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坦病毒肺综合征(hantavirus pulmonary syndrome，HPS)又称为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hantavirus cardiopulmonary syndrome，HCPS)是由汉坦病毒属某些型别病毒引起的以发热、低血压休克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性病毒性传染病。该病最早见于1993年春季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4州交界地区，目前在美国30多个州和南美洲累计已有近5000例病例报告。该病临床经过凶险，病死率为26%～41%。

本病的病原体最早分离自美国西南部4个州的交界地区，因此最初曾被命名为四角病毒(four corner virus，FCV)，以后为了遵从当地土著人的习惯改称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SNV)，即无名病毒。现已明确除了SNV作为HPS的主要病原外，源于美国的纽约病毒(New York virus，NYV)、黑港渠病毒(Black Creek Canal virus，BCCV)、牛扼湖病毒(Bayou virus，BAYV)以及近年在南美洲发现的安第斯病毒(Andes virus，ANDV)、Laguna Negra病毒(LNV)和Rio Mamore病毒(RMV)等均可引起HPS样的临床表现，可统称为类辛诺柏病毒(SNV-like viruses)或HPS相关病毒。EL Moro Canyon virus(ELMCV)虽然目前尚未证明可引起HPS，但是由于其基因结构与SNV等病毒高度同源，推测可能也是HPS的病原之一。

大量的表型分析和基因组序列的同源性比较表明，上述病毒均属于汉坦病毒属，具有与该属病毒相似的基因组结构及编码蛋白。与属内其他型别病毒相比，SNV等病毒的S基因结构较为特殊，由1876～2084个碱基组成，而其他型别汉坦病毒仅为1650～1700个碱基左右。S基因3’端有大约547～758个碱基的非编码区，其间含有一些重复序列，具体功能尚不清楚。S基因的主要编码框由1284个碱基组成，可编码428个氨基酸组成的核衣壳蛋白。此外在第一阅读框的内部尚有一个隐含的由191个核苷酸组成的小编码框，预测可编码一种由63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其功能不明。M基因有约3600个碱基，只有一个ORF，编码糖蛋白Gn和Gc。L基因约含6500个碱基，编码病毒的RNA聚合酶。病毒的核糖核蛋白颗粒含有被核蛋白包裹的S、M和L片段。

汉坦病毒颗粒最外层为一脂质膜，囊膜糖蛋白Gn和Gc嵌入其中。经负染色后，汉坦病毒颗粒表面呈现出栅格样结构，电子显微镜下，糖蛋白像绒毛样突出，长约7nm。最近的生化研究提示，病毒颗粒的糖蛋白复合体由Gn四聚体和Gc二聚体链接组成。病毒颗粒呈球形，直径约70～210nm。病毒颗粒的大小是由于包裹不同数量的病毒基因组RNA片段所致。

SNV等病毒同其他汉坦病毒一样均为脂溶性病毒，常用浓度的消毒剂或脂溶剂如70%乙醇、丙酮、乙醚、NP-40和次氯酸等均易将其杀灭。

本病主要流行于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国家，迄今已有11个国家或地区报告人间HPS病例，包括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巴拿马和法属圭亚那，哥伦比亚也已报告人类和啮齿类动物的感染，但未报告HPS病例。另外一些国家如北美洲的墨西哥、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和南美洲的秘鲁已发现啮齿类动物携带病毒。

