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理论著作，分为《灵枢》《素问》两部分，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以黄帝、岐伯、雷公的对答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治未病，还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奠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也初步形成了焦虑的中医情志病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包含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在内的“九气说”，还有运用五行学说把人的情志活动分属于五神脏的“五志说”，并且对情志与脏腑的关系、情志致病规律，以及情志病证的防治等都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成为后世情志理论发展的指南和框架。《黄帝内经》中关于整体论以及形神关系的“形神一体”和“脏为神之宅”等理论，成为中医情志理论的基础。

《素问》在开篇提出“思想之患”的概念，高度重视心理健康。“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强调人们要“适嗜欲”“无恚嗔之心”，要想健康长寿做一个有修养的人就要“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受道家老庄学说影响极深的中医养生学说，至今是中医心理保健学术体系的核心，中医心理学认识、治疗情志疾患和焦虑症，也深深地受到这些讲究节欲保精、顺应自然、顺应时令、恬淡虚无、淡泊明志、澄心静默、养神贵精等思想的影响。

除了道家老庄，儒家伦理及其心性修养也对中医认识、防治焦虑症有很大影响。同样，佛教、佛学对中医情志疾病和焦虑疾患的认识也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黄帝内经》创制了七情、五志相关概念体系，五神脏理论始终以研究情志活动为基础，并依据五行学说将其纳入到五脏为中心的脏腑体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首先描述道：“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脏为肝……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中央生湿……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西方生燥……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北方生寒……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在脏为肾……在味为咸，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这些阐述不仅为后世奠定了五志的脏腑学说基础，分析了五志的内在关系，还为后世分析情志疾病奠定了方法基础，为运用五志关系治疗情志疾患奠定了理论基础。

《黄帝内经》认为，五脏的生理活动，与人体的精神密切相关，如《素问·宣明五气》说：“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神、魄、魂、意、志是精神活动的不同表现，分别与五脏相关，故把心、肺、肝、脾、肾合称为“五神脏”。“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与此相关，《素问·五脏别论》：“凡治病，必察其上下，适其脉候，观其志意，与其病能。”强调诊察治疗疾病要特别注意患者的精神心理状况“志意”，为后世发展和建立对精神心理症状的辨证论治开了先河。

《黄帝内经》认为七情的变化，可以通过人体气机而影响气血以及脏腑功能的变化，从而影响人体的生理、病理，并且运用相关理论分析理解某些特定类型的焦虑病症的病因病机。《素问·举痛论》：“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九气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飧泄，故气上矣。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荣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其中“惊则心无所倚，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等描述，则是典型的急性焦虑惊恐发作的描述，对后世关于善惊这一类型的焦虑的病机分析影响很大。

将人体的精神情志活动，与五脏功能联系起来，把人体的气血活动视为情志活动的生理基础，成为中医情志理论一大特点。例如，“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从而运用五行理论来分析精神症状的病因病机，如对“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这一人体警觉性提高的焦虑症状，分析为“胃者土也，故闻木音而惊也，土恶木也”。《黄帝内经》主张“百病皆生于气”，焦虑等情志失常，可以通过影响气机而影响脏腑气血的生理功能；反之，脏腑气血功能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影响气机，而导致情志的变化，从而产生焦虑等异常情绪。《素问·玉机真脏论》曰：“……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虚则肾气乘矣，怒则肝气乘矣，悲则肺气乘矣，恐则脾气乘矣，忧则心气乘矣，此其道也”，而将情志疾患与脏腑紧密结合起来。《黄帝内经》不仅强调脏腑气血变化可以导致情志的异常，也指出情志异常也可以导致脏腑气血功能的变化与失常，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忧愁恐惧则伤心……若有所大怒，气上而不下，积于胁下则伤肝”。《黄帝内经》对人体气机与情志的关系的论述，对后世影响颇大。

《黄帝内经》中描述了很多精神情志症状，其中很多是典型的焦虑症状。如《素问·诊要经终论》有：“令人心中欲无言，惕惕如人将捕之”，“令人惕然，欲有所为，起而忘之”，“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令人少气，时欲怒”；《素问·脉要精微论》：“是知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素问·玉机真脏论》：“太过则令人善怒，忽忽眩冒而巅疾”，对焦虑患者的心身症状十分传神的表述。也有很多类似于焦虑症状的描述，出现在对其他疾病的描述中，对后世治疗焦虑也不无启发，如《素问·刺疟》中：“足太阴之疟，令人不乐，好大息，不嗜食……病至则善呕……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足厥阴之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阴”；《素问·刺腰痛》：“阳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顾，顾如有见者，善悲……”，“飞阳之脉，令人腰痛……甚则悲以恐”；《素问·风论》：“心风之状，多汗恶风，焦绝，善怒嚇……肝风之状……善悲”。这些描述，对于我们今日辨证论治纷繁的焦虑患者躯体化症状，有系统、有层次地治疗焦虑的精神症状与躯体症状，仍然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首先提出了善怒、善惊、善恐、善忧、善思等病名或症状名。善惊，胆小易惊、对外界刺激过于敏感体现了一部分焦虑症患者的特征。善惊为证名，最早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少阳之胜……善惊”。《灵枢·百病死生》称为“喜惊”，可见《素问·至真要大论》首先提出“善惊”，是最早记载的证名。

恐证，又名善恐，最早见于《素问·四时刺逆从论》所描述的：“血气内却，令人善恐”，以及《灵枢·经脉》描述的“肾足少阴之脉……气不足则善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肾主耳……在志为恐，恐伤肾。”《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肝病者，……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黄帝内经》有恐为肾志，“恐则气下”等学说，成为后世恐证理论与实践的渊薮。

焦虑症，如果以情绪悲苦为主的，中医可以诊断为善悲。《素问·宣明五气论》：“经气并于肺则悲。”《灵枢·本神》说：“心气虚则悲”，“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黄帝内经》认为悲为肺之志，过悲则气消，可引起脏腑功能失调而产生疾病。

怒证，又名善怒。以情志失调，肝气郁滞，郁久化火，火邪炎上，脑神被扰而出现的善怒、易怒、狂怒为本证特征。《灵枢》有“善怒”“喜怒”之称，《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肝主目……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说明怒证病位在肝，同时指明了过怒则伤肝，并首次提出了“悲胜怒”的理论。《素问·脉解》：“所谓少气善怒者，阳气不治，阳气不治则阳气不得出，肝气当治而未得，故善怒……”。马莳注：“阳气未治，则少阳之气尚不得出，少阳与肝为表里，所以肝气当治而未治也。”《素问·病能论》：“有病怒狂者……阳气暴折而难决，故善怒”，指明多怒而狂，多因突然受到难以忍受的刺激而发病。《素问·调经论》：“肝藏血，血有余则怒”“血并于上，气并于下，心烦惋善怒”，说明气血失调，心中烦乱，易于发怒。

