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恩师朱良春
2011年3月,笔者如愿以偿拜朱良春先生为师,进行了两年的脱产跟师学习。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先生对中医经典理论的透彻领悟、临证拓展和颇多创见,不但解除了笔者学业上的诸多困惑,而且先生治学严谨、质朴随和、风趣幽默和对弟子拳拳爱护更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有缘结得师徒情,授业解惑沐春风,常忆慈蔼温文在,时时感怀念心中”。
1.授业解惑,醍醐灌顶
先生做事非常认真,拜师第二天就与我详细认真地讨论学习计划,按照医院的要求和他的想法,一条一条地核对,一条一条地落实,指出哪些能实现,哪些实现的难度比较大,怎么学习和掌握才是比较好的途径,等等。
侍师临证时,先生每每对辨证要点、关键用药多加指点。诊余则传道讲学,辨病辨证相结合,从常用药心法再到“专病专药”特殊用法,等等。结合医史、医案、医话的各个方面,娓娓道来,悉心传授。有时先生怕我理解不了、听不明白,用笔写下,嘱我好好领悟。先生善纳百家之长,每讲起其他流派的学术思想时不忘嘱咐我:这些流派各有所长,他们都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要善学其所长,不可先入为主而有偏见之心,不可囿于一家之言……先生常举叶天士先后拜师达17人之多,兼收并蓄,终成中医大家的佳话,鼓励学生摈弃门派之见,博采众长。
先生强调,振兴中医,必须思维回归中医,坚持中医理念,以中医经典、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临床,经典著作饱含中医的精华,尤其是《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四大经典,须下大功夫深入学习。在先生指导下,我对经典理论进行重新学习,按照先生“学习《内经》,要形成经文、临证、思考三位一体的方式”,通过较为深入细致的思考,渐悟其中奥义,并深深体会到先生深厚的经典理论和广博的临证经验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学术体系。有感于此,我萌发了从中医经典理论角度思考和整理先生医案的想法,并获得先生的首肯。
2.洞察本源,“持重”“应机”
先生是张仲景所倡导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忠实践行者,宗章次公先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之旨,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善汲取百家之长、触类旁通,不执寒温之说、不争经方时方之论,唯抓住根本病机而适宜变通。临证又善于采纳现代医学之检测手段,弥补中医四诊细微之不足。他在国内最早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主张,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和特色所在,辨证是绝对的,辨病是相对的,应发挥中、西医各自所长,宏观与微观相参,使治疗更具针对性,有利于提高疗效。正是先生兼收并蓄,澄心静思,始能汲取诸家之长,并从其中脱化出来,形成自己鲜明的辨证论治风格。
先生长于辨治疑难危重之病,认为疑难病之所以“疑难”,在于辨证之“疑”、论治之“难”,既要辨识何邪为患、邪之深浅,又要了然正气虚实、预后之转归,故辨治疑难病、慢性病强调“持重”和“应机”。所谓“持重”,即辨证既明、用药宜专;所谓“应机”,就是症情既变,立法用药亦随之调整。在长期实践中,先生深入研究了疑难杂症、慢性病的辨治,概括其病理特点为“虚”“痰”“瘀”,提出“怪病多由痰作祟,顽疾必兼痰和瘀”,并以“久病多虚,久病多瘀,久病入络,久必及肾”对其病机转归进行高度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上下不一应从下,表里不一当从里”的原则,倡“百病不治,求治于肾”。例如辨治痹证,先生认为,本病虽由“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既然是“杂至”,就有先后、轻重之分,更有化热、血瘀和肾精亏虚的重要因素。若只着眼于关节红肿痛热等“表象”,采用祛风、散寒、除湿、清热,而忽视深伏诸邪及肾督亏虚的根本,治疗很难取得好的效果。先生深赞张景岳“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当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的观点,提倡“燮理阴阳”辨治疑难杂症,立“益肾蠲痹、通络止痛”法,先后创制“益肾蠲痹丸”“浓缩益肾蠲痹丸”“痹通汤”“培补肾阳汤”等,灵活施用于痹证各期及各种慢性病、疑难杂症。据统计,经用先生所创“益肾壮督、蠲痹通络”治法的各种痹证患者,取效明显,尤其是大偻患者,HLA-B27转阴率高达36.3%。先生多次指出“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其要在洞察本源,分清疾病的阴阳逆从、标本虚实,进而先发制病和截断、扭转病势。
