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译丛:情境中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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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前言

当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表示有兴趣再版《创造力社会心理学》时,我感到非常高兴。该书最初于1983年出版,现已绝版三年。每当研究人员或学生问我在哪里还能买到时,我都会感到沮丧。得知该书又可以出版面世,我不仅高兴,而且也清醒地意识到很多新的发展并没有呈现在最初的版本上。增订版更名为《情景中的创造力》,我希望这个增订版既能保留最初版本的内容,又能提供创造力领域的最新发展。正如现在的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这个增订版将基于初版并得到扩展。

自从我开始写《创造力社会心理学》一书已经过去十三年了。岁月匆匆而过,而我对创造力的研究和思考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年我和很多新学生和新同事共事过。我们继续探讨了1983年版中所列出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朝着新的方向继续推进。我们已经开始研究社会因素如何维持创造力,并且进展顺利,效果大大超过我们早先的研究,当时是把焦点集中在社会因素是如何扼杀创造力的。我们也研究了人格因素——稳定的个体差异——在动机方面的影响,以及它们在若干领域如何影响创造力。我们开始仔细思考动机影响创造力的认知机制。我们通过研究新人群(如职业艺术家和科学研究人员)、新环境(特别是商业组织)、新方法(例如调查、采访以及检验历史上的创作)等来扩展研究。

二十多年前,当我开始研究创造力时,我就想象着自己能够仔细、系统地为心理学科学的大框架增添一点内容。回想起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我的工作似乎更像是一段充满惊喜的旅程,在这段旅程中努力搜寻这个重大谜题的点点滴滴。虽然这些发现是不可预知的,但是它们却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段旅程已经远远超过当初传统社会心理学领域,继而把我带到了这些不同的新领域——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工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组织发展学,这些新领域包含着这一重大谜题的相关知识。通过系统分析以及巧妙调查,这一有过计划和混乱的旅程已经被同时打上稳定和变化的印记。尽管谜题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确定的形态,但仍有很多空白。我很高兴能够分享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段旅程当中的新发现,这也是这次增订版所要达到的目的。

让我为增订版本提供一个简单的介绍吧。初版的前言、书的主体部分(一到十章)以及这十章的参考文献,都没有改动。我们觉得有必要保存这些关于社会心理学之创造力的最初陈述,因为它们主要是充当这一领域过去几年发展状况基础的角色。更新的内容是直接放在各个章节后面的。并由本人、玛丽·安·柯林斯(Mary Ann Collins)、雷吉娜·康蒂(Regina Conti)、埃莉斯·菲利普斯(Elise Phillips)、玛莎·皮卡列洛(Martha Picariello)、约翰·鲁肖(John Ruscio)、迪安·惠特尼(Dean Whitney)所写。其他同事为本书的起草提供了详细及宝贵的建议。他们是史蒂夫·克雷默(Steve Kramer)、贝丝·亨尼西(Beth Hennessey)、卡尔·希尔(Karl Hill)、希瑟·库恩(Heather Coon)、马克·伦科(Mark Runco)、斯科特·艾萨克森(Scott Isaksen)、迪安·西蒙顿(Dean Simonton)。无论是这些同事,还是那些合著者,都不应该为那些可能存在的错误负责。因为他们经常和我争论某一特定地方最后该如何陈述,有时我听进去了,而有时却没有(我也应该注意到,尽管新版中我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但是从1983年版中使用的“我们”确实是仅仅指我一个人,是我提出的大部分的见解,也理应为在本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负责)。

在最初的十章里,我们在各个有更新的章节或段落旁的空白页面处画了一个特殊的符号这些符号在翻译过程中并未作保留。——译者注,以便标注该部分所包含的实质性的新理论或数据。这个特殊的符号就出现在某段旁边的页面空白处。

在更新过程中,我们回顾了社会心理学自1983年以来创造力领域中出现的主要理论和研究变化。尽管新版中涉及的很多理论和研究来自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也试着为同一领域的其他贡献者做一个概述。

在过去十二年中的不少研究中,我得到了很多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我深深地感谢这些机构的帮助。它们是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育研究所、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埃克森教育基金会以及里海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

