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学习《伤寒论》？（代序言）

讲了30年的《伤寒论》，有两个问题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困扰着我：作为老师，我们到底要教《伤寒论》的什么东西？作为学生，他们究竟要学《伤寒论》的什么东西？

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也经常问：在科学发达、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1800年前的《伤寒论》？近来反对中医者也喊出：中医药院校的学生不要学习《伤寒论》和张仲景。也有人对当前提倡的学习中医四大经典提出异议。

针对这些问题，我曾在第十五届全国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题目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伤寒论》？其中我主要谈了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辨证论治思维方法有两种：一是对症疗法，其实就是不辨证论治；一是辨证论治。而辨证论治又可分为两种，我把它叫做一般性辨证论治和复杂性辨证论治。《伤寒论》的精髓，或者说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是阐述复杂性辨证论治最好的一部医书。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医浩如烟海的著作和连续数版的教科书，还没有一部在阐述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方面超越《伤寒论》。

下面分别就不辨证论治、一般性辨证论治、复杂性辨证论治及《伤寒论》的教学等问题，谈谈我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或许能把自己长时间思考和困扰的问题表达出一二来。

谈到为什么要学习《伤寒论》，自然有人要说到经方临床特别好用，也就是说经方的使用价值很大。毋庸置疑，经方组方简捷，疗效确切，被后世医家所推崇，也为现代的医家所喜用，这都是仲师“博采众方”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历代医家都极为推崇“有是证便用是方”，而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样就很容易把《伤寒论》看作一本验方之书，从而淡化和削弱了《伤寒论》的价值，进而将六经辨证教条化、庸俗化。

我始终认为《伤寒论》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应该是“六经辨证”，就是六经辨证中所涵示的辨证论治思维方法，尤其是辨证论治思维中的变法思维、恒动思维、相对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发散性思维、司内思维等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下面就此讨论三个问题。

其一，关于不辨证论治的问题。

中医临床诊治疾病处方用药基本有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众所周知的辨证论治，还有一种是不辨证论治，也就是所谓的对症疗法，用俗语讲叫做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有的中医认为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是西医的诊疗模式而不是中医的，这是偏见，是对中医还缺乏全方位的了解。举例说明：针灸中有一个穴位叫“阿是穴”，说白了就是哪里痛哪里就是穴位，就针哪里；这显然不是辨证论治，而是对症治疗。还有中医的验方治病，也常常不需要辨证，例如治头痛验方，临床只要是头痛，不必分经，也没有必要辨证寒热虚实，主旨就是止痛。还有临床的随症加减，有时也属对症治疗，如口渴（缺乏津液）加瓜蒌根（生津止渴），腹痛（不通则痛）用芍药（通络止痛）等。当然随症加减中也有辨证论治的，如小青龙汤的“服汤已渴者”属“寒去欲解”，不可用瓜蒌根；理中丸加减中的口渴加人参，属脾虚不能散精，也不可用瓜蒌根。

把对症疗法思维发挥到极致，乃至完全背离中医学的基本辨证精神，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首推日本的汉方医家。不可否认，日本古代的汉方医家对《伤寒论》的研究水平是不错的，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伤寒学家，甚至对张仲景的崇拜更胜于我们。但是，日本汉方医家对待《伤寒论》，特别是“古方派”，走上了一条对症治疗的实用主义的路子，他们最大的特点是“重实用轻理论”、“重对症轻辨证”。近年日本又出现中药西用，就是“重中药轻中医”的倾向。明治维新后日本汉方医学走向衰落乃至灭亡，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旦抛开中医基本的理论体系和灵活的辨证论治，中医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也就失去了特色和优势。

虽然不可否认，对症疗法也是中医的诊疗方法之一，而且这一点与西医学是相同的。但是同样也不可否认，对症疗法并不是中医学的特色，也很难体现中医诊疗理论的精髓，更不属于《伤寒论》六经辨证的精华所在。

其二，关于辨证论治的问题。

这是我们中医所独有的临床诊疗思维和方法。所谓“辨证论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具有鲜明中医特色的临床诊疗思维方法。辨证论治又应当分为两个层次，我把它叫做一般性辨证论治与复杂性辨证论治。