传染源在不同的国度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如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和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的疫源地，主要宿主动物为携带BCCV的刚毛棉鼠(sigmodon hispidus)；而在东南部的一些州如路易斯安那州主要的宿主动物则为携带BAYV的米(稻)鼠(oryzomyspalustus)；西南部的加州和新墨西哥州、东部的西弗吉尼亚、东北部的纽约州和罗德岛及美国中部的大多数州，主要的宿主动物为携带NYV的白足鹿鼠(peromyscus leucopus)；而携带SNV的拉布拉多白足鹿鼠(peromyscusmaniculatus)在美国的活动范围则遍布除东南部诸州以外的全美几乎所有的州，特别是美国西部各州；携带ELMCV的西收获鼠(reithrodontomys megalotis)的分布与白足鹿鼠类似。在南美洲的阿根廷、智利、巴西、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等国，主要的宿主动物均属于稻鼠属( Oryzomyini)。近年调查表明，携带SNV的鼠类和HPS病例早在1975年甚至1959年即已在北美存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HPS发病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90年代初期因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北美气候变暖，啮齿动物大量繁殖，带毒鼠也相应增多，与人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目前认为，HPS相关病毒主要经呼吸道传染给人，清扫库房、种子库、禽舍和啮齿动物栖宿的场所等均可以受染，林区工作或活动偶尔也有可能被感染。近年用感染SNV的鹿鼠进行的笼间传播研究表明，SNV排泄不易，笼间感染也较难，不能单以气溶胶传播来解释，可能还有别的传播途径，如昆虫媒介或其他因素。此外，已有报道阿根廷和巴西部分地区有人-人传播的HPS病例发生，通过密切接触特别是家庭成员和医患间的密切接触有可能形成聚集发病。

在美国人群中的汉坦病毒抗体水平较低。在那些可能接触汉坦病毒的高危职业中，血清抗体阳性率仅为0～0.5%。在南美洲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智利的某些地区，人群中血清抗体水平同样很低。而在巴拉圭西部和阿根廷北部的特定区域，人群中的汉坦病毒抗体阳性率居然可以达到40%和17%，巴西的某些地区汉坦病毒抗体阳性率为3%～14%，巴拿马则达到33%。人群中汉坦病毒抗体阳性率高可能提示当地流行的HPS病死率低且临床症状较轻。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提示，ANDV所致的HPS可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据报道患者发生HPS后，其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中HPS的患病率为3.4%，尤其是其性伴侣发生HPS的危险性更高。但是迄今为止，尚无资料显示其他致HPS的汉坦病毒可以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本病易感者的特点与HFRS类似。对1994—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201例HPS病例的分析表明，全部病例的平均年龄为39岁(10～75岁)，男性占60%；其中白种人占82%，美国印第安人占14%，黑人和亚裔各占2%。总病死率为30%。

自1993年在美国西南部的四个州暴发流行以来，HPS的病例在南北美洲呈逐年增多趋势，而病死率则从1993年的70.3%降至近年的35%左右。截至2014年4月21日，美国CDC共报告639例HPS患者，其中31例系1993年以前的病例，后经实验室检查而确诊。上述病例分布于全美34个州，其中约95%的病例发生于美国密西西比河西面的州，发病数最多的4个州为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科罗拉多、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州，累计发病数分别为94、81、72和57例；16岁以下的儿童病例低于7%。总的病死率美国为36%，巴西为41%，智利为37%，阿根廷为26%，加拿大为38%。加拿大的发病率比美国低一些，平均每年2～8例。南美洲国家包括阿根廷、智利、巴西，其HPS发病率要高于美国。例如，1993—2012年，巴西共报道1573例HPS。与美国和加拿大的HPS病例相比，南美洲的HPS在流行病学和临床发病方面有所不同，如已报告HPS的人-人传播、血清抗体在某些疫区的阳性率较高(1%～7%)、儿童发病率较高、病死率较低(10%～40%)、轻症和非典型病例较多等。不同型别的汉坦病毒致病性不同，这可能是导致病死率不同的主要原因，但是其他因素如暴露史、免疫状态、医疗水平等也可能是不同国度及地区病死率不同的部分原因。

总的来说，HPS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是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冬季发病率低，且儿童发病率低。在20～39岁及大于50岁年龄组，女性病死率高于男性。造成男女之间病死率高低和病情严重程度方面差异的原因非常复杂，可能受到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的共同影响。

本病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目前认为患者的肺脏是主要靶器官，肺泡毛细血管和微血管内皮细胞是HPS相关病毒的主要靶细胞。内皮细胞感染后虽不会产生明显的病变，但感染后激活的单核吞噬细胞可以释放各种细胞因子和促炎因子(如IL-2、TNF、IFN-γ等)，间接导致肺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引起大量血浆渗入肺间质及肺泡内，产生非心源性肺水肿，临床上表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呼吸衰竭。免疫组织化学研究发现病毒抗原广泛分布于肺、肾、心、脾、胰、肾上腺、骨骼肌、肠、脑等脏器细胞，肝脏少见。镜检病毒抗原主要见于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肾髓质和皮质毛细血管及肾小球血管的内皮细胞，而肾小管上皮细胞少见。此外，已发现病毒血症的水平与感染肺细胞表达的病毒抗原水平相关，高水平的病毒血症能够触发较强烈的免疫病理反应。

