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染病的传播过程中病人排出病原体的整个时期，称为传染期。传染期的长短可影响疾病的流行特征，如传染期短的疾病，继发病例常成簇出现；传染期长的疾病，继发病例陆续出现，持续时间可能较长。在寄生虫病的监测工作中，开展寄生虫虫种分布监测可直接掌握一个地区的寄生虫病分布情况，提出不同地区的防治策略。监测的方法主要有以下3种：一是对人群病原携带情况的监测，二是对不同环境中自由生活阶段的寄生虫（常为感染期幼虫）虫种进行监测，三是对媒介或中间宿主中的寄生虫感染情况进行监测。最常见的是对人群中病原携带者的监测，因为病原携带者是没有任何临床症状而能排出病原体者。潜伏期内携带病原体并可向体外排出病原体的人称为潜伏期病原携带者；临床症状消失后仍在一定时间内向外排出病原体者称为恢复期病原携带者；未曾患过某种传染病，但能排出病原体的人称为健康病原携带者。病原携带者的监测可直接反映当地人群寄生虫感染的现状，推算当地寄生虫病的疾病负担。

我国已经进行了两次人体寄生虫病抽样调查（Sampling survey），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调查，本节以第一次调查为例阐述寄生虫病虫种分布调查。

1988－1992年，我国在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未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体寄生虫虫种分布调查，这是我国最重要的一次寄生虫虫种分布监测。现分别就抽样点选择、人群肠道蠕虫分布调查、虫种分布统计分析、全国人群肠道蠕虫标化感染率以及推算全国人群肠道蠕虫感染人数等步骤作一介绍。

调查采用三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按随机原则，分三步抽样到点。首先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为主层，主层以下分三级副层。根据地貌或地理方位，将主层分成若干片区作为第一副层；然后根据经济、文化、卫生三项指标将每个片区分成上、中、下三类县，作为第二副层；再根据地形和上述三类指标，将每个中签县分成上、中、下三种类型乡，作为第三副层。

按抽样原则，共在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随机抽取了726个县（市、区）、2848个调查点。应检人数为1574219人，实检人数1477742人，受检率为93.87%。调查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Kato-Katz method）一粪一检，除蛔虫卵外，观察其他虫卵时需要对每张涂片进行计数；蛔虫卵对1/10阳性片进行计数。

现场调查结束后，按统一数据库录入调查数据。数据库经整理理核对后，汇总、建立全国寄生虫虫种分布数据库，用于进一步统计分析。统计分析主要对土源性蠕虫（蛔虫、鞭虫和钩虫）在不同地区、不同性别和年龄人群的分布特点进行分析，以掌握我国寄生虫病分布的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具体包括不同地区的人群寄生虫感染率和感染度、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感染率；此外还根据不同职业、文化程度和民族等进行分析比较。感染度指标为每克粪便虫卵数（Fecal egg per gram，EPG），平均值采用几何平均数（Geometric mean，GMEPG）。

为对各地区间寄生虫感染率进行比较，采用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性别和年龄构成作为标准，对各地区的感染率进行标化，统计各地区的寄生虫标化感染率。各地区的蛔虫、鞭虫和钩虫标化感染率与感染度见图2-1和表2-1。分性别和年龄的感染率比较，则无需再进行标化（表2-2，图2-2）。

全国土源性蠕虫感染人数的推算是以各调查省（市、自治区）的人口数占全国所有调查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数为权重，计算加权感染率，再乘以全国所有调查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数，推算全国总感染人数。

结果显示：调查共检出蛔虫感染者658934人，平均感染率为44.59%，加权感染率（Weighted infection rate）为（47.00±0.36）%，估计全国蛔虫感染人数为53131万（52334万～53929万）；调查共检出鞭虫感染者256772人，平均感染率为17.38%，加权感染率为（18.80±0.33）%，估计全国鞭虫感染人数为21249万（20522万～21975万）；调查共检出钩虫感染者213953人，平均感染率为14.48%，加权感染率为（17.17±0.32）%，估计全国钩虫感染人数为19405万（18691万～20120万）。

通过本次调查，全面掌握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3种主要土源性蠕虫病（蛔虫，Ascaris、鞭虫，Whipworm和钩虫，Hookworm）的流行现状，为全国和各地区制定相应的防治策略提供了依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当时3种主要土源性蠕虫病呈严重流行，人群感染率高、感染度也高。其中蛔虫和鞭虫呈现全国分布，钩虫分布在除北京、吉林、黑龙江和青海以外的26个省（市、自治区），尤以东南、西南和中部地区为重。在不同地区，3种主要土源性蠕虫病流行水平有差异，如大部分地区以蛔虫为最高，鞭虫次之，钩虫最低。但在有些地区鞭虫和钩虫感染水平类似，而有些地区以上3种寄生虫感染率基本一致。提示不同地区主要虫种有差异，因此各地的防治工作要有针对性。通过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感染水平分析发现，在低年龄组（0～15岁），不同性别蛔虫、鞭虫和钩虫感染率基本类似。而15岁以上者不同性别感染水平出现差异，其中蛔虫和鞭虫感染率女性高于男性，而钩虫则男性和女性出现交替波动，且差别也不明显。蛔虫感染率在5～15岁间达到最高，其后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下降。鞭虫感染率在5～15岁之间达到最高，其后出现下降并维持在一个较平稳的水平。钩虫感染水平在20岁左右达到较高峰，此后一直维持在此水平附近。表明蛔虫和鞭虫以低年龄人群为主，在高年龄组以女性为主；钩虫以高年龄组为主，性别差异不明显。

