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泛论先导

1 当世之下纵横论中医

中医是我国的原创性医学。在我国各行各业中，最有优势、最有实力、最有底气、最有后劲，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唯有中医药。纵眼观天下，经验的自然科学，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相继被淘汰了。唯有我国的中医学，它不但把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多彩的诊疗技术保留至今，而且还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中医凭借着它卓著的临床疗效而具有无穷的魅力。这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大奇迹。

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医之源

中医药学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中医的典籍莫不贯穿这一思想。没有中华文化底蕴，就无法理解阴阳五行，就不可能学好中医。有人认为中医学理论太玄，是古代的东西，因而是落后的、不科学的，其实，这是不懂中医。当今之世，有的人总要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解释不通就说中医不科学，这就如同用芭蕾舞改造京剧、用足球规则裁判篮球比赛一样的“不可思议”。离开了中华文化的阴阳五行，不仅学不好中医，解释不了中医，而且永远理解不了中医。

古人云“十个秀才九个医”，就是因为过去要参加科举，必须熟读四书五经，而读通了四书五经就很容易理解医理，也容易成为医家，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张仲景是汉代长沙太守，常常在大堂之上为人诊病。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宋代大文豪苏轼、科学家沈括，明代文学家高濂等皆是中医大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深通医学。可见，熟读经典，“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然而，中华文化从来都是海纳百川，它能同化一切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今天，但凡现代科技对中医有用者，中医自然会吸纳，不必什么都高喊中医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西医用的仪器设备，只要有利于患者的诊疗，我们当然可以用，那并非西医的专利。然而，这些“先进的”仪器设备对我们中医的用处是有限的。如CT、磁共振可以确定肿瘤位置、大小，但中医治疗时却往往“见瘤不治瘤”，凭望闻问切进行全身调理，辨证论治。可以说，没有必要如此“延伸”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诸种感官。这就是中医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在中医学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传统文化和医疗实践经验结合的成果。可以说，中华文化是皮，中医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不朽的著作——中医“四大经典”

“引经据典”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成语。引，援引；据，依据。意即引用经典著作作为论证的依据。关于“经”，《说文》云：“经，织也。”即布帛的织线为“经”字的本义。经者与纬之对也，纵曰经，横曰纬。“典”意为标准、法则，典范性的书籍。因而，所谓“经典”，是指在某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起到奠基或划时代作用或作出重大贡献的著作。就像儒家把《诗》《书》《易》《乐》《礼》《孝》《论语》等列为经典，当今把《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称作马列主义的经典一样，中医学则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奉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

人们都知道，建筑高楼大厦、飞架江河大桥都要有坚实之基。中医学术殿常之兴也自有其理论基石，它就是中医独具特色的阴阳、五行、藏象、气血、津液、经络等学说。中医基础理论，发源于先秦时代，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就像许多学科、学派有自己的奠基著作一样，中医学也有奠基之作，它不仅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且持续影响两千余年，至今仍被奉为中医学之规范，习医业医者必读、必通之经典。它就是我国现存最早、自成体系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书之取名，像我们人取名字一样，其中多含有某种寓意。《黄帝内经》书以“黄帝”之名，是一种崇古假托，也是汉代的时尚。黄帝为华族始祖，为世人仰慕之圣人，所以历代文人学士都以自己为黄帝的子孙为荣。托言黄帝以成书，其朴素的含义，乃溯源崇本，以示学问有根。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云：“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探究道理、规律）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意思是为了使人们相信自己的理论，就打着神农、黄帝这些传说中的古圣贤作旗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似于今日之某书承蒙某某著名教授审阅、某某专家为之作序，藉权威之名，以取信于人。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预防等医学基础理论内容，使长期积累的医药知识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建立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药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为学者不可不学，为医者小可不习。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书。这部中医经典著作是以黄帝与其老师也是臣子的岐伯、伯高、少俞等以及学生雷公之间的问答讨论形式写成的，类似于现代出版的医学“疑难问题解答”之类著作。《内经》称“经”，意即本书为十分重要的典籍，医学之规范。该书记述了古代关于哲学、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生物等多方面的知识，是中国古代少见的科学巨著，故有学者将《内经》称作是以医学为主体的“古代百科全书”。

书中的黄帝是帝王，但这个帝王在岐伯面前，是问题的提出者，是以学生的身份出现的。书中的岐伯是黄帝的先生。黄帝问，岐伯答，一部《内经》就产生在黄帝与岐伯的问答之中。所以中医又称为“岐黄之术”。孙中山先生曾说自已是“学崇孔孟，业绍岐黄”。岐指岐伯，黄指黄帝。“岐黄”的称谓之中，老师的位置在前，学生的位置在后。《内经》这一写作形式，亦向后人讲述了这样一条重要的道理：早期的为帝为王者，并没有以最大的学术权威自居，他会虚心地向贤者请教自己所不懂的问题。虚心的黄帝，为后世子孙树立了永恒的榜样。

