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容忽视的科学技术危机

在我们还没有做好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相应准备（新文明）的情况下，如果上面所列出的人类生物进化的可能性一个一个地从科幻小说或电影走进实验室，然后有可能、哪怕是部分地变成事实，最终有可能走入市场，那就不像科幻电影那么好玩了，更不是科学技术界能够承担责任的事情。而其伴随而产生的风险乃至灾难绝不是耸人听闻。但是这种负面结果却很少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

那些乐观的科学技术界人士往往没有对他们的令人安心的假设承担责任，除了像1984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反乌托邦小说《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07]，详细探讨了负面的未来可能性以及逐渐衰落的风险，尽管其灾难没有那么耸人听闻，但也可能是实实在在的。

下面让我们历数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科学技术危机之主要“证据”。

首先，上述种种技术忧虑症已经不是杞人忧天了。发展所谓“人类增强技术”，制造“超人”的前景早已不是幻想，不管从技术支持的可能性还是从市场的供需角度分析，现实应用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诱惑性。

从技术的可行性角度看，尽管受到来自哲学、伦理和宗教方面的抵制，一方面，由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纳米技术的融合发展，特别是随着基因工程学的发展，现在人类增强技术将迎接革命性跨越。在未来的20年至30年之间不管叫它们“人类+”或“后人类”，人类将创造出大量的“超人”。另一方面，类人机器人或人形机器人取得突破性进展：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人——索菲亚；学会在野外跑步并跳跃障碍物的人形机器人Atlas的诞生；日本科学家近日研制出一个能够用日语交流的类人机器人，石黑浩教授甚至制造了一台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复制品……

从“需求”角度看，如果父母通过改变自己未出生孩子的基因，能够提高孩子的智力，改良其外貌，延长其寿命，这种诱惑力是很难抵挡的。假如可以选择，会有很多人愿意抓住这个机会，甚至不顾法律约束，不择手段地使自己获得更高的智慧和能力，活得更久一点、更健康一些。以当前的养生市场为例，尽管知道“是药三分毒”，生活条件越好的人，越大量地服用各种保健药品，导致养生市场大繁荣。在文化方面，从几十年前对女性超短裙的容忍，到现在对整容（整容人数的爆炸性增长）、试管婴儿、同性恋、变性手术的态度，说明人们的观念也在迅速转变，试图全部或部分地接受人类增强技术的人将越来越多。实际上，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生物黑客公司，而且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生物黑客群体，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职业[108]。他们声称，反对技术被少数专业人士所掌握而形成垄断操纵，主张把生物技术带出实验室，在不同环境下创新发展生物技术。现阶段他们只是借助纹身针、手术刀来注入装置、微型芯片或各种线路，使得身体赋予联网能力，打开房门或启动汽车等，但他们宣称生物黑客技术让人类的身体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技术的潜在破坏性，生物黑客技术更容易被个人拥有和方便使用，一旦被恐怖分子掌握，将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其次，上述前景将使人们陷入危险的游戏。一旦这种游戏被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所左右，其复杂性远远超出技术范畴。由于当前的高技术包括太空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各行业的商业利益驱动而开发和利用，政府部门难以对其进行控制。尽管大多数相关领域的科学家们都声称他们的研究只是针对治疗领域，并不是针对健康人类的增强技术探索，但是，那些可用来改造人类的技术，一旦达到或接近能够创造商业、军事价值的阶段，通常是首先用于军事目的，或者被用于扰乱社会的（机器人技术领域的任何进步都有可能被最邪恶的恐怖分子盗取，用于恐怖活动等）。而对这些技术的任何管控，必然会遇到相关利益集团的强烈阻力，而且掌握这些技术方的权力越大，阻力就越大，风险也越大。特别是在越来越多的技术资源被小集团和个人掌握的情况下，严格限制这些技术只应用于绿色的、和平的目的难度是很大的。实际上，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也正在有计划地推动这种研究。如2014年2月25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与军队高官和军事工程师们在五角大楼讨论了将美国士兵变得更加强大和更加难以征服的超级士兵的计划。奥巴马当时的说法是“我们正在创造钢铁侠”。这套装备的原型已经经过试用，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那么美国士兵在未来会更加强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刀枪不入。[109]

第三，使我们面临伦理与道德方面的艰难选择，特别是相关公平与公正，权利与责任，人性与人的尊严，智慧（或能力）与幸福等方面的争议[110]。比如，胚胎植入前诊断技术（PGD），尽管这种技术有利于排除致病基因，防止有遗传病患儿的妊娠，达到减少患病儿出生的目的，但是植入前的胚胎作为富有人性的生命体，也具有伦理道德地位的，如何使用或操作他们，需要伦理理解和支持[111]。特别是所谓“未来设计”，作为PGD技术的“非医学目的”之一，主要是通过对生殖细胞或受精卵基因的干预来增强后代的智力、身高和寿命。这就不再是限于治疗基因遗传病，而是有目的的基因干预。因而会涉及侵犯或漠视其自主和尊严，也会损伤其他未增强者的自主和尊严，如不赋予伦理道德的约束，必将导致人类社会的深层危机。

