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四大声腔及其变迁
明初南曲仍保持着“顺口可歌”的“随心令”的质朴的民间特色。在流传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的方言、民俗、民间音乐的土壤以及观众成分的差异,逐渐形成姿致与风格各不相同的地方声腔。
到明中期,在“纷纭不类”的诸多声腔中,尤以所谓“四大声腔”,即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影响最大,流播最广。祝允明《猥谈》“歌曲”条,记载“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的情况时就说道:
愚人蠢工,徇意更变,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
祝允明卒于嘉靖六年(1527),他所说的“数十年来”,当指弘治、正德间(1488—1521)。有嘉靖二十六年(1547)金坛曹含斋跋语的文征明手写本魏良辅《南词引正》记载:
腔有数种,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
作序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徐渭《南词叙录》也说:
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
“四大声腔”各有来历,各有特点。
弋阳腔是出自江西的地方声腔。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说,弋阳腔“其节以鼓,其调喧”。意思是弋阳腔以鼓击节,有人声帮和。以鼓击节在南戏演出中有古老的传统,如南宋陆游《夜投山家》诗说:“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帮和唱法,也源于民间歌曲,如秧歌之类。弋阳腔的风格适合高台旷野的演出,合乎民间百姓的欣赏趣味,所以在明前中期足迹广远,两京(北京和南京)、湖南、安徽、广东、福建,以至云南、贵州,都有弋阳腔流传。但是弋阳腔不太投合文人士大夫的口味,文人雅士说起弋阳腔,多目之为粗俗,弃之如敝屣。
余姚腔是浙江余姚、慈溪一带戏文子弟所创造的南曲声腔,约出现于成化间,嘉靖间已流布到长江下游浙江、安徽一带。关于余姚腔的特色,明末王光鲁《想当然》传奇卷首有茧室主人《成书杂记》,其中一条说:
俚词肤曲,因场上杂白混唱,犹谓以曲代言。老余姚虽有德色,不足齿也。
“俚词肤曲”是说文词通俗。“杂白混唱”是说曲文中常夹有念白,用流水板迅速地念唱,即后人所说的“滚调”。“以曲代言”是说唱腔简单明快,有时近似吟诵。
海盐腔发源于浙江海盐,其萌芽或可上溯宋元。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三记载,南宋时张镃曾来海盐,“作园亭自恣,令歌儿衍曲,务为新声,所谓海盐腔也”。元末姚桐寿《乐郊私语》记载,元末海盐杂剧作家杨梓,“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由是州人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于浙右”。凡此皆可见海盐腔的渊源。明代成化年间,海盐腔已很流行,海盐一带出了许多戏文子弟。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说,海盐腔“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与弋阳腔风格迥异。万历间人姚旅《露书》卷八《风篇》上介绍海盐腔说:“音如细发,响彻云霄。每度一字,几近一刻。”这一特点与昆腔相似。正因为海盐腔演唱风格柔婉细腻,所以在正德、嘉靖年间就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欢迎,影响及于大江南北。如杨慎《丹铅总录》卷十四“北曲”条说:
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
张牧《笠泽随笔》也说:
万历以前,士大夫宴集,多用海盐戏文娱宾客……若用弋阳、余姚,则为不敬。
昆山腔以苏州府属之昆山、太仓为起源地,在其发生期即与文人士大夫结下了不解之缘。魏良辅《南词引正》说:“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与杨维桢、顾仲瑛、倪元镇等为友,“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正德姑苏志》和明周玄炜《泾林续记》还记载朱元璋召见昆山长寿老人周寿谊,向他询问昆山腔一事。徐渭《南词叙录》说昆山腔的特点是“流丽悠远”,出乎弋阳、海盐、余姚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这虽然说的是经过改革的昆腔新声,但应多少也包含昆山旧腔的特点。
“四大声腔”的形成,是南戏艺人在当地适应群众的需要,与当地语言、民间艺术相结合,进而逐步变化而来的。这种声腔以它形成的地方命名,说明它们已变成一种独立的剧种,在音乐、表演、舞台艺术多方面都具有了自己的风格特点。
从嘉靖年间开始,伴随着戏文向传奇的彻底蜕变,南曲诸声腔也由于“异调新声”的时尚波染而发生变迁。
弋阳腔因其通俗和适应性强,在南方城乡民间广受欢迎。在流传过程中,弋阳腔保持其入乡随俗的传统,广泛吸收各地方言土语、民歌俗曲以及地方声腔的艺术营养,逐渐分化成几种地方声腔,演变成弋阳腔系统。万历间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说:
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
所谓“绝”,当指原有的音调已不流行,而改用新的地方音调,从而分化出新的声腔。天启间王骥德《曲律》卷二《论腔调》也说:
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苏州不能与角什之二三。
沈宠绥《度曲须知》说:
腔则有海盐、义乌、弋阳、青阳、四平、乐平、太平之殊派。
尤其是弋阳腔在皖南的发展,与余姚腔互相交流,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戏曲文献,如万历年间刊行的青阳腔剧本选集《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徽州腔剧本选集《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徽州腔与青阳腔合选《鼎镌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精选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等。
由弋阳腔分化而成的新声腔有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即有“滚调”。所谓“滚调”就是给传奇的曲牌加“滚白”或“滚唱”。王骥德《曲律》卷二《论板眼》说:
今至弋阳、太平之滚唱,而谓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厄也。
从现存的文献看,其基本作法是将齐整的五、七言唱词,用近乎吟诵的流水板穿插在长短句的曲牌中。有时在曲牌中也插入一些念白,或三言、四言的唱词。就声律而言,这种滚调实际上是南北曲传统声腔格律的解放,成为清中期以后地方戏音乐板式结构体制的滥觞。
在万历以前,海盐腔一直与弋阳腔分庭抗礼,文人士大夫对之青目独加。这一来由于它“体局静好”,适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二来也因为它多采用南北通行的“官语”。万历间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九“戏剧”条说:
后乃变而尽用南唱……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
而直到嘉靖间,昆山腔仍仅流行于苏州一带,其势力远不足以与海盐腔相颉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