对一些高危特殊人群的寄生虫虫种分布情况进行监测，有利于掌握高危人群的感染途径与影响因素，针对该人群提出预防措施，防止疾病恶化。特别是一些机会性寄生虫，感染普通人群后不会发病，但如感染原来有基础性疾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肿瘤病人、艾滋病人等），常可导致原有基础性疾病病情恶化，甚至死亡。

在我国中部一些农村地区，曾因非法采供血等原因，出现了较多的艾滋病患者。这类人群大多家庭经济条件较差，长期生活在经济落后、环境卫生条件差、卫生服务设施薄弱、肠道寄生虫病流行相对严重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地区开展艾滋病感染者的寄生虫感染监测，可为我国制定艾滋病合并寄生虫感染的防治对策提供依据。以下以在安徽省的一次调查为例阐述有关情况。

选择在安徽省北部某艾滋病治疗点作为监测点。该治疗点主要针对21个乡、126个自然村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工作，患者登记在册人数324人。监测对象为 HIV阳性感染、且均由当地省级以上卫生部门确诊的阳性患者。为正确掌握艾滋病患者感染寄生虫的途径与影响因素，本次监测按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开展，采用1︰1匹配的方式在当地招募HIV阴性对照者315人，监测对象的纳入标准为年龄在6～65周岁之间，能够并愿意提供书面知情同意书。研究对检测结果严格保密。

对年龄在6～65岁的监测对象进行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同时采集血液和粪便样本，每个对象采集10ml静脉血样和2次粪便样本。每个粪样涂3张厚加藤片并在现场实验室进行镜检，其余粪样分装保存带回中心实验室开展其他虫种的检测。现场调查流程见图2-3。

实验室检测包括了HIV筛检、CD4 ⁺/CD8 ⁺T淋巴细胞检测、细胞因子检测、血红蛋白检测和寄生虫虫种检测。寄生虫虫种检测的方法见图2-4。

本次共调查624人，其中HIV阳性组309人，HIV阴性组315人，监测工作情况见图2-5。所有调查资料采用Epi data 3.1录入数据库。两样本均数采用Student’s t检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统计分析分别采用 χ ²检验（Chi-square test）和Logistic回归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并以分析社会人口学、行为学和免疫因素与寄生虫感染率的关系。

被调查者分别观察了肠道蠕虫、原虫的感染情况。进行粪样检测的605人中，肠道蠕虫感染率为4.79%（29/605），感染率最高的是钩虫，为3.97%（24/605）；其次为鞭虫和华支睾吸虫，均为0.5%（3/605）。HIV阳性组钩虫感染率为3.64%（11/302），HIV阴性组钩虫感染率为4.29%（13/303），经 χ ²检验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IV阳性组蛔虫感染率为0，阴性组为0.66%（2/303），经Fisher精确检验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IV阳性组和HIV阴性组鞭虫和华支睾吸虫感染率分别为0.66%、0.33%和0.33%、0.66%，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粪类圆线虫在 HIV阳性组和 HIV阴性组均未检出；HIV阳性组和HIV阴性对照组肠道蠕虫感染率分别为4.30%（13/302）和5.61%（17/303），经 χ ²检验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2-6）。

肠道原虫的感染率为24.13%（146/605），感染率最高的为人芽囊原虫（19.17%），其次为隐孢子虫5.62%；HIV阳性组人芽囊原虫的感染率为16.23%，HIV阴性组人芽囊原虫感染率为22.11%，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IV阳性组和阴性组隐孢子虫感染率分别为8.28%和2.97%，经卡方检验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IV阳性组和HIV阴性组阿米巴原虫的感染率分别为1.66%和0.66%，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IV阳性组贾第虫感染率为1.32%，HIV阴性组贾第虫感染率为0.66%，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图2-6）。

在调查的605人中，男性隐孢子虫感染率（7.67%）明显高于女性（3.77%），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 HIV阳性人群，男性隐孢子虫感染率（12.59%）高于女性（4.40%），而男性人芽囊原虫感染率（11.89%）则低于女性（20.13）。在 HIV阴性人群，男、女性蠕虫、人芽囊原虫和隐孢子虫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2-3）。

监测结果发现，在302名HIV阳性感染者进行肠道寄生虫检测中，蛔虫、钩虫，鞭虫，华支睾吸虫、人芽囊原虫、蓝氏贾第鞭毛虫、阿米巴原虫和隐孢子虫等8种肠道寄生虫的感染率分别为0、3.64%（11/302）、0.66%（2/302）、0.33%（1/302）、16.23%（49/302）、1.32%（4/302）、1.66%（5/302）和8.28%（25/302）。总的肠道寄生虫感染率为26.16%（79/302），其中肠道蠕虫总的感染率为4.3%（13/302），肠道原虫总的感染率为23.2%（70/302）。仅感染1种寄生虫的为66人，占21.85%；同时感染2种寄生虫的9人，占2.98%；同时感染3种寄生虫的有3人，占0.99%。同时感染4种寄生虫的有1人，占0.33%；未发现同时感染5种或以上寄生虫（图2-7）。

本次调查进行粪样检测605人，HIV阳性者肠道蠕虫感染率为4.30%，HIV阳性组和HIV阴性组肠道蠕虫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IV阳性者中肠道原虫感染率为23.20%，感染率最高的为人芽囊原虫（16.23%），其次为隐孢子虫（8.28%），显著高于HIV阴性组（2.97%），提示HIV感染者合并隐孢子虫的感染机会增加，应加强此类人群合并隐孢子虫感染的监测。HIV合并隐孢子虫感染者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 OR=6.700）、年龄在42岁以下（ OR=4.148）以及个人卫生习惯不好（ OR=0.324）的HIV感染者更易合并隐孢子虫感染。建议在预防和控制HIV合并肠道寄生虫感染时，应当将上述这类人群作为重点防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