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明教授根据数十年临床工作经历和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在长期防治癌瘤病过程中体会到癌症患者“正”常不足，“邪”常有余。机体正气旺盛邪气则不能入侵体内，疾病就不会形成。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当各种内外致病因素导致正气相对虚弱时，邪气就会入侵机体而产生疾病。癌瘤疾病形成后，如果正气能够得到恢复或者邪气并不强盛，则正气可驱除邪气外出，癌瘤疾病就有可能缓解。反之，如果正气进一步虚弱或邪气过于强盛，正气不能驱邪外出，癌瘤疾病就可能继续进展和加重。

人类生存在自然界当中，其生理、病理无时无刻不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机体的正气在防治包括肿瘤在内的一切疾病发生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肾藏精，主生长发育，为先天之本，脾主水谷运化，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无论什么原因引起人体正气不足，都不可能离开五脏，其中又与脾肾两脏关系最为密切。五脏生理病理，不外乎气血阴阳。在研究正气不足和癌瘤发病互为因果关系中，若以气血阴阳为纲，五脏虚弱为目，则能提纲挈领，可以指导临床工作。

正气不足还可导致多种癌瘤的产生和进展，有时癌瘤成为一种起病隐匿、进展迅猛、证情险恶的疾病，并能迅速并持续损害人体正气，临床常见正气不足与进展迅速的癌瘤疾病互成因果，恶性循环，以致病情迅速加重。由于“正邪交争”状态常出现在各种癌瘤疾病的过程中，所以，必须对“正邪交争，互成因果，交替促进”状态有充分的认识，只有提高了理性认识，治疗癌瘤疾病坚持不断扶助正气，才有可能提高疗效。

《灵枢经·刺节真邪》提出“瘤”是“邪气居其间……久留而内著”，《医宗必读·积聚》篇载：“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正气与邪气，势不两立，若低昂然，一胜则一负，邪气日昌，正气日削，不攻去之，丧亡从及矣”。提出正虚邪实，搏结成为癥积之病因病机。《灵枢经·九针》曰：“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病者也”。《诸病源候论》：“其经虚，为风寒气客之，则血涩结成痈肿”；又说：“血气伤损，腑脏虚弱，为风冷所乘，搏于脏腑，与气血相结，故成积聚也”。说明外风寒邪乘虚入体可引致癌瘤。《外科正宗》称：“忧郁伤肝，思虑伤脾，积想在心，所愿不得志者，致经络痞涩，聚结成核……名曰……岩”。《外科全生集》谓：“岩……此因哀哭忧愁，患难惊恐所致”。说明精神遭受刺激可致癥瘕，过食肥甘厚味损伤脾胃运化功能，酿痰生热，滞于经络均为癌瘤之病因病机。

王羲明教授经过古代医籍文献探索及数十年的临床治癌经验，提出癌瘤是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癌瘤形成，主要有内外因素构成；外因多为饮食不节，过食肥甘厚味，导致难于运化，使湿浊瘀滞，壅热酿毒，损伤肺、胃等脏腑经络；内因多为素体亏弱，后天失于调养，正气不足，病久复能伤正，年老亦使气血阴阳衰竭，更能助邪内侮，积成脏腑癥积。总之，癌瘤的发病机制为正虚邪实：正虚是本；邪实是标。即在“正虚脾肾亏弱”基础上，随着“湿热”“痰凝”“瘀阻”“蕴毒”的侵袭，经络损伤，进而引起脏腑亏损，积久导致恶变而促进癌瘤形成。总之，癌瘤的病因病机是“正虚邪实”，故须树立“扶正祛邪”方针，才是针对癌瘤疾病的正确治疗原则。

另外，王教授擅长用膏方发挥调节整体功能的作用。认为膏方适用于经手术、放化疗后癌瘤缓解期的患者。遵循中医“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原则，在癌瘤缓解期以培本固元为主要治法。当前临床医家由于选治不同脏腑和不同病期的癌瘤疾病，因而对于邪正虚实之间关系的处理，如益气、养血、滋阴、温阳、润肺、培脾、补肾、疏肝、宁心等治则治法的综合运用方面，均有各自侧重点和独特性的见解，可供相互间补充而显丰富多彩。

王羲明教授认为治疗癌瘤应重视整体观念，要以脏腑虚实辨治为总纲，充实气血、调整阴阳为重点，将调治脏腑、扶虚泻实、补气养血、滋阴温阳等治法运用于癌瘤临床，多能发挥中医药的独特长处，获得显著疗效。当前辨治癌瘤过程中，发现正气与邪气双方呈现对立状态，经历剧烈交争，一胜则一负。根据临床“正”常不足、“邪”常有余的实情，为了充分发挥中医膏方治癌的独特优势，将扶正补虚疗法用于治疗中晚期癌瘤的患者最为恰当；而且可与放化疗法配合应用于癌瘤缓解期的患者；更适用于癌瘤手术以后康复期的患者。膏方主含扶正固本、强壮补虚类药剂，故同样能够用于癌瘤患者各个时期的治疗和康复。与汤剂不同处，就是膏方剂型在冬季环境下容易保存而不易霉变破坏、容易被机体吸收且能进补较长时间，由此膏方能够应用于不同脏腑的癌瘤患者，并能广泛地应用于冬令季节而经久不衰。

