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从戏文到传奇

（明成化初至万历十四年，1465—1586）

一种新事物的萌芽，在林林总总的旧事物的包围中，不免显得孱弱微小，很不起眼。唯其如此，它往往为当时的人们所略焉不顾，甚至未能形诸记载，遑论细致研究。这就给后世的研究者们造成了很大困难，但也因此引起了极大兴趣——溯本追源，刨根究底，这是人类自孩童伊始就保持不衰的求知欲望。

对事物萌芽的探索至少有两种方法，即考古学的方法和文化学的方法。考古学者总是力图从残篇断简中考索出事物萌芽的文字记载，或从破砖碎石中寻找出事物萌芽的文物实证，以求复原事物萌芽的原生状貌，从而确定事物萌芽的确切时代。然而，一种新事物已然形诸记载或见诸实物了，果然还处在萌芽状态吗？事物的萌芽状貌果真可以复原如初吗？

在文化学者那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文化学者与其说重视文字记载或文物实证，不如说更重视孕育新事物萌芽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新事物从萌芽到形成的历史过程。因此，他们的研究热点不在于绞尽脑汁地考证新事物萌芽的原生状貌或确切年代，而在于描绘促使新事物萌芽的“文化场”。

持文化学的观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以往将明清传奇史的发端或者断为元末高明的戏曲作品《琵琶记》，或者断为明代前、中期之交丘濬的戏曲作品《伍伦全备记》和邵灿（成化、弘治间人）的戏曲作品《香囊记》，这都不免胶柱鼓瑟。实际上，传奇戏曲体制的萌芽，应该是从元代末年至明嘉靖后期200多年中戏曲艺术运动的“文化场”的产物。我们的研究，应该从对这一“文化场”的特性和表征的认识与描述入手。

有鉴于此，我不同意把明清传奇史的上限追溯到高明。高明的《琵琶记》的确标志着“文人和南戏的血缘关系从此建立”，南戏从此正式登上文坛，“开始它由原始质朴的民间文艺转变为精致典雅的文人创作的发展史”。在这一意义上，《琵琶记》堪称传奇的发轫之作，在明清两代也以其“风化”典型和雅正风格嘉惠后世，遗泽深远。但是，《琵琶记》毕竟在文学体制和音乐体制上还完全保持南曲戏文体制的艺术规范，我们毋宁把它看作戏文文人化的第一块里程碑，却不应视为传奇戏曲体制的发端。

我也不同意将丘濬的《伍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的出现，作为区分传奇与戏文的楚河汉界。无庸置疑，这两部剧作的道学内容和骈雅风格的确成为传奇文学构成的基本要素，继之而起的长篇戏曲创作显现出日益浓厚的文人审美趣味。但是，一方面它们外在的结构体制和曲调组织尚未能完全突破戏文的框架，其先后出现的长篇戏曲作品也仍然基本呈现为戏文体制与传奇体制相混杂的状貌，一种全新的传奇体制尚未脱胎而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内在的艺术品格上还没有融入张扬主体情感、批判黑暗现实的时代精神，还未能进入传奇戏曲特有的思想文化层次。

因此，我认为，从元末至明前期应是南曲戏文的沿袭期，或称传奇戏曲的孕育期，它是明清传奇的前史。大约从明成化元年开始至万历十四年（1465—1586）前后一百二十多年，则是传奇的萌芽生长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传奇逐步挣脱了戏文的艺术规范，建构起独立的艺术体制，并步入了特定的思想文化层次。这是本编讨论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