我的研究工作也得益于许许多多的合作者——研究生、本科生、研究实习人员、研究助理及全体同事。我想挑出两位谈谈,他们对我过去十年的研究有着特殊的影响,同时他们富有成效的贡献更是无价的。贝丝·亨尼西在1981年开始与我共事,当时她还是研究生。她在新版报告的很多研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之后成为了卫斯理学院的正式员工,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在此期间,她仍然继续充当着一位重要的研究助理、同事,甚至朋友的角色。卡尔·希尔是1983年开始与我共事的,当时他是布兰迪斯大学一名研究生。在我实验室做事的那些年,他开始将研究项目变成一个更加复杂、经济、有效的模型。在卫斯理学院工作的那些年,他也继续为这项工作提供卓越的贡献,之后他成为了华盛顿大学的研究员。我很感激卡尔在这些年对我们所做的付出,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对我个人而言。其他的合作者还有:吉姆·阿普尔曼(Jim Appelmans)、鲍勃·伯恩赛德(Bob Burnside)、米歇尔·卡斯尔(Michel Castle)、玛丽·安·柯林斯(Mary Ann Collins)、雷吉娜·康蒂(Regina Conti)、希瑟·库恩(Heather Coon)、芭芭拉·格罗斯曼(Barbara Grossman)、努尔·格里斯基维斯(Nur Gryskiewicz)、斯坦·格里斯基维斯(Stan Gryskiewicz)、杰西卡·吉特(Jessica Guite)、珍妮弗·哈莱姆(Jenifer Harlem)、凯瑟琳·霍尔特(Kathleen Holt)、南希·凯斯特(Nancy Koester)、马西·科曼(Marcie Korman)、汤姆·莱希(Tom Leahy)、爱丽特·梅伦(Ayelet Meron)、吉尔·尼米罗(Jill Nemiro)、埃莉斯·菲利普斯(Elise Phillips)、玛莎·皮卡列洛(Martha Picariello)、萨拉·波拉克(Sara Pollak)、沙里·里斯特(Shari Rist)、约翰·鲁肖(John Ruscio)、埃米·西尔弗曼(Amy Silverman)、黛比·斯蒂芬斯(Debby Stephens)、莫妮卡·苏丹(Monica Sultan)、西尔维斯特·泰勒(Sylvester Taylor)、桑德拉·蒂尔(Sandra Teare)、伊丽莎白·泰伊(Elizabeth Tighe)、迪安·惠特尼(Dean Whitney)。我非常感激他们给予我的关爱、智力激发以及富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要感谢我在布兰迪斯大学十八年来阿马比尔研究团体(ARG)的成员,他们证明了进行有持续挑战的、有意义的、充满乐趣的高水平会议也是有可能的。

我的新归属,哈佛大学商学院,让我结识了新的同事,他们提出的多方面挑战性问题已经对本次新版中所要表达的观点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通过这一领域许多同人的著作、谈话、会议报告,我的思维也在过去的几年中得到了重塑。这些同事是弗兰克·巴伦(Frank Barron)、迈克·奇克森特米哈伊(Mike Csikszentmihalyi)、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斯科特·艾萨克森(Scott Isaksan)、迈克尔·柯顿(Micheal Kirton)、锡德·帕尼斯(Sid Parnes)、大卫·珀金斯(David Perkins)、马克·伦科(Mark Runco)、多里·沙尔克罗斯(Dorie Shallcross)、迪安·西蒙顿(Dean Simonton)、莫·斯坦(Moe Stein)、鲍勃·斯滕伯格(Bob Sternberg)。而我发现某些研究会议特别具有启发性,如1988年匹泽学院(Pitzer College)创造力大会,1990年哈佛大学研究生学院教育研究大会,1992年国际创造力和创新网络大会,1994年韩国会计研究院(KAI)研讨会,以及许多在年度创意问题解决的创造力教育基金会中所提到的研究报告。我感谢所有组织和有助于这些大会的同人,当然也感谢背后支持这些同人的组织机构。

我还要感谢在本次修订过程中受到的来自创造力教育基金会的鼓励。同样也感谢米歇尔·巴克斯特(Michelle Baxter)以及西景出版社全体员工所给予的支持。

最后,衷心地感谢我的父亲查尔斯·阿马比尔(Charles Amabile)和母亲卡梅拉·阿马比尔(Carmela Amabile)。他们唤醒了我这颗充满激情的好奇心。也感谢我的先生史蒂芬·克雷默(Steven Kremer)和女儿克里丝汀·德琼(Christene DeJong),他们一直鼓励我创造性地思考和生活。

我诚邀读者进入创造力这个谜题,仔细回味耐心填充空白之后的回报。

特雷莎·阿马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