还是偷偷应约去了国际饭店。

在国际饭店二楼的一间会客室里，坐着黄胄、李可染和李苦禅。

黄胄说：“很久没有听到你的歌声了，我们想听你唱支歌。”

郭兰英说：“不敢呀，说不准外面还有人盯着呢！”

几位老画家起身将窗子关上，又把厚实的窗帘拉上，说：“唱吧，他们听不见了。”

郭兰英是多么激动呀！自从“文革”爆发之后，她就一直没有唱过歌，她多么想放开嗓子唱呀！

面对着几位老画家，她终于唱了起来。

“灰毛驴驴上山，灰毛驴驴下山……”

她一支接一支地唱了起来，泪水和着悦耳、动听的歌声，流了出来。

在场的艺术家有的流泪，有的叹息。他们自己也一直处于被批被斗的逆境中，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宾馆要挂些国画，他们才刚刚有机会拿起画笔，他们与郭兰英有着强烈的共鸣。

李苦禅用脚跺着地板，悲愤交加地感叹道：“罪孽呀，罪孽！这么好的嗓子，干吗不让人家唱呀！”

他站了起来，走到画案跟前，拿起笔，挥毫作画。

一张白色的宣纸上，出现了一株笔力遒劲的兰花。苦禅凝视画面，又写下苍浑厚拙的五个字：“兰为王者香。”

他将此幅即兴之作送给了郭兰英。

郭兰英接过此画，动情地哭了。她一边哭，一边说：“苦老，不要连累你了……”

一身豪侠之气的苦禅先生对女歌唱家大声说：“你好好保护嗓子。你的歌，比那些样板戏好听，将来马路上的喇叭会放你的歌的。”顿了顿，又说：“你以后演出告诉我一声，我去听……”

黄胄也伏案为郭兰英作画。画面上是少女骑着一头毛驴，并题了郭兰英刚刚唱的那首民歌的歌词：“灰毛驴驴上山……”

八年之后，1981年，郭兰英举行了告别新歌剧演唱会。节目单的封面，就是李苦禅先生当年送她的那幅兰花。那天，李苦禅如约去听郭兰英演唱，还带去了一幅兰花新画，送给是夜即将谢别舞台的女歌唱家。

写在“文革”中的一份交代

1986年6月12日，我随北京的画家们去济南参加李苦禅纪念馆开馆仪式。这是一座由明清园林改建而成的纪念馆，庭院套庭院，展室连展室。我头一回见到李苦禅那么多的真迹。

在众多的史料文献中，我发现一份特别珍贵的苦禅先生的手迹——《齐白石的一生点滴》。首页天头空处有李燕的几行批注：当年“文革”先父揭其恩师齐白石……是谓揭发乎？是珍贵史料也！先父从不背叛恩师！

现将苦禅先生的这份手迹全文抄录于此。

齐白石的一生点滴

早年有小政客胡鄂公者，初以爱齐白石的画渐成至善知交，一次送齐白石四色礼物：冬虫夏草一匣，雪花银耳一匣，火腿、野猪腿、蒋腿三只（三只为一色礼），另外胡使侍女一人送到齐白石家（三色礼物加一侍女即四色礼）。侍女姓胡氏即其主人胡鄂公之姓氏。后即齐白石之姨太太。

他画室壁上的告示

一、送礼物不画；二、请客不画；三、为外国人翻译者不报酬；四、为照相者不画；见者如不见，无耻。

又，有人来买画议价者，老人闻之寒心。又，工笔贝叶草虫，每尺照原笔单加三倍，大洋红之画另加价。

壁上画招饮图一张

壁上贴一幅画，一老人手持酒壶，一手招另一老人手持毛笔者来饮酒，持笔老人一手却之，且面带怒容，盖即齐白石个人也。

他储蓄存款

齐白石素常挑钞票新整拾元者以十张为一叠，积满一大竹篮，盖上加锁，即送银行储蓄。送时同姨太太必坐老人破车（恐人之注意储蓄存款），两车一前一后相距很近的。所储蓄之银行，不是不出名的，即是冷僻公私经营者。何以齐白石在此银行储蓄？是怕人注意他有钱储蓄之故。早年正是中国军阀常战争时期，银行亦随军阀们的胜败，朝秦暮楚的占有没收。齐白石的存款因此吃了不少大亏。

