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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无法放弃旅人生涯

说实在,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国际机场的候机室。看着玻璃窗外停着的飞机,能感觉到快感荷尔蒙在脑内大量分泌出来。

在北京接受记者访问,对方的名片上写着:新京报。

我告诉她说:这三个字我特别眼熟呢,因为有一年春天来北京,看着你们报社的招牌,过了整整一个星期。

人家问道:这话怎么说呢?

我回答说:是这样子的。那次我们住你们报社对面的前门饭店;谁料想得到,刚抵达那天,当时三岁的女儿就开始发烧,虽然烧得不高,就是退不下来,小朋友心情不好,做妈妈的只好陪伴。结果整整一个星期,我都站在前门饭店客房的窗户边,看着马路对面的光明日报大楼上,挂的牌子:新京报。

记者说:我们报社后来迁址,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请问你写过那次的事儿吗?

我说:没有。我没想到去写。因为心里有点内疚,觉得也许自己太自私了。

全世界最喜欢的地方

自从怀上老大,我的活动能力大大降低了。尤其带了小朋友,连坐半个钟头的电车去新宿买东西都不容易了,何况出国旅行?

一九八〇年代开始,日本社会上没有了用人、保姆等家庭劳动者。之前,乡下出来的年轻女子,出嫁之前在别人家当几年保姆,被称为“家事见习”,乃既不丢脸又不少见的事情。以关于日本审美学的长篇评论《阴翳礼赞》、改编成电影的小说《细雪》等闻名于世的文豪谷崎润一郎,就有一本著作叫做《台所太平记》,写的是他家曾雇用一个又一个年轻保姆的回忆。

然而,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年轻人不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了,政府又不允许外国工人进来代替。结果,一切家务包括照顾小孩子都得由主妇一个人担当了。问题在于如今的日本家庭主妇多半都另有工作。先生们虽然逐渐放弃大男子主义,但是若能承包二成家务就算了不起了。总之,一边工作一边经营家庭,够忙的呢,哪有闲工夫去想旅游计划?

我就是想。

我就是不能放弃旅人生涯。

做了母亲以后,我决定放弃一切可以放弃的事情了。酒吧,不去也罢了。书店,不逛也罢了。老朋友,不见也罢了。电视节目,不看也算了。衣服,不买也无碍。头发,不剪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偏偏对于旅行,我不肯死心。

说实在,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国际机场的候机室。看着玻璃窗外停着的飞机,能感觉到快感荷尔蒙在脑内大量分泌出来。我会不由得吸一大口气,全身一下子充满新鲜的空气,好比我的人要变成气球,往宽阔的天空起飞。

北京一星期

所以,我带一岁的儿子去了冲绳,带两岁的他去了台北、台东和东马婆罗洲,带五岁的他和一岁的小妹妹去了礁溪、苏澳、南方澳。所以,那一次,带七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去北京,也该无妨吧?

为了四口子旅行,我订了前门饭店的家庭套房。早几年,从香港坐刚开通不久的直通车卧铺来婚前旅行的时候,我们也住过这家饭店。因为当时附近还充满着老北京的味道,感觉犹如走进了林海音《城南旧事》的世界,而且饭店一楼有梨园剧场每晚演出京剧节目,另一个京剧据点湖广会馆也是走过去就能到。

这次在北京一个星期,我们至少可以看两次京剧吧?另外也能去西单三味书屋的二楼听传统音乐会吧?至于我怀念不已的北京风味,除了饭店楼下的餐厅以外,烤鸭的全聚德、涮羊肉的东来顺、什刹海边的烤肉季,该可以各去一次吧?然而,做妈妈的越热衷于计划日程,做孩子的越要发烧似的。显而易见,母亲需要旅行,但是孩子更需要母亲。

我们那段时间的旅行,在家庭休假的表面下,其实藏着出差目的。所以,为了哄哄小朋友,无论去哪里都先光顾玩具店,直到儿子拥有各国的海盗版游戏王卡片。到了北京,我们也打算去王府井、西单的玩具店呀,也打算去天坛东边的北京游乐园的。可是,多么紧密的安排都瞒不过敏感的小朋友。我每次把体温计插进女儿的腋下,抽出来的时候一定显示着:三十七点五。虽然不用找急诊,但是强制她出去绝不是个办法。

当年孩子们还小,去哪里老公都带着摄影机,要留下他们幼年的日子。但那次北京之行,留下的影像全是在计程车上拍的。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肖像、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在蒙上了灰尘的车窗那边。老公虽然带七岁的儿子出去走走,但是拉着小朋友的手要过北京宽阔的马路,他也无法拍摄。

那七天里,我们还是去了几个地方。每次我都背着十七公斤重的小女儿。在地铁一号线月台上拍的照片里,她从我背后偷偷地伸出脖子来,显然要观察周围的状况,未料被拍下了。

有一晚,好像是最后一晚吧,我们去了老公中意的和平门外三千里韩式烤肉店。那里的服务生非常热情,每一刻钟替我们换一次铁网。北京的烤肉店跟东京的同业相比,明显占优势的是冷面的味道。当爹娘俩津津有味地吃冷面之际,孩子们则要吃冰淇淋了。整个星期,三岁的女儿都发烧很少吃东西,但是冰淇淋居然是另一回事。我吃饭的时候,她都躺在我大腿上,紧紧地闭着眼睛,嘴巴更不用说了。然而,冰淇淋来了,不可思议得很,她连眼睛带嘴巴都张得很大很大。

屈指算起来,那该是二〇〇四年的春天。在和平门南边,琉璃厂再走过去的新华路两侧,当时开着好多家二胡店,有的还挂着“琴社”的招牌,蛮有味道。小巷里就是密密麻麻很多四合院,历史要追溯到清代去,可是没有厕所和洗澡间。外墙上已写着“拆”字,不久就要开始拆迁了。那一年,稍远处的前门大街也仍旧是破破烂烂的真货老街。我花了最多时间站着的前门饭店客房的窗户外,对面光明日报大楼外挂的牌子写着: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