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中记载很多类似中风症。

病名方面虽有很多记载，但无中风的病名，而是随本病不同的症状表现和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命名。在卒中昏迷时期有仆击、大厥、薄厥的记载，分别见于《素问·通评虚实论》、《素问·调经论》、《素问·生气通天论》。在半身不遂时期有偏风、偏枯、身偏不用、痱风、击仆等不同的名称，分别见于《素问·风论》、《素问·生气通天论》、《灵枢·热病》、《灵枢·九宫八风》。如《灵枢·九宫八风》说：“其有三虚而偏于邪风，则为击仆偏枯矣。”

病因方面，首次以“内虚邪中”立论，如《灵枢·刺节真邪论》中说：“虚风之贼伤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

有关中风的病因，除内因、外因外，还有许多因素，如不良精神刺激、饮食起居不当、肥胖体虚等，均可诱发中风。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通评虚实论》说：“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高粱之疾也”，《灵枢·百病始生》说：“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

病机方面，《内经》中认为中风因于气，即《素问·调经论》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因于血，即《素问·生气通天论》说：“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治疗方面，中风病急性期过后的康复治疗十分重要，历代文献虽无详细记载，但基本内容已零散出现在《内经》中，早在《灵枢·热病》就有：“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腠之间，巨针取之，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的中风后遗症针灸康复法；《素问·血气形质论》中言：“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这是中风病的按摩康复法；《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言：“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 ”，这是中风导引康复法的萌芽。

汉代张仲景首创“中风”之名，并分出四个证型。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创“中风”之名，确立“内虚邪中”论，对其病因、病机、证候进行了系统论述，并根据病情轻重分中络、中经、中脏、中腑等四证，治疗上主张驱散风邪，补益正气。如《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言：“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虚寒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泄，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㖞僻不遂。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入于腑，即不识人；邪入于脏，舌即难言，口吐涎。”此理论为后世对中风病的发展和认识奠定了基础。

在预后方面，《中藏经·风中有五生死论》谓：“中风之病，口噤筋急，脉迟者生，脉急而数者死。”

隋唐宋对中风的体征和病机病位进一步探索。

病因方面，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风候》有“风偏枯者，由血气偏虚，则腠理开，受于风湿”的记载。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叙中风论》载有邪风“如其经络空虚而中伤者，为半身不遂……”。

宋代严用和在《济生方·中风论治》中对其病因论述更为详细：“荣卫失度，腠理空疏，邪气乘虚而入，及其感也，为半身不遂……”。

总之，在这段时期内各代医家认为中风是外风。在人体气血亏损，脉络空虚，外卫不固时风邪乘虚入中脉络，突然出现口眼㖞斜，半身不遂，偏身麻木等症。

证候方面，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中风病的证候分类有中风候、风癔候、风口㖞候、风痱候、风偏枯候等之分，并且对中风的症、脉、病机、预后也作了叙述，如《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中说：“心中风，但得偃卧，不得倾侧，汗出”。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杂论风状》说：“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扉，三曰风懿，四曰风痹。”偏枯者，半身不遂；风扉者，身无痛，四肢不收；风懿者，奄忽不知人；风痹者，诸痹类风状。这是中风另一种证候的分类方法，但孙思邈所述的中风是从广义角度去认识的中风病。

治疗方面，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80多种导引法治疗偏枯（半身不遂），为后世提供了参考。

金元时期是中风病因论的转折点。

病因方面，唐宋以后有一些医家根据临床经验对中风的理论提出了异议，始有主火、主气、主痰诸论，如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指出“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因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则间有之，亦是形盛气衰而如此。”明确提出“正气自虚”、“形盛气衰”的论点。

朱丹溪创中风“痰湿生热”说，见于《丹溪心法》，云：“案《内经》已下，皆谓外中风邪……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刘完素在其《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中认为“心火暴甚”是中风的根本原因，云：“中风偏瘫者，非因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也，亦非外中于风尔，由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所知也”及“所谓肥人多中风者，盖人之肥瘦，由血气虚实使之然也”。李东垣则认为是“正气自虚”，在《医学发明·中风有三》云：“中风者，非外来之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者多有此疾。”

