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因素流行病学以及之后迅速发展的分子和遗传流行病学关注的都是个体水平上的危险因素，认为个体发生疾病的危险性更多地取决于其自由选择的不健康行为和固有的遗传易感性。因此，以往学术界对慢性病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慢性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自然而然也是建立在个体水平上，这种责备受害者的观点在20世纪末已受到批评。国外在个体中开展健康教育和多种危险因素的干预以降低冠心病的发生，效果很令人失望。相反，很多国家表现出来的冠心病死亡率显著的长期下降趋势，提示了社会水平的改变有重要的作用。Pearce对发达国家既往的公共卫生运动进行了分析，由于干预策略与措施多是针对个体的，所以公共卫生运动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将危险从富国转移到穷国，从富人转移到穷人。如果失去人群的视角，公共卫生运动很可能只是转移问题而不是真正地解决问题，不同人群之间健康不平等的现象只会进一步加剧。另外，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作为医学研究对象的人，不仅是由各种器官组织构成的有机实体，而且是具有各种复杂心理活动的社会成员，一切不恰当的生活方式、不良精神刺激等因素都可危害健康导致疾病的发生，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保护健康和防治疾病必须从生物学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以上研究表明，人类的健康与其所居住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忽略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塑造作用，单纯依靠教育个体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预防策略，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