眩晕始见于《黄帝内经》，被称为“眩冒”“眩”，且认为无论虚实皆可致病。

在病因方面，与外邪侵袭有关《灵枢·大惑论》说：“故邪中于项，因逢其身之虚，其入深，则随眼系以入于脑，入于脑则脑转，脑转则引目系急，目系急则目眩以转矣。”

在病机方面，《灵枢·卫气》说：“上虚则眩”，《灵枢·海论》说：“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灵枢·口问》说：“故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从中看出，眩晕与气虚、血虚、髓亏有关。

在脏腑归属上也有明确记载，《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

汉代对眩晕的认识为后世论治奠定了基础。

张仲景虽未有专著论述眩晕一证，但有“眩”“头眩”“身为振振摇”等描述散见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并且提出了病因病机和治法方药，如饮遏中阳，或水蓄下焦，上凌清空也可导致眩晕，《伤寒论》：“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阳明燥结腑气不通，浊气上逆，清窍被扰可致眩晕，《伤寒论》：“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外邪内传留于少阳，正邪交争，恋于少阳，肝胆失于疏泄，循经上犯可导致眩晕，《伤寒论》“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心下有支饮，其人苦冒眩，泽泻汤主之。”“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张仲景提出的这些治疗方法至今广泛应用于临床，为后世“无痰不作眩”理论提出奠定基础。汉代华佗在《中藏经》中称头眩“虚则伤寒，寒则恐畏，头眩不能独卧”。

隋唐医家在继承《内经》基础上提出新的致眩观点，以丰富其理论。

隋代巢元方认为眩晕是由于风邪趁素体正虚而侵入发病，《诸病源候论·风头眩候》说：“风头眩者，由血气虚，风邪入脑，而引目系故也……逢身之虚则为风邪所伤，入脑则脑转而目系急，目系急故成眩也。”此观点虽未脱离《内经》，但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却更加具体而明确。

唐代孙思邈在沿用巢元方之论时，结合《内经》与《伤寒论》对本病的论述首次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提出风、火、痰致眩的观点，“痰热相感而动风，风心相乱则闷瞀，故谓之风眩”。

而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中将眩晕称之为头风眩，所以他对眩晕病因病机的认识基本上和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相一致。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收录防治眩晕方剂 ₃₀余首，认为眩晕证系由“心气不定，胸上（痰火）蓄实”所为。痰热相感而使风阳内动，则发为眩晕。故眩晕急症给以代表方续命汤治之，一般病证则给以不同的汤散丸煎之剂，如以茵芋汤治虚证眩晕。

王焘在《外台秘要》中不但结合巢元方、孙思邈的理论，以内外风邪伤脑为因，设头风眩方七首，而且第一次从生活调理方面对眩晕患者提出饮食禁忌，如禁食冷水、生菜、桃李、海藻等食物，对疾病的治疗及预后非常有意义。

两宋时期，医家十分重视外因致眩的研究。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眩晕证治》：“方书所谓头面风者，即眩晕是也，然眩晕既涉三因，不可专为头面风。如中伤风寒暑湿在三阳经，皆能眩人，头重，项强。但风则有汗，寒则掣痛，暑则热闷，湿则重着，吐逆，眩倒，属外所因。喜怒忧思，致脏气不行，郁而所生，涎结为饮，随气上厥，伏留阳经，亦使人眩晕呕吐，眉目疼痛，眼不得开，属内所因。或饮食饥饱，甜腻所伤，房劳过度，上虚，下实，拔牙，金疮，吐、衄、便利，去血过多，及妇人崩伤，皆能眩晕，眼花屋转，起而眩倒，属不内外因，治之各有法。”

这是陈言首次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以“眩晕”之名论述了本病的证治要点，并且将其病因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种，而严用和在陈言论治眩晕基础上再次定义眩晕的定义和原因，如《严氏济生方》中说：“所谓眩晕者，眼花屋转，起则眩倒是也。由此观之，六淫外感，七情内伤，皆能所致。”并且认为只需要将眩晕的病因以内外二因区分即可，如《重订严氏济生方·眩晕》说：“六淫外感，七情内伤，皆能所致”。可以说两位医家在重视外因致眩的同时，提出了“七情内伤”致眩的学说，既补充了前人论述的不完备，又符合临床实际，从而继续推动对眩晕的新认识。

王贶的《全生指迷方·眩晕》：“下实上虚，过在足少阳厥阴，由肝虚血弱，则风邪乃生，盖风气通于肝。又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左手关脉虚弦，谓之风眩。”他认为气血不足，肝失所养，肝风内动，上扰清窍，是眩晕发病的基本病机，单从内因论治本病。