善思，或善忧思。《素问·痹论》中有“淫气忧思，痹聚在心”的记载，首次提出淫邪之气可引起忧愁思虑，这是因为心气不藏而痹聚在心，心主思所以忧思不已。《灵枢·本神》中有“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明确指出了忧愁太过可使气机闭塞而不通；又说“脾愁而不解则伤意”，脾藏意，意为脾之神，如忧愁太过，日久不解，损伤脾意，意气不舒，则病。脾意和脑神失司，则其人忧思重重，疑虑多端。

先秦时期，对自然界以及人体内出现的一切积聚、蓄积、失畅现象概谓之“郁”（繁体字：鬱）。《黄帝内经》将郁这一概念引入到医学，对由于五运失常、情志失调所引起的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阻塞结滞不通等一系列病理变化，归之于“郁”。在病因方面，强调五运失常、外邪内侵是致郁的主要因素。《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从理论上论述了由于五运失常所引起的金郁、木郁、水郁、火郁、土郁这五郁病证以及治疗，认为五运太过、不及，不但引起气候失常，也可以导致人体多种疾病，并详细论述了五郁之发的气候因素引起的人体疾病的症状、预后等的内容。后世发展了“郁”的概念，认为郁既是病因学概念，也是病理学概念，又是一类综合病证。郁证临床表现错综复杂，且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郁，包括外邪、情志等因素，导致气、血、痰、食、火、湿等病理产物的滞塞和郁结。狭义的郁，单指情志不舒为病因的郁。郁证自《黄帝内经》提出后，历代医家每每有所阐发，其内容广博，观点纷呈，治则治法丰富，构成了中医最有特色的理论之一，即“郁证学说”。郁证学说重视人体气机，强调人体的统一性，主张形神一体，为我们研究情志疾病的形神两方面症状的辨证论治打下了理论基础。以《黄帝内经》的郁证概念为基础，历代医家结合自己的经验不断丰富创新。在现代中医学，郁证的含义已经主要是指情志不舒一类的疾患。《黄帝内经》对郁证学说的奠基，为我们今天认识焦虑症提供了深远的背景和思维方法，为认识焦虑症的身心一元二体的两方面变化提供了基础。

焦虑与失眠关系密切，很多现实情况之下，“失眠”就是焦虑的代名词。失眠往往是焦虑的首发症状和最突出的症状。实际上，很多患者的失眠就是因为焦虑的存在，很多失眠患者就是焦虑症（焦虑状态）患者。中医很多对失眠的描述记载，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描述了焦虑。考察中医对失眠的学术源流会加深我们对焦虑的认识与理解。

《黄帝内经》中有“不得眠”“目不暝”“不得卧”之名，《灵枢·大惑论》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目不暝”的病机，认为：“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暝矣”，开创了失眠的营卫不和、阴阳失调理论，成为半夏秫米汤和张仲景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调和营卫的理论基础。《灵枢·营卫生会》还论述了老年人“夜不暝”的病因病机，认为：“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暝”。《素问·逆调论》还记载有“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些对后世睡眠医学的实践影响极大。

焦虑症患者往往会主诉烦躁。从烦躁角度看焦虑症，不仅有助于以烦躁为主症的焦虑症患者的治疗，也可以加深我们对焦虑症中医内在规律的认识。烦躁证，始见于《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将烦躁归结为火热扰神，一直为中医理论所尊奉。《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少阳之复，大热将至……心热烦躁”，对烦躁的病因明确提出为热邪所引起。在该篇中还提到：“少阴之胜，心下热，善饥，脐下反动，气游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呕逆烦躁”，在此提到烦躁乃由少阴心热引起。《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体重烦冤”，认为烦躁是由肾水不足，水火失济而心火扰动所引起。《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少阳司天，火淫所胜，则温气流行，金政不平，民病头痛……烦心脑中热”，指出了温热之邪流行，内犯五脏，肺首当受其害，金失清肃，浊气下降，故心烦、头痛、脑中热。综上所述，《黄帝内经》中已较明确地阐述了烦躁证，其病因以外邪内侵为主，病位主要在心肾，以及与其他脏腑有关的发病机制。

焦虑症患者经常会主诉记忆力不好，以此症状突出者，可以考虑中医诊断为健忘。健忘早在《素问·五常政大论》中就有“善忘”的记载。《灵枢·大惑论》将“上气不足，下气有余”作为本病主要病机，确立了病变部位在脑的理论。《素问·调经论》说：“血并于下，气并于上，乱而喜忘。”这一论述对后世健忘从瘀血论治影响很大。

《黄帝内经》的心理健康学说深受道家影响，倡导“恬惔虚无”“积精全神”的养生之道，为后世的心身健康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要保持心身健康，《素问·遗篇·刺法论》主张人们要“少思”“勿怒”“勿大悲伤”，要注重精神意志的修养，保持情志的舒畅，预防情志疾患的发生和传变。在情志治疗方面，不仅提出了有关针灸和药物疗法，还提出了情志相胜法、言语开导法、气功导引法、音乐疗法等，为后世多种方法治疗情志焦虑疾患奠定了基础。

《伤寒杂病论》中介绍了若干焦虑相关情志病的临床表现，如：对“诈病”“人愧”的脉象和临床症状的鉴别，对今天情志病的临床观察和诊断有启发意义；对“卑”“惵”“损”的描述，就很近似于焦虑的临床表现。而《伤寒杂病论》中“烦躁”“烦”“躁”“不得眠”“不得卧”“但欲卧”“但欲眠”“但欲寐”“卧起不安”“惊怖”“奔豚气”“梅核气”“百合”“脏躁”等病症，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焦虑症候群关系密切，对后世研究这些疾病范畴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这些病症的辨证论治方法，对焦虑障碍的治疗至今还有临床指导意义。其诸多方剂，如小柴胡汤、四逆散等，开创了疏肝行气之法，成为调整情志的主要方剂，其衍生的方剂，更是数不胜数。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乌梅丸为代表的治疗虚实寒热、多重功能紊乱的复杂症候群的方剂，及其组方思路对现今治疗焦虑障碍错综复杂矛盾的躯体症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张仲景对不寐的论述又进一步丰富了《黄帝内经》的内容，其创制的酸枣仁汤、黄连阿胶鸡子黄汤至今还在临床应用。

张仲景对烦躁理论贡献很大。张仲景对烦躁有了进一步的论述。《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说：“肺脏，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提出了烦躁的病机、主症、脉象及方剂。在《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中说：“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气，不得卧，烦而躁，其人阴肿”，此乃为水气凌心所致的烦躁。《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说：“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首先提出了虚烦之证，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剂。在《伤寒论》375条中提到了因过度下利伤气而引起的虚烦及其代表方剂，如：“下利后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伤寒之后，阳气已虚，再兼下利，则阳气越损，阳虚则阴寒内阻，郁久化热，或利止阳复，热气升腾，皆可致使心气郁阻而致懊恼烦心，治之栀子豉汤以清心除烦。

