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评瓦达克·库鲁帕斯·纳拉耶纳·梅农的《威廉·巴特勒·叶芝的演变》[98]

马克思主义批评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到，那就是找出“政治倾向”与文学风格之间的联系。一本书的主题和意象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诠释，但似乎无法诠释它的文笔。但是，这种联系一定是存在的。比方说，你知道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文风不会像切斯特顿，一个托利党帝国主义者的文风也不会像萧伯纳，但你是怎么知道的则很难加以描述。而在叶芝身上，他那任性甚至扭曲的文风和他对生活阴郁的观点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联系。梅农先生探讨的主题是叶芝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晦涩难懂的哲学，但穿插于他这本有趣的作品中的那些引文让人了解到叶芝的文风是多么矫饰。这种矫饰通常被称为爱尔兰主义，叶芝甚至被称许为文风简洁，因为他用的都是短词。但事实上，你很少遇到在连续六句诗文中没有一处古语或矫揉造作的遣词修饰。举一个最近的例子：

赐予我一个老人的狂怒，

我将重塑自己

直到我成为泰门和李尔王

或是那威廉·布莱克

他以身撞墙，

直到真理服从他的召唤。

那个没有必要的“那”带出了一种矫情的感觉，同样的趋势在叶芝的所有作品中出现，包括他的最佳篇章。你总是会有一种“古旧”感，而这种感觉不仅与十九世纪的象牙塔和“惨绿色的小牛皮装帧图书”联系在一起，而且与拉克汉姆[99]的绘画、“自由艺术织品”和《彼得潘》的虚无缥缈之地联系在一起，而说到底，《快乐的小镇》[100]只是这一切的一个更加光鲜的例子。这没什么打紧的，因为，大体上说，叶芝驾驭了这种感觉，尽管他竭力追求效果的文风总是令人觉得不快，但他还是能写出突然间让人心醉神迷的句子（“没有脚的苦寒的年头”、“充斥着马鲛鱼的海洋”），就像惊鸿一瞥房间那头某个女孩子的脸庞。他是诗人不使用诗情语言这个规矩的异数：

多少个世纪过去了，

那安息的灵魂，

它度量的尺度，

超越了雄鹰或鼹鼠，

超越听觉或视觉，

或阿基米德的灵感，

就为了培育出

那份可爱？

在这首诗里他并没有逃避使用“可爱”这个庸俗的词语，而它也没有严重地破坏这首美妙的诗。但同样的倾向，加上某种显然是故意为之的粗糙，削弱了他的隽语和论战诗歌的效果。比方说（我是凭记忆写出来的），对那些批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的人的讽刺：

当午夜的空气袭来，

太监跑过地狱，

在每一条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遇到伟岸的唐璜骑马而过，

就像那些叫嚷的苦苦等待的人一样，

死盯着他肌肉发达的大腿。

叶芝所拥有的才华让他轻松地作出这个类比，并写出了最后一行那种巨大的轻蔑，但即使在这首短诗里也有六七个不必要的词语。如果它写得更加简洁，或许它将拥有更加致命的力量。

梅农先生的书里顺带简短地介绍了叶芝的生平，但他更关心的是叶芝的“哲学体系”，在他看来，它比一般人所理解的提供了更多叶芝诗作的主旨。这个体系是在不同的地方零碎地体现出来的，并在《一个愿景》这本私下印刷的书中全盘托出，我从来没有读过，而梅农先生作了大量引用。叶芝对此书的创作初衷作出了矛盾的解释，而梅农先生空泛地暗示说叶芝的哲学赖以建立的文本其实是想象出来的。梅农先生写道，叶芝的哲学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隐藏在他的精神世界的背面。他的诗作中充斥着他的哲学。没有了解它，他的后期诗作几乎完全无法理解”。我们一读到这个所谓的体系，就置身于变戏法般的伟大的车轮、旋梯、月相循环、轮回转世、没有具体形象的灵魂、占星学等事物之中。叶芝似乎全身心地相信文字的意义，但他肯定涉猎了通灵学和占星学，在他年轻时曾经试验过炼金术。尽管被掩埋在各种各样的解释之下，晦涩难懂，还涉及月相，但他的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就好像是我们的老朋友——周而复始的宇宙，在里面每一样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发生。或许你没有权利嘲笑叶芝的神秘主义信仰——因为我相信某种程度的对巫术的信仰可以被证明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你也不能认为这些事情只是无关紧要的怪癖。梅农先生对这种事情的观感构成了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在最初的崇拜和热情中，”他写道，“大部分人简单地以为这空想的哲学只是我们为一位伟大而有趣的文人所应付出的代价。他们没有意识到他正走向何方。那些能理解这一点的人，例如庞德，或许还有艾略特，赞同他最终采取的立场。对它最初的回应并不像你所预料的那样，来自怀有政治思想的年轻诗人。他们很困惑，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愿景》背后那个如此僵化且造作的哲学体系，或许就无法诞生叶芝晚年时的那些伟大诗作。”或许吧，但正如梅农先生所指出的，叶芝的哲学有着非常狰狞的暗示。