先讲一般性辨证论治。所谓一般性辨证论治，就是运用常识、常规、常法分析处理临床问题。例如现在临床通用的《中医内科学》就是讲述一般性辨证论治的标准教科书。《中医内科学》的知识结构就是论述内科病系统中的常见疾病，常见疾病中的常见病因、常见病机、常见病型，同时包括常用治法、常用方剂、常用加减等。一句话，所有的内容离不开一个“常”字。所以，《中医内科学》作为中医内科疾病辨证论治的样板，所论述的应该而且必须是常规常法的内容，在这种知识结构和辨证论治思维的规范下，掌握了《中医内科学》就应该具备了分析和处理临床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的能力。然而要辨证论治临床的疑难疾病和复杂性疾病，《中医内科学》就显得力不能逮。何况，目前中医的临床教科书，包括内、外、妇、儿科学等，即使是讲述一般性的辨证论治也没有讲全面，例如药物煎服禁忌等内容就阙如，好像中医的辨证论治环节（或过程）只有所谓的理法方药，而不包括煎服禁忌。《伤寒论》就不是这样，病脉证治、理法方药、煎服禁忌一线相贯，充分体现了中医完整而系统的辨证论治过程。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医学所有的教科书，除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他的无一例外全部是有残缺的辨证论治体系。

可见，目前的中医临床教科书，不但内容残缺，就辨证论治思维而言，主在阐常，较少述变。就恒动观辨证论治思维而言，《中医内科学》中除了肺痨、肺痈、消渴等几个病证外，其他大部分病证的辨证论治思维方式基本上是“块状”的，各个病型之间彼此缺少动态性联系。

再谈复杂性辨证论治。所谓复杂性辨证论治，就是指善用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如变法思维、恒动思维、相对性思维、整体性思维、发散性思维、司内思维等，分析临床的疑难问题，处理临床的复杂性疾病。因此，复杂性辨证思维所针对的就是临床的复杂性和疑难性疾病。

俞根初讲“六经钤百病”，大多数医家均赞同这一观点，对此我们应当从两方面看。我们不否认“六经钤百病”，但必须知道临床治疗“百病”常用的并不是“六经”，而是八纲辨证与脏腑辨证，而且临床实践已证实运用八纲辨证与脏腑辨证治疗“百病”，辨证思维是正确的，临床疗效也是可靠的。如此说来，“六经钤百病”的说法，岂不是夸大了六经辨证的临床指导意义？其实不然，假如从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的角度看，从诊治疑难性、复杂性病证的方面看，“六经钤百病”的意义应该是确凿无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一般性辨证论治思维解决不了临床的疑难和复杂性疾病。

六经辨证是复杂性辨证，这是《伤寒论》最具生命力的源泉所在，也是为什么要学习《伤寒论》的根本原因所在。《伤寒论》辨证论治的内容极为丰富，形式极为活泼，内涵极为深邃，是阐述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最为典型的医著，同样六经辨证也是最能反映中医学特色的辨证论治纲领。下面仅举六经辨证中的变法辨证思维和恒动辨证思维以说明之。

所谓的变法辨证思维，“变”是针对“常”而言的，也就是说，凡是有别于常法辨证思维的都应该属于变法辨证思维的范畴。

中医强调知常达变。知常者易，达变者难。因为常者简单而易懂易行，变者复杂而多变难行。《内经》以能否治疗“未病”作为判断上工与中工的标准，而我认为以能否知常与达变作为判断和分类上工与中工的标准则更为恰切。能知常者为中工，就是能运用常理常识常规常法处理临床常见病证，体现了一般水平的中医师；而能达变者才可为上工，就是能运用复杂性辨证思维分析处理临床的疑难和复杂性病证，体现了较高水平的中医师。

作为中医说来，不是要求你临床上要经常达变，而是要求你必须学会达变，必须在临床上能够熟练运用变法辨证思维处理临床疑难问题，特别是当运用常规辨证思维方法难以解决临床问题时，善于达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张仲景就是善于达变的大师，《伤寒论》就是阐常述变、知常达变的典型。

