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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对创造力的理解和评估

1 与创造力社会心理学有关的案例

现代教学方法还没有完全扼杀人们探索的好奇心，堪称奇迹。这棵稚嫩的幼苗不仅需要激励，更需要自由。失去了这些，它定会枯萎，无须摧残便已死亡。认为强推硬拉和责任感可以激发探寻的乐趣，那是大错特错的。

——爱因斯坦（Einstein,1949,19）

上面这段话摘自爱因斯坦的自传。在这段充满抒情色彩的描写中，这位伟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社会因素对创造力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观点作为主题将贯穿本书。社会因素之所以对创造力存在影响，主要是因为社会因素可以影响人的动机。

要弄清楚创造力必须回答两个问题。首先，创造性表现与人们的一般表现有什么不同？其次，什么情况——怎样的个人能力和特征，怎样的社会环境——最能让人表现出创造性？我希望通过本书能建立创造力社会心理学的学术基础。为此，我将重心放在第二个问题上，也就是分析最有助于发挥创造性的各种社会条件。当然，测验社会因素对创造性表现的影响，也会涉及创造性表现与一般表现差异的方式。所以，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涵盖了以上两个问题。

创造力研究的空档

有两个理由让我们相信，应该发展创造力社会心理学。第一个理由显而易见，也很简单，那就是此前还没有这个学科。关于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理论，能查到的文献也很少。更重要的是，几乎也没有这方面的实验研究。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有关创造力的研究总体上就很少。在1950年《心理学摘要》“创造力”这个栏目下，列出的条目总共有十一个，不到全部摘要文章的0.2%。1960年，这一数字达到了0.4%,1966年达到0.8%。而到了1970年，在所列出的出版物中，有关创造力的文章已占到了1%。然而在这些文章中，很少实验性的研究报道，涉及社会心理因素的就少之又少。1976至1978年间，没有一篇有关创造力的文章在《实验心理学》、《心理学评论》或《实验社会心理学》等杂志上发表。有一篇文章算是与创造力有关，发表在《认知心理学》上，还有一篇出现在《心理学公告》上，四篇刊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上。而在那些以非实验研究为主导的期刊上，同期有关创造力的文章却有六百多篇。

显然，研究创造力的学者们没有就社会心理因素对创造性表现的影响去做实验性的研究。那他们在做什么呢？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创造力研究的重点一直都被放在具有创造力个体的人格研究上。1950年，吉尔福特（Guilford）曾直接预见性地提出这一研究重心，也可以说正是他的论断引发了这种偏向。他说，“心理学家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创造性人格问题”。（p.444）

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完成这些研究。其中一种被长期使用的方法是：分析著名的极富创造力人物的传记和自传，以找出他们智力方面的和人格方面的特点（Galton,1870; Cox,1926）。另一种方法是检验创造能力的个体差异，通过对一个或少数富有创造力的个体进行深入的实验室研究来完成。麦金农（McKinnon）和巴伦（Barron）在伯克利人格评估与研究所（Institute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Research）所作的研究（MacKinnon,1962）堪称这类方法的典型。他们对一些艺术家和科学家进行“入住式”测试。这些艺术家和科学家被同行推选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整整一个周末，每个调查对象都要接受来自各方的正式访谈，并完成一大堆的人格和智力测试。不过，在整个关于创造力的个体差异的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还是对普通人进行测验。典型的做法是：选取普通人作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人格、智力和创造力方面的测试，划分出创造力高分组和创造力低分组，再将两组其他方面的测试结果进行对比。（e.g., Wallach & Kogan,1965）

有些创造力研究不仅限于讨论个体差异。比如纽厄尔、肖和西蒙（Newell, Shaw and Simon,1962）的研究就涉及创造力所必需的认知能力。他们勾画出一种解决问题的信息处理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活动被视为对打破陈规的独特启发策略的运用。他们对创造过程的阐述相对成熟，其内容与那些基于计算机原理对人类智能所作的阐释有渊源。与纽厄尔等的研究（1962）不同，多数涉及认知能力的创造力研究的理论阐述都比较薄弱，只是一些对创造过程的常识性认识，以及偶尔来自工业和教育领域的经验性发现。奥斯本（Osborn,1963）的“头脑风暴”研究在这方面最为著名，堪称原型。为了促使研究对象针对相应的问题产生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他们设计出一套指导语，告诉研究对象一系列的规则或者所谓的启发策略，然后将接受过这种训练的人想出的办法，和没有接受训练的人的办法进行比较。

