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诱发因素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精神疾病的发生是遗传因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抑郁症也不例外，如果只具备了易感素质没有外部环境的刺激，抑郁症也不能发生。实际上除了上述两者相互作用外，一个人的个性特征也参与了疾病的发生过程，环境的各种应激性事件作为外部因素被个体感知，当个体经过认知评价后感觉事件重大且无力应对时抑郁便发生了。

一、社会阶层、经济状况及文化程度

（一）社会阶层

据西方国家调查显示，抑郁症的发生与社会阶层密切相关，低社会阶层比高阶层患抑郁症的危险高两倍，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果。不良的社会环境对抑郁症的发生有重要影响。城市比农村抑郁症更多见。

（二）经济状况

如果按照经济水平划分人群，往往会发现经济水平比较低的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一般来说，经济困难的群体会遇到更多来自生存等各方面的压力，会遭受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和挫折，因而患抑郁症的概率大大增加。

（三）文化程度

抑郁症的发生与文化水平相关，有研究显示：文化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虽然经常也有一些媒体在报道，或者有一些朋友询问，现在社会上的白领、大学生罹患抑郁症非常多，甚至某某高校每年出现多少因抑郁症跳楼自杀的学生，给公众的感觉好像是文化水平越高抑郁症发病率越高。实际上是文化水平越低，发病率越高。究其原因，文化程度低的人群有可能面对的社会压力、生存压力更大，受到更多应激因素的影响。

二、生活事件和应激

有研究发现，人们在经历可能危及生命的生活事件后的六个月内，抑郁症发病危险系数增加六倍，一般认为生活事件在抑郁症发病中起“扳机”作用，重大的负性生活事件，如丧偶、离婚、婚姻不和谐、失业等均可导致抑郁的发生。

（一）生活事件与抑郁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抑郁症的发生与生活事件有密切关联，尤其是首发抑郁，发病前重大生活事件的发生率比复发抑郁更多。抑郁症发病前约92%有生活事件，表明生活事件在抑郁症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其中负性生活事件与随后发生的抑郁症明显相关，Frank等用比例性威胁事件法评估了抑郁症病人发病前6个月内生活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发现不仅威胁性的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正性和中性事件也会缩短发病潜伏期；且生活事件还影响其预后及复发。研究发现抑郁症病人一般经历较多的负性事件，这些负性事件对病人的刺激均是沉重而强烈的，往往触及其内心深处，从而引发了抑郁症的发生。

最近研究显示，抑郁症的发作可能与导致陷入困境和羞辱感的事件尤为相关。相反，抑郁症的缓解通常与“新生”（fresh-start）生活事件（如建立新的关系或开始接受某个教育课程）有关（Harris，2001）。遗传因素对特定个体如何感知生活事件也有作用（Kendler等，1999），某些个体可能更易于选择有危险的环境，遭遇更多的生活事件导致抑郁症的发生。

通常，随着抑郁发作次数的增加，生活事件对抑郁发作的重要性逐渐降低。这说明一旦罹患抑郁症，抑郁可在无任何重大环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发作。首次抑郁发作时，如果个体有很明显的抑郁家族史，则发病不需要有重大的环境应激。

有研究表明：紧张性的工作事件、长期的婚姻问题、躯体疾病（杜玉凤，2004；孙宏伟，2008）和抑郁症发生有关。Abralnson认为：自我成就事件与易感人格因素互相作用，也可能会导致抑郁。对生活事件类型进行比较发现，较多的来自工作学习中的问题更易导致抑郁症的发生。

另外，抑郁症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不仅取决于其症状的强度、发生的频率、持续的时间和影响的范围，而且也取决于病人主观痛苦和社会功能的受损程度。故而抑郁症病人抑郁严重程度与负性生活事件呈正相关，推测可能的机制：①抑郁症病人病情越严重，有可能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就越多；②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抑郁症病人的病情越严重；③两者互为因果。一般认为，大多数抑郁症病人因经历较多的生活事件，尤其是负性生活事件，导致一过性或持续性高度精神紧张，从而诱发疾病或导致病情加重。

（二）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是一个人通过来自家庭成员、亲友、同事、组织和社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所获得的能够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

Heponiemi T等进行了一项为期14年的纵向调查，目的是研究社会支持和抑郁倾向的关联性，结果表明：感受到高水平的主观社会支持与5年内的低抑郁倾向相关。Brown、Wade等研究发现，抑郁症病人与较少的社会支持和较多的人际关系问题有关，且发现显著的人际困难是抑郁症发作后慢化的危险因素。其他的一些研究发现：抑郁症病人社会支持评定总分、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支持利用度各项因子得分均低于健康人群，提示社会支持低下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

国外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抑郁症的发病有缓冲作用，但这种作用仅在男性可以观察到，社会支持可以减少处于压力环境下中年男性的抑郁风险，得到社会支持不仅可以减少抑郁的发生，同时给别人支持也可以达到相应效果，因此，相互动态的社会支持与社区男性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另外，抑郁症病人的严重程度与社会支持的相关结果表明，抑郁症病人的严重程度与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呈负相关，即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越低，病人的抑郁症状越重；增加病人对社会支持的主观感受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有利于抑郁症状的好转。推测可能的机制：①抑郁症病人的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越少，抑郁症病人常常会感到无助、孤单，甚至觉得生存没有任何意义，越有可能导致抑郁症病人病情加重；②抑郁症病人病情越重，病人对未来生活丧失了信心，越有可能导致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下降；③两者可能互为因果。因而在抑郁症的治疗过程中，应有意识地鼓励病人提高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尽量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鼓励病人平时应多与家人、朋友沟通交流，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遇到困难或烦恼时积极向家人、朋友倾诉与求助，这样有助于提高社会支持利用度，有利于病人及时的情感表达，使社会支持系统的缓冲作用得到很好的发挥，促进病人的早日康复。

（三）婚姻状况与抑郁的关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婚姻质量与抑郁症的发生密切相关。婚姻状况的不满意是发生抑郁症的重要危险因素，离异、分居或丧偶的人较婚姻状况良好者更易罹患抑郁症。有研究发现，婚姻不和谐者抑郁症的患病率比对照组高25倍。如苑杰等（2016）对婚姻质量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婚姻质量对女性抑郁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婚姻质量越差，女性抑郁越严重。

有一种观点认为，婚姻生活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的健康心理都具有保护作用，减少患抑郁症的概率；另一种观点认为，已婚女性患抑郁症的危险最高；第三种是折中的观点，认为好的婚姻有保护作用，而不好的婚姻则会加剧个人的适应困难，易患抑郁症。

有研究对年龄>22岁（法定结婚年龄）的抑郁病人婚姻状况进行比较，发现男性未婚抑郁症的患病率高于女性未婚抑郁症的患病率，这一结果支持后两种观点。这种差异的存在有两种解释，其一认为，这种差异不是婚姻本身所致，而是与婚姻相关的种种义务、社会角色等使得已婚女性的抑郁症患病率增高；其二认为，有可能与婚姻使得女性陷入不利的地位有关。

（许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