先生师古但不泥古,屡有创新,如“痛风”病,医家多归于“痹证”范畴加以辨治。先生指出此为“痰湿阻滞于血脉之中难以泄化,与血相结而为浊瘀,滞留于经脉,则骨节肿痛、结节畸形,甚则溃破,渗溢脂膏;或郁闭化热,聚而成毒,损及脾肾”,指出“凡此皆浊瘀内阻使然,实非风邪作祟”,创“浊瘀痹”病名,制定了固护两本、泄化浊毒之则。其内涵深刻,见解独到,具有很强的临床指导意义。笔者跟师侍诊,亲见多例痛风、痛风性关节患者取效明显,部分患者甚至痛风石软化变小,直到完全消失,效果之神奇,令人慨叹。
3.重剂沉疴,巧妙配伍
先生深知药物剂量始终是限制临床医师的一大关口,古人有“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说,《景岳全书》曰:“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但用一味为君,二三味为佐使,大剂进之,多多益善。夫用多之道何在?在乎必赖其力,而料无害者,即放胆用之”。然而,按照目前药典规定的剂量治疗,很多大病、重病难以取效,故先生采取多种性味归经相同的药物合用,以弥补剂量不足的缺点,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先生同时指出,取效关键,不唯剂量一端,药物配伍亦甚为重要。要发挥它新的作用或特定的疗效,就必须突破常规剂量和巧妙配伍。侍师临证及整理医案过程中,先生或系统阐述,或言简意赅,直指病机核心;施药用量当大则量大,久病迁延则轻剂缓图;对于辨治过程出现的变化,先分析其机制后加以微调,恰当配伍,取“四两拨千斤”之效,如案例中辨治脾肾亏虚之申某案,患者服药后在怯冷、关节疼痛好转同时出现口腔溃疡等症状,先生指出“此虚火也,不可因其口腔溃疡误用清寒之剂,当引火下行,同时益火之源以育阴潜阳”,原方加以甘杞子10g,3剂后患者口腔溃疡即解,如此等等。
长期临证实践中,先生创制了多个配伍巧妙的药对,例如,治疗痹证疼痛的全蝎、蜈蚣,治疗肝硬化腹水的楮实子、庵闾子;治疗“僵肿”的炮山甲、蜣螂虫等;肾精亏虚者,则多以仙灵脾、地黄配伍,或补骨脂、骨碎补、鹿角片、生黄芪。
对于单味药,先生亦体会甚多。如甘杞子,量用至60g,则有止血之效。凡齿宣、鼻出血及皮下出血(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连服3~5天即有效,用量小于45g则无效。益母草小量(10~15g)作用是调经活血,大量(60~75g)则能利水消肿、平冲降逆。苍耳草苦辛而温,祛风化湿:小剂量治头风鼻渊、痹痛及疮肿癣疥,大剂量能治麻风病(960g/d)及结核性脓胸(210g/d),等等。先生长期临证,用药经验甚为丰厚,多有著述。
更为重要的是,先生对虫类药进行了深入研究,上自《神农本草经》,下至近现代诸家,无不精研,结合临床实际总结、归纳、分类,开创了虫类药应用的新篇章;尤其对于疑难重症,巧妙伍用虫类药取得单纯草木药物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其所主编《朱良春虫类药的应用》一版再版,受益者众。
4.慈蔼垂顾,润物无声
先生特别为别人着想,事无巨细,考虑周详。笔者初到南通,人生地不熟,先生多次过问我在南通的生活,住宿、吃饭、交通等方方面面,嘱咐各种事项。跟诊结束,先生亲自讲小课,讲解中医理论的知识框架、各种药物临床应用、中医各家学术流派特点,讲解各方面的知识,从从容容,安静慈祥。有时候师生谈得开心了他会畅快地笑起来……如沐春风。这就是先生给我的感受。他是学富五车的中医大家,更是一位智者,一位慈祥的长者。
先生学风踏实、文风朴实,工作非常严谨,修复任何文件时,都要字字句句去读。整理医案过程中,先生连标点符号都要核对,修改不合适时自己还要用涂改液修复,从不假他人之手。最初整理出来的案例均由先生亲自过目,后因先生身体欠安,不能一一看示,却一直惦记着病案整理进度。
2015年12月14日,突闻先生离世,我震惊异常!想起先生高年之际收我为徒,亲自带教,传道讲学;想起先生对弟子的关心爱护;想起先生悉心传授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仿佛还在先生身边,如今竟天人永隔,再也看不到先生慈祥的面容,再也听不到先生谆谆教诲……回首往昔,不觉悲从中来,天涯海角有尽处,唯有师恩无穷期!
先生为中医而生,见证了中医中药发展的艰辛历程,传承、守候了中医中药的火种,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他心似佛而术似仙,永远值得后辈敬重!而今先生离世,传承工作时不我待,我辈会按照先生的教诲勤于临床、深研经典,真正以经典理论为指导,用心体察临证,不断总结和提高,解困救厄,造福病患,不负先生教诲!
陈党红
2016年3月19日
朱老为笔者亲列读书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