例如方证论述：一般规律是先全方位地系统展开一个方证的全部内容，也就是先讲常法，然后围绕这个“常”，再讲述“变”法。例如12条的桂枝汤证，35条的麻黄汤证，71条的五苓散证，96条的小柴胡汤证等就是这样讲常法的。讲变法如继12条的桂枝汤证后，仲师又分别写下了15、24、42、44、45、53、54、56、57、95诸条桂枝汤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发桂枝汤证的变法。凡是两条的同一方证，基本上也是一条讲常法，一条讲变法。大青龙汤证、小青龙汤证、附子汤证、桃花汤证、白头翁汤证等条文都是这样的。如38、39两条大青龙汤证，38条的大青龙汤证就是讲述关于大青龙汤证的辨证论治的常规、正局，也就是主治伤寒外感表证。而39条的大青龙汤证就是补述关于大青龙汤证的变法、变局，同样是大青龙汤证，但身不疼但重，脉不紧而缓；同样是开鬼门发汗的方剂，但不是为了解表邪，而是为了散水湿。

例如病机阐发：在讲了大量“不通则痛”方证的基础上，又讲了桂枝新加汤证的“不荣则痛”；在讲了大量的实性腹胀满方证的基础上，又讲了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证的虚性腹胀满；在讲了大量的热扰心神方证的基础上，又讲了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证的阳虚烦躁；在讲了大量的阳明病胃家实“大便硬”的基础上，又讲了小柴胡汤证的“不大便”等等。

例如治则治法：除了常用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俱全外，在变法方面，还讲了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的塞因塞用，白通加猪胆汁汤的引阳入阴，以及大承气汤的以攻为补（急下存阴），小柴胡汤的以补为攻（通下大便）。还有仲师善用人参大枣甘草所揭示的小柴胡汤的以补为和（少阳病），半夏泻心汤的以补为消（心下痞），旋覆代赭汤的以补为降（噫气不除），黄连汤的以补为调（上热下寒）等等。

例如方药方面：仲师的论述则更为灵活，我们仅举麻黄为例。在麻黄汤、葛根汤、大小青龙汤诸方证中，都集中讨论了麻黄发汗解表的常规用法和常规功效，但仲师又于357条麻黄升麻汤阐述了麻黄的发越胸中郁阳和开提肺中气机的另外一种有别于常法的功效和运用，类似这种药物运用和功能的述变，就像后世的阳和汤用麻黄一样，很能给人以启发，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有时会超越常法。举临床病例说明之：一脑瘤患者，脑手术后全身浮肿，小便不利，胸膈满闷，痰出不畅（行气管切开术吸痰），神志时清时昧。给予西医利尿药疗效不佳，水肿不退。邀我会诊，望闻问切后，处以麻黄汤加车前子，在场的诸位医生都以为麻黄汤是发汗解表治疗太阳伤寒证的方子，何以能治疗这样的不属于太阳病的重证？纷纷质询其道理。我只回答了八个字：开提肺气，通调水道。见到水肿就专门利尿，连大量西药都利不下的小便，中药就能利得下来？抛开了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求本的治疗思维，如何能发挥中医药的特色？本患者肺气郁闭不宣，水道就肃降不利，所以小便少而水肿；胸阳郁闭不宣，所以胸膈满闷；胸肺痰水阻滞，清阳难以上升，所以神志时清时昧。虽然见症于上下，病本却在于肺府。仲师于麻黄升麻汤中举例说明麻黄发越胸阳开提肺气的功能，正与此病的治疗相应。更何况麻黄汤中还有麻黄与杏仁的宣发与肃降相反相成的配伍，麻黄与桂枝的温阳化气相辅相成的配伍。结果患者服了三剂麻黄汤，胸闷得除，小便渐多，水肿消退，神志清醒，后来改用五苓散合二陈汤善后。我经常听到有的中医讲，麻黄汤虽然是《方剂学》的首方，可是临床根本用不上，因为典型的太阳伤寒证极少见。本治例就说明，不是麻黄汤临床无用武之地，而是为医者只知常法不能达变而已。

所谓的恒动辨证思维，就是运用动态的观点诊察和处理临床问题。这也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辨证方面最大的区别。《金匮要略》以脏腑病证为中心，重视类证鉴别，缺少动态变化。《伤寒论》就不是这样，例如表证与六经病之间的传变叫做“传经”，六经病与六经病之间的传变叫做“转属”，都是恒动辨证观的充分体现。尤其是太阳病篇，在讲太阳本病的前提下，仲师用了大量的条文讲“坏病”，而且还强调对于坏病要“随证治之”，一个“随”字生动地揭示了动态的辨证论治思想。

