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实行的是一种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组成的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是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下仿照前苏联模式制定的。总体上，这是一个低水平但较广覆盖的医疗卫生体系。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的推进，原有的基于企业劳动福利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和基于人民公社的农村基层医疗体系亟待改革。

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正是在这一政策的催动下，1985年以“给政策不给钱”的方式启动了医改，改革的主线还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的自主权，这差不多也是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改革取得了与初期国有企业改革相类似的效果，即医院的效率极大改善，服务量持续增长，而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占比也开始逐步减少，个人医疗费用支付比例逐步提高。

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的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提出要“遵循价值规律，改革医疗卫生服务价格体系，调整收费结构，保证基本医疗预防保健服务，放开特殊医疗、预防保健服务价格。基本服务部分，适当调整技术劳务项目的收费标准，逐步实现按成本收费；特殊服务部分，分别情况实行浮动定价、同行定价或自行定价”，同时，要“积极推广形式多样、项目不同、标准有别”的医疗保险制度。1994年底，国务院率先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进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试点，为全国性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探路。经过1996年和1997年的试点扩围，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000年，为了解决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面临的体制性障碍，国务院又做出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三项改革同步推进的决策和部署。以2000年江苏宿迁公开拍卖卫生院为肇端，医院产权改革成为这个时期最为明晰的一条主线。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2003年，“非典”疫情在全国蔓延，政府开始反思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进而开始检讨整个医疗卫生体制，从而也为新一轮的全方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埋下了伏笔。

200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相继正式出台，由此拉开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幕。这两份文件确立了改革总体目标，即近期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远期建立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并遵循“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要求，明确了近期医改的五大重点：扩大医保覆盖面、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社区卫生机构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及推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也涉及前面提到的“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公共卫生、药品生产流通”等四个方面。

经过年多的努力探索，医改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一是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框架基本建成，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了13亿多人口，织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二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面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初步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三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显著加强。中央投入700多亿元支持2400多所县级医院和4万多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启动了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软硬件”都得到明显改善。四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服务内容得到拓展，服务标准稳步提升，亿万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五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积极推进，积累了有益经验。

但是，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医改取得的成绩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与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以药补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实现医改的长远目标任重道远。特别是，当前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触及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人民群众对医改的期盼越来越高，医改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我们必须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深化医改的重大意义，不断推动改革。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诊所特别是民营诊所得到了迅猛发展，目前全国民营诊所的数量早已进入百万级。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医改不断推进，诊所越来越焕发出勃勃生机。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受历史、政策、社会等一些因素影响，诊所仍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和挑战。

客观地说，目前我国政府的有关政策过多地向公立的、非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倾斜，而对私立的、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包括诊所）存在客观上的“歧视”。这些歧视相当大程度制约着诊所的健康发展。比如：相关政策对社会力量办诊所还存在诸多限制；作为营利性质的民营诊所，由于不能列入医疗保险单位，不能报销医疗费用，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竞争力等。

医疗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也就是医生。但是，由于历史传统、体制和政策等原因，我国的医生特别是优秀的医生，主要集中在公立医院。除非是少数原本在医院工作的医生由于各种原因离开医院自行开办诊所，否则诊所很难招聘到优秀的医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行业都存在竞争，诊所也不例外。诊所除和其他诊所竞争之外，还要同其他公办医疗机构（如医院、卫生院等）竞争。特别是同后者的竞争，由于国家政策在很多方面都对公办医疗机构倾斜（比如公办医院和卫生所不用交税），诊所先天处于劣势，面临很大压力。

不可否认，很多人对诊所的印象并不是很好。一提到诊所，人们往往就会联想到“条件简陋”“水平不高”，甚至“江湖医生”“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等字眼。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有相当一部分诊所缺乏医德和商业道德，甚至违法经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医疗卫生行政部分监管不力。但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大部分诊所在医德、医技、诚信守法经营方面是可信赖的。人们对诊所的不良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主观性，需要纠正。

尽管目前诊所经营发展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当前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事实上正在为诊所克服这些困难、成功应对各方面挑战创造着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从产权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医疗机构以公立机构为主，特别是公立医院垄断着80%以上的医疗资源，在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中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国家有关政策又完全向公立医疗机构倾斜，对民营、营利性的医疗卫生机构（包括诊所）缺乏支持。这就导致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竞争不足和竞争不公平的问题。这一状况严重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新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出要大力推进公立医院管理机制改革，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同时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这些改革措施必将使我国医疗机构的产权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将逐渐被打破，民营医疗机构（包括诊所）的地位将会得到极大提高。

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非常不合理，城市与乡村之间、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纠正这种不平衡是新医改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一方面，需要政府的转移支付缩小地区之间配置的不平衡和差距；另一方面，是调整医疗服务体系结构，使医疗资源配置由现有的三级医院诊疗体系过渡到大医院、专科医院构成的疑难、重症诊疗中心，和社区小诊所、卫生院为主构成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而要实现这个转变，最关键的环节是要全面实施分级诊疗和转诊制度。转诊制的实施意味着大部分医院逐步缩小门诊甚至不再办门诊，患者的初诊主要由社区诊所和卫生院负责。医院和诊所在职能上有了明确分工，两者的关系将会从目前的竞争关系，变成良性的合作关系，而诊所的业务又有了充分保障。这一转变也必然会为诊所事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医生都是自由职业者。医院和医生的关系是合伙关系或聘用关系。而目前我国的公立医院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年代的体制和做法，医生是“干部”身份。医院用干部人事编制、职称评聘制度、公费医疗制度等一系列同样从计划经济年代沿袭下来的制度，将医生和医院紧紧绑在一起。医生事实上成了医院的永久员工。医生要离开医院自己创办诊所或到诊所工作，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但是，新医改已经在着手进行医院人事制度改革，推动医生“多点执业”。可以设想，随着医生“多点执业”的逐步实现，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医生独立开办诊所或受聘于诊所。长期以来制约诊所发展的人才瓶颈问题将会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