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风险事件是否发生、何时何地发生、发生的后果等，都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具有客观性。事件是否发生、发生的对象是谁、发生的时间空间、发生状况和损失都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随着人类认识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改进，人类逐步发现，风险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为人类认识风险、评估风险和管理风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如风险会表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因此可以运用概率论、数理统计等工具将风险发生的频率和损益的幅度描述出来，从统计规律和趋势分析上对风险加以量化表达。

例如，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发生早期，疫情监测灵敏度较低，发现的病例中重症和死亡比例较高，因此显得该病的“病死率”似乎很高（18%），而传染性又像普通季节性流感一样很强，因此当时世界卫生组织（WHO）评估认为甲型H1N1流感风险很高，迅速将流感大流行的应对级别提到最高级。随着疫情发展，监测系统更加敏感，发现病例数增加，从而认识到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的病死率和传染性都与季节性流感类似。这个案例表明，基于现有知识和经验的风险评估，不能完全解决风险的不确定性。在开展风险评估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当前评估的风险仍存在的不确定性，要及时收集最新和最佳证据，开展动态评估。

同一风险发生的频率和导致的后果对于不同的活动主体可能是不同的，因此风险对于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影响，即使是对于同一活动主体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也有可能是不同的。风险是在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可能导致的损害不确定性，随着环境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风险的种类、性质和风险的损失程度都会发生改变。

例如在麻疹自然感染阶段，人们对患麻疹习以为常，随着各项控制措施的实施，麻疹病例逐渐减少，特别是现在进入消除麻疹阶段，即使出现低水平的麻疹病例，对于公众个体、家庭、社会、政府等的影响已经完全不同。所以，同一种疾病、同一种事件在不同区域和人群产生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

风险的社会放大性是指风险在社会持续传播和沟通中因交互影响而产生放大效应的特性。具体而言，风险的信息流在个人和群体的沟通交流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次级效应和进一步的影响：如知识和信念的变化，对经济造成影响的程度，政治诉求和氛围的改变，对社会秩序冲击的程度，导致风险监测和管理体制的变化等。这些影响会被个体和群体进一步感知和体验到，进而再波及更广的范围——包括更远的地区或人群，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

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2014年西非埃博拉出血热和2015年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暴发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尤为凸显公共卫生风险的社会放大性这一特性。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为了确保安全采取超乎寻常的扩大化措施，也会促进这种放大效应。因此，在风险评估过程中，除了考虑事件的直接后果（如健康损害、经济财产损失、应急响应成本等）以外，还要认真考虑其可能产生的间接社会放大效应。

和其他风险一样，相当多的公共卫生风险可以通过早期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利用广泛的卫生资源和控制措施来降低风险。这也正是我们开展风险评估的主要原因。

例如在奥运会、世博会、广交会、全运会等大型活动中，在汶川地震等自然灾害处置过程中，通过识别风险、估计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降低了风险，保证了大型活动顺利进行，实现了大灾之后无大疫。在甲流防控早期阶段的外堵输入等措施，有效减缓了甲型H1N1疫情的传播速度，为进一步做好激增病例的救治准备和开发疫苗等赢得了时间，并通过对该病的进一步认识和临床救治经验的积累，降低了后期病死率。在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流行过程中，我国采取入境发热筛查、密切接触者追踪等措施，降低了输入播散的风险。对赴沙特朝觐人员开展卫生知识教育，有效降低了该人群境外感染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