张仲景从瘀血论治健忘是《伤寒论》的一大特点。《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说：“阳明病，其人善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这说明了瘀血所致健忘症的临床特点。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焦虑症现代中医临床实践依旧有着很大指导意义。一方面，很多发病与感染性疾患和其他躯体疾患高度相关的焦虑症状，可能会直接从《伤寒论》原文、原方中获得辨证论治的启发和得到指导，如很多继发于热性病恢复期的焦虑状态可以直接运用治疗百合病的方药治疗；另一方面，《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原则、关于疾病传变的原则，也对治疗不同类型的焦虑症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和启发。

另外，在此历史阶段，《难经》《华佗中藏经》等医学经典对奠定中医情志病概念、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理论体制的基础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难经》始有“不寐”之病名，其所论大抵与《黄帝内经》同，但亦有所发展。《难经》还对有关情志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为后世医家依此探讨相关情志概念和焦虑相关概念开拓了思考空间。而《中藏经》可能是一部伪托著作，但描述了大量的情志症状，丰富了人们对于情志症状在人类疾患中地位的认识。《中藏经·论肝脏虚实寒热生死逆顺脉证之法》描述了易激惹、坐立不安、睡眠障碍等临床症状，认为其病机为“肝中热”，同时与胆也有密切关系，“（胆）寒则恐畏，头眩，不能独卧；实则伤热，热则惊悸，精神不守，卧起不宁”。《神农本草经》虽然是一部药物学专著，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大量焦虑相关症状的描述和运用药物治疗焦虑相关情志症状的记载，这些记载有的不仅疗效可靠，且在今天看来也富有启发意义。

晋代王叔和在《脉经》对惊悸恐证的脉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情志疾患和焦虑症的诊断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脉经·平人迎神门气口前后脉》中记载：“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脉阴虚者，手厥阴经也，病苦悸恐不乐”，“左手关上脉阴阳俱虚者，足厥阴与少阳经俱虚也，病苦恍惚……少气不能言，时时自惊”。《脉经·平惊悸衄吐下血胸满瘀血脉证》有“恐惧之脉”：“趺阳脉微而浮，浮则胃气虚，微则不能食，此恐惧之脉，忧迫所作也。惊生病者，其脉止而复来，其人目睛不转，不能呼气。”通过《脉经》对惊悸恐脉象的描述和相关病因病机的分析，我们知道那时候中医已经对惊悸恐的临床症状、脉象、病因病机已经有了深刻的系统的认识，可见那时候焦虑症候群已经获得了医家的关注。

《脉经》对焦虑症学说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在《脉经·平奇经八脉病》有：“两手脉浮之俱有阳，沉之俱有阴，阴阳皆实盛者，此为冲、督之脉也。冲、督之脉者，十二经之道路也。冲、督用事则十二经不复朝于寸口，其人皆苦恍惚、狂、痴；不者，必当由豫，有两心也。”这是说如果双手脉象出现阴阳俱实是冲督脉用事，与十二经气血运行发生了冲突，使十二经脉不能复朝于寸口，也就是体内气血运行出现了混乱，人就会精神失常，重者“其人皆苦恍惚、狂、痴”，轻者就会“必当由豫，有两心也”，其中的“由豫”就是犹豫，是有“两心”所致，描述的是人们的无所适从，内心冲突，以至于不能决断，实际上就是一种焦虑，或焦虑强迫的表现。“两心”强调了内心的冲突是焦虑不安、犹豫不决的原因，并认为气血经络运行的内在冲突是多种情志疾患的原因，重则癫狂，轻则焦虑而犹豫。《脉经》提到的这个观点，对我们理解焦虑症发病机制不无启发，特别是从十二经脉和冲督二脉的冲突解释，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其丰富的学术价值。

《针灸甲乙经》是皇甫谧的针灸学专著，该书在穴位主治中介绍了一些与焦虑相关的症状，如太冲穴治疗“易恐惧”，劳宫穴治疗“心中喜悲，思慕歔欷，善哭不休”等。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情志疾患的病因和病机都做了详尽的论述，其中许多与焦虑症关系密切。该书将很多情志疾患与鬼物联系起来，这并非作者之错，而是如实反映了那时候人们的疾病特征。这告诉我们情志疾患的焦虑症状与患者的时代文化背景高度相关，研究焦虑疾患一定要重视患者的文化背景，才能认识患者的症状和病机。时至今日我们也不能说完全排除鬼魂观念对患者的影响（笔者最近就接触过一些从事IT行业的患者，由于他们所在QQ群的年轻人坚信鬼魂存在，并影响他们的生活，导致焦虑惊恐发作，症状久久不能缓解，当消除鬼魂观念后，药物治疗才得以奏效）。难能可贵的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该书认为惊悸恍惚等焦虑症状由内外因相合而为病，“体虚、心气不足”是本病发病的内在根据，而“风邪外乘”“伤其经、入舍于心”则是发病的外在因素。他主张心虚致悸，“心气不足……惊悸恍惚，少颜色，善忧悲”，“虚劳损伤血脉，为邪气所乘，则使惊而悸动不定”，“（心）血虚，则心守不安，心守不安则喜惊悸”，认为心气不足和心血亏虚是焦虑相关症候群的主要病机，对后世的学术认识影响很大。其中，心虚，神不安守，易于受到外邪影响，成为焦虑症虚实夹杂病机的先河，也为焦虑症治疗要扶正祛邪并举，提供了理论基础。

巢元方认为善惊证与风邪有关，他在《诸病源候论·风惊候》中指出：“风惊者，由体虚、心气不足，为风邪所乘也。心藏神而主血脉，心气不足则虚，虚则血乱，血乱则气并于血，气血相并，又被风邪所乘，故惊不安定，名为风惊”。巢氏指明了本证病位在心，其性虚，其因为风邪所乘。