管家务的紧严

凡其屋内的什物箱柜，集零为整的排垒起来，用锁锁好了，甚至一箱一柜用数锁，大锁上再用小锁管束，画室门外有铁栅栏一道，除上有机器锁以外，再另加大锁。而齐白石的钥匙无计其数，用一长皮条贯穿着约一尺多长的一大串，结在腰带上再用小锁锁住皮条和腰带，恐一串钥匙脱落了。因整年带的一串钥匙磨搓得极光亮似银色一般。

他的画室是北上房，画案横搁占一大间，内放箱物等等，外只留一壑口，以备出入。齐白石每午睡休息，横躺椅豁口间，真如兵将之把关口。如此多年如一日，深恐人乘睡入内偷窃东西。如他的心腹学生一二，可进画室内，否则进者必遭搜查。

晚年齐白石一生无所好，很少出门，即电灯电话亦他人为之设置。他的儿子三四人分居生活，每月细加核算分给费用。他与他的姨太太以及做饭佣人，每饭以香烟筒计量取米，常不足佣人食量，因此做饭人多不忍其过俭，经常更换人。

齐白石晚年来，以黄金六十块装长袋套在项肋之间，昼夜带之休息。常疑猜某某窃其金，有一次装金袋绳断，更大疑丢金。别人为之缝好装金袋，当其面点数，金块正六十颗，齐白石方暂不疑。听说至其老病衰微，临去世之前几月方解下其黄金袋。

生平有多人送礼物者。其床柜之下，曾放有许多瓶酒，多进口之白兰地及葡萄酒等（有1919年进口之白兰地）。多卖与街上小摊贩。

有买其画的老顾主，方出花生及干荔枝以待客，多半经长时几不能入口者。一日出广东月饼敬客，坚硬如石，实不能食，问之云，去年中秋友人送的。

他使用的印泥减少了，怀疑学生和其他人有偷他印泥的，写了许多小纸条贴在箱上柜上以及座钟上，“你莫要来了，莫要偷印泥了！还偷印泥吗？”等等字句。

每读这份手迹，我对苦禅先生的敬意便增加几分。“文革”中，在凶残拷问下，他能如此真实地写出这些文字，只关于生活，而没有杜撰，没有夸张，没有乱“上纲”，实属难得。

大师不朽

1986年6月，我去济南出席“李苦禅纪念馆开幕仪式”，下榻舜耕山庄，结识了苦禅先生的长子、一批弟子和画友。他们生动难忘的回忆使我深深感到仙逝的苦禅先生依然活在人们心中。大师不朽！

李杭是李苦禅的长子，高大的个儿，憨厚朴实。他是苦禅与前妻、著名导演凌子风的姐姐凌成竹所生。凌成竹与苦禅都是齐白石的弟子，婚后生过两子，1933年他们分了手。李杭住在北京柳树井姥姥家。解放后，凌成竹在河北艺术师范学院教美术史，1968年在“文革”中跳楼自杀。她与民国同年，属猪。她死后，李杭不敢在父亲面前提一个字，后来苦禅知道了，总是流泪。上了年岁的人，容易悲伤。他问过李杭，李杭也没有多说什么。李燕曾交给李杭一个草口袋，里面装的全是凌成竹的照片，可惜“文革”中被抄走了。

李杭曾经跟父亲学画，但苦禅说：“学画可以，但要业余学。画画一辈子受穷。”李杭就没有学画，而学了理工。

李杭回忆说：“父亲爱戏。小时候，我老跟他去看戏。我们隔壁有个柳树井3号院，住这个大杂院的人很穷。有位拉洋车的叫王二伯，还有卖烧鸡的、淘大粪的。父亲很同情他们，有钱就分他们一些。每次去前门，父亲都叫我找王二伯：‘杭，到西院叫王二伯明儿一早拉我们去前门。’王二伯拉一天洋车也挣不回二斤棒子面。拉我们一趟，至少中饭晚饭管饱了，回来有钱还给他一些。日本统治时期，我父亲不干伪事，到前门外的一些钱庄画点画，从早上画到下午。晚上，我们就进同乐戏院。从来不买票，进了戏院就去后台。说梨园行话，叫马老板、连老板的。他带我去看化妆。这个勾花脸，那个贴青衣。快开场时，找张凳子，放在乐队边上，我就坐在他腿上。看完戏，又回到后台，和马老板、连老板的说说话。戏散后才回家。王二伯在外边等我们，拉我们回柳树井胡同。”