汉坦病毒通过多条路径影响宿主感染后IFN的产生。汉坦病毒将病毒RNA转录本5’端的三磷酸变为单磷酸，通过这一转录机制抑制宿主IFN通路的活化。另外，Gn和Gc糖蛋白通过抑制IRF-3的磷酸化、二聚体化、核移位和损害IKKe和TBK-1激酶的功能下调宿主IFN反应。汉坦病毒还通过下调STAT1和STAT2的磷酸化和核移位抑制干扰素的信号通路。IFN信号通路的抑制涉及汉坦病毒的糖蛋白和核蛋白。汉坦病毒糖蛋白的这一独特特性可能与Gn的长尾相关，在所有致病的汉坦病毒Gn尾上均有一保守的ITAM基序。

在某种程度上，致病和非致病汉坦病毒诱导的IFN反应不同，因此推测这也导致了它们致病性的不同。例如，希望山病毒(PHV)并不致病，在感染早期即可诱导IFN-β反应，而致病的汉坦病毒则不能，造成这种差异的详细机制尚不清楚。

尽管汉坦病毒能够限制宿主细胞的免疫反应，但是几乎所有的汉坦病毒感染均能诱导宿主产生维持时间较长的体液免疫反应。HPS患者一发病，其血清中即可检测到抗核蛋白抗体，随后不久即可检测到抗Gn和Gc的中和抗体。HPS病例中，高滴度的中和抗体与病情轻微相关。另外，早期高水平的汉坦病毒特异性IgG与能否存活相关。发生肺水肿的HPS患者，其血清中可检测到高病毒载量，高病毒载量与病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汉坦病毒感染可诱导人类产生强烈的T细胞反应以及维持长期的记忆性T细胞反应。CD4 ⁺和CD8 ⁺T细胞克隆可识别急性期和恢复期患者血中病毒核蛋白和糖蛋白上的表位。重型HPS患者体内可检测到比轻型患者数量多的SNV特异性CD8 ⁺T细胞。SNV特异性CD8 ⁺T细胞在体外可导致SNV感染的HLA型别匹配的人内皮细胞的通透性增高。上述资料显示CTL在HPS的发病机制中起主要作用。但是，其他一些资料又提示Gn特异性记忆性效应T细胞反应在ANDV感染患者中可提供保护性免疫。在决定汉坦病毒感染转归方面，宿主因素可能起一定作用，如某些研究揭示，特定的HLA等位基因可能与患者病情轻重相关。SNV感染的HPS患者， HLA-B ^*35显示与重型HPS相关，但是ANDV感染的HPS患者， HLA-B ^*35限制的记忆性T细胞反应似乎与轻型HPS相关。

HPS的基本病理改变为毛细血管渗漏，汉坦病毒感染导致肺部血管渗漏并最终引起HPS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发展至HPS可能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如病毒复制的直接作用和诱导的免疫反应的间接作用。汉坦病毒通过诱导内皮细胞和白细胞的活化、触发促炎因子的合成和释放而导致血管内皮屏障功能的变化；在HPS发病初期有强烈的汉坦病毒特异性免疫反应；且病毒感染血管内皮时并不产生直接的致细胞病变效应。上述证据证实在HPS的发病机制中，免疫介导是HPS发病的基础。此外，汉坦病毒主要感染内皮细胞，其他细胞如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在体外及体内均可被感染，但是没有任何明显的细胞病变。病毒感染、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T细胞活化的结果就是炎症介质的产生。在HPS患者体内可检测到高水平的细胞因子。HPS病例的肺组织中，可以检测到一些细胞因子，如IFN-γ、IL-1a、IL-6和TNF-α。

既往均将HPS的发生归因于免疫介导，但是最近有些研究对此提出质疑，并展示出病毒直接作用于血管内皮的证据，如：①病毒受体的应用；②致病的汉坦病毒使内皮敏感化并对外源加入的VEGF产生反应导致血管的高渗透性；③汉坦病毒复制单独即可使内皮细胞屏障完整性缺失。