最后，也有一些研究检测特定社会或物理环境对创造力的影响，这些研究算不上多，也不能说少。其中一些研究将不同社会背景人群的创造力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如来自开放教学环境的学生与来自传统教学环境的学生比较（e.g., Klein,1975）、来自大城市的学生和来自小城市的学生比较（e.g., Torrance et al.,1960）。其他研究则利用传记材料来分析家庭、宗教信仰对杰出人士的创造力的影响（e.g., Roe,1952），或利用历史资料来分析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环境因素对创造力的影响，看这些因素究竟是促进了创造力，还是抑制了创造力（e.g., Simonton, 1975a）。

总之，创造力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是研究著名的或被公认为富有创造力的人，描述他们独有的特征。这些研究对象有的在世，有的已经去世。还有就是将创造力测试中得分高的研究对象与得分低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描述他们在人格和智力方面的差别。大部分这类研究都暗含了这样一个假设：那些有创造力的个体的重要特征多半是先天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改变的），依据这些特征，可以将有创造力的人同缺乏创造力的人清楚有效地区分开来。

由于有关创造力的研究将焦点放在了个体差异上，一些重要的研究领域实质上一直没有得到重视。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了富有创造力的个体上，忽略了“创造性情景”，也就是有利于创造力的环境。他们将目光死死地盯在内在因素上，看不到外在因素的作用。而在对内在因素的研究中又暗含一种“基因的”兴趣，学习和社会环境对创造力的影响就这样被挤出了视野。

之前关于创造力的种种研究，在根本上同创造力社会心理学有着不同的研究目的。从很多方面看情况都是如此。那些对杰出的富有创造力的人的人格特点所进行的研究，目的是找出能准确描述这类人的独特特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研究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的。而那些将创造力测试得分高者与得分低者比较，找出得分高者所具有特征的研究，也注重个体水平的描述，或许还有一些预测的意味。同样，这些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研究创造过程的认知心理学家则已经找到人类认知系统中的某些运作程序，这些程序很可能带来新颖且有用的问题解决方案。但与以上研究不同，创造力社会心理学旨在找出对大多数人来说，对其创造力具有积极或者消极影响的特定社会和环境条件。

一些社会心理学故事

发展创造力社会心理学的第二个理由是，在创造性表现中，社会和环境因素似乎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个理由比前面阐述的——该领域缺乏研究——那个理由重要多了。如果不是把目光仅仅放在正式的研究结果上，就会找到很多这样的证据，表明社会心理学因素对杰出人物的成果和创造力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类证据多来自自传、信函、日志，以及其他第一人称式的记述，作者则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那些因创造性成就而闻名遐迩的人物。当然，把这些材料当作实际心理现象的准确呈现的确需要谨慎从事。有创造力的人是否能够反观他们自己的创造性？女诗人洛厄尔（Lowell）就曾对此表示怀疑。她这样写道：

诗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本能的回答很直白：“不知道。”就算是仅仅问我自己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的回答还是这个，不会改变。因为不管是我自己的诗，还是别人的诗，我都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创作出来的。我所知道的对于回答这个问题所应该知道的还不到百万分之一。它们触发我的灵感，我就写出它们了。而在进化的道路上，这可以说已经是前进了一大步。（Lowell,1930, p.24）

然而，这些第一人称报告仍被作为发展创造力社会心理学的合理背景材料。之所以这样，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采用这些材料时关注的核心不是这些作者对思考过程的内省（就像洛厄尔指出的那样，对思考过程的内省注定是不准确的，或者说至少是不完整的）。相反，对这些材料的关注焦点，是这些人所报告的社会因素对他们的影响，以及对其工作的明显促进或阻碍作用。其次，这些报告仅用于形成相关的假设，而不是去验证假设。最后，对来自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的确可能有其独特的反应方式，但如果某些因素一再地被这些人提及，视为重要因素，那他很可能就是在呈现一个实实在在的心理现象。