孙思邈对情志疾患症状的描述有“惊悸恐惧，忧怵恚惕”，可谓是既精准又高度概括的描述。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妇人方上·求子》中阐述道，女性“十四以上，阴气浮溢，百想经心，内伤五脏，外损姿颜”。其中的“百想经心”这种忧虑烦心状态，是由于生理上“阴气浮溢”所导致，并可以引起“内伤五脏，外损姿颜”这样的生理变化。其后他又对女性“情不自抑”等加以描述，可谓是对青春期女性焦虑等情志活动活脱脱的描述，也对我们认识焦虑的一般性病机提供了新视角。孙思邈在该篇“养胎”中强调“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的养胎要求，也适合人们一般的防治焦虑促进心身健康的要求。他在书中很多地方描述了大量的焦虑症候群相关病症，如“小八风散”所主治的“迷惑如醉，狂言妄语，惊悸恐怖，恍惚见鬼，喜怒悲忧，烦满颠倒，悒悒短气不得语，语则失忘；或心痛彻背，不嗜饮食，恶风不得去帷帐，时复疼热，恶闻人声，不知痛痒，身悉振摇，汗出猥退，头重浮肿，爪之不知痛，颈项强直，口面 戾，四肢不随，不仁，偏枯挛掣，不得屈伸”，引导我们思考不同疾病所伴发的焦虑症状，增强对焦虑的识别能力，改善原发疾病的治疗。而他在《备急千金要方·肾脏·补肾》对五劳七伤论述中的“凡远思强虑伤人，忧恚悲哀伤人，喜乐过度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寒暄失节伤人”的描述，慨叹真人对我们今天研究情志疾患和焦虑疾患的谆谆教诲。在前代医家从心虚论治的基础上，孙思邈对焦虑相关症候群的病机，提出了“心实热”的观点。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心脏·心虚实》中说：“心实热，惊梦，喜笑恐畏，悸惧不安”并给出了治疗方剂——竹沥汤。他还认为肾虚亦可以引起“时惊惕，心中悸动”等类似焦虑症状群。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搜集了补心汤、镇心汤、大定心汤、小定心汤、枣仁汤、远志汤、茯神汤等20余首方剂，并在《千金翼方》补养心气、健忘、通九窍等不同章节中介绍了有效药物，以及奔豚、梅核气的有效方剂、养性方等，也丰富了本病的治疗方法和认识。

孙思邈对烦躁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如《备急千金要方·肺脏·肺痿》说：“阴脉不涩，身体反冷，其内反烦，多睡唇燥，小便反难，此为肺痿”。阴津虚损的患者，阳气应相对充盛，当见脉涩身热，若脉不涩，身体反见寒冷，为阴亏阳气外泄，故见烦躁，口唇干燥，小便不利。这些烦躁理论虽然未脱离热病的神志症状范畴，但为日后神志病的烦躁证治提供了基础。

《备急千金要方·肾脏·肾脏脉论》认为：“……而善忘，恍惚有所思，此为土克水，阳击阴，阴气伏而阳气起，起则热，热则实，实则怒，怒则忘”。将善忘与“恍惚有所思”这样的注意力不集中联系起来，并从病理机制上将之与土水——脾肾联系起来。

唐代另一部医学著作《外台秘要》中介绍了很多神志疾患的表现令人耳目一新，如卷八有“怒气则上气不可忍，热痛上抢心，短气欲死，不得气息，恚气则积聚在心下，心满不得饮食，喜气则不可疾行，不能久立，忧气则不可剧作，暮卧不安席，愁气则喜忘不识人语，置物四方，还取不得去处，若闻急则四肢手足筋挛不能举，状如得病，此是七气所生，”丰富了对焦虑症的认识。明确指出“状如得病”为七气所生，似已经能够区分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器质性疾患和功能性、心因性疾患，说明已经认识到焦虑相关疾患的心因性特征。《外台秘要》的其他关于神志病的论述也有待于挖掘，如在“石发热风头痛心烦寒热方”中阐述了“五行五脏，皆互相生，肝虽处中而为脏首，位在甲乙，怀养怀仁，故应春而王也，为心之母，余脏循而次生焉，心为王，主身神毅而无纤不察，四脏为四鄙。四鄙有忧，王必怀忧；四脏和平，王必有悦，悦则荣卫不错，忧则经络患生。心不受邪，所病者为忧乐能致也。”脏腑关系和心不受邪，对我们研究情志疾患的脏腑基础很有启发。

《太平圣惠方》书中很多证型，如心虚、心实热、胆虚冷、胆实热、肝实热所描述的症状与焦虑关系密切，如“心气虚苦悲，恐惊悸恍惚，谬忘，心中烦闷，面目或赤、或黄，羸瘦，宜服紫石英散方”，“心实热……心神烦乱，面赤身热，喜笑恐悸……心神不安。泄热安心，沙参散方”，“胆虚冷，恒多恐畏，不能独卧，心下澹澹，如人将捕，头目不利，胸中满闷。宜服人参散方”，“胆实热……热则精神惊悸不安，起卧不定，胸中冒闷，身体习习……心烦咽干。宜服人参散方”，“肝实热，梦怒惊恐，宜服泻肝防风散方”。这些方书还提出了躯体疾病并发焦虑的观点，认为“中风”“伤寒”“虚劳”“产后”等病均可导致心胆等脏腑虚损、邪气内乘，而出现“惊悸不安”“恒常忧怕”“神思昏乱”“志意不定”“烦闷”“眠卧不安”“健忘”等焦虑症状。《圣济总录》：“肾风之状……志意昏沉，善恐多忘，皆肾风证也”，“定心丸方”“治心虚忧愁不乐，惊悸心忪，恍惚忘误，神情不宁。”另外，《圣济总录》提到了运用补肾的方药消除“暴性”，补真丸“壮元气，益精髓，润髭鬓，久服无暴性”，开拓了治疗焦虑疾患的视野。

对于善惊，《圣济总录》也有拓展，如提到“风惊之状，乍惊乍喜，恍惚不宁，举措失常是也。盖心者生之本而藏神，今心血虚，则神不宁，风邪乘虚而干之，故谓之风惊邪也”，发展了巢元方的学说并给出了可以服用茯神丸方、大丹砂方治疗善惊的方法。

