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中虽无哮病之名，但在许多篇章里都有关哮病症状、病因病机的记载。如《素问·阴阳别论》所说之“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即包括了哮病证状在内。《素问·通评虚实论》曰：“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素问·太阴阳明论》又把这一症状称为“喘呼”；“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府……入六府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可见，《内经》不但对哮病的临床特征有所掌握，而且还认识到本病主要是肺的病变，且与其他脏腑有关。外邪入侵，影响脏腑（特别是肺）的生理功能，是哮病主要的病因病机。

汉·张仲景《伤寒论》中虽亦无“哮病”这一病名，但其中很多条目对本病都做了描述，“喘家，作桂枝加厚朴杏子佳”，“喘家”可能就是指素有哮喘病史的患者，“作”则指本病的发作。《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并治》的“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其人喘，目如脱状”，“咳逆上气，时时唾浊，但坐不得眠”；同书《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的“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 剧，必有伏饮。”即是对哮病发作时喉间哮鸣有声、不能平卧的临床特点的描述，同时也指出伏饮、痰浊与本病的发病直接有关。

在治疗上，仲景对本病的治疗有丰富的经验，他的许多处方，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越婢加半夏汤、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皂荚丸、葶苈大枣泻肺汤等，至今仍为治疗哮病常用之方。

隋唐之时，医家对本病的病机及证候特点有进一步的认识。

隋·巢元方对其病机有了精辟的阐发：“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肺胀，胀则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上气喘逆，鸣息不通。”该书还指出本病之发与痰有关：“其胸膈痰饮多者，嗽则气动于痰，上搏咽喉之间，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声。”

在治疗方面，其书虽不载方药，但提出了“应加消痰破饮之药”的提示，并一直为后世所宗。

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著作，广搜博采，保留了古代医家许多宝贵经验。如《外台秘要·卷九·久咳嗽坐卧不得方》：“久患气嗽，发时奔喘，坐卧不得，并喉里呀声，气欲绝”的证候和以麻黄、杏仁为主药的处方，就很明确地认识到本病的发作性和证候特点。

宋朝时虽没有论述本病的专书，但当时有很多医书均提到了本病。《圣济总录》所论之“伤寒喘”、“肺实”、“肺气喘急”等证，无疑也包括哮病在内。在“伤寒喘”一证里，就指出“其证不一”，有邪气在表，邪实在里以及水气、郁热之异；并强调治法虽多，“各求其本”；已经初具首席证论治的规模。杨氏《仁斋直指附遗方论》亦谓：“肺主气，一呼一吸，上升下降，营卫息数，往来流通，安有所谓喘；唯夫邪气伏藏，痰涎浮涌，呼不得呼，吸不得吸，于是上气促急，填塞肺脘，激动争鸣，如鼎之沸，而喘之形状具矣。”从他所描述的喘的症状与病因病机看，很明显的是指哮喘，即哮病。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卷一》称哮病为“齁喘”，并谓“凡遇天阴欲作雨，便发……甚至坐卧不得，饮食不进，此乃肺窍中积有冷痰，乘天阴寒气从背、口鼻而入，则肺胀作声。此病有苦至终身者，亦有母子相传者。”对哮病的病因病理、临床特点、预后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特别是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已经有了哮喘之名，如他说：“因与人治哮喘，只缪（刺）肺俞，不缪（刺）他穴”；“凡有喘与哮者，为按肺俞无不酸疼，皆为缪刺肺俞，令灸而愈”。此期医方中治疗哮病的处方多不胜计，如《圣济总录》一书，单肺气喘急一门就有35方；《普济本事方》还载有治哮专方“紫金丹”，首创以砒剂治哮，至今还为临床所用。

金元时期始将哮喘作为一个独立的病名。并开始将哮和喘区分开来。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一书中始以“哮喘”作为独立的病名成篇。虞抟《医学正传》明确地对哮与喘作出了区别：“喘以气息言，哮以声响言”；“喘促喉中如水鸡响者，谓之哮；气促而连续不能以息者，谓之喘。”王肯堂《证治准绳》更详细地叙述了二者见症之异：“哮与喘相类，但不似喘开口出气之多……以胸中多痰，结于喉间，与气相搏，随其呼吸呀呷于喉中作声……其胸中未尽之痰复与新味相结，哮必更作。”秦景明《证因脉治》认为：哮与喘的主要区别，在于哮是发作性疾患：“每发六七日，轻则三四日，或一月，或半月，起居失慎，则旧病复发。”

在病因病机方面，金元医家开始认识到哮证有“宿根”为痰。丹溪弟子戴元礼在《秘传证治要诀·卷六·哮喘》中，明确地提出本病有“宿根”之说：“喘气之病，哮吼如水鸡之声，牵引胸背，气不得息，坐卧不安，此谓嗽而气喘，或宿有此根……遇寒暄则发……”。李士材《医宗必读》则认为哮病其因甚多，或因坐卧寒湿，或因酸咸过食，或因积火熏蒸，总不外乎痰火郁于内，风寒束于外。

在治疗上，提出哮证的治疗须“专注于痰”。朱丹溪认为“哮喘必用薄滋味，专主于痰”，并把哮喘的治法，精辟地概括为“未发以扶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急”。此论一直为后世医所宗，影响颇大。《证治准绳》比较系统地对前人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哮之属冷而发者，属中外皆寒，用东垣参苏温肺汤合紫金丹劫寒痰；属寒包热，宗仲景、丹溪用越婢加半夏汤；遇厚味而发者，用清金丹。李士材《医宗必读》主张用苏子、枳壳、桔梗、防风、半夏、瓜蒌、茯苓、甘草一方统之，冬加麻黄，夏加石膏，寒加生姜；张介宾《景岳全书》认为哮病之治，应丹溪未发扶正、已发攻邪之说，但“扶正气须辨阴阳，阴虚者补其阴，阳虚者补其阳；攻邪气须分微甚，或温其寒，或清其痰火；发久者，气无不虚，故于消散中宜酌加温补，或于温补中宜量加消散。”明人论哮病的治疗，要推张氏最为全面精当。他还指出：“惓惓以元气为念，必使元气渐充，庶可望其渐愈，若攻之太甚未有不致日甚而危者。”亦很有见地。

清代医家在哮病病因病机的认识上较之前又有所进展。并提出了哮证有食哮、水哮、风痰哮、远年久哮种种之异，对临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李用粹《证治汇补·卷五》精辟地把哮病病因总结为“内有壅塞之气，外有非时之感，膈有胶固之痰”三句话。《医宗金鉴》把喘哮分作寒热虚实四类，按外寒伤肺、停饮、火郁、痰盛、气虚、肾气虚寒立方。沈金鳌《沈氏尊生书》更进一步认识到本病“大都感于童稚之时，客犯盐醋，渗透气脘，一遇风寒，便窒塞道路，气息喘促。”又谓本病有食哮、水哮证、风痰哮、远年久哮种种之异。此外，张璐《张氏医通》、林珮琴《类证治裁》、俞根初《通俗伤寒论》、陈修园《医学三字经》等书中有关哮喘的部分，都结合自己临床实践，对前人经验进行总结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