与此同时，王履从病因学角度归类，提出“真中”、“类中”的分类方法，他在《医经溯洄集·中风辨》中说：“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这对于中风病因和分型学说的发展、完善，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治疗方面朱丹溪认为具体到中风治疗须分先后，在《丹溪心法·中风》中云：“初得之即当顺气，及日久即当活血。”“中风大率主血虚有痰，治痰为先，次养血行血。”“初昏倒，急掐人中至醒，然后用痰药”。有关中风的治疗禁忌，刘河间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曰：“甚勿用大热药乌、附之类，故阳剂刚胜，积火燎原……天癸竭而营卫涸，是以中风有此诫。”

自明清时期以后各医家对中风的认识可谓是百家争鸣。

病因方面，明代张景岳“非风”说，提出内伤积损是中风的病因，《景岳全书·杂证谟·非风》中指出本病的发生“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凡此病者，多以素不能慎，或七情内伤，或酒色过度，先伤五脏之真阴”，究其病机为“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泛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所以忽而昏愦，卒然仆倒……”

清代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风源流》中从体质类型和发病关系做了阐发，他说：“肥人多中风。河间曰：人肥则腠理致密而多郁滞，气血难以通利，故多卒中也。”

清代叶天士创“肝阳化风”学说，如《临证指南医案·中风》云：“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变动，肝为风脏，固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说：“中风半身不遂，偏身麻木是由‘气虚血瘀’而成。”

清末张山雷也注重这点：“肥甘太过，酿痰蕴湿，积热生风，致为暴仆偏枯，猝然而发，如有物击之使仆者，故曰仆击而特著其病源，名以膏粱之疾。”

证候方面，明代戴思恭在《证治要诀·中风》中对中风病的临床表现有详尽而系统的描述，“中风之证，卒然昏倒，昏不知人，或痰涎壅盛，咽喉作声，或口眼㖞斜，手足瘫痪，或半身不遂，或舌强不语。”

明代楼英也强调中风起病时的常见症状是突然昏倒，其在《医学纲目》中说：“其卒然仆倒者，经称之为击仆，世又称为卒中，乃初中风时如此也。”

明末李中梓将中脏腑分为闭证与脱证，如《医宗必读·总论》说：“凡中风昏倒…最要分别闭与脱二证明白。如牙关紧闭，两手握固，即是闭证……若口开心绝，手撒脾绝，眼合肝绝，遗尿肾绝，声如鼾肺绝，即是脱证。”现在仍为临床应用。

清代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风源流》更明确指出：“盖中脏者病在里，多滞九窍……中腑者病在表，多著四肢，其症半身不遂，手足不随，痰涎壅盛，气喘如雷，然目犹能视，口犹能言，二便不秘，邪之中犹浅。”沈氏根据病变部位的深浅和病情的轻重探讨中风证候分类的方法，这对病情的了解和预后判断均有帮助。

治疗方面，清代尤在泾在《金匮翼·中风统论》立中风八法：“一曰开关，二曰固脱，三曰泄大邪，四曰转大气，五曰逐瘫痪，六曰除热气，七曰通窍燧，八曰灸俞穴”，可以说是提纲挈领。

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风》中说：“治分先后，本体先虚，风阳夹痰火上壅，营卫脉失和，先用开关，继则益气养血，佐以消痰清火，宣通经络。”中风的治疗需抓主要矛盾，“肝阳偏亢，内风时起，用滋阴熄风，濡养营络补阴潜阳”，“阴阳并损，温柔如润通补。”

王清任则以气虚血瘀立论，创补阳还五汤治疗中风偏瘫，至今仍为临床所用。“气虚血瘀，补气活血化瘀”（《医林改错》）。

张山雷在《中风斟诠》中说：“闭者宜开，脱者宜固。气火上升，宜于抑降肝阳之扰，宜于清泄痰涎之塞，宜于涤化阴液之耗，宜于滋填。”

此时期有关中风治疗禁忌，明代缪希雍在《医学广笔记》中说：“内热生风及痰也，治痰先治火，清火先养阴，最忌燥剂，若误用种种风燥之剂，小续命汤，桂枝、麻黄、羌活、独活、防风、白芷、胆南星，轻则变重，重则必死”。《类中秘旨》中言：“不得恣意疏泄，不可再用风药，再行生散，愈散则愈动，因此，而气不复返则死者多。”

预后方面，明代喻嘉言在《医门法律·中风论》说：“中风一证，动关生死安危，病之大而且重，莫有过于此者。”

清代熊笏在《中风论》中言：“中经络则药饵多施；中腑则残疾唯疗；中脏则性命危。”

总之，中风的理论源于《黄帝内经》，成形于《金匮要略》，在金元时期得到大力发展，最终在明清时期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