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人物很好地记述了他们的日常工作，这些记录常让我们洞见社会因素的影响作用。（大部分这类记述，尤其是那些叙述详尽的，都出自作家之手，我想这并不奇怪。）在这些叙述中，许多人都认为社会力量有害于他们的创造性。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矛盾现象：这些人因其创造性而出类拔萃，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证据能让我们接受社会力量其实损害了他们的创造性这样的结论吗？在一般工作者身上，也即那些永远都不可能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而赢得如此喝彩的人物身上，似乎更有理由看到社会因素的这种影响作用。当然，这些人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自传、杂志和私人信件集的编目名单里。所以，我们只好将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人物的记述作为初步的数据来源。他们在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中经历正常的高峰和低谷。我们再对与这些感受的起落同时变化的社会因素进行实验性的验证。

这类对创造性活动的第一人称记述为本书的主要议题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即因工作本身而工作，对创造性有促进作用；为到达外在目的而工作，对创造性有抑制作用。在这些记述中，屡屡出现内部（或内在）动机和外部（或外在）动机的这种相对效应。显然，这种相对效应十分重要，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也会反复讨论。

阿尔贝特·爱因斯坦：从外部控制到内部控制

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少有记述。尽管如此，在他为数不多的记述中，反复出现一个主题，即对其工作所施加的那些外部控制抑制了他对科学的兴趣，或许还有创造性。年轻时，他曾就读于德国一所管理严格的军事化学校，考试期间的巨大压力令人窒息，使他一度失去原已相当浓厚的科学兴趣。“这种外界的胁迫对我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以至于在通过期末考试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思考任何与科学有关的问题，都会让我觉得讨厌。”（1949, p.18）

显然，为了逃离这种管制严苛的学习环境，爱因斯坦十五岁时离开了慕尼黑，前往苏黎世，希望考上当地一所理工学院。让人沮丧的是，他没能通过入学考试，而是被要求到一所瑞士学校补修课程。一位爱因斯坦分析家认为（Holton,1972），此次事件可以说是爱因斯坦求学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或许还彻底改变了他对科学的思考。与他之前的学习环境不同，这所瑞士学校以人文精神为取向，鼓励个人没有阻碍地探索知识。对于喜欢独立思考、喜欢独立工作的爱因斯坦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氛围。在这里，不强调死记硬背，而是注重实验工作和学生自主研究，着重师生之间民主、放松地交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爱因斯坦还深情地回忆起这所学校：“感谢这所学校的自由精神，老师们朴质诚挚，不摆架子，让我铭刻在心。”（Holton,1972, p.106）正是在这所学校，爱因斯坦设计了他的第一个思想实验（Gedankenexperimen），后来最终提出了相对论。

来自外部的行动控制，其他创作者也表现出抵制行为。伍迪·艾伦（Woody Allen）就是一个例子。他说，比起本职工作——电影制作来说，做一名单口滑稽剧演员和写作更让他感觉乐在其中。因为在电影制作中，总有人插手，控制其中的各个方面，而在表演独角喜剧和写作过程中，他可以完全掌控结果（Lax,1975）。和其他富于创造性的个体一样，艾伦不喜欢做那些让自己感到被强迫而不得不做的工作，而热衷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小时候他经常逃学。进入纽约大学仅一个学期就因为挂科而退学（他挂掉的课还包括电影制作）。年轻时，他就自始至终没去迎合别人对他的期待。比起上学，他更愿意在曼哈顿四处游荡：观察路人、逛魔术店、看电影。比起别人认为的正统教育，他更愿意自学电影制作、音乐、文学、哲学、历史、魔术等。就在他凭借《安妮·霍尔》（Annie Hall）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那个夜晚，他也没打破周一的活动惯例，依旧和他的爵士乐队在曼哈顿区表演，吹奏单簧管，而这些表演更为社会大众所熟知。

在劳伦斯（D.H.Lawrence）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拒绝外部约束的证据。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总是说，我的座右铭是‘为了自己的艺术’（Art for my sake），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Allen,1948, p.225）乔伊斯·卡萝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认为，劳伦斯写作的根本原因，是阅读好作品所带来的发自内心的愉悦。她说“我写作是为了发现我将写下的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对阅读的热爱刺激着写作的欲望，因为这样，一个人就可以以读者的身份去阅读自己的作品了。”（1982, p.1）毕加索曾说：“我们创建立体派时，并没有想要创立这样一个流派，我们只不过是表达了内心的想法。没人制定什么行动规划，诗人朋友们尽管密切关注着我们的努力，但也从不告诉我们该怎么做。”（Zervos,1952, p.51）