致病的汉坦病毒与其受体β3整合素结合，病毒和β3整合素相互作用在调节血管通透性上起一定作用。此外，阻断汉坦病毒感染导致的血小板活化就能影响内皮血小板的相互作用并影响血管的通透性。而且，血小板向感染内皮聚集可能是HPS患者血小板减少的一个原因。

HPS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人肺部的内皮细胞后导致VEGF分泌增加和相应的血管内皮钙黏蛋白(VE-cadherin)减少。此外，病毒复制导致内皮细胞屏障完整性缺失以及通透性增高。汉坦病毒诱导的血管通透性增高过程中，VEGF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只有致病的汉坦病毒可导致内皮细胞渗漏。内皮细胞通透性主要通过紧密连接和黏着连接调节。VEGF-R2与VE-cadherin相互作用并共同维持内皮细胞屏障。但是，VEGF(强有力的血管通透因子之一)与VEGF-R2结合可触发VE-cadherin的内化和降解并导致黏着连接的断裂。VEGFVEGF-R2-VE-cadherin可增加汉坦病毒感染内皮细胞的血管通透性。在登革出血热中，分泌的低水平的VEGF-R2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也许，在HPS病例中也有类似的相关性。

HPS患者血管通透性的增加不仅是由病毒感染导致的。虽然病毒感染能启动血管渗漏和细胞信号的一连串作用最终导致血管的高通透性和疾病的发生，但是强烈的免疫反应和通透因子的释放也是血管通透性增加和HPS发生的重要原因。

HPS的主要病理改变为大量的浆液性胸腔积液(最多可达8420ml)和严重肺水肿(病肺重达1920g，2倍于健康人肺)，其他组织特别是后腹膜未见水肿。此外脑、脑垂体、心脏、肾脏、肾上腺、胰腺及皮肤多正常。典型病例可见肺泡水肿、局灶性透明膜形成以及肺间质不同程度的充血、水肿，但Ⅰ型肺泡上皮细胞尚完整，Ⅱ型肺上皮细胞少见，此点与常见的弥散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DAD)明显不同。炎性浸润细胞以单核细胞为主，中性粒细胞少见。同时可见肺、血液、骨髓、淋巴结的副皮质区和淋巴窦、肝脏汇管区以及脾脏的红髓和小动脉鞘均分布着多少不等的体积较大的免疫母细胞样异型淋巴细胞。SNV或其相关病毒的抗原主要见于肺上皮细胞和其他多种脏器细胞及毛细血管和小血管的内皮细胞，也见于滤泡样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和肝脏库普弗细胞。电镜下肺内皮细胞和巨噬细胞均可见病毒样颗粒。

本病潜伏期1～4周。临床可分为3期，即前驱期、心肺期和恢复期，也有分为4期即发热期、休克期(相当于心肺期)、多尿期和恢复期(图4-1)。

发病多急骤，病初有前驱症状如畏寒、发热、肌痛、头痛、乏力等，亦可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发热一般为38～40℃，持续12小时至数日，少数病例可持续1周以上。多在起病2～3天后迅速出现咳嗽、气促和呼吸窘迫，此即非心源性肺水肿。体检可见呼吸增快达20～28次/分，心率增快达100～120次/分，肺部可闻及粗大或细小湿啰音，少数患者出现胸腔积液及心包积液，重症患者可出现低血压、休克、窦性心动过缓和窦性心动过速等心律紊乱。部分患者可见睑结膜充血和球结膜水肿，但是少见皮肤黏膜出血点或瘀斑，此点与肾综合征出血热明显不同。血气分析可见严重的低氧血症，即使吸入40%的氧气动脉氧分压(PaO ₂)仍低于8.0kPa(60mmHg)，同时动脉二氧化碳分压(PaCO ₂)下降，晚期可升高。肺动脉导管检查显示心脏指数(cardiac index，CI)升高，全身血管阻力(systemic vascular resistance，SVR)降低，肺动脉楔压(pulmonary wedge pressure，PWP)正常。胸片仅见细网状阴影或呈毛玻璃状改变；转为肺泡性水肿后，胸片显示两肺弥漫性肺浸润，但肋膈角正常，病灶消散较心源性肺水肿慢。