苦禅崇拜名角，拜尚和玉为师，老在正阳门西边的老爷庙练功。靠东边，还有一个娘娘庙。他跟尚和玉学了整套的《铁笼山》。家里就备有靴子、髯口（胡子）什么的。老爷庙有前后院，他们在后院练功，一个把式就练几十次。

苦禅穿中式服装，不穿中山装。裤子是灯笼裤，裤脚有一条带子可以扎起来，全然是一介武行中人。

李杭也回忆起那次苦禅被日本人抓去的经历：“日本鬼子抓我父亲时，我在家。那天天刚亮，姥姥已经起床去扫院子。突然从门楼上跳下一个人，把门打开，还打了姥姥一棍，把她推进南屋。用手铐把父亲给铐走了。姥姥边追汽车边喊着‘站住！站住！’。这事发生在1939年。一起抓走的还有父亲的学生魏隐儒。不知过了多少天才放出来。一天中午，父亲自己走回来的，他已不成样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乎没有一处不伤的，衣服上有血迹。听父亲说，他在日本人的牢里咬紧牙关什么也没有说。很有骨气的。”

虽然李杭没有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但父亲的为人和秉性却影响了他一生。

前些年，我曾拜访过大导演凌子风。传闻，李苦禅与他姐姐的结合是因为苦禅老给凌子风送画的结果。凌子风见苦禅作画，一叫好，苦禅就送。凌子风听后连连摇头：“纯属谣传。我没见过苦禅画画。他们结合的媒人是齐白石。”

从1937年到1948年冬天，他们一起住在柳树井2号。苦禅画画的时候，有时一手拿大葱，一手拿笔，很有激情，很投入。苦禅喜欢练武，院子里有两个大石锁，很重，一个也得有七八十斤。他练石锁时，扔起来，又接着。冬天也光膀子，在院子里走八卦，一直练到浑身大汗为止。苦禅的朋友多，特别是穷朋友多，底层的朋友多，拉车的、捡煤核的、卖糖葫芦的，尽是穷街坊。他仗义，见谁有困难就帮谁，口袋里只要有一个子儿都拿出来。

凌子风还详细地给我讲了他姐姐与苦禅的婚事细节：“白石老人将两个弟子撮合到一块儿。有一段时间，我姐姐与苦禅突然‘失踪’了，到处找不着他们。我父亲是一个懂多国语言的律师，很开明的，就承认他们的婚事了。他们先住在山东老家，回北平就住我家。后来他们分手了。但苦禅一直住在我家，我们外出投奔革命，家里就我母亲与苦禅相依为命。苦禅称我为‘四弟’。晚年我们都住南沙沟，前后楼。有一天，李惠文来家串门，发现我家墙上挂着一幅苦禅的画，惊讶地说：‘难怪家里找不着这幅画了，原来挂到你家来了。’看来，这幅画是苦禅从家里悄悄拿出来的。”

苦禅时不时去凌子风家坐坐。有时望着墙上前妻的画，久久凝视，老泪横流。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重感情的艺术家。

苦禅的弟子无数。龚继先、崔如琢、郭怡孮等人当时云集泉城，满怀对苦禅的感恩之情。回忆起为人师表的苦禅大师，龚继先说道：“我家住北河沿，上大学前就崇拜他。1958年进美院，反右运动刚过，国画老师很得势，苦老天天来上课，心气特别好。我拜他为师是1959年他六十大寿时。我的一位师哥带着我们六个同学去他家。我们凑了点粮票，叫我母亲做了一个大寿桃，还带去两根大红烛。请老师上坐，我们给他磕头，连磕三个头，正式拜了师。”