与此同时，两宋医家对“因虚致眩”的理论重视程度比汉唐时期大为提高，如《圣济总录·风头眩》从风、虚、痰三方面论治眩晕，说：“五脏六腑之精华，皆见于目，上注于头，风邪鼓于上，脑转而目系急，使真气不能上达，故虚则眩而心闷，甚则眩而倒卧也。”

金元时期，诸位医家对眩晕从病因病机到治法方药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

（1）病因病机：刘完素从五运六气太过与不及提示发病原因，《素问玄机原病式·五运主病》：“所谓风气甚而头目眩运者，由风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复生火，风火皆属阳，多为兼化；阳主乎动，两动相搏，则为之旋转。”

朱丹溪在《丹溪心法·头眩》中说：“头眩，痰夹气虚并火，治痰为主，挟补气药及降火药。无痰则不作眩，痰因火动；又有湿痰者。”力倡痰火致眩的观点。此外，在辨体质论治眩晕方面，朱丹溪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张子和认为本病系由痰实而致，故而运用吐法治疗眩晕，他在《儒门事亲·头风眩运》中说：“夫妇人头风眩运，登车乘船亦眩运，眼 、手麻、发退、健忘、喜怒，皆胸中有宿痰使然也。可用瓜蒂散吐之。”可谓方法独特。

（2）治疗方面：在眩晕的治疗上，李东垣把它分为半夏白术天麻汤证、补中益气汤证、清离滋坎汤正、十全大补汤证。《兰室秘藏·头痛》：“足太阴痰厥头痛，非半夏不能疗；眼黑头眩，风虚内作，非天麻不能除。”

眩晕的论述在明清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是对病因病机的分析，十分详尽。

（1）病因病机：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眩运门》中将眩晕分为虚实，虚有气虚、血虚、阳虚，实有风寒暑湿，并且提出眩晕的常见病因有“四气乘虚”，“七情郁而生痰动火”，“淫欲过度，肾家不能纳气归元”，“吐血或崩漏，肝家不能收摄营气”。

张景岳认为眩晕“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力倡无虚不作眩的观点。

陈修园在前人论述的风、虚、痰之外，又加上火，扩充了眩晕的病因病机。虞抟引进了朱丹溪的体质辨证，在《医学正传·卷四·眩运》中说：“大抵人肥白而作眩者，治宜清痰降火为先，而兼补气之药；人黑瘦而作眩者，治宜滋阴降火为要，而带抑肝之剂。”而且他开创了瘀血致眩学说，又开了从心论治眩晕之先河，《医学正传·卷四·眩运》：“外有因呕血而眩冒者，胸中有死血迷闭心窍而然。”

（2）治疗方面：胡慎柔在《周慎斋遗书·头晕》中认为，脾虚者用四君子汤加半夏，血虚肝气上升者用芎归芍药汤，肾虚者用六味汤加人参，肝木无制者用黄芪建中汤以助生化之源。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杂证谟·眩运》中说：“头眩虽属上虚，然不能无涉于下。盖上虚者，阳中之阳虚也；下虚者，阴中之阳虚也。阳中之阳虚者，宜治其气，如四君子汤、五君子煎、归脾汤、补中益气汤。如兼呕吐者，宜圣本煎大加人参之类是也。”而且对瘀血致眩晕也有论治：“如果形气、脉气俱有余，胸腹胀痛上冲，此血逆证也，宜失笑散。”

叶天士认为眩晕是“肝胆风阳上冒”，其证有夹痰、夹火、中虚、下虚之别，治疗也有治肝治胃之分，火盛者清泄上焦窍络之热，痰多者多理阳明，下虚者必从肝治，补肾滋阴，育阴潜阳。

《医学六要·头眩》对于眩晕的治疗分为湿痰、痰火、风痰、阴虚、阳虚、气虚、血虚、亡血、风热、风寒、死血等证候而立方，在《证治汇补》中也分为湿痰、肝火、肾虚、血虚、脾虚、气郁、停饮、阴虚、阳虚。

此外，元、明、清部分医学家也认识到眩晕和头痛、头风、肝风、中风诸证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朱丹溪云：“眩运乃中风之渐”，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眩晕门》中有明确指出“此证之原，本之肝风；当与肝风、中风、头风门合而参之。”这些论述也是非常值得临证参考的。

总之，各代医家在《内经》基础上不断的总结，对眩晕的认识更加丰富充实，证治更加准确、细致，为后来眩晕的治疗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和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