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人间鼠疫流行现状（1950—2014年）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盆地和平原约占陆地面积的33%。山脉多呈东西和东北—西南走向，主要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阴山、秦岭、南岭、大兴安岭、长白山、太行山、武夷山、台湾山脉和横断山等山脉。西部有世界上最高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m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在此以北以东的内蒙古、新疆地区、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是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武陵山—雪峰山一线以东至海岸线多为平原和丘陵，是第三级阶梯。中国南北跨纬度广，各地接受太阳辐射热量的多少不等。中国自北而南有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温度带，以及特殊的青藏高寒区，各地的热量条件差异很大。中国以温暖气候为主，在各温度带中，寒温带占国土总面积的1.2%，青藏高原的大部分为高寒气候，占国土总面积的26.7%，其余占国土总面积72.1%的地区属于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

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于北纬21°~47°，东经80°~126°，南至热带边缘，北达寒温带边缘的广阔领域。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经确定了12种类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布于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松辽平原、准格尔盆地以及闽广沿海等广大地区。

松辽平原达乌尔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spermophilus dauricus in Songliao plain），伍连德等记载1917—1920年通辽地区有豆鼠（黄鼠）鼠疫流行，1928年曾在通辽地区褐家鼠体内分离到鼠疫菌，1948年被证实为以达乌尔黄鼠为主要宿主的疫源地。位于松辽平原、察哈尔低山丘陵地区，分布于黑龙江省西南部、吉林省西部、辽宁西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该疫源地的主要景观为低山丘陵干草原、山前台地干草原、沙丘沙岗草甸草原及平原草甸草原，土壤为风沙土和栗钙土，植被有蒙古柞、兔毛蒿、贝加尔针茅、翼枝榆、隐子草、冷蒿、克氏针茅等。

内蒙古高原长爪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meriones unguiculatus in Inner Mongolian plateau），1954年被证实，1954年6~7月在内蒙古杭锦后旗和临河县检出鼠疫菌。位于包括阴山山脉以北的内蒙古高原和黄河以南鄂尔多斯高原的广阔区域，分布于宁夏东北部、陕西省西北部、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中部地区。该疫源地的主要景观，东部多属层状高平原荒漠草原，南部多为固定—半固定沙丘荒漠草原，土壤为沙质土、沙壤质棕钙土及灰钙土，植被有多种蒿类、白茨、甘草、盐爪爪等。

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marmota himalayana in Qinghai-Tibet plateau），1954年在青海省贵德县分离到鼠疫菌，从而证实该疫源地的存在。位于南起冈底斯山地与念青唐古拉山脉，北至祁连山脉，西达昆仑山东段和阿尔金山，东抵甘南草原之间的广阔区域，分布于新疆南部、甘肃省西北部、四川省西部以及西藏和青海省大部。该疫源地的主要景观，青海及西藏东北部高原山地草甸草原，祁连山东部、甘南山地、玉树东南部的森林草甸草原，冈底斯山地的高原草原，昆仑山—阿尔金山地的高山草原。土壤多为高山草甸土、高山荒漠土及山地栗钙土和棕钙土，植被有羊胡草、冰草、苔草、赖草、委陵草等。

帕米尔高原长尾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marmota caudata in Pamirs），1956年在新疆乌恰县检出鼠疫菌，从而证实该疫源地的存在。位于帕米尔高原北坡，实际为苏联帕米尔—阿莱鼠疫疫源地东部的延续部分，分布于新疆西部的部分地区。该疫源地的主要景观为高山草甸草原，土壤为棕钙土及高山、亚高山草甸草原土，植被有东方羽茅、早熟禾、骆驼蒿、帕米尔艾菊等。

天山山地灰旱獭·长尾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marmota baibacina-spermophilus undulatus in Tianshan mountains），1955年被证实。1938年曾在新疆玛纳斯县分离到鼠疫菌。位于北天山的乌肯山、伊林哈比尔尕山、婆罗科努山，南天山的阔克沙勒山、喀拉铁克山等区域，分布于新疆西部和中部偏北地区。该疫源地的主要景观为寒温性针叶林草原、半灌木荒漠草原，土壤为棕钙土、山地栗钙土、褐色森林土，植被为莎草科和禾本科多种草类，以及云杉、山柳和一些灌木。

