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药琐谈

针灸是我国独特的外治医疗方法，中药是祖国医学的瑰宝。千百年来，针灸、中药为民族繁衍昌盛和丰富世界医学都作出了卓越贡献。纵观三者的发展史，可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各异。

《素问·移精变气论》云：“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说明远古时期，人类在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生活过程中，往往把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视为神的意志。对于人的生死疾病，亦常常归之于神的意志，在病痛、死生的挣扎中就得求助于神，便自发地运用精神因素来抗御疾病。随着历史的发展，针、灸、药物的发现与运用，在防病治病中，渐占主导地位。

在针刺疗法的萌芽阶段，古人是用石针 （砭石）治病的。随着火的使用，又逐步发展了灸治的方法。古人在采集、消费得来的食物 （植物的果籽根茎）时，逐渐认识、积累了药物知识。可以推想，针 （砭）、灸、药是这个漫长时期的医疗程序。

随着社会的变革，科学文化的进步，针、灸、药等医疗方法亦在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医缓、医和、扁鹊等人，都是术精针、灸、药治的名医。如医缓在诊晋侯之疾时云：“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 （灸）之不可，达 （针）之不及，药不至焉。”扁鹊在治虢太子之病时，“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三阳五会。有闲，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加之 《黄帝内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问世，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可知，此时的医疗方法是 “针所不为，灸之为宜”，“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从古籍所载的名家医事活动看，药、针、灸为这个时期的医疗程序。

秦汉三国时期，由于 《神农本草经》和 《伤寒杂病论》的问世，使药物治疗得到长足的进展。此时名医辈出，有的专以针灸治病，如郭玉和他的隔代老师涪翁，淳于意、张仲景、华佗则是针、灸、药并精的神医。从淳于意《诊籍》所载25则医案 （药治多于针灸）、张仲景 《伤寒论》397条 （涉及针灸者40余条）、华佗诊治病例26则 （刺灸亦少于药治），可见此时的医疗顺序仍是药、针、灸。

两晋隋唐时期，皇甫谧著 《针灸甲乙经》，此书是继 《灵枢》之后，对针灸医学的第二次总结，为针灸学科奠定了基础，为针灸学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个时期药、针、灸的医疗顺序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晋代名医葛洪，极力倡导灸疗，他在 《肘后方》里只载灸法，不录针方，并创造了隔物灸的方法，为灸疗多样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葛氏以前艾灸的最高记录是百壮，而他竟突破到二百壮至千壮，致使出现了重灸轻针的倾向。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其著作 《备急千金要方》中，辑存了大量药、针、灸文献资料。且明确指出：“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而不药，药而不针灸，尤非良医也。”然重灸轻针之风，并未刹住。稍后于孙氏的王焘，在《外台秘要》中竟云：“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可见，此时的医疗顺序是药、灸、针排列。

两宋金元时期，医家竟创新说。刘河间论火热，李东垣论脾胃，张子和论攻邪，朱丹溪论相火，使药治之理有卓越突破。针灸方面，王唯一铸铜人，王执中重配穴，窦汉卿编歌诀，滑伯伦论任督，使针灸之术，从实践到理论空前繁荣，影响所及，不止国内，还远播国外。此时医学又恢复为药、针、灸。

明代至清初，温补学家薛立斋、张景岳、赵献可、李中梓等，使药治仍占优势外，针灸亦有明显发展。如李时珍 《奇经八脉考》，阐发奇经生理病理；高武 《针灸聚英》，图文并茂，识验俱丰；杨继洲 《针灸大成》，详究脉穴刺灸理论，汇辑历代诸说大成；吴谦 《刺灸心法要诀》，言简意赅，便诵易记。但自清代中叶，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针灸疗法受到官方排斥，咸丰朝以 “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为理由，下令太医院永远停止针灸治疗，使针灸之学几乎濒临绝境。由于此术简便验廉，故在民间仍能广泛流传和应用。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官方崇洋媚外，废医存药，使祖国医学遭受严重摧残。此时许多医药学家、针灸学者，为了保存和发展这份宝贵的医学遗产，纷纷创办医校学社，出版书刊报纸，开展函授教育，极力维护中医，提倡中西汇通。此时的药治针灸，在艰难的环境中图存、抗争、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医学获得新生。从中央到省市县，普遍建立中医药、针灸研究机构和院校。医院开设中医、针灸科，中医医院亦遍布各地。采用中药针灸治疗急、疑、难、奇病症，取得显著疗效。中药抗癌，针刺麻醉，以及治疗瘫、聋、盲、哑等症，引起世界瞩目。药、针、灸的复兴和强大生命力，使世界各地出现了中医热、针灸热。从近40年来的医疗情况看，其顺序虽仍为药、针、灸排列，但许多医院的针灸科，则很少开展灸治，须引起重视。

温故知新，药、针、灸是祖国医学三宝，是治疗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的有力、有效武器。愿同道在了解三宝所经过漫长而坎坷的道路后，能更加重视，相宜而用，做一个救死扶伤、济羸拯困的良医。

（《中医药学刊》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