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浣纱记》：历史剧的新篇

同样以创作历史剧见长，但文人气息却更为浓重的，是梁辰鱼。

梁辰鱼（1519—1591），字伯龙，号少白，又号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人。身长八尺，虬髯虎颧。少时性好谈兵习武，不屑就诸生试。后以例贡为太学生，竟不入学。任侠豪纵，居家营造华屋，招徕四方俊彦。又好游历，足迹遍于吴越、荆楚、齐鲁等地，常与诸名士出入青楼酒肆，痛饮狂歌，终因囊中悬磬而归。嘉靖三十五年（1556）前后，曾专心钻研昆腔，得魏良辅之传，清词丽句，传播戚里，为一时曲家所宗。晚年艺益高，名益起，而穷日益甚。万历十九年（1591）卒。梁辰鱼与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交往密切，诗集有《远游稿》、《鹿城集》。撰传奇二种：《浣纱记》，今存；《鸳鸯记》，已佚。杂剧三种：《红线女》、《无双传补》，今存；《红绡妓》，已佚。据明清之际张彝宣《寒山堂曲谱》卷首《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记载，梁氏还改编过《周羽教子寻亲记》。散曲集有《江东白苎》。

梁辰鱼的代表作是《浣纱记》传奇，一名《吴越春秋》，约作于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之间（1560—1565）。全剧以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线索串络吴越之间的政治斗争。故事情节起于吴胜越败，结于吴败越胜，越国反败为胜的原因，在于越王勾践和谋臣范蠡施展了一系列成功的政治谋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计策，就是向吴王夫差进献越国的浣纱美女西施，使之离间吴国君臣，而西施却恰恰是范蠡的未婚妻！范蠡为了社稷，为了自己的政治谋略，西施为了大义，为了顺从范蠡的意志，他们一起做出了可怕的牺牲。最后，沉湎于酒色的吴王夫差终于被卧薪尝胆十年的越王勾践所击败，范蠡功成隐退，携带西施，泛舟五湖。剧中范蠡与西施初会时，西施正浣纱于若耶溪畔，乃以细纱定情，离别时两人各分一半，团聚时又得合纱，故名《浣纱记》。

范蠡与西施的故事，出于《史记》卷四一《吴越世家》、卷一二九《范蠡列传》，以及赵晔《吴越春秋》、袁康《越绝书》等正史别传，是一个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并且早已在戏曲舞台上广为流行。金院本有《范蠡》，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著录。元代关汉卿有《姑苏台范蠡进西施》杂剧，已佚，钟嗣成《录鬼簿》著录；赵明道有《灭吴王范蠡归湖》杂剧，《录鬼簿》著录，《元人杂剧钩沉》辑存【双调】一套；吴昌龄有《陶朱公五湖沉西施》杂剧，已佚，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增补本著录。宋元间阙名有《范蠡沉西施》戏文，已佚，张彝宣《寒山堂曲谱》引录。

梁辰鱼采用这个传统的故事题材，却注入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情趣。其主旨是讴歌爱情吗？显然不是。因为在剧中男女情爱绝对地服从于君臣政治，个人情感无条件地隶属于国家大义。那么，其主旨是否明辨吴越政治斗争的是非曲直呢？显然也不是。梁辰鱼是吴人，当时曾有浙江友人问他：“君所编吴为越灭，得无自折便宜乎？”这就不免为剧作吴败越胜的表层结构所障蔽了。因为在剧中，梁辰鱼既批判了沉湎酒色、听信谗言、不纳忠谏的吴王夫差和贪贿卖国、排斥异己、奸诈邪佞的权相伯嚭，赞扬了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越王勾践，同时也歌颂了忠心耿耿的吴国大夫伍子胥和越国能臣良将范蠡、文种，并且有意把伍子胥忠谏被害和范蠡功成隐退加以鲜明的比照，借以说明即使是励精图治的越国，忠良在功成后也难以自保。吴越两方，各打五十大板，作者并无偏倚。

我们还是来看看梁辰鱼怎样表述自己的创作意图吧。第一出《家门》【红林擒近】道：

佳客难重遇，胜游不再逢。夜月映台馆，春风叩帘栊。何暇谈名说利，漫自倚翠偎红。请看换羽移宫，兴废酒杯中。

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问何人作此？平生慷慨，负薪吴市梁伯龙。

原来，是功名失意的愤慨和历史兴亡的感伤，交织成《浣纱记》传奇的深层意蕴。

梁辰鱼平生虽以风流才子自许，但却一直有着不可抑止的政治抱负。面对北方蒙古族俺答汗的入塞骚扰，他在《拟出塞序》中曾表述自己的豪情壮志说：

余也智乏孙、吴，才惭颇、牧。然逸气每凌乎六郡，而侠声常播于五陵。鲁连子之羽，可以一飞；陈相国之奇，或能六出。假以樊侯十万之师，佐以李卿五千之众，则横行鸡塞，当双饮左右贤王之头；而直上狼居，必两击南北单于之颈。