甘宁黄土高原阿拉善黄鼠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spermophilus dauricus alaschanicus in Loess Plateau of Gansu and Ningxia provinces），1962年被证实。位于黄土高原的西北边缘，分布于甘肃省东部和宁夏西南部。该疫源地的主要景观属黄土丘陵草原景观，土壤为淡黑萨土、草原黑萨土，植被有克氏针茅、赖草、冷蒿、长茫草、委陵菜等。

锡林郭勒高原布氏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microtus brandti in Xilingol plateau），1970年被证实。位于小腾格里沙漠以北，乌兰察布草原以东，呼伦贝尔高原以西，北至蒙古边境，分布于内蒙古中东部偏北地区。该疫源地的主要景观为草甸草原和荒漠草原，土壤为风沙土，植被为大针茅、克子针茅、糙隐子草及冷蒿和黄蒿等。

呼伦贝尔高原蒙古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marmota sibirica in Hulun Buir plateau），1923年伍连德等在内蒙古满洲里附近的旱獭体内分离到鼠疫菌，从而该疫源地得到证实。该疫源地为苏联外贝加尔和蒙古东北部蒙古旱獭疫源地的东部边缘部分，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分布于内蒙古东北部的局部地区。该疫源地的主要景观为平原丘陵草原—草甸草原，土壤为风沙土和栗钙土等，植被为针茅、羊草、艾菊、隐子草及冷蒿等。

滇西山地齐氏姬鼠·大绒鼠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apodemus chevrieri-eothenomys miletus in Mountain Region of Northwestern Yunnan province），1974年被证实。位于横断山、金沙江、澜沧江及怒江三江并流纵谷景观区，滇西南老君山、石钟山、黑穗江、弥沙河之间，分布于云南省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土壤为红壤、红黄壤、黄棕壤，植被主要为针阔混交林。

滇西山地闽广沿海居民区黄胸鼠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rattus flavipectus in Mountain Region of Northwestern Yunnan and Costal Residential Area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该疫源地鼠疫流行较为悠久，1894年世界上第一株鼠疫菌就是分离于此疫源地。该疫源地主要景观分为亚热带高山盆地照叶林区（包括滇西山地及闽浙赣三角地带林区），和热带沿海丘陵台地季雨林区（包括两广和闽南沿海丘陵台地）。土壤为山地红壤、砖红壤性土，植被为常绿阔叶林、季风常绿阔叶林和热带雨林。

青藏高原青海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microtus fuscu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1997年被证实。位于青藏高原中东部的局部地区，分布于四川省西北部局部地区、青海省与之接壤的局部地区。该疫源地主要景观为高寒草甸草原，土壤以高山草甸土为主，植物主要有蒿草、针茅、莎草等。

准噶尔盆地大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plague natural focus of rhombomys opimus in Junggar basin），2005年被证实。位于天山北部的准噶尔盆地，分布于新疆的中部偏北。准噶尔盆地环形结构明显，中心为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沙漠四周为冲积平原。土壤有淡棕钙土、沙砾土、灰棕荒漠土、盐碱土、棕钙土等，植被主要为梭梭、白梭梭、琵琶柴、四齿芥、猪毛菜、新疆假紫草等。

1950—2014年，65年间共计有63年次发生人间鼠疫流行（1984年、2013年无人间鼠疫流行），分布在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自治区），197个疫情市（县、区），发病9012人，死亡3158人，表3-1-1。