与其他老师不一样，苦禅喜欢神聊，边聊天边作画示范。上课前，学生为他研好墨，铺好纸，叫画什么就画什么，有时他带画稿，多半是即兴画鸬鹚，画老鹰，画荷花……他一边画，一边讲齐白石的逸事，讲自己的生活，讲穷困时怎么拉洋车。还讲武术，叫学生们不要练举重，练了举重手颤抖。他说，要练就练太极拳，拳理与画理相通。

晚上，学生们常去他家。他给大家讲笑话，还耍刀给大家看。他家住大雅宝胡同的一个院子里，里外两间房，外屋摆张八仙桌吃饭用的，里屋是画室。“文革”快开始时，他家没有画案，只有一张八仙桌。他就画2尺×2尺的方画。有一回，龚继先与范曾、康宁等四五个人去看他，苦禅先生高兴了，画了好几张画。范曾说：“不管师兄师弟，我当仁不让，怎么分先说明白了。”其中有一张桃花鳜鱼，妙绝了，范曾说他要了。龚继先说，不行，抽签。结果，这幅精品被龚继先抽到了。范曾眼红得不得了。还有一回，范曾找苦禅先生要了一幅画。他拿回宿舍被同寝室的于润看见了。于润太喜欢了，就很老实地说：“把这幅画给我吧！”范曾说：“行呀，我可以给你，你给我磕一百个头。”于润说：“你不食言？”范曾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说了就算，有大家作证。”于润便跪到地上，真的足足磕了一百个头。范曾虽然爱不释手，但只好将这幅画给了于润。这些逸事都说明，学生对苦禅先生的艺术崇拜到什么程度，喜欢到什么程度。

苦禅没有门户之见，很尊重别的老师。有一次，一位弟子说：“××画家的艺术真不怎么样。”苦禅马上说：“他画得很好的，到北京还来看过我，别说别人。”有的学生认为刘继卣的画画得太细，苦禅说：“刘先生画好，现在还有谁有他这样的本事呢？你们要好好学。”有的老师不主张自己的门生学别人，认为“学别人就是改换门庭”，苦禅却说：“不能就学我一家，要广泛地看别人的东西，要变，自己想办法变。”正是这种宽大的胸襟，才使他交了那么多的朋友。李可染先生就很器重苦禅先生。有一天上课时李可染先生说，他刚坐车路过东单，见到一家画店里有一幅画，满纸烟云。到站后，他马上往回跑，跑到画店一看，是苦禅先生的一幅“荷花图”。李可染赞叹道：“苦禅的这幅画画得多好啊！”“文革”之后，荣宝斋里挂了一幅李苦禅先生的字，张步问可染先生：“你看李先生的这张字怎么样？”谁都晓得，可染先生是不轻易夸人的，他这么回答张步：“苦禅先生的字没有不好的。”

苦禅爱讲奇闻逸事，许多流传至今的齐白石逸事，都来自苦禅先生生动有趣的讲述。

有一回，苦禅先生去齐白石家，见齐白石正生气，骂道：“养了你这么多年也不生，白养你了。”他不知齐白石冲谁发这么大的火。原来齐白石是在骂院子里的一棵橘子树。齐白石叫看门的“太监”将那棵橘树搬出去，让它冻死。还有一回，齐白石拿出月饼招待他，一再说，吃呀吃呀。可苦禅掰不开那个月饼，拿来菜刀还是砍不动。齐白石家的月饼存好几年的都有。齐白石的床下，还藏着许多客人送来的洋酒。齐白石要卖掉，苦禅说：“不要卖掉，能治病的。”后来齐白石的夫人宝珠得了肺病，齐白石倒了一杯酒给夫人喝。夫人喝下酒，翻白眼，人就快不行了。齐白石急忙给李苦禅打电话：“你不是说洋酒能治病的吗？怎么宝珠喝下去就成这样了？”李苦禅说：“我没有叫你当水喝呀！治病，放一点和药用。”……