《圣济总录》从情志失调角度论述了健忘病，认为“愁忧思虑则伤心，心伤则喜忘”，明确指出了七情内伤可导致健忘症。

《太平惠民合剂局方·卷之五·治诸虚》有：“治男子、妇人心气不足，志意不定，惊悸恐怖，悲忧惨戚，虚烦少睡，盗汗，饮食无味，头目昏眩。常服补益气血，安神镇心。”这对焦虑状态的描述与治疗相当准确和清晰。他留下的千古名方牛黄清心丸治疗“心忪健忘……心气不足，神志不定，惊恐怕怖，悲忧惨戚，虚烦少寐，喜怒无时”这样的典型焦虑状态，至今在临床广为应用。可以看出那时候人们已经对焦虑疾患这一类情志疾患，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法方药体系。另外，其中的七气饮、分心气饮、四七汤、定志圆、预知子圆、妙香散、平补镇心丹、宁志膏、小菟丝子圆、远志圆、十四友圆、逍遥散、温胆汤都描述了大量的神灵活现的焦虑症状，并给出了具体方药和制药方法，在当时及后世广为应用，对后世从理论上认识焦虑症相关惊悸恐、心悸失眠等病症影响很大。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是宋朝另一部极其重要的医学著作。在该书“七气证治”中对情志障碍的论述颇有令我们耳目一新的内容，如“怒伤肝者，上气，不可忍，热来荡心，短气欲绝，不得息，故《经》曰：怒则气击。忧伤肺者，心系急，上焦闭，荣卫不通，夜卧不安，故《经》曰：忧则气聚。思伤脾者，气留不行，积聚在中脘，不得饮食，腹胀满，四肢怠惰，故《经》曰：思则气结。悲伤心胞者，善忘，不识人，置物在处，还取不得，筋挛，四肢浮肿，故《经》曰：悲则气急。恐伤肾者，上焦气闭不行，下焦回还不散，犹豫不决，呕逆恶心，故《经》曰：恐则精却。惊伤胆者，神无所归，虑无所定，说物不竟而迫，故《经》曰：惊则气乱。”已经对各种焦虑的临床证候和病因病机做出十分精准的论述。而大七气汤“治喜怒不节，忧思兼并，多生悲恐，或时振惊，致脏气不平，憎寒发热，心腹胀满，傍冲两胁，上塞咽喉，有如炙脔，吐咽不下，皆七气所生。”在适应证中几乎给出了一个完整的焦虑症临床典型表现和治法，而“脏气不平”在焦虑症病机中的体现，对我们今天研究认识焦虑症非常富有启发意义。关于善怒，该书认为“阳入于阴，其病静，阴入于阳，其病怒，怒则狂矣”，多因阳气暴折，蓄怒不决所致。

该书对健忘也有论述，在该书“健忘证治”中，认为健忘与脾主意关系密切，“今脾受邪，则意舍不清，心神不宁，使人健忘”，强调了健忘与心脾关系密切。所给出的治疗健忘的“小定志圆”还给出了“忽忽喜忘”的外因是“有所大惊，梦寐不祥，登高涉险，致神魂不安，惊悸恐怯”，将健忘能够与惊悸恐、多梦联系起来，确立了以健忘为主要症状的焦虑障碍的理法方药治疗体系。

严用和在《济生方·惊悸怔忡健忘门》明确提出“夫惊悸者，心虚胆怯之所致也”，“怔忡者，此心血不足所致也”，并指出本病长期不愈，可“变生诸证，或短气悸乏，体倦自汗，四肢浮肿，饮食无味，心虚烦闷，坐卧不安”，可见中医在当时对焦虑障碍的临床症状的演变已经有了很精准的认识。严用和已经区分了热病的烦躁和杂病的烦躁，对虚烦做了明确的阐述，在《济生方》中他说：“今虚烦之病，阴虚生内热所致也，但虚烦有数证，不可不辨。伤寒大病之后，霍乱吐泻之后及妇人产后，皆使人心虚烦闷，又有虚劳之人，心火内蒸，亦致心烦，治疗之法，不可不详审也。”

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对不寐的病因有所阐发：“平人肝不受邪，故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归，是以卧则魂扬若离体也”，明确提出从肝论治失眠不寐，认为肝经血虚，魂不守舍，神不安而发生不寐。《普济本事方》针对不寐的病机特点创制真珠丸，以育阴潜阳，并强调在服药方法上，“日午夜卧服”。

《普济本事方》的真珠丸、《鸡峰普济方》的补心汤、山药地黄丸所列示的症证理法方药，都对我们今天从不同角度认识焦虑症给以启发。

在这期间还值得关注、探讨的是，王冰注释《素问》中对焦虑相关神志概念的阐发很大程度上深化、系统、明确了相关焦虑和情志概念，提高了中医情志疾病理论的水平。如王冰对“夫五脏者，身之强也”的解释为“脏安则神守，神守则身强，故曰身之强也”，解释了五脏与相应的神志功能以及全身状况的关系，有助于人们认识焦虑症的身心关系、形神关系。

总之，晋唐宋医学水平已经高度发达，对焦虑症相关疾病病症、病因病机、治疗，主要是从心虚受扰、气机紊乱的角度加以认识，关于神志疾患“状如得病”的观点难能可贵。这期间创制、流传的大量有效方剂为我们继续探索开拓了深远的学术空间。

金元明清是中医学大发展、大家林立、异彩纷呈的时期，与焦虑症相关的郁证、失眠、惊悸恐诸多方面的理论与临床实践也逐渐成熟。

在承袭《黄帝内经》理论和历代医家论述的基础上，金元至明初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将郁证作为一个独立的疾病进行讨论。但郁证的病因重点由外感逐渐转为内伤，这成为郁证学术发展过程中的转折过渡阶段。有代表性的，朱丹溪十分强调“郁”在发病中的作用，《丹溪心法·六郁》提出了“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的著名论述。朱氏综合了六淫、七情等内外致病因素对郁证产生的影响，首倡“六郁”之说，从病机角度深入阐发气、血、痰、火、湿、食六郁产生的机制。认为六郁之间可转化兼夹，其中以气郁为先，其他郁则相因为病，谓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化，而成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其中以气郁、痰郁、血郁三者为要。

明清以后，内伤致郁的证治得到发展完善，这一时期由于在病因证治范围方面有了明显的限定，即情志致郁，故习惯将其称为狭义的郁证。对郁证的认识已日臻完善，明确了郁证的情志病范畴。明代虞抟《医学正传》首先采用了“郁证”病名。张景岳在讨论郁证时阐释了《黄帝内经》“五郁”与朱丹溪“六郁”的关系，认为《黄帝内经》“五郁”是“因病而郁”，在疾病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气血郁滞这一病理变化；而情志之郁是“因郁而病”，由于七情失调而引起各类气血脏腑疾病，这就从概念上区分了外感致郁与情志致郁的不同，为情志致郁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张氏进一步发展、深化了朱丹溪情志致郁的内容，将常见的情志病概况为三类，即怒郁、思郁、忧郁。怒郁起于大怒气逆，为邪实在肝，表现为胁满腹胀；日久则克损脾胃，表现为神疲乏力，倦怠食少等。思郁起于思虑，气结于心而伤于脾，甚则上及肺胃，可见咳喘、失血、呕吐、噎膈；下连肝肾，可见带浊崩淋、遗精等。忧郁起于悲忧惊恐，纯属虚证，可见精神萎靡、食减消瘦等症状。清代诸医家更多从临床实际出发，强调和发展了七情致郁的病因病机，使得郁证的范围趋同。辨证常分新久虚实，在治疗上亦渐趋成熟完善。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郁》中总结了郁证的病因病机，认为“七情之郁居多”，“初伤气分，久延血分，延及郁劳沉疴”，病变涉及心、脾、肝、胆等脏腑。林珮琴在《类证治裁·郁症论治》中亦提出，久郁可以及血，损伤脏阴，由实转虚，不可徒用消散治之。