文中流溢着誓为明王朝御侮靖边的决心。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还曾经打算束装从戎，入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幕府，因故未能成行。他虽然豪情满怀，但一生未尝做官，落魄不羁，这正是“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在晚年他甚至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正如王伯稠赠诗所说的：“斗酒清夜歌，白头拥吴姬。家无儋石储，出多年少随。”这实际上是他功名失意后的精神寄托。《浣纱记》传奇作于梁辰鱼四十二岁至四十七岁之间，不正倾注了他壮年时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的愤懑之情吗？——如果能像伍子胥、范蠡那样尽情地施展政治才能，为挽救国家或振兴国家作出贡献，即使牺牲生命或牺牲爱情也在所不惜，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啊！

然而，功名失意的愤慨还仅仅是梁辰鱼创作此剧的触媒。细察全剧，我们可以发现，梁辰鱼审美注意的焦点在于：他既以满腔热情极力探讨吴越两国强弱转化、兴亡代谢的历史运转的奥秘，又按捺不住兴废聚散不定、人生世事如云的消极喟叹：

【北收江南】呀！看满目兴亡真惨凄，笑吴是何人越是谁……

【北清江引】人生聚散皆如此，莫论兴和废。富贵似浮云，世事如儿戏……（第四十五出《泛湖》）

从这里，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嘉靖、隆庆年间翻云覆雨的朝政那黑暗的投影，因为作家对历史的诠释从来就含蕴着对现实的认识和感受。而且，这也有趣地表露了中国文人历史意识的二重性：他们既深信历史进程没有不可知的动因和规律，又把这种动因和规律归结为神秘的、异己的超精神力量，堕入宿命论；既对历史兴亡的思考充满强烈的兴趣，又对人类历史活动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堕入虚无主义；既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道德评判秋毫不爽，又对这种道德的维系及其价值在现实政治中软弱无力深有感触，堕入无是非论。

因此，梁辰鱼叙写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生活，也不是着眼于男女情爱本身，而是着重表现这对情人过人的胆略和坚强的意志。梁辰鱼充分肯定范蠡和西施为了国家大义而不惜牺牲个人情感的行为，这种理智统辖感情的观念，与《宝剑记》传奇一脉相承。而《浣纱记》传奇把男女爱情和家国兴亡融为一体，相互生发，在明清戏曲史上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清代的《长生殿》、《桃花扇》等传奇，都明显地受到它的影响。

功名失意的愤懑感情，兴亡代谢的历史哲理，和情服从理的人性观念，赋予《浣纱记》传奇以浓郁的时代色彩，使昆腔新声一用于文人传奇就溶合了时代主题。这也是昆腔新声得以风行于世的重要原因。

由于作者创作意图的多重性和作品思想意蕴的多层次，《浣纱记》传奇主脑不够突出，结构不免散漫。王世贞《曲藻》评云：“梁伯龙《吴越春秋》，满而妥，间流冗长。”吕天成《曲品》卷下评云：“罗织富丽，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谨严。事迹多，必当一删耳。中有可议处。”徐復祚《曲论》也评云：“……关目散漫，无骨无筋，全无收摄”。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说：

其云“全无收摄”者，盖当为非难结末之泛游五湖一出者，然以余观之，觉其余韵袅袅，意味深长。且不犯生旦当场团圆之法，而脱旧套焉。但其关目散缓，最为短处。

梁辰鱼之所以能“不犯生旦当场团圆之法，而脱旧套焉”，不正是为了满足其表达文人审美情趣的需要吗？

《浣纱记》传奇在采用悠扬柔美的昆腔的同时，又充分注意到曲词的典雅工丽，其语言风格基本上属于文词派，文雅清丽而略乏机趣。全剧不但曲词使事用典，不厌其繁，甚至对白也像做骈文一样，通本极少口头散语。凌濛初《谭曲杂札》评曰：“自梁伯龙出，而始为工丽之滥觞，一时词名赫然。”徐復祚《曲论》评云：“即其词亦出口便俗，一过后便不再咀。”对其俗处，作为其后辈的文词派大家屠隆颇有非议。沈德符《顾曲杂言》记载：

《浣纱》初出时，梁游青浦，屠纬真为令，以上客礼之，即命优人演其新剧为寿。每遇佳句，辄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饮自快。演至《出猎》，有所谓“摆开摆开”者（按，系第十出《打围》之【北朝天子】曲），屠厉声曰：“此恶语，当受罚！”盖已预储洿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气索，强尽之，大吐委顿，次日不别竟去。屠每言及此，必大笑，以为得意事。

此事虽属传闻，未必可信，但也事出有因。徐復祚《曲论》又说：“然其所长，亦自有在，不用春秋以后事，不装八宝，不多出韵，平仄甚谐，宫调不失，亦近来词家所难。”所以在音律上堪称昆腔传奇的典范之作。但其曲词韵律仍时有错误之处，王骥德《曲律》卷二《论须识字》便多加指摘。

据沈德符《顾曲杂言》所记，《浣纱记》传奇在当时就已流传海外。明清两代也一直盛演不衰。近世京剧、越剧有《西施》，汉剧、滇剧有《卧薪尝胆》，秦腔有《访西施》，川剧有《吴越春秋》，都与《浣纱记》有密切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