用政治术语进行表述，叶芝有法西斯倾向。在他的大半生里，早在法西斯主义被提起之前，他就已经有了经由贵族理念通向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倾向。他痛恨民主，痛恨现代世界，痛恨科学和机器，痛恨进步的概念——最严重的是，他痛恨人类平等的理念。他的作品中大部分意象是封建的，显然，他无法摆脱普遍的势利心态。后来，这些趋势越发清晰，并让他“欣喜地接受极权主义作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即使是暴力与暴政也不一定是邪恶的，因为人民不知道什么是善与恶，因此会无条件地接受暴政……一切都必须从顶层开始。没有什么事情能来自群众。”叶芝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而且对自己曾经短暂介入过公共事务的经历感到厌恶，但他还是发出政治宣言。他是个大人物，无法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早在1920年他就在名篇《二度降临》里预告了我们事实上已经步入的世界。但他似乎欢迎那个即将到来的时代，那将会是一个“上下有别、雄风烈烈、斗志昂扬的时代”，而且他受到埃兹拉·庞德和几位意大利法西斯作家的影响。他希望和相信他所描述的新的文明将会到来：“那是最完整形态的贵族文明，生活等级分明，每一位伟人的门庭从黎明就聚集了请愿者，巨额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由皇帝予取予夺。皇帝是神的化身，沐浴在一位更伟大的神明的神恩中，在宫廷中和在家室里，不平等化身为法律。”这番天真而势利的话很有趣。首先，叶芝通过“巨额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赤裸裸地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本质，而它的全盘宣传经过精心设计，都想掩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宣传总是在吹嘘为公平而奋斗，而身为诗人的叶芝一眼就看穿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不平等，并因此为之喝彩。但与此同时他没有看清新的极权主义文明如果来临的话，将不会是一个贵族社会，或是他心目中的贵族社会。它的统治者不是范·迪克[101]所画的贵族，而是无名的百万富翁、趾高气扬的官僚和杀戮成性的匪徒。其他犯了同样错误的人后来改弦更张，你不应该认为叶芝如果寿命再长一点的话一定会走上和他的朋友庞德一样的道路，即使会对他抱以同情。但上面我所引用的那篇文章有着明显的倾向，它将过去两千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完全抛到一边，这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

叶芝的政治理念与他对神秘主义的认识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一开始时很难理解为什么对民主的仇恨和信奉水晶球占卜的倾向会联系在一起。梅农先生只是对此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但他提出了两个猜测。首先，文明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这个理论对那些痛恨人类大同的人来说是精神上的出路。如果像“所有这一切之前已经发生过了”这样的理念是对的，那一下子就能够揭穿科学和现代世界的真面目，而进步将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那些身份低微的人忘了本分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我们终究会回到暴政的时代。拥有这么一种思想的人绝不只叶芝。如果宇宙在轮回，那么就可以预知未来，甚至可以预知其发展的细节。问题就只是解开其运动法则了，就像早期的天文学家发现了太阳年一样。相信了这一点就很难不去相信占星学或其它类似的体系。在战争的前一年，我对《格林葛》这份杂志进行分析，它是一份法国的法西斯周刊，有很多读者是部队里的军官，我发现里面有不少于三十八份神视术广告。其次，神秘主义这个概念隐含着这么一个理念：知识应该是局限在一个小圈子的精英中的秘密事物。而这个理念正是法西斯主义的概念。那些害怕普遍选举权、普及教育、思想自由、女性解放等前景的人会开始倾向于秘密邪教。法西斯和巫术之间的联系就在于二者对基督教的伦理观念怀有深刻的仇恨。

无疑，叶芝的信仰摇摆不定，在不同的时期有过许多不同的信仰，有的是进步思想，有的则不是。梅农先生重复了艾略特的看法，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思想演变时期最长的诗人。但似乎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至少在我所记得的所有作品中是这样，那就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的痛恨，渴望回到青铜时代，或中世纪。同所有其他类似的思想家一样，他倾向于写一些歌颂无知的作品。在他那部杰出的戏剧《沙漏》里，那个白痴是切斯特顿式的人物，“上帝的白痴”，“天生的傻瓜”，总是比那个聪明人更加睿智。剧中的那位哲学家将一辈子的光阴都荒废在追求知识上（我再次凭记忆引用）：

世界的小溪改变了方向，

我的思绪随着小溪一起流淌，

来到一处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的泉水，

那就是它的山之源起。

呜呼，致暴怒的烈风，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破除，

我们的思考就像空虚的风。

诗写得很美，但有着反启蒙和反动的寓意，因为如果真的这么一个乡村白痴比一位哲学家更加睿智，那么没有发明文字不是更好吗？当然，所有对过去的赞美都带有一部分多愁善感的色彩，因为我们并没有生活在过去。穷人不会去赞美贫穷。在你鄙夷机器之前，机器让你摆脱了痛苦的劳动。但这并不是说叶芝渴望回到一个更加原始更加高下有别的年代并非出于真诚。所有这一切有多少可以被归结为纯粹只是出于势利，是叶芝作为破落旁支贵族的身份的产物，则是另一个问题。他的反启蒙的思想和他喜欢使用“古旧”语言之间的联系仍有待考究。梅农先生对此几乎没有进行探讨。

这是一本篇幅很短的书，而我希望看到梅农先生再写一部关于叶芝的作品，从这部书未完成的部分写起。“如果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为法西斯主义的时代欢欣鼓舞，这似乎会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他在最后一页如是写道，并就此停笔。这确实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孤例。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渐渐变得有反动倾向，虽然法西斯主义并不真的意味着回到过去，那些向往过去的人依然更愿意接受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其它出路。但就像我们在过去两三年来所看到的一样，还有其它通向法西斯主义的道路。法西斯主义和文坛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迫切需要探究，而叶芝或许会是起点。而他的研究者最好是像梅农先生这样的人，能以诗人的身份去了解他，也知道一位作家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并不是赘疣，可以一笑置之，它们在他的作品哪怕最微小的细节中也会留下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