对郁的治疗，《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了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的著名治法，其中尤以“木郁达之”最为后世所重视，后世医家论治郁证多遵用此法。《素问·至真要大论》也提出了“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的治法。张景岳对此的阐释是：“达，畅达也……在表者当疏其经，在里者当疏其脏，但使气得通行，皆谓之达”。关于六郁的治疗，朱丹溪拟越鞠丸以解诸郁，其中苍术、川芎为中心药物，谓能“总解诸郁，随症加入诸药”，并做了加减示范。明代赵献可《医贯·郁病论》尤重“木郁达之”，提出“以一法代五法”，其以逍遥散治郁，似较越鞠丸更优，一直为后世所习用。张石顽在《张氏医通·郁》中指出：“郁证多缘于考虑不伸，而气先受病，故越鞠、四七始立也。郁之既久，火邪耗血，岂苍术、香附辈能久服乎，是逍遥、归脾继而设也。”在治疗上以新久虚实为辨证要点，临床随证选方。叶天士对郁证用药的总结可谓精彩确当：“每以苦辛凉润宣通，不投燥热敛涩呆补……不重在攻补，而在乎用苦泄热而不损胃，用辛理气而不破气，用滑润濡燥涩而不滋腻气机，用宣通而不揠苗助长”（《临证指南医案·郁》）。李用粹在《证治汇补·郁症》中对郁证的治法总结为“郁病虽多，皆因气不周流。法当顺气为先，开提为次。至于降火化痰消积，尤当分多少治之”。顺气以“调中为要”，主张以二陈汤加香附、川芎为基础方随证加减。除了使用药物对郁证进行治疗外，历代还十分重视情志心理的调摄，叶天士告诫“郁证全在病者能移情易性，医者构思灵巧，不重在攻补”。因此，情志调摄和心理治疗是郁证证治的前提和条件。

通过回顾郁证的学术源流与沿革，我们可以看到，郁证的情志病特征，高度的心理色彩，症状的繁杂性，以及病机病症的形神一体二元特征，与焦虑症高度相关。确实，郁证的历史回顾，可以加深我们对具有郁证特征的焦虑症的认识，从而全面认识焦虑症。目前，在中医内科临床上大多会把焦虑症诊为郁证，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疏肝行气的治法，可见郁证与焦虑症的相关性。郁证的学术源流和证治对焦虑症的中医研究提供了经验与启发，也是反思焦虑症中医理论和治疗难以突破的契合点。但无论如何，对于郁证意义上的神志病，中医所强调的形神一体，心身一体，治神为先；又强调神志（神志病，脑神失常）的气血基础，调神不忘气血精津是根本，气血充盛，气机通畅，是治疗情志病的根本。即使是焦虑相关神志病这样脑神功能紊乱的疾患，也要注意运用脏腑辨证，治病不离脏腑，情志病的中医辨证论治也要重视躯体症状的治疗。郁证对于焦虑症的另外一个巨大的意义在于，按照郁证理论，可以有机地将焦虑症的躯体症状与焦虑情绪结合为一体。应认可患者的躯体化症状，积极治疗而不是否认。在医生对患者躯体症状的积极对策中，需转移患者的焦虑情绪，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放松患者对自身的躯体紧张程度，使患者在不知不觉中放松，缓解焦虑，使之成为中医治疗的一个特色，体现东方文化特有的人文色彩。

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不得卧》对不寐的病因概括为：“一曰气虚，一曰阴虚，一曰痰滞，一曰水停，一曰胃不和”。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不寐》指出：“不寐证虽病有不一，然唯知邪正二字则尽之矣。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耳。有邪者多实证，无邪者皆虚证”，明确地提出以邪正虚实作为本病辨证的纲要。此外，他还指出不寐与饮茶有关。如《景岳全书·不寐》曰：“饮浓茶则不寐……而浓茶以阴寒之性，大制元阳，阳为阴抑，则神索不安，是以不寐也”。张景岳还把“胃不和则卧不安”列入不寐证经义中，可以说确立了这一理论观点。张景岳还在前人的基础上，详细地论述了根据不寐的不同证候，分别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和方药，辨证论治失眠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迄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清代冯兆张《冯氏锦囊秘录》提出：“壮年人肾阴强盛，则睡沉熟而长，老年人阴气衰弱，则睡轻微易知”，说明不寐的病因又与肾阴的盛衰有关。明代戴原礼《证治要诀·虚损门》有“年高人阳衰不寐”之论，说明不寐的病因与阳虚有关。《医林改错》从血瘀论治失眠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他如林珮琴《类证治裁》、沈金鳖《杂病源流犀烛》、程国彭《医学心悟》、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以及唐容川《血证论》等，都对不寐的病因、病机等方面有所发挥，从而使不寐的理论和实践，均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由于焦虑与不寐的理论和临床的紧密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失眠的学术沿革，从失眠的学术发展洞察中医对相关情志疾患与焦虑的认识，这对我们深化理解从中医角度诊治焦虑症大有裨益。实际上，在有些焦虑患者面前，从治疗失眠角度治疗，可能会改善患者的依从性，而达到治疗效益。汲取中医失眠理论，如认为失眠与人体的气血运行关系密切，特别是营卫的运行，与胃肠功能状态关系密切（胃不和则卧不安），肾与睡眠的关系等，都会对我们理解焦虑症与气血、脾胃功能、肾阴肾阳的密切关系，对深入研究焦虑症的中医病因病机、治疗方法富有启发。

金代刘完素将烦躁称为“躁扰”，并有专门的论述，如在《河间六书·躁扰》中说：“躁扰将动，烦热扰乱而不宁，热甚于外则肢体躁扰，热甚于内则神志躁动”，指出了躁扰之证皆因火热之邪作祟，充实内外之故。烦躁已经不再仅仅是伤寒病的一个症状，而是成为了杂病研究的一部分。

元代李杲对于烦躁的阐述更加完善，认为烦躁之疾，其病变主要在心，次在肺、肾、脾胃，脏腑之间经络贯通，五脏六腑之疾，皆可影响到心而致病。如《东垣十书》说“：火入于脾则烦，入于肾则躁，俱在于肾者，此道路通于肺母也，大抵烦躁者，皆心火为病。心者，君火也，火旺则金燥、水亏，惟火独存，故脾肾合而为烦躁。又脾经络于脑中，心经起于脾中，二经相搏，湿热生烦。”李杲还对治疗烦躁的代表方剂栀子豉汤作了专门论述，《东垣十书·论栀子豉汤》中说：“烦者气也，躁者血也，气主肺，血主肾，故用栀子以治肺烦，用香豉以治肾躁。烦躁者，懊 不得眠也。少气虚满者，加甘草。如若呕哕者，加生姜橘皮，下后腹满而烦者，栀子厚朴枳实汤。下后身热微烦者，栀子甘草干姜汤。”