苦禅先生的画，到了老年更炉火纯青了。有一次课堂演示鹰石，只十多分钟，一只雄健厚实的老鹰和一块山石，就出现在洁白如雪的宣纸上。在场的一位外宾看得激动极了，苦禅刚刚住笔，这位外宾就突然跑了上去，紧紧拥抱住他，还在苦禅先生脸上使劲儿亲了几口。苦禅事后跟学生们说：“那个外国人胡子太多，扎得我都受不住了……”

这位口无遮拦的大师，在“文革”中遭的罪大，一桶糨糊倒在他头上，糊上高帽子，大热天让他站在高凳上。他面无表情，忍受着对他的凌辱，对艺术的凌辱。自己遭难，却又总想保护别人。郭怡孮回忆道：“‘文革’中，他与我的父亲郭味渠一起关牛棚。有一天来了一大帮红卫兵，要打人，目标是叶浅予和我的父亲。叶浅予正在扫厕所，被来人打了一皮带，流血不止，血都从厕所流了出来。打完叶先生，他们就找我父亲。李苦禅胸前挂着板，正在地下室门口扫地，那帮人问他郭味渠在哪里，问了几次，李苦禅都说‘他今天没有来’。其实，我父亲就在地下室写材料呢！”

苦禅的师兄弟和裱画师说起他的时候，更是活灵活现，言语间透着对他的怀念。

抗战胜利后，卢光照住贡院西街，苦禅下课后常去他家吃饭，而且每次都喝酒。那时，他烟一根接一根抽。后来悟出烟对身体不好，下了决心不再抽了。他穷，尽喝北京老白干。但碰上朋友有困难，他仍然倾囊相助。

他画画随心所欲，从有法到无法。画画时爱聊天，边聊边画，聊天的时间比画画的时间长，往往画上两笔就聊上一阵子，功夫深，画得不费劲。有些画家如李可染、傅抱石画画不让人看，苦禅喜欢人看，边聊边画，有时还画得特别好。人也幽默，聊起来常常语出悟人，听起来很有趣。吃完饭，他就说：“有纸吗？”画兴上来了，画一张、二张、三张，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尽管卢家也不富裕，但依然像一家人一样，只要他来，肯定有酒款待。

许麟庐不仅是苦禅的师兄弟，也是苦禅的酒友。他们都爱喝酒，从东单走，一路上，见了酒店就坐下来喝一杯，喝到西直门外，也就差不多喝够了。在东单，苦禅有一个关系户，常接许麟庐去那儿洗澡。一进澡堂，满墙贴的都是他的画，蒸气腾腾，画面变得朦朦胧胧的。有一回，苦禅的一幅画被来店里的白石老人看到了，去吴祖光家吃饭时，还念着那幅画，后来把那幅画借回家去了。许麟庐说，苦禅先生讲情讲义，徐悲鸿生前求苦禅一幅画，为徐悲鸿作画，苦禅特别用心，直到徐悲鸿死也未画成。徐悲鸿去世后，李苦禅画了一幅大画，在灵前哭道：“画我画好了……”说着，将画点燃了，送给了已经仙逝的悲鸿先生。

许老还回忆道：“解放初期，穷画家侯子男去世时，苦禅四处为他募捐，诚之所至，金石为开，讨来棺椁，垂泪扶柩。苦禅一生都苦。‘文革’中尤其遭遇劫难。有一天，他躲过监视，闯入我家，入门便问：‘你解放了吗？’抬眼望见我骨瘦形销，形同槁木，扑过来，我俩抱头痛哭。”

裱画师刘金涛忆起李苦禅来赞不绝口。他说：“李苦禅为人厚道。东北一个人找他画画，一尺十五元，他给了苦禅五十元。画一张四尺三裁的，苦禅要找给来人五元。我说别找了。苦禅说，那不行，又画了一张2平方尺×3平方尺的，合计六平方尺。他说，自己吃点亏不碍事。还有一回，天下大雨，苦禅问我带儿子来没有，我说带了，他便请我们父子俩到东单草棚吃炸丸子、烙饼。他总是有几个钱就大家花。”