即使日常生活中亲戚、朋友和同事小小的请求，也会充当抑制创造性的社会角色，那些创造性高的人似乎常常要去拒绝这一类外在的控制力量。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回复一位朋友的邀请时，就坦率地指出：

“就半小时”、“只是一下午”、“不过一晚上罢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对我说；可他们哪里知道，有的时候我不可能勉强自己去接受约定和定下一个五分钟的会面。也就是说，仅仅是知道有一个约定，就可能让我因此烦恼一整天。这就是写书的代价。任何献身艺术的人都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并在艺术中获得自己的回报。如果你怀疑我这样是因为不想见你，这会让我难过。但我也没办法，不管怎样，我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走下去。（Allen,1948, p.230）

安妮·塞克斯顿：摆脱外部约束力

在给朋友、同事和亲戚的信中（Sexton & Ames,1977），透露着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的一种明显的态度：对写作要保持始终如一的高水平内在动机，之所以写作诗歌，首先是因为爱好。而这就足以解释作为一位二十八岁的家庭主妇，在看了名叫《怎样创作十四行诗》的电视教育节目之后就决定要试一试。塞克斯顿如此喜欢写诗，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四十六载岁月里从未停止过诗歌创作。这成为她的第一业余爱好，继而又成了她的职业。在这过程中她克服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丈夫经常外出推销，管理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堆家务需要操持，还要与严重的抑郁反复较量。在塞克斯顿书信集的序言中，她的女儿写道：“在本就十分拥挤的餐厅里，母亲很快找到一个角落，开始了她例行的诗歌创作。书桌上垒起高高的底稿和书籍，堆不下了就挪到饭桌上去。照料孩子、打点家务，但她总是忙里偷闲，一有空就抓紧一分一秒创作诗歌。”（p.29）

在作家生涯中，塞克斯顿通常成功地抵制各种来自外部的制约，包括评价、竞争和奖励。在给自己的心理治疗师的信中，她说自从获得拉德克利夫资助（Radcliffe grant）她就变成了“廉价艺术家”，这样的成功对她没有好处。尽管如此，有时她也会沉迷于挣更多的钱，以至于仅仅为了商业利益去接下一些项目：

至于那些与心理医生难得的、非比寻常的相关记述（或许也可以叫书）……我拼命想写些东西来赚些钱……这些东西需要有趣、惊奇，还得有一点狂热等等。无须讲求文学价值，劣质但要有商业价值，得配上卡通等等。我根本不想在上面署上我的名字，不是我的名字配不上这些书，而是这些书配不上我的名字。（Sexton & Ames,1977, p.241）

不过，对于过分看重奖励而对创造性的不利影响，塞克斯顿总体上还是清楚的。当朋友斯诺德格拉斯（W.D.Snodgrass）获得普利策诗歌奖（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时，她告诫斯诺德格拉斯：不要失去原有的对于写作的内在动力。她说：

好吧，《心的指针》（Heart's Needle）的确是好诗。但我知道你在内心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表达出来。让奖项、名誉都见鬼去吧！坐下来，写更“真实”的东西……写有血有肉的东西，那才是让你成为人物的原因。不要让奖项冲蚀你原有的勇气，那种属于另类的勇气。即便所有人抛弃“真实”，你也要坚持另类，写出“真实”的东西，这是唯一能够拯救（对，我说的就是拯救）世人的东西。奖项无法拯救世人，唯你可以。（Sexton & Ames,1977, p.109-110）

从塞克斯顿给经纪人的信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请不要误会，我爱钱，但首先想写好诗。在此之后，我才非常急切地想赚钱，想赢得名誉，想光芒四射、灿若星辰。”从这段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到，对于奖励在创造性工作中的作用，塞克斯顿持有那种既谨慎而又模棱两可的态度。（p.287-288）