《伤寒论》中六经病与六经病之间是动态变化的，肤表病与六经病之间是动态变化的，六经病中的每一经病之间也是动态变化的。动态变化的病因多是“若汗若吐若下”，动态变化的时间有“一二日”的，有“二三日”的，也有“三四日”的，等等。至于动态变化的病脉证治则更是丰富多彩的，动态变化的辨证思维则更是活泼的。

最为宝贵的是，仲师在讲完六经病后，又专门写下“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篇。就治疗思想而言，此篇的意义不亚于六经病篇；就辨证的恒动观而言，内容更为生动活泼。“差后”的“劳复”，本身就提示六经病即使瘥后，机体的阴阳气血仍然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差后”不是疾病辨证论治的终结，而是六经病暂时缓解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一个动态的过程。为医者应该以动态的辨证思维看待“差后”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疾病的复发。

六经辨证的恒动观对一些疑难杂证的辨证论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乙型肝炎的中医治疗，我在临床的两个方面运用了恒动辨证思维方法：

一是根据乙肝的发病规律，结合中医的治疗特色，提出“乙肝四段疗法”的理论，就是将乙肝的发病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前驱期阶段（乙肝病毒携带者），发作期阶段（乙型肝炎发作），病退期阶段（慢活肝转愈），缓解期阶段（肝功恢复正常）。并根据四个阶段的不同病机情况，而分别采用丸药预防、汤剂荡邪、汤丸交替、丸药善后等不同的动态的治疗方法。“乙肝四段疗法”的提出，就是用“动态”和“过程”的辨证观分析和处理临床问题。“四段疗法”中，第一段前驱期和第四段缓解期尤为重要，因为前者主在预防，后者主在康复，均体现了中医学“治未病”的治疗学思想和《伤寒论》“差后劳复”的治疗学思想。

二是在乙肝的治疗过程中，恒动辨证思维体现的另一方面是处方用药。我将乙肝主要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肝胆湿热、脾胃气虚和肝郁气滞。三种类型虽然都是病在气分，但是在辨证处方的时候，都配伍了血分药，而且临床证明配伍血分药，会明显地增强临床疗效。气分病运用血分药的依据，除了肝为血脏、体阴而用阳外，最主要的是根据恒动辨证观。西医对此病的认识有“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同样，中医对此病的认识也有“气滞—血瘀—积聚”三部曲，在中医的病机理论上叫作“久病入络”。一个“入”字，就生动地体现了恒动的发病观。所以，虽然湿热、气虚、肝郁，都是病在气分，也必须配伍活血药；目的在于防止病入血分，阻止瘀血内结，避免积病的形成。这也可以称为肝病治疗中的“截断疗法”，而“截断”的本身就体现了恒动的治疗观。换句话说，只有在恒动辨证思维的前提下，才会有这种“截断疗法”。

其三，《伤寒论》是辨证论治最好的培养基和教科书。

既然《伤寒论》是体现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最好的一部书（或一门课程），那么从教育学的角度讲，我理解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就是“渔”。如果把《伤寒论》比作一条“鱼”，我们讲授《伤寒论》，其实质就是在利用《伤寒论》这条“鱼”，教给学生“渔”的本领。也就是说，“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是《伤寒论》教学指导思想和水平的一个考量。换句话说，讲解《伤寒论》到底讲什么？一个字就可以概括——“渔”。

前面讲过《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区别，实质就是辨证思维的区别。六经辨证与脏腑辨证相比较，脏腑辨证虽然是临床常用的辨证，但是就辨证思维而言，如变法思维、恒动思维等，显然六经辨证高过一筹。