齐白石十分器重苦禅的才华。他说：“英也无敌！若老死不享大名，世无神鬼。”苦禅一生奔艺术，上追宋代牧溪，学贯青藤、石涛、八大，承白石先生，而自成一家，形成古朴、雄浑、厚重的风格。他的字从碑来，如刀劈斧斫；他的画乃是写出来的，融书法绘画于一炉。用墨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泼墨浓而不滞，淡墨淡而不薄。齐白石的儿子齐良迟回忆道：“家父在世时对我讲过，苦禅的画以后一定会传世的。”

以生命作画

80年代初，有一回我去苦禅家走访。苦禅正在作画，只几笔，一条活脱脱的鲇鱼就跃然纸上。墨色浑厚，鲇鱼肥大，正摇着尾巴往前游动。

“画得好！”我不禁脱口而出。

苦老画毕，坐在藤椅上，开始与我聊天。“你可以画画！”他突然说。

“苦老，我喜欢看画，但我从来没有画过水墨画。”我听了苦禅先生的话，既兴奋又感到有些突然，便问他：“苦老，你怎么就能断定我能画画呀？”苦禅先生说：“文人画，文人画，本来就是我们文化人画的。以我的教授经验，我以为你对画很有悟性，就画吧！”

从苦禅大师嘴里说出来的这几句话，一下子点燃了埋藏在我心中的艺术之火。从此，我心中的艺术之火，开始熊熊燃烧，而且愈烧愈烈。

我出生在浙中的一个小山村。从小，我就陶醉在家乡过年时的那些简朴的窗花、寺庙里的壁画和龙灯的彩绘之中，还有那些香烟纸壳和火柴盒上的各种图案画，都使我爱不释手。上初中时，我曾为一位同学写过连环画脚本，兴趣很浓地观看那位同学一幅一幅创作出来的画面。我自己的一幅美术习作，还得到过美术老师给的满分。上了大学，美化黑板报、壁报的“重任”也常常落在我的肩上。当了记者之后，到了上海和北京，只要有画展，我就去参观去欣赏。我找丰子恺先生组约过漫画稿，手头还藏着丰子恺先生送我的两幅充满生活情趣的画。一度，我迷丰子恺的字画，得空就临画。有一年，我所在的报社举办职工书画展，我送展的几幅作品，是清一色临写丰子恺的画。叶圣陶先生正好来社里开讲座，参观了这个画展，在我的几幅画前停留观赏了好一阵子，我急忙上前解释，说这是我临摹的作品。叶老点点头，说“挺像的”。

结识李苦禅先生之前，大约是70年代后期，我曾经随队去珠穆朗玛峰生活。同行者中，有一位青年画家詹忠效，在登山大本营为伊朗登山队员画像。伊朗队员跷起大拇指连声惊叫：“想不到在这里还有这么一位出色的画家……”我觉得画画是一种享受，一支笔就可以创造出那么精妙的艺术。后来，住在京郊怀柔水库的半岛上，写登山题材的报告文学，出版社请来辽宁的两位画家为此书画插画，我老去这两位画家住屋看他们作画。看着看着，手就痒痒起来，向他们讨教如何画虾、画鱼。得到点拨之后，就时不时在纸上涂鸦。

不过，真的使我有勇气拿起画笔画画，还得归功于李苦禅先生的这一席话。

苦禅先生很当一回事的，继续鼓励我画画。“你有悟性，你可以画画。”苦禅先生一再说。

临告别时，李惠文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你喜欢苦禅画的鲇鱼，你就挑两张留念吧！”说着，她从屋里拿出一沓斗方鲇鱼画稿。我一幅一幅翻阅着，完全沉醉于苦老的迷人的墨韵之中。李惠文误会了，以为我不喜欢手中的这些画，就说：“我以后让苦禅给你画张好的。”说着，就将这一沓画拿走了。

我又不好再说什么，错过了一次留存苦禅墨宝的机会。

可是苦禅先生却记住了这件事，有一回，在人民大会堂邂逅时，他对我说：“我已经收笔不画画了。你怎么那么忙，都有一年多时间没去我家了。我还给你留了一幅鲇鱼呢，得空去坐坐聊聊。”