由SNV、NYV和NYV-1引起者一般没有肾损害，而由BAYV、BCCV引起者伴有肾损害，因而可以出现少尿。

多数患者从起病至死亡的平均时间为7天，死亡患者多数由于肺水肿和严重低血压休克，并发窦性心动过缓、传导阻滞、室性心动过速或纤颤。若能度过呼吸衰竭期，患者逐渐进入恢复期，此时呼吸平稳，缺氧纠正，体力可逐渐恢复。

全部患者均有血小板减少，同时有中性粒细胞增加，核左移，出现杆状核细胞，晚幼粒细胞和(或)髓细胞，以及免疫母细胞样异型淋巴细胞，被称为“血常规化验异常三联征”。重型病例病程中常出现血液浓缩，红细胞压积增高，表明存在广泛的血管渗漏现象。尿常规检查可见部分病例有轻、中度蛋白尿，镜下血尿或尿潜血阳性。

HPS患者普遍存在低白蛋白血症。该类患者可同时伴有血清重碳酸盐减少，乳酸升高(>4mmol/L预后不良)，显示代谢性酸中毒；ALT、AST和LDH(乳酸脱氢酶)可呈2～5倍增高，凝血酶原时间延长；但尿素氮和肌酐则基本正常。

北美和南美的HPS疫区近年已广泛采用免疫荧光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进行特异性IgM和IgG抗体的检测。有报道对22例急性期HPS患者的血清标本进行抗SNV抗体检测，发现特异性IgM阳性率为100%，特异性IgA抗体阳性率为67%，至恢复期检测特异性IgG抗体，阳性率最高的为IgG3(97%)，其次为IgG1(70%)、IgG2(30%)和IgG4(3%)。

美国CDC 1997年报告应用多种重组抗原和化学合成多肽制备了敷有塑料基质的硝基纤维素膜HV抗原条带，可用于抗汉坦病毒抗体的检测，称为重组条带免疫印渍试验(recombinant strip immunoblot assay，RSIA)。

近年已发展了多种基于反转录PCR(RT-PCR)的检测技术，检测标本主要是患者的外周血血清、全血和血凝块研磨物。检测方法包括常规PCR、免疫PCR和实时定量荧光PCR，据报道病后23天仍可检出，最低可检出15个空斑形成单位(PFU)或50个病毒基因拷贝数。

有关HPS与HFRS主要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的异同点详见表4-1。

HPS诊断须依据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有关实验室检查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凡诉发热、肌痛的患者，如果来自农村、林区或HPS疫区，有鼠类暴露史，伴有胃肠道症状、咳嗽、呼吸困难等表现，提示有HPS的可能。应作血气分析和血常规化验，若血氧饱和度异常，具备HPS特征则立即收入病房，行X线胸片、血液生化和血气分析检查，并采血送检ELISA和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检测特异性抗体，进行病原特异性诊断。

1.HPS初期应与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和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所致流感样综合征鉴别。HPS患者通常不出现喉炎、眼结膜炎、鼻溢、淋巴结肿大或皮疹，而典型呼吸道病毒感染，则上述症状常见。此外，社区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和非典型肺炎，也与HPS起病之初相似，但前者多伴有寒战、咳脓痰，X线胸片可发现局部浸润性病变影，同时不出现血液浓缩，也难以检测到异型淋巴细胞。

2.其他应予鉴别的疾病包括各种以发热、肌痛和胃肠道症状起病，可迅速演变成双侧肺炎的病原体所致的感染，其中包括引起ARDS的较少见的疾病如肺鼠疫、军团菌肺炎、兔热病和Q热等。

凡是疑诊HPS的患者均应劝其住院治疗，按HPS的治疗要求进行严密的监护，并积极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主要治疗措施如下。

尽管利巴韦林已成功用于HFRS的抗病毒治疗，体外实验对SNV有抑制作用，但是美国CDC等部门组织的利巴韦林早期治疗HPS患者的研究结果却不能提示该药有明显效果，目前正在进行随机、安慰剂作对照的试验将进一步评价其疗效。