元代另一位医家朱震亨对烦躁的各种变证提出了具体的用药和方剂，如《丹溪心法》中说：“胸中烦热，须用栀子仁，有实热而烦躁者，亦用栀子仁。有虚热而烦躁者，宜参、芪、麦门冬、白茯苓、竹茹、白芍药。若脉实数有实热者，神芎丸。”又如《丹溪治法心要》说：“治烦躁不得眠者，六一散加牛黄服之。”

明代王肯堂对于阴躁证的病因及机制有了较明确的论述。在《证治准绳》中说：“独躁不烦者，多属寒……身体手足躁扰或裸体不欲近衣，或欲坐井中，为外热也……外热者，多为无根之火，故属于寒也。”

清代王清任首先提出了瘀血导致烦闷的机制，他在《医林改错》中说：“身外凉，心里热，故名灯笼病，内有血瘀。……平素和平，有病急躁，是血瘀。”

从临床经验角度看，烦躁未必是焦虑，但焦虑往往兼有烦躁。认识烦躁的重要途径就是从历代医家对烦躁的论述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从历代医家对烦躁的探索，来看焦虑症的临床表现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这些复杂临床表象中识别出疾病的本质是焦虑，并依照中医理论识别病性病位，然后根据患者的不同特点按照中医辨证论治的要求做出辨证分析，就会在焦虑症的诊断基础上，辨别出不同患者的具体特点，使治疗上更加有针对性，因而也就会提高辨证论治水平。

王肯堂认为：“痰之健忘者，乃一时之病。然病忘之邪，非独痰也。凡其心有所寄，与诸火热伤乱其心者，皆得健忘。”清代林珮琴在前人对健忘病的理论基础上，在《类证治裁·健忘》中指出：“健忘者，陡然忘之，尽力思索不来也。夫人之神，宅于心，心之精依于肾，而脑为元神之府，精髓之海，实记忆之所凭也。正希金先生尝曰，凡人外有所见，必留其影于脑。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善忘者，脑渐空也。”

对善惊的认识，历代各家依照《黄帝内经》理论指导，并不断发展。金代刘完素认为：“惊，心卒动而不宁也。火主于动，故心火热甚也。”刘氏认为，惊证是火邪为患，且涉及脏腑病理变化较广。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惊……由是观之，肝、胆、心、脾、胃皆有惊证明矣。”由此可见惊证涉及脏腑之广，提示临床治疗本证应注意全面调理。清代张璐《张氏医通》：“惊，夫惊虽主于心，而肝胆脾胃皆有之，惊是火热躁动其心，心动而神乱也。若因内气先虚，故触事易惊，或卒然闻有大声，目击异物，遇险临危，皆使人有惕惕之状也。惊则气乱，郁而生火生涎……宜温胆汤加熟枣仁。”这些医家论述，基本确立了善惊的中医证治理论，《张氏医通》也将“善惊”与郁证理论结合起来，即“惊则气乱，郁而生火”。

关于善恐，李杲《脾胃论》则明确指出：“凡……恐惧，皆损元气。”说明恐惧则伤肾。至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则总结其大成，称“脏腑恐有四”，确切地指明恐证的出现与肾、肝、胃、心有关。

清代张璐在《张氏医通》中指出：“恐者，似惊悸而实非，忽然心中恐惧，如人将捕之，属肾本脏，而傍及他脏，治法则有别焉。治肾伤者，宜补精髓，六味丸加枸杞、远志。”张氏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指明恐证主要病位在肾，与他脏有关，并对相应的脏腑提出了用药。除了以上治肾方药之外，又指出恐证“治肝虚者宜养阴血，六味丸加枣仁、龙齿”。

关于善悲，后世医家在《黄帝内经》基础上对善悲证论述较全面。金代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惊惑悲笑……皆属于热”，又说：“悲，金肺之志也。金本燥，能令燥者，火也。心火主于热，善痛，故痛苦脑海者，心神烦热躁乱而非清静也。所谓悲苦而五液俱出者，火热亢极，而反兼水化制之故也。”刘氏认为悲为热邪所致。至清代《张氏医通》中记载和刘氏有一致看法。沈金鳌所著《杂病源流犀烛》则提到：“……因悲哀动中而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以喜胜之，以温药补魂之阳者，宜惊气丸。”明确指出了善悲的心理治疗手段是用喜乐的情绪来感染患者，治疗上要采取温阳的办法。

关于善怒，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中指出：“多怒为狂，……怒为肝志，火实制金，不能平木，故肝实则多怒，而为狂也。”刘氏进一步指明了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病位在肝，其性属邪实的病理。《古今医鉴》中更明确地指出：“肝热盛，则多怒而为狂也。”

张璐著《张氏医通》：“怒：怒属肝旺。经云：在脏为肝，在志为怒。又云：肝藏血，血有余则怒是也。生铁落饮，大小柴胡，柴胡疏肝，四七、四磨、越鞠、七气、沉香降气等，皆治善怒致病之药。丹溪治怒方，香附末六两，甘草末一两和匀，白汤下二钱，日再服。”张氏在前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对本证方药和论治进行了归纳。

关于善思，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说：“思者，脾与心病……或有劳心思虑，损伤精神，至头眩目昏”，明确指出了因思虑而劳伤心脾，终致心神、脾意功能失调，累及脑神，使人精神受损，头眩目昏。又说：“思虑气结，惊悸烦热者，有思虑伤心，致心神不足，而不能寐者……有劳伤心脾致健忘失常，言语颠倒如痴者”，进一步指明了气机不畅、忧思劳伤过度终致精神障碍，出现言语颠倒如痴。沈氏除了对本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还提出了相应的论治方药。

中医学著作汗牛充栋，学说林立，学派纷呈，漫长的历史遗留下来了大量医学著作和大量医案，而焦虑症相关学说像一条不绝如缕的河流，或明或暗，贯穿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之中。焦虑症相关疾患，逐渐被明确为神志病，与心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志、脑神、精神因素关系的密切性越来越清楚；焦虑症的神志症状和躯体症状描述得越来越全面和精准，情志因素作为焦虑症病因逐步得到明确，焦虑症的病证范畴也越来越集中，对焦虑症理法方药、康复方面的认识也趋于完善。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治疗、康复焦虑症相关情志疾患的优势所在，即中医学对七情与脏腑气血的统一，通过七情的五行归属及其与脏腑的关系，可以把焦虑症的精神症状、躯体症状通过脏腑辨证、气血辨证有机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细化焦虑症的诊断和分型，深化对不同类型的焦虑症的认识，提供一个新的认识维度，并结合辨证论治可以有针对性地治疗焦虑症的躯体症状和精神症状。通过对这些病症的描述和分析及其源流探讨，我们可以看出焦虑症不能像有些学者那样仅从肝郁、火热等论治，要在整体观念指导之下具体地根据其病症表现辨证论治，根据不同情绪特点和伴随的躯体症状特点，定位定性，细化分型，使治疗更具有针对性。