张仲景《金匮要略》述：“辨……病脉证治”，开启辨证与辨病结合之创举。王羲明教授遵循仲景，主张防治癌瘤亟须贯彻辨证与辨病结合的原则。辨证是以中医“四诊八纲”方式，认识和辨别疾病的病因、病机及传变规律，并分辨为不同时段的证型，然后确定不同证型的治疗，本属中医诊断学、治疗学的精髓，例如癌瘤早期辨证分为气滞、痰凝、血瘀、热毒；晚期辨证分为气血亏虚、肝肾阴虚、脾肾阳虚。而辨病是应用现代医学的物理、生化、细胞病理等检测技术，可以作为四诊的延续和深化，作出相对准确的诊断、进程和预后，从病理学的角度确定治疗原则，促使机体修复。并以病统证，把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这样既能扩大视野，更使得认识全面、诊查清楚，使诊断与治疗更能切合实际病情，采取正确措施，从而获得较好治疗效果。如病之早期治以清热化湿、消痰软坚、活血化瘀、解毒抗癌；病之晚期因病日久，治以益气养血、滋阴温阳、健脾和胃、补益脾肾。在辨证论治同时，还须辨病用药，即选择已经现代药理学证实具有抗癌、抑瘤活性的中药，如具有清热解毒、消痰散结、活血化瘀作用的苦参、紫草、漏芦、蟾皮、天龙、蜈蚣、山慈菇、半枝莲、土茯苓、藤梨根、石上柏、黄毛耳草等；配合口服抗癌中成药，有清热解毒、化瘀散结的柘木糖浆、平消胶囊；防止复发转移的肿节风；还有治疗转移至肝的复方斑蝥胶囊、肝复乐、金龙胶囊；抗癌中药注射液华蟾素、苦参注射液等。应用以上辨证辨病结合疗法，提高患者生存质量，防止复发和转移，减少手术、放化疗的不良反应，从而达到显著延长生存期的良好康复治疗作用。

王羲明教授临证贯彻“扶正固本”原则，注重“健脾助运”。恶性肿瘤发病是一个复杂过程，尽管外界有各种致癌因素，但归根到底关键取决于人体内环境的失衡，即脏腑、经络等功能失调，亦称“内虚”。而在各种“内虚”中，脾胃虚弱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病理基础。《医宗必读·积聚》篇曰：“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盖脾为后天之本，主运化。脾虚则中焦不运，脾虚则运化失常，精微失布；正气不行，则邪滞得以踞之，水湿停蓄，凝聚不散，结为有形实邪，久则形成癥积。所以健脾固本为第一要务。

同时王教授注重发挥“祛邪泄实”的治疗作用。善于辨别癌瘤病在不同阶段的“邪实”征象，作出相应治疗。如在癌瘤初始期出现“湿滞食积”时，选用苍术、川朴、木香、陈皮等燥湿化滞类中药；出现“痰凝”时选用半夏、陈皮、夏枯草、海藻等化痰软坚类中药；出现“壅热结毒”时选用板蓝根、鱼腥草、黄芩、黄连、秦皮、白头翁等清热解毒类中药；出现“瘀阻”时选用桃仁、红花、三棱、莪术等活血化瘀类中药。在癌瘤进展期，出现出血时选用白及、三七、阿胶、地榆、仙鹤草等收敛止血类中药；出现腹痛时选用白芍、甘草、川楝子、延胡索等舒挛解痉类中药；出现恶心、呕吐时选用半夏、竹茹、旋覆花、代赭石等降逆止呕类中药；出现口干无津，吞咽困难时，选用茅根、芦根、麦冬、石斛、知母、生地黄、天花粉等育阴生津类中药；出现大便秘结时，选用枳实、芒硝、大黄、芦荟等通肠泄实类中药。

王羲明教授主张在癌瘤患者术后辨证论治基础上，为防止癌瘤复发转移，配伍增加入肝、肺经中草药，如柴胡、香附、郁金、八月札、杏仁、贝母、白果、桑白皮及肿节风、复方斑蝥胶囊等，有效防止癌瘤疾病的肝转移和肺转移。

在癌瘤病的手术、放化疗时，王羲明教授主张配合使用中医药，以缓解手术、放化疗时各类不良反应。如出现纳呆腹胀时，选用党参、云苓、木香、砂仁等健脾理气类中药；出现面色萎黄时，选用黄芪、当归、熟地、仙鹤草、阿胶等益气补血类中药；出现腰脊酸痛时，选用杜仲、狗脊、枸杞子、补骨脂等壮筋补骨类中药；出现骨髓抑制时，选用熟地黄、阿胶、鹿角胶、紫河车等温肾补髓类中药。同时亦应停用斑蝥、雄黄、鬼臼、红豆杉等抗肿瘤类中药，以免药猛峻烈、重创损伤，并应适当增加桂圆、红枣、核桃等滋养类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