继《内经》之后，相传系扁鹊所作的《难经》是一部可与《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该书以解《内经》之“难”为写作动机，故名曰《难经》。它在《内经》理论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发挥和创见，内容简要，辨析精微。

2世纪，中国诞生了一位医学巨人，即张机，字仲景（150—219），被后世尊为“医圣”。《内经》是一部理论性医学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范式，而中医临床医学的形成，则是以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问世为标志，它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仲景其人，虽然名垂医史，却像许多著名科学家、医学家一样并不见于正史，其在《伤寒论·自序》中论述了他写作《伤寒杂病论》的缘由，因为疫疾曾使张仲景宗族的两百余口人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死去三分之二，以“救贫贱之厄”为己任的张仲景，“感往昔之伦丧，伤横天之莫救”，勇敢地面对严峻的现实，发愤钻研，“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成《伤寒杂病论》，确立了中医临床医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伤寒杂病论》后被分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伤寒论》主要是论述感受外邪所致疾病的证治规律，而《金匮要略》则主要是论述以脏腑功能失调为主的杂病证治规律，理、法、方、药俱全。后世的中医临床各科，均视《伤寒杂病论》为圭臬。被誉为中医“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其书为万世宝典，其人不愧医圣之才”。直至今日，《伤寒杂病论》仍是中医学子的必读经典。

在药物学方面，则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东汉以前在药物方面的实践经验，把中药学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该书收载药物365种，根据养生、治病和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提出了药物的配伍理论，奠定了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这样，就分别以“四大经典”为基础，形成了中医基础理论、临床病证辨治、药物功效等独特的中医药体系。

缺一不可——大师与粉丝

中医要发展，固然需要一批技术精湛、医德高尚能妙手回春的大师级人才。但是，在现实的条件下，首先要让百姓了解中医、认识中医、信服中医。一句话，就是让老百姓有病能看中医，使中医服务有对象，实践有机会。否则，没有足够多的临床治疗历练，没有殚精竭虑、劳神尽心的摸爬滚打，是成就不了名医大师的，这就如同没有深厚的土壤长不出参天大树一样，道理是非常明白的。名老中医，大多名震一方，名闻遐迩，可谓是学验俱丰之士。国医大师就更不用说了，那是民族的瑰宝，医界的精英。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学识和经验，更多的是中医文化的精神和风采，他们昭示着中医的未来和希望。为了弘扬中医传统，发展中医优势，使名中医，尤其是国医大师的精神、技艺能一代代传承下去，加紧培养中医名师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中医更需要“粉丝”。在中医历史上，不存在“粉丝”的问题。因为，几千年来，中医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命健康保障的唯一医学技术，而且是融入社会政治、经济，乃至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人们熟悉中医，就像熟悉穿衣吃饭一样。对于中医的历史和文化，人们有目共睹，耳熟能详。首先，中医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免除重大疾病的劫难，保障民族体质品格的形成，其所达到的成就，是世界上别的任何一种民族医药所不能比拟的。像欧洲历史上动辄几千万的瘟疫死亡人数，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医药的巨大贡献。其次，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变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对疾病诊断治疗方法的日益精进，由此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绝不是中医经验理论的简单堆垒，而是先人探索生命奥秘的智慧结品。其结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生命现象，揭示生命本质，把握生命规律，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于是，中医的理念、思维方式乃至技术法则、价值取向，无不渗透到男女老少各个阶层，贯穿于生老病死各个阶段，影响至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正是在这种历史氛围下，中医学作为利民保身之仁术，受到广大知识阶层的关注与研习。早在《内经》中就指出医学之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从而把医学作为教化社会的工具。医圣张仲景则大声疾呼居世之士，要“留心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魏晋著名医家皇甫谧更是直言不讳地称：“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人之立世，于忠于孝都有学习医学精通医道的必要，从而加快了中医民间化、民俗化的过程。像“姜汤祛寒、糖茶暖胃”式的中医常识，也几乎是妇孺皆知。1000多年来，中医就是这样如鱼水般地存在于百姓之间，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

然而，自从西医传入中国后，中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找中医看病的人相对过去少了，尤其是常见病、多发病等，看中医的人更为减少。时下的中医，似乎成了只看疑难杂病的专家，或者是在西医宣判无法治疗时，才无可奈何去找中医寻条活路。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医的严重缺位，导致一般老百姓已经不知中医为何物，既不完全了解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也不了解中医能看哪些病。这样一来，哪里还谈得上信服中医、追寻中医呢？因此，中医要培养自己的“粉丝”，让最基层的老百姓有病能了解怎样看中医、吃中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没有老百姓的推崇，没有人愿意看中医，中医只能是高楼深院里被研究的对象，或者像京剧那样成为文人雅士的欣赏艺术，甚至被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中医临床实践的缺位，何谈中医事业的发展！