详见本章上节“技术忧虑症”中相关“技术对道德的消极影响——伦理道德危机”部分。

第四，使我们面临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当我们为互联网所带来的无尽的机遇而欢欣鼓舞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互联网终结了人类的隐私。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112]。如果体内植入纳米芯片就会侵犯他人的自由与隐私权。隐私得不到保护，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并公开，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就无从谈起，这种人类会幸福吗？

又如，通过各种人类增强技术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或者实现长生不老，说明我们在战胜疾病和衰老方面的技术进步。但从另一角度考虑，如果过度延长生命也可能是灾难：加剧社会老龄化及其养老、医疗等问题，造成社会负担加重；不仅极大地加重年轻人的负担，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还影响他们的创造、创新热情，使得社会活力减弱；加深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公正问题，加大贫富差距，进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因素等。人类真的实现了长生不老或者“永生”，我们对伦理、道德和法律，甚至是当今的世界秩序和对人的定义，都将被颠覆。

还有，人口持续膨胀，地球也负担不起。即使是人类能够开发应用其他星球的资源，或者移民到其他星球，寿命无限延长是好事吗？人类健康地活到多大岁数，才能在人类之生与死之间，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也许死亡真的对生命有意义？人类这个物种的“新陈代谢”和良性循环意味着什么？

第五，关于“人”的本质之哲学困惑。“人类增强”技术不仅能够治疗癫痫或重度抑郁症等疾病，一些残缺、受损或老化的身体器官也可被人造器官所替代，同时还可以用于增强人类认知能力等。这就使得“人类增强”技术在改变人、健康与残疾等定义的同时，迫使人类重新思考关于“人”的本质这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当人类的自然身体中，所植入的各种微型的、功能更强的芯片等技术产品的比例逐步增加时，模糊了人体与人工产品以及其他无生命物体之间的界限，将难以分辨这些新型的物种是“人”还是“机器”？到底多大程度上是人？这就动摇了关于人的基本概念，对“人”的定义、人的本质提出了挑战。同样，人工智能的终极成果——类人机器人，比起传统人类更加“聪明”或更加“完美”，甚至具备类似人类的情感和意识，由此可以说它们是人吗？

总之，经过科学技术改造过的人类是否属于人类？“智能”超越人类的计算机算不算人类？界定人与非人的界限是什么？比如，2017年沙特阿拉伯授予了美国汉森机器人公司研发的女性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资格。她是人还是机器？

第六，异化人机关系，削弱人类社会的根基。电话、电脑、手机等现代信息通信手段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与人交流方式便捷、渠道多样化；电子媒介和网络虚拟世界更是提供了人与人交流方式超越时间和空间阻隔的可能性。然而，这种“便利”反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人类社会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人与人通过交流和沟通，结成群体社会的基本根基。走在大街上的人们眼中只盯着智能手机，甚至不放过吃饭和聚会的时间；互通电话的次数也逐步减少，或舍不得自己的时间或怕影响他人。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技术的人质、技术的附属物。人们逐渐迷恋于网络构造的虚拟世界中，在那里，交流的对方是人、计算机还是机器人都分不清，也无所谓；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人际关系也随之变得淡漠，缺少温情，更不用说相互的情感交流和关爱了。这样下去，人们就会变得孤僻、冷漠和焦虑，接踵而至的是社会道德风尚的恶化和社会性退缩。

第七，对生命和人性的挑战。正如在前面生命技术和纳米技术中所提到，科学家们正在探索复制人类整体的技术。这种思维实际上是“把具有无限丰富的人性单一化为自然原子物性……将具有精妙整体性的人性扯得粉碎，而后再在原子或分子的层次上进行任意的分解和组合，这势必造成完整人性的分裂或崩溃[113]”。其本质是无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统一的人性，将“人”看成一堆基因的组合物或者一堆细胞的组合体。这是对人类生命的挑战，对神圣的人性的践踏。这已经不只是人类被科学技术奴役的问题，而是人类彻底失去自我，其代价是传统人类的毁灭。

科学技术越发达，我们却越来越迷惘，越来越恐惧，不知道将来人类会走向哪里，应该走向哪里。而上述迫在眉睫的科技灾难，又让我们站在了人类进化史之十字路口上，不得不探讨人类自身进化的方向问题。

总之，人类作为自然人的进化和社会人的进化必须相平衡，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必须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