中医典籍中描述的几个病证如奔豚、梅核气、脏躁、百合、卑惵等，也颇与焦虑症表现相似。

奔豚气是指表现以“气从少腹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为其症状特征的一种病证。这种描述很近似一种惊恐发作。奔豚始见于《黄帝内经》，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肾脉急甚为骨癫疾，微急为沉厥奔豚。”强调肾脏虚寒，督脉失调引起的逆冲证。《难经·五十六难》说：“肾之积，名曰奔豚，发于少腹，上主心下，若豚状”，这里所说的奔豚即是五脏积聚中的肾积，亦即《素问·骨空论》篇中所述的“冲疝”，就其症状的表现每多与奔豚之症相似，故后人常将两者合为一谈。奔豚之病有因寒，也有因气及误治之分，早在《金匮要略·奔豚气病脉证治》中论述：“气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惊恐得之。”又《东医宝鉴》也提出寒水逆上之说，至此治疗奔豚不仅有属虚属寒的一面，也有属热属实的观点。如清代医家唐荣川所述：“若胞宫肝血不静，肝火上逆，则为奔豚上气，是为肝气……今从肝郁之发为奔豚，其木气上逆，则上而冲胸。”又如唐荣川在《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中也指出：“肾阳不能化水，寒水之气，随冲脉上逆，至胸至肺，即入于心，是为肾气凌心之奔豚。”

常见的梅核气也往往是一种焦虑抑郁证候。梅核气病（以下简称“梅核气”）是情志内伤所致咽部感觉异常的疾病，以咽部不红不肿，自觉有异物梗阻，状如梅核，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无碍饮食为临床表现。梅核气常由七情不畅所引起，主要病机为气机郁结，肺胃宣降失常，痰涎凝聚，痰气交阻，上扰脑神而致脑神失调。其病主要是情志失和，气机不畅，痰气交结于咽部，自觉局部不适，并伴有较明显的情感障碍，严重影响身心健康。根据临床表现看，梅核气应属于西医精神疾病的神经症。男女均可患及此病，而女性多于男性。中医对本病的论述始见于《黄帝内经》，虽无梅核气的病名，但对其病因、病证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素问·血气形志》说：“形苦志苦，病生咽嗌。”咽嗌即咽，又称喉嗌，此文说明身形劳苦或思虑忧郁苦闷，可引起脏腑经络的气血失调，发生咽嗌病变。

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指出：“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形象地描述了本病的症状特点，如咽中有脔肉，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并拟定了行之有效的方剂，且说明本病多发于女性。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妇人杂病诸候》说：“咽中如有炙脔者，此是胸膈痰结，与气相搏，逆上咽喉之间结聚，状如炙肉之脔也。”指出痰气相搏，结聚咽喉，是本病的基本病机。

宋代杨士瀛《仁斋直指方》首次将本病命名为“梅核气”，并对其病因、病机、证治原则做了较详尽的论述，指出：“梅核气者，窒碍于咽喉之间，咯之不出，咽之不下，如梅核之状是也……七情气郁，结成痰涎，随气积聚，坚大如块，在心腹间；或塞咽喉如梅核、粉絮样，咯不出，咽不下，每发欲绝，逆害饮食……始因恚怒太过，积热蕴隆，乃成厉痰郁结，致有斯疾耳。治宜导痰开郁，清热顺气。”又清楚地认识到本病男女均可病患，指出：“男女或有胸喉间有梅核之急者，触事勿怒，饮食勿冷。”

清代何梦瑶《医碥·卷四》在总结本病的症状特点时说：“咽喉有物不能吞吐，如毛刺，如絮，如膜，如梅核，如肉脔，均名梅核气。”

近代学者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提出：“此证注疏家谓系痰气阻塞咽喉之中，然此证实兼有冲气之冲也。”为后世梅核气从平冲降逆论治另辟蹊径。

值得一提的是古人描述的卑惵症状近似焦虑状态，卑惵症指因心气亏损，胆虚神怯，或气郁胆气不宁所致，以胆怯、自卑、恐惧、抑郁为主要表现的情志类疾病。《伤寒论·平脉法》：“卫气弱，名曰惵；荣气弱，名曰卑；卑惵相搏，名曰损。”由此段话可以了解卑惵主要是指荣、卫气弱一类的疾病。如《证治准绳·杂病·悸》说：“痞塞不欲食，心中常有所歉，爱处暗地，或倚门后，见人则惊避，似失志状，此为卑惵之病，以血不足故耳。”《杂病源流犀烛》记载为：“卑惵，心血不足病也。与怔忡病一类，其症胸中痞塞，不能饮食，如痴如醉，心中常有所歉，爱居暗室，或倚门后，见人即惊避无地，每病至数年，不得以癫症治之也。宜天王补心丹、人参养荣汤、古庵心肾丸。”

中医学强调人与社会环境是统一的整体，重视社会因素对心理的影响，“脱营”“失精”即是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心理障碍。《素问·疏五过论》中最早记载了这两种病证：“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脱营、失精在古代常并称，是没有感受外邪，仅由身份贵贱和家境贫富变化所导致。唐代王冰对其病机作出解释：“富而扶欲，贫夺丰财，内结忧煎，外悲过物。然则心从想慕，神随往计，荣卫之遭，闭以迟留，气血不行，积并为病。”元代罗天益在《卫生宝鉴·脱营》中阐释脱营病因：“以其贵之尊荣，贱之屈辱，心怀慕眷，志结忧惶，虽不中邪，病从中生，血脉虚减，名曰脱营。”脱营、失精源于身份骤变，内心悲忧屈辱，也就是现代所说的负性生活事件，这很可能就是一种情志疾患。《卫生宝鉴·脱营》表述脱营的症状为：“气自思郁结，忧虑不已，以致饮食乏味，精神日减，肌肤渐至瘦弱。”清代李用粹《证治汇补·内因门·郁症》记载：“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病从内生。其先富后贫而病，曰失精。先贵后贱而病，曰脱营。外症身渐瘦，无精神。”综合看来，脱营、失精应是一种以焦虑抑郁情绪为主的情志疾病。在现代社会，变化剧烈，从中医对脱营、失精这两种主要由于身份变迁引起的疾患的描述分析中，学习重视生活事件，特别是负性生活事件等应激因素对疾病发生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对焦虑症发生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