其时我正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约，与同窗老友沙叶新合作创作电视连续剧《中国姑娘》，与剧组住在工人体育场。1983年6月9日，也就是苦禅先生去世前两天，我与李先生相约，星期一去看望他。我回家拿了录音机和照相机。我与他相识三年多，还没有录过他的“神聊”，也没有照过一张照片。采访他时，常有不速之客来访，请求与李苦禅合影留念，有好几回，都是我给拍摄的，可我自己却顾不上与苦禅老人合拍一张照片。我决心补一补这些缺憾。谁知，星期六晚上，我回到下榻处时，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青年女演员迟篷过来对我说：“鲁老师，不好了，你要写的李苦禅去世了……”不等她说完，我就嚷了起来：“不会的，不会的，你听错了吧……”

“刚才新闻联播里播的。”她肯定地说。顿了顿，她又说：“不信你可以打个电话问问呀！”

刚约好的见面，怎么就被这无情的死亡夺走了？难道我的忘年交，我的恩师，就这么突然离我而去，永远走了？

我拿起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又将话机子放下。太唐突了！我不敢问李惠文，不敢问李燕。我焦虑不安地呆坐着，心存侥幸地呆坐着，直到友人来电证实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流泪了，不停地流着泪。我推开桌子上的《中国姑娘》的剧本手稿，铺上新稿纸，奋笔疾书。

“他走了，永远地走了，中国痛失一位国画大师，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答应写的报告文学还未完稿，他就离开人世了，如今，它变成了一纸悼文……”我写完了悼文，心情仍然平静不下来，我继续写着，写那篇成竹在胸却未行诸文字的文章。一口气写了六千多字，直到窗外明亮起来。我在悲痛和思念中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

那篇报告文学叫《图盛夏》，篇首引了苦禅先生的一句话：“人有人格，画有画格。”头一个小标题为“遗憾的开场白”，以沉重的笔墨写下这一夜的悲痛心情。这篇开了头的报告文学未写下去，在苦禅先生仙逝之后，我决计为他立传，名字就叫作《我是上帝》。我又走访了他的同代画友和学生，一位真正的国画大师在我心中站立起来了。但由于我诸事缠身，传记一拖再拖。如今，关于他的传记一本又一本出来了，我觉得这些书多半是材料的堆积，不“传神”，没有写出苦禅先生的侠义风骨。写苦禅，需要用大写意的手法，大泼墨大泼彩，形似更神似。苦禅先生为我盖“死无休”印章时说过：“这是信。”我不能失信于苦禅大师，于是就先写出这些文字，权当不是传记的传记，也是守信于苦禅先生了。

我一直珍藏着苦禅先生赠送给我的一本《八大山人画册》，那是一本由赵朴初题签、由苦禅先生作序的画册。他送我这本画册时语重心长地说：“白石老人很推崇八大山人。中国写意画，以五代徐熙为滥觞，宋代石恪、梁楷、法常为开山祖，至明季陈淳、徐渭出，则更臻成熟。八大山人以逸世之才，于笔墨集先贤之大成，而又为后来者广拓视野。中国文人画到八大山人，在笔墨的运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白石老师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毕生追索的目标，也是突破古人窠臼，自辟蹊径。民族绘画自有其源流，我们既要学传统，继承传统，又要创新。”他叮嘱说：“你画文人画，应好好读读八大的东西，我写的那篇序言，也可供你参考。”

有一回，苦禅弟子赵宁安捧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李苦禅画集》，请老师题字。苦禅先生在画集的扉页上题了“以艺术为生命”六个大字。宁安走后，他对我说：“你画画也要记住这句话。以生命作画，画才有生命。”

一字可以为师。苦禅先生把我领进绘画艺术的大门，即席作画讲画，鼓励我拿起笔作写意画。数不清多少次的“神聊”，对我的人生、我的艺术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虽然没有正式拜师，但绝可视苦禅先生为师——我的人生之师和丹青之师。

“你有悟性，你画！”苦禅先生的这句勉励之话，一直激励着我在丹青之路上奋力前行。

2000年岁尾写于五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