科学发展——中医的普及与提高

大自然生其人，养其身，治其疾，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但大自然给人类的这些并不是标注好了，而是需要通过人的发现、实验才得以知道；然后通过对实践的观察、分析、总结，掌握了一定规律和方法，用在防治疾病上，就形成了中医学。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充分体会到，现代社会需要中医，中医可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但必须忠于和勤于中医，最大限度地应用中医学科技，吸收所有能为中医利用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医学的进步。也就是说中医学要提高、中医学要发展。

但中医更需要普及，只有中医得到更广泛的普及，人们才不会面临科技越进步治病越贵的局面，也不存在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由于中医普及的局限，本来可以用中医普通科技来治疗的疾病，为数不少的国人不得已而选择了“高科技”治疗，这样治病的“难”和“贵”就难以避免了。例如，本来一般感冒2～3剂中药二三十元钱就解决了问题，但现在，多数人上医院检查化验，加上输液购药动辄上百元已不稀奇，也就是说，相比现代医学，不少疾病中医治疗付出的代价，无论是身体的或经济的都要小得多。如果中医能得到更大限度的普及，人们就会乐于选择中医。因而，加强中医的普及，提高群众对中医药的信任，不仅是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必要措施，也是解决“看病贵”和“看病难”的出路。

中医学的临床范围是广泛的，临床阵地也是宽广的，不但能解决常见病，而且能治愈顽疾和一些西医的“不治之症”。人们的信仰和观念，取决于他们所见的事实，虽然看到的是具体的医生个人，而认识的却是中医。人们只有得到中医带来的福祉才能信服中医，也才会了解中医。中医学理论和技术是可以掌握的，只要我们踏实地学好用好中医，中医才能会具有更蓬勃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西医之别——人的病与病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的事例：甲某平素没有不适的感觉，但在体检时发现血压为160/95 mmHg，于是就被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可是使用降压药将血压降至120/75 mmHg后，反而出现了头晕乏力、四肢倦怠、眼花朦胧等症状，致使生活质量大为降低；乙某自觉身体非常不舒服，感觉到明显的乏力头晕、疲倦纳差、心烦失眠，到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却仍然得不到一个明确的诊断，因为各种检查化验的结果都显示为正常。这时，对诸如自主神经功能紊乱、亚健康等治疗，西医也就束手无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西医学概念中，化验和检查的结果是诊断疾病的唯一依据，它只是注重单个指标的数值大小或是某脏器形态发生了变化，不管这种异常对你的正常生理状态是否产生了影响和破坏，这时西医就会告诉你这是“病”，就需要治疗。治疗后只要指标正常了，治疗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而当人体生理状态受到影响，产生了各种不适，但在化验检中又发现不了什么异常的时候，西医就不承认这是疾病，化验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有病。既然不是病，那当然也没有治疗手段，这就是只注重化验检查而不注重人体内在平衡在疾病中的意义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西医注重的只是人的病，而中医注重的却是病的人。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个组织器官和各种物质成分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样人才能成为一个有序的整体，才能够完成复杂的生命活动。因此，人体在复杂而完善的系统中，各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状态时，系统就能正常运转，机体就处在健康状态，反之则是疾病状态。在这种整体平衡理论指导下，中医学就提出了一个与西医学迥然不同的健康与疾病的概念，那就是不把单个的化验、检查指标作为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标准，而是将机体的内在整体平衡状态作为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标准。中医并不是排斥现代的检查，而是强调把检查和人体内在平衡有机的结合起来，将人体内在平衡作为判断健康与疾病的最终依据，“阴平阳秘”即是健康状态，这种平衡状态被打破，就产生了疾病。

因此，中医对疾病的治疗，不仅只是治人的病，而更注重治病的人。这犹如一潭发臭发黑的死水，通过水质的化验发现，水中的腐败菌大量滋生繁殖，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腐败菌是潭水发臭发黑的根本原因，希望用杀死腐败菌的方法来改善水质，那谁都知道这种方法不可取。因为这忽略了水发臭发黑的根本原因是潭水失去流动性后，其整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形成了适合腐败菌滋生繁殖的环境。如果不从根本上去除腐败菌滋生繁殖的环境，如引入活水，恢复水潭的生态平衡，而采用杀灭腐败菌的方式是不可能使水质得到根本改善的。中医学对“人的病与病的人”辩证关系的认识，亦于同此理，只有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才能得到正确的疾病观，才能既治人的病，又治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