本书整理的发病数据主要依据是《中国鼠疫流行史》《中国鼠疫及其防治（1950—1980）》《中国鼠疫及其防治（1981—1990）》《中国鼠疫及其防治（1991—2000）》《中国鼠疫及其防治（2001—2010）》《吉林省鼠疫考（阙旭升，1978）》《内蒙古鼠疫（刘纪有，1997）》《青海鼠疫（王祖郧，2016）》《新疆鼠疫（张鸿猷，1994）》《广东鼠疫（沈荣煊，2005）》《贵州鼠疫（陈贵春，2013）》《浙江鼠疫防治史（叶真，2015）》以及各年度《鼠疫监测增刊（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并且根据上述文献对相关年份的发病数据进行了订正，以求历史发病数据的统一与完整。病例订正的基本原则是：①1950—1964年人间鼠疫发病数据以《中国鼠疫流行史》为准，以《中国鼠疫及其防治（1950—1980）》和各省区的专著为重要参考；②1965—1980年人间鼠疫发病数据以《中国鼠疫及其防治（1950—1980）》为准，以各省区的专著和相关论文文献（具体文献见“参考文献”部分）为重要参考；③1981—1990年人间鼠疫发病数据以《中国鼠疫及其防治（1981—1990）》为蓝本，以各省区的专著、相关论文文献和各省区提供的个案资料为重要依据；④1991—2010年人间鼠疫发病数据以《中国鼠疫及其防治（1991—2000）》和《中国鼠疫及其防治（2001—2010）》为准，以各省区的专著和各年度《鼠疫监测增刊（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为重要参考；⑤2011—2014年人间鼠疫发病数据以各年度《鼠疫监测增刊（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为准。根据上述原则，对上述不同文献记载的发病数据不一致的1954年、1955年吉林省，1950年、1953年、1954年内蒙古，1950—1962年、1966年、1979年甘肃省，1950年、1951年、1953—1961年、1963年、1964年、1968年、1982年、1986年、1993年青海省，1952年、1968年、1972年、1974年、1988年新疆，1950—1954年云南省，1950—1952年广东省，1950—1952年福建省发病数据均做了相应订正，具体订正细节参见相关章节。另外，本书还根据区划的变更，对发病地区进行了统一订正，并统一了记载格式，使数据更容易查阅和利用。

本章仅对中国人间鼠疫流行的时空分布特点进行总结，其他流行特点参见第四章。

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59年，人间鼠疫病例集中在达乌尔黄鼠疫源地的内蒙古、吉林省、黑龙江省，黄胸鼠疫源地的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第二阶段为1960—1989年，人间鼠疫病例集中在西部旱獭疫源地的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阶段为1990—2005年，人间鼠疫病例集中在南方家鼠疫源地的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四阶段为2006—2014年，人间鼠疫病例又一次集中在西部旱獭疫源地的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

1950年以来，我国人间鼠疫的流行情况呈现出达乌尔黄鼠、黄胸鼠、喜马拉雅旱獭3块疫源地轮番唱主角，喜马拉雅旱獭疫源地发病水平最为“稳定”的特点。

人间病例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呈暴发流行态势，病死率高，随着1959年内蒙古通辽市1起人间疫情结束后，至今未发生人间鼠疫疫情。

散发疫情为主，1954—2014年共计发生8起疫情，且均未出现二代病例。

仅1962年发生过1起人间鼠疫疫情，但此次疫情造成了跨省区传播。

以散发为主，1994年以后未发生过人间鼠疫疫情。

鼠疫菌毒力较强，有散发和突然暴发的特点，2005年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发生的1起不明原因肺炎事件，时隔1年（2006年）才被判定为是1起人间鼠疫疫情。

①闽广沿海黄胸鼠疫源地，浙江、广东、福建3省，1950年前后流行猛烈，1953年以后未发生过人间鼠疫疫情；②滇西山地黄胸鼠疫源地，贵州、广西、云南3省（自治区）。云南的黄胸鼠疫源地自1956年开始静息，直至1986年重新活跃，2000年达到122例的发病高峰，2006年至今（2014年）再度进入静息状态，即1950—1955年、1986—2005年是流行期，1956—1985年、2006—2014年为静息期，该疫源地静息原因和复燃机制还需深入研究。

有散发和偶尔暴发的特点，远距离传播（病人或疫源动物）风险较高，人间疫情几乎连年不断，1950年至今（2014年），除了1984年、2013年无人间疫情发生外，每年均有人间鼠疫疫情发生。当其他疫源地转入静息时，便更能显现出该疫源地疫情的严重性。

1950年之后未引起人间鼠疫流行，但该疫源地曾经导致2次东北鼠疫大流行，其重要地位不可小觑。

1950年之后未引起人间鼠疫流行，但有动物疫情存在，对人类威胁仍存在。

鼠疫菌毒力较弱，对人类威胁较小。

鼠疫菌毒力较弱，对人类威胁较小。

自2005年发现以来，未引起人间鼠疫流行。

1962年7~8月，毗邻的甘肃省会宁县和宁夏海原县发生人间肺鼠疫流行，共计造成30人发病，15人死亡，疫情波及2个乡镇（甘肃省1个、宁夏1个）3个村。

首发病例是甘肃省会宁县刘寨乡村民A，1962年7月26日，村民A剥食一只突然死亡的家养猫皮，7月29日发病，8月1日死亡。护理村民A的妻子、女儿、儿媳、儿子等亲属，以及2名村医，陆续发病。其中，村民A的女儿（村民B）家住宁夏海原县关庄乡，村民B在8月6日发病后，被送回家中，8月8日死亡。村民B的女儿8月10日发病，11日死亡；丈夫8月11日发病，12日死亡；公公8月12日发病，13日死亡，这是本次疫情的最后1例死亡病例。本次疫情最后治愈病例的治愈日期为9月1日。