除了摆脱金钱困扰，塞克斯顿还努力避免对外部评价的过分关注。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是塞克斯顿早期创作的导师之一。他曾要求塞克斯顿“再写十首真正的好诗”，她却发现自己无从下笔，直到下定决心不顾洛厄尔的意见，才开始写作。和其他创作者一样，塞克斯顿把出版和评论界的称赞视为毒品，开始令人愉悦，却永远没个够，而且很快便本末倒置，成为工作关注的焦点。塞克斯顿不让外界来决定她工作的价值和左右她创作方向，而是专心于自己的评价。她曾开玩笑说，诗歌应匿名发表，从而避免掉进评论的陷阱。埃丽卡·琼（Erica Jong）发表了第二部小说后，塞克斯顿给她提出建议。从这些建议中，可以看到塞克斯顿摆脱社会束缚的精髓。她写道：

不要老去想书是否受欢迎，重要的是继续往前走/你还有一生的工作等着你去做/没有时间用来等待别人的赞美……你有天赋/随之而来的就是责任/绝不能忽视你的天赋，但也不必太在意/你应该让天赋得其所在，而这比博得赞美重要得多。（Sexton&Ames,1977, p.414）

开始诗歌创作不久，塞克斯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尽管偶尔也会在意外界赞许和物质奖励，塞克斯顿首先关注的，仍然是写作带来的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她这样写道：

尽管在写作那些诗歌的时候还是那些套路，并没有什么新意，但似乎大部分读者觉得那已经算新颖。但我写诗不是为了他们，也不是为了您，甚至不是为了编辑。我想找到什么，至少“今天”我想我会找。被大家接受很重要，但做最好的我却是眼下最最重要的。（Sexton & Ames,1977, p.32-33）

追求内心的满足，塞克斯顿常常因对自己的作品给出最糟糕的评价而获得成功。有好几次，把作品寄给杂志编辑时，她干脆要求他们不要出版，说这些诗在她看来还不够好。“现在……杂志社的认可也不管用了——现在，让我将其写成好诗吧（最苛责的评论家——安妮·塞克斯顿）”（p.78）每当由于担心作品的外界反响，而要失去内在动力的时候，她都会索性抵制外界的标准，来克服困难。她说：“我写好诗的志向会阻止我写出差劲的诗来。但我在其他地方获得了新的信心、新的勇气……忘了目标，纯粹为了写诗而写诗。我会再次爱上我的诗（希望如此），它们就像我的孩子，就算丑陋，我也会带领它们向前。”（p.153）

西尔维娅·普拉思：对外在约束的无能为力

如果安妮·塞克斯顿主要是受内在动机的驱使，那么西尔维娅·普拉思（Sylvia Plath）似乎在她工作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未能战胜那些强大的外在束缚。她早期的诗歌和小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到从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毕业的时候，她已获得多个写作奖，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担任《小姐》（Mademoiselle）杂志的特邀编辑，还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而到剑桥大学去继续深造。西尔维娅的这些成功可以说是信手拈来，但在后来的时光里，想重新获得这种辉煌的渴望成了她写作的阻碍，长期困扰着她。“原本我的生活目标很清楚，包括短期的目标和长期的目标，诸如史密斯奖学金、史密斯学位、诗歌或小说比赛冠军、富布莱特奖学金、欧洲旅行、男朋友、丈夫……但突然之间，我的生活竟然完全没有了目标。”（Hughes & Mc Cullough,1982, p.251）

普拉思与不同形式的社会约束抗争。透过自己痛苦的青春期和青年早期的经历，她反复琢磨，传统婚姻对她的创造性可能产生怎样毁灭性的影响。“我所渴望的东西最终会摧毁我……虽说艺术必须与生活相结合，但我怀疑，艺术同样需要脱离普通、传统的生活。简而言之，我怀疑婚姻会吸走我的创造力，磨灭我对写作和绘画的热情。”（Hughes &McCullough,1982, p.23）

但显然，毕业后普拉思在写作上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一种外在束缚——期待获得外界的评价，但又担心这些社会认可，这种束缚似乎比其他社会因素更可能降低杰出人士的创造性。普拉思过于在意外界的认可，这让她表现得争强好胜，常常因此妒火中烧。比如，当她完成一首纯粹写景诗，却在心里感到厌恶，因为不能像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那样做到寓哲于诗。她说“只要做不到这点，我就永远都比不上里奇。”（Hughes & McCullough,1982, p.296）她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满脑子希望超过别人。“是的，我想得到全世界的赞美、金钱和爱，我对所有人感到愤恨，尤其是那些我认识，或与我有相似经历但做得比我好的人。”（p.305）显然，这样的想法总是会阻碍普拉思发挥其创作能力：