出现气短、呼吸窘迫时必须立即给予氧疗，包括呼气末正压(PEEP)机械通气，这些是成功抢救HPS/ARDS的关键。美国在抢救HPS时，强调100%氧浓度高正压PEEP通气。所谓高正压是指通气压力达8～10cmH ₂O。然而，呼气末正压给氧对血流动力学可造成一定干扰，使静脉回心血量减少，肺血管阻力增加，肺内气道压力升高，可导致气压伤。同时由于肺血管阻力的上升，也可加重血浆渗漏。故应用呼气末正压宜由小而大，从4～5cmH ₂ O开始，按需要逐步调高。此外，100%高浓度氧的吸入以不超过6小时为宜，长时间高浓度吸氧可引起氧中毒，导致肺组织损伤，加重ARDS病情。近年国外均采用高频喷射通气(high frequency jet ventilation，HFJV)治疗ARDS，应用时呼吸周期始终能维持于较低正压，产生一定的PEEP效应，不致引起气压伤和血流动力学的明显改变，可在呼吸道开放状态存在自主呼吸的情况下，进行有效人工通气。有报道由于HPS患者严重的肺水肿，不应使用非侵入性通气如双相气道正压通气(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

对HPS伴有严重心肺功能衰竭者，有条件时也可试用体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治疗。有报道ECMO应用的指征包括心输出指数低于每平方米体表面积2.3L/min且动脉氧压/吸氧分数(PaO ₂/FiO ₂)低于50的患者，禁忌证主要是年龄超过70岁、原有严重的基础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ECMO初步应用表明没有并发症，可以将原来几乎100%死亡的HPS极期患者的存活率提高至66.6%。

早期应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能减少肺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如地塞米松80mg/d，应用不超过24小时，可防止感染扩散引起的败血症。

本病心肺期ARDS期间应避免过多补液，过量输注血浆或全血将引起静脉压力增高，加重肺水肿，使动脉血的氧合更加困难。治疗中也应防止低血容量，应结合条件使用漂浮导管测定肺动脉楔压或中心静脉压来了解和评估血流动力学情况。

对于以ARDS为主要临床表现伴血象升高而诊断暂时难以确定者，可常规施以强有力的抗生素治疗，以防严重的肺部细菌感染而延误治疗。其他各种并发症的治疗可参照HFRS或其他内科常规进行。

由于HPS主要经气溶胶传播，且目前尚无有效的病毒疫苗，因此该病的预防与HFRS有所不同。根据美国CDC的意见，HPS的预防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1.将食品和饮水放入密闭的容器或冰箱内，垃圾倒入有盖的垃圾箱(桶)内，避免家鼠侵扰或污染。

2.清理住宅周围的垃圾和杂草，封堵建筑内的鼠洞和鼠类可能出没的缝隙。

3.采用药杀或生物方法灭鼠，生物灭鼠的方法可以采用猫头鹰、无毒蛇等。

1.清理鼠类躲藏栖息的场所时应穿戴口罩、手套，清扫时应尽量减少扬灰，清扫前可预先喷洒消毒剂。严禁直接用手接触死鼠或其排泄物。

2.郊游或野餐时应尽量避免接触鼠窝、鼠洞。

3.凡是进行HPS或可疑HPS患者血液标本或尸检组织标本实验操作的工作人员均应在BSL3(bio-safety levels 3)或BSL4级实验室(负压实验室加生物安全台)内进行，操作人员应注意戴双层手套，穿防护衣，扎防水围裙(进行尸检时)，配戴装有透明面罩的头盔，穿防水鞋套等。所有物品及组织均应严密包装或高压消毒后方可带出实验室。

凡是体温超过38℃、临床出现原因不明的呼吸窘迫症状且需氧疗者；或胸片显示双肺浸润影，或尸检发现非心源性肺水肿而无其他确定病因者，均应上报疑诊HPS的传染病疫情报告。

以ARDS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出血热病例虽然在我国也时常见到，但是至今为止尚无确切的病毒学证据，也无相应的病毒基因序列方面的分析报告证明其病原体为HPS样的病毒，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警惕HPS病例的出现，另一方面也应加强该方面的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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