该起疫情是1950年以来（至2014年），唯一一次造成跨省区传播的人间鼠疫疫情。当然，该说法并不包括异地感染和外地发病，如1963年甘肃省民乐县村民前往青海省祁连县捕獭引发的人间疫情，2005年四川籍民工在西藏仲巴县剥食旱獭而引发的人间疫情等。

2005年11月，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发生一起人间肺鼠疫疫情，共计造成5人发病，2人死亡。

首发病例为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黄山镇村民H，2005年10月25日发病，表现为发热、咳痰（量不多、带血丝或粉红色泡沫痰）、全身酸痛明显、肌肉痛、胸痛、腹痛，恶心等症状。10月27日早约7时，村民H与母亲村民Z搭乘村民S（司机）的客货两用车去县城看病，同村村民L与村民X也同车前往县城，约1.5小时路程（村民Z与村民S在前排，其余3人在后排）。当时气温约为9.0℃，车内除驾驶员（村民S）一侧的窗户开了约2寸的缝隙外，其余窗户均关闭，车中无空调，未使用通风设备，村民H在车上咳嗽不明显，无呕吐。

实验室检测结果为：①SARS，利用酶联免疫检测方法对3例病人不同时期采集的病人血清和咽拭子样本进行SARS病毒IgM/IgG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②禽流感检测，分别利用酶联免疫检测方法和血凝抑制试验对3例病人不同时期采集的病人血清进行H5型流感病毒HA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③腺病毒，使用德国赛润ELISA classi腺病毒IgA试剂盒和IgG试剂盒检测3例病例9份血清，IgA抗体检测结果除两份血清为可疑阳性外，其余七份均为阴性；IgG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阴性。④呼吸道合胞病毒，利用赛润ELISA classi呼吸道合胞病毒IgA、IgG试剂盒分别对3例病例9份血清进行呼吸道合胞病毒的抗体检验，呼吸道合胞病毒IgA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呼吸道合胞病毒IgG抗体检测，2份血清阳性；呼吸道合胞病毒RT-PCR核酸扩增结果阴性。⑤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对3例病例6血清样本进行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IgM和IgG检测，1例病例的2份血清肺炎支原体IgM阳性，3例病例的5份血清肺炎衣原体IgG阳性，1份可疑阳性；其余结果均为阴性。⑥嗜肺军团菌，对3例病例6份血清样本进行嗜肺军团菌（1~7型）IgM和IgG检测，1份血清IgM阳性，其余均为阴性。经实验室检测，排除了SARS、禽流感和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嗜肺军团菌等常见呼吸道病原体感染。

12月29日，对3例治愈病例11月10日（发病11、12、16天）、11月16日（发病17天）和11月28日（发病30、34天）的血清标本，进行鼠疫F1抗体间接血凝试验检测，发现抗体滴度呈4倍增长。根据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验结果，判定该疫情为肺鼠疫局部暴发。

该起疫情是1950年以来（至2014年），首次以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处置，几经周折才最终判定为人间肺鼠疫的一起疫情。

2009年7~8月，青海省兴海县发生一起人间肺鼠疫疫情，共计造成12人发病，3人死亡。

首发病例为青海省兴海县子科滩镇村民A，由于牧区草场实行个人承包，冬夏迁移，择水草而居，在夏季牧场里，村民A的2只狗突然死亡，村民A就将其中1只狗的尸体背出来，挖了个坑掩埋。7月23日，村民A觉得不舒服，开始出现发热等症状，随后几天，症状不断加重，出现咳嗽、咳痰、痰中带血等症状。7月26日，前往村医村民L处看病，转院过程中村民A死亡。7月26日晚上，亲戚们前来帮助料理后事，次日将村民A埋葬。7月28日，参加村民A葬礼的村民K、村民A的两个儿子也开始发烧。7月29日，村民A的母亲和其他4个亲戚也出现相似症状。7月30日，村民A的2个亲戚和村医村民L也病倒。

该起疫情是1950年以来（至2014年），首次证实是由狗作为传染源直接造成人原发性肺鼠疫的一起人间鼠疫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