我现在听到的是耶鲁大学出版社接受了乔治·斯塔巴克（George Starbuck）或玛克辛·库明（Maxine Kumin），而我的儿童图书却被退稿了。霍顿-米夫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公司签下了安妮·塞克斯顿的书，今天下午就要开香槟庆祝。她还有一篇文章被PJHH接受了，跟屁虫！但谁会去批评一个做得更好的跟屁虫呢？更不用说她在麦克莱恩市（McLean）还有个读诗会了。而我一篇谈论威瑟斯（Withens）的散文，将被PJHH退回来。我妒火焚心，什么都做不了了。（p.304）

普拉思深知，早期的成功使得她对外界的正面评价产生了依赖，甚至对这些评价上了瘾。

我被宠坏了，被早年在《17岁》（Seventeen）、《哈珀斯》（Harper's）和《小姐》等杂志取得的成功大大地宠坏了。要是我写了一篇故事而卖得不好，要是我的习作找不到销路，我会想，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有天赋，我有才能。哦，所有编辑不都这么说吗？为什么我不能期望每一分每一秒的写作都有丰硕的回报呢？（Hughes &McCullough, 1982, p.250）

在乎作品的发表，害怕得不到人们的赞赏和敬重，普拉思常常体会到这些想法给自己带来的困扰，甚至意识到这些困扰正在阻止自己在写作中发挥创造性：“我太想成名，崭露头角，太想小说发表；而不是别人在出头露面，在侃侃而谈，在稳步成长，在连载作品。”（p.180）

同塞克斯顿一样，普拉思有意识地让自己的行动有更多的内在动机。“编辑、出版商、评论家，乃至整个世界……我想得到他们的承认，想感觉自己的作品很好、无可非议。讽刺的是，这种欲望恰恰局限了我的思维，使我忘记了自己工作的初衷是享受工作本身。”（Hughes & McCullough,1982, p.305）也像塞克斯顿一样，普拉思试图摆脱来自这些外界评价的束缚，化解其作用力。偶尔她会下定决心不让同样是诗人的丈夫看见自己创造性的写作，而其他时候，除了丈夫和自己，她对任何评论都一概不理。“于是，我让自己在一种极度的痛苦中完成日常的诗歌写作，尝试每天都抱着管他发表不发表的心态写诗。这就是我的麻烦……关键是要自己发掘真实丰富的主题，而且要想着除了我和特德，没有其他读者。”（p.170）在她的日记中，她记下了一个有趣的自欺欺人的例子。“我必须多感受些写作的痛苦，在真的希望作品发表之前，我把五个故事、五首或十首诗放在那里，不去指望它们的结果。我写下每一个故事而不去发表，只是让自己的创作更好。事实上，它们正在一步步靠近发表。”（p.173）另一方面，她把问题的核心归结为她渴望别人把她当作“作家”，她因此落入了的陷阱。

显然，普拉思的问题在作家群体中很常见，甚至在其他创造性活动里，这或许也是个常见的问题。在谈到美国作家的主要问题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指出：“问题很简单。当他们不做一个有创造性的人时，很快发现自己成了小说家、评论家、诗人或传记作家，大家都是写手（writers）了。”（Preston,1952, p.167）斯泰因将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看作一个例外。在她眼里，安德森“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除了自己是一个可以远离繁华，是一个可以在世人眼中渺小的人，一个在美国少有的几个富有创造、激情饱满的人以外，他不去想自己会是谁”。（p.167）

詹姆斯·沃森：追逐成功的赛跑

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剑桥大学实验室认识了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两人合作，一起探索DNA的结构模型。几乎从踏进实验室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有一个明确的动机：“模仿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并在他发起的游戏中超越他。”（Watson,1968, p.37）他们知道，自己必须采用鲍林研究α螺旋结构时创建的方法和理论。他们也知道，同其他化学家和生物化学家一样，鲍林也正试图破解DNA结构之谜。甚至他们还确信，谁最先发表文章正确描述DNA的分子结构，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确定了以上几点，再加上急切想要赢得这场比赛，沃森和克里克的研究工作就有了一股强大动力。在沃森的研究记述中，总能看到他们对此次竞赛的痴迷，“如果回到纯理论的生物学，我们相对莱纳斯的那点微弱优势也将荡然无存”。（Watson,1968, p.92）“幸运的是，在DNA研究上，莱纳斯似乎还算不上直接的威胁”。（p.93）那时，鲍林的儿子也在剑桥，而且认识沃森和克里克。当沃森和克里克从鲍林给儿子的信中得知，鲍林在这场追逐中似乎拔得了头筹，他们绝望了：

是他父亲的来信。除了常规家常话题外，里面还有我们一直害怕听到的消息：莱纳斯已勾画出了DNA的结构。信中没有说他具体是怎么做的，每次我和弗朗西斯传看那封信件，挫败感都会增加一分。然后，弗朗西斯开始在屋子里坐立不安，大声说出他的思路，希望灵光一现，可以复制出莱纳斯可能构建出的分子结构。只要莱纳斯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发现，如果我们和他在同一时间公布研究结果，还可以获得同样的荣誉。（p.99）

当鲍林最初的努力失败时，沃森和克里克可谓欣喜若狂：

我和弗朗西斯去了老鹰酒吧。我们是当晚的第一批客人。在酒吧里，我们庆祝鲍林的失败。我让弗朗西斯给我买了杯威士忌，而不是雪利酒。尽管局势依旧对我们不利，莱纳斯到底还没拿走诺贝尔奖。（p.104）

这种激烈竞争对沃森和克里克的创造性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难以评估。当然，他们最终赢了。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如果不是一心想“在别人发起的游戏中”打败这位研究者，沃森和克里克或许会少走弯路，更早破解DNA分子的结构之谜。然而，沃森的记述没有为这种可能性提供任何线索。总之，往好里说，沃森似乎把这场竞争看成促进了生产力；往坏里说，他将其作为科学世界里的一种简单的生存状态。无论如何，在沃森的记述中，竞争被当成是创造性活动中一个突出的社会因素。

显然，许多富有创造性的人都非常渴望获得奖励。那么，获得奖励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的确，很多时候，如果没有补助金、奖金、定期津贴或日常工资，他们的工作难以进行。但至少对某些富有创造性的人来说，可观的物质奖励给他们带来的却是痛苦。艾略特（T.S.Eliot）相信，诺贝尔奖会摧毁他的创造性。事实上，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有些沮丧。当一个朋友向他道贺，说“真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时刻”，艾略特却回答说：“话说早了！拿到诺贝尔奖，等于拿到自己葬礼的门票。没有人拿到这个奖后还能有所成就。”（Simpson,1982, p.11）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在小说还没构思好就收到了一大笔预付金，但他的创作却因此而陷入瘫痪：

至于我，受尽煎熬地创作，这就是我的故事。你知道创作是怎么回事吗？你不知道，谢天谢地！我估计你从没有这样大量地按照指定而写作，从没有体验过这地狱般的痛苦。我已收下了《俄罗斯信使》（Russkiy Viestnik）的一大笔预付款（天！有4500卢布之多）。年初时我还满怀希望，以为全年都会文思泉涌，写出锦绣文章。如能这样，就会皆大欢喜。但到十二月四日……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我向你保证，那部小说可能还算看得下去，但正因为如此，我恶心透了！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好，而仅仅是看得下去，那可不是我想要的。（Allen,1948, p.231）

托马斯·沃尔夫：成功带来的压力

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在写他的第二部小说时，曾感受到可怕的迷惘和困惑。在描述这段经历时，他说：造成这种困扰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外界对他第一部小说的正面评价，这真是充满了讽刺意味。

“美国青年作家”，我得这样去认定自己，像某些评论家说的，人们时刻关注着我。他们饶有兴致地期待着我的新作，还夹杂着些许担忧……事实上，我现在总听到自己被谈论着，不知怎么地，事情变得比我想象的更可怕……我是美国青年作家，对我的未来，人们充满期待和担忧。我该怎么办呢？前途是明是暗，是好是坏？他们在我作品中发现的毛病会越来越突出吗？还是我能克服它们？我会空欢喜一场吗？抑或我能克服这一切？未来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啊？（1936, p.14）

让沃尔夫一蹶不振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他第一本书的好评，还包括他家乡民众的反应。小说的背景很明显涉及他的家乡，家乡人对书中的描绘愤恨不已。在某些方面，外部的这种评价更令沃尔夫难以释怀。

日子一月接着一月过去了。我已取得成功，美好的未来已经为我敞开了大门。对我来说，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工作。但我总是在伤心在生气，在因家乡人对小说的反响而引起的激愤中浪费时间；在因读者和评论家对小说的赞美而扬扬得意中耗费着自己的生命，在因他们的嘲笑奚落而苦恼不已。（p.25）

在成功带给沃尔夫的重担中，时间压力是其中一部分。“公众”，尤其是评论家，对他的第二部小说翘首以盼。虽然没人规定交稿期限，但沃尔夫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众人隐隐的期待。

不管怎么说，第一部小说的发表铸就了一个情绪旋涡，我的生活和精力都深陷其中，而我的第二本小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没有大众关注的年轻作家，没有被需要的感觉，也没有时间的压力。一旦发表了作品，就必须考虑时间安排、出版时机，考虑完成下一部作品。我猛然意识到，自第一部作品发表已经过去了半年，除了一大堆笔记和片段外我竟然什么也没做。（1936, p.26）

一旦感觉到了时间上的压力，沃尔夫的绝望和烦躁就变本加厉了。

自我的第一本书出版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一年半，人们开始问“第二本书写好了吗？”“什么时候出版啊？”尽管出于好意，但年复一年，这样的询问已经变得让我难以忍受，感觉比最恶毒的嘲讽还要刺耳……现在我无可救药地深陷于出版作品的关注之中。这也是第一次开始感到压力，感到绝望。这种绝望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愈加难忍，我差不多被逼疯了。（pp.49-50）

一个反复谈论的主题：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

前面是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人对他们工作的叙述，当然这不是对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随机抽样，这些材料不像随机样本那样具有代表性。但就社会因素对工作的影响而言，他们直接或隐晦表达的观点，却代表了很多因创造性脱颖而出者的看法。在这些第一人称记述中，均可以看见对这样一些因素的描述：对评价的期望和实际评价的担心，对外界认可的渴望，对竞争和外部奖励的沉迷，应对时间压力，抗拒社会大众的要求，倾向于内部控制和内在动机而非外部控制和外在动机。

可以将这些影响归结为一个总体原则：内在动机有利于发挥创造性，外在动机则有碍于创造性的发挥。显然，人们从事某活动，如果主要是因为兴趣或享受该活动过程，他们发挥的创造性就会比那些因为某种目的而从事该项活动的人的创造性要高。这个原则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前面回顾的那些第一人称记述里，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外部目标对创造性的影响程度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过于看重外界的评价、竞争、要求，西尔维娅·普拉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显得困顿难行。但对安妮·塞克斯顿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或许是因为两位作家的基本能力和性情有所不同。不过社会因素也可能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通过早年的社会交往，塞克斯顿可能学会了如何不理睬这些来自外部的约束；也或许，两位作家因为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同，所面对的环境约束强度也不同。看来，仅仅通过评估分析这些内省式的第一人称记述，我们不可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实验性研究。不过，在任何情况下，说社会心理因素对创造性确实有着重要影响是没有问题的。而在这些因素中，最为关键的要么是那些可以促使人们去关注任务本身的有趣因素，要么是推动人们去关注外在目标的因素。

在本书中，内在动机原则将被作为创造性社会心理学的基石。但在具体分析验证该原则前，有必要先阐明相关的概念和方法。本书的第二章将阐述创造性的含义及评估。第三章阐述同感测评技术（consensual assessment technique），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后面章节所谈到的研究中。第四章将提出一个创造过程的操作性模型，在其中强调了社会心理学因素的作用。本书的第二部分将展示有关内在动机理论假设的研究证据，这些证据涉及一些特别的社会因素，如评价、奖励和其他类型的任务限制。对于不是直接衍生于内在动机理论假设的社会因素，在这部分的章节里也有所涉及，如社会促进（social facilitation）、榜样、教育环境等。本书最后一部分的内容是应用社会心理学原理以促进创造力，并提出创造性社会心理学的整体理论框架。

第一部分 对创造力的理解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