就因为《伤寒论》的六经辨证讲变法、讲动态、讲相对、讲整体、讲联系甚至讲司内思维，所以疑难问题特别多；就因为疑难问题特别多，所以争论问题又特别多；就因为争论问题特别多，所以能够激发思维；就因为能够激发思维，所以《伤寒论》是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最好教材。换句话说，《伤寒论》是培养“渔”的能力最好的培养基。我主编的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七年制规划教材《伤寒论》，之所以打破统编教材编写的常规，设置“析疑”一项内容，目的就在于此。我之所以不赞成“方证相应”的说法，原因也是如此。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把《伤寒论》当作一本验方治病的书，这就大大降低了六经辨证的价值，所谓的“六经钤百病”就是一句空话。

还要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赞成将《伤寒论》看作论述外感病的专书，也不同意传统上将六经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并列起来，视为中医外感病辨证的三大纲领。《伤寒论》尽管名为“伤寒”，尽管六经都有外感表证，但是《伤寒论》的绝大部分内容讲的不是外感伤寒病，而是“坏病”，六经辨证自然也不是外感病辨证的大纲。我的理解，仲师的《伤寒论》是拿外感病说事。也就是说，《伤寒论》是以阐述外感病为契机，来揭示疾病复杂性辨证论治思维的。所以，我给《伤寒论》下的定义是：《伤寒论》是以外感病为契机论述疾病辨证论治的医书。

俞根初讲“六经钤百病”，大家都赞同，因为这句话并不是出于对张仲景的崇拜，而根据临床得出的经验体会。可是从来没有人讲“卫气营血辨证钤百病”，或者“三焦辨证钤百病”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确实是专门针对外感病的辨证纲领，其知识结构和辨证思维只适宜外感病的诊治，根本“钤”不了百病。因此，传统上将三个辨证纲领并列，且同确定为外感病的辨证纲领，实在是曲解了六经辨证，也淡化了六经辨证的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普遍重视六经病篇（包括两个附篇）的398条内容，而不是《伤寒论》的全部？道理很简单，因为398条是以“六经”提纲挈领的，具有系统性的、临床性的内容，尤其是它的临床性是在“六经”的统领之下的。这就使398条具有了“辨证”的精神，被赋予了“辨证”的意义。我们常说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开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先河，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这样说，以六经辨证为界限，在《伤寒论》出世以前，中医治病谈不上辨证论治，基本上属于低层次的“对症治疗”，也就是所谓的“方证相应”，或者“有是证便用是方”。自从有了六经辨证，中医的临床诊疗思维和方法才发生了质的飞跃，才上升到一个高的层次，才有了“辨证”的意味。显然，假如从“方证相应”的角度学习和认识《伤寒论》，无疑是舍本求末。

再谈一个问题，就是结合临床学习的问题。通俗点讲，《伤寒论》就是一本教人如何看病的书。既然如此，学习《伤寒论》就不能脱离临床，就不能读书死于句下。话是好说，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容易了。《伤寒》注家的一些云山雾罩的玄说，不知所云的注释，脱离临床的论述，大都与此有关。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学医行医的我们说来，临床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什么学说、什么观点，只要不符合临床，我们就应该怀疑、就应该抛弃。《伤寒论》的398条如果不是从临床上来的，如果不是对临床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恐怕不用反对中医者敌视它、否定它，早就被我们中医自己所淘汰了。

最后谈一个问题，那就是克服迷信的问题。著名伤寒学家先师李克绍先生反复告诫我们：学习《伤寒论》一定不要迷信注家，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教材，不要迷信老师，甚至不要迷信张仲景。我体会他不是让我们怀疑一切，而是一定要学会怀疑。特别是对于像《伤寒论》这样疑难争论问题较多的经典著作，可以说没有怀疑精神是绝对学不好的。李克绍先生曾给日本学者题过词：用张仲景的学习方法学习张仲景。意思是说张仲景如果没有怀疑精神也是写不出像《伤寒论》这样伟大医著的，有“序”为证：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外，仲景还强烈批评了“今之医”“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也就是缺乏怀疑和创新精神。大学的宗旨和精神是：科学、民主、创新。我体会学术上的民主，就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没有权威和非权威的区分，没有老师和学生的差别，所谓的师生相长就包含了这个意思，李克绍先生的不要迷信老师也是这个意思。只要有了学术上的民主，才会有学术上的创新，在这里民主和创新是具有逻辑关系的。李克绍先生的《伤寒解惑论》提出了很多反传统的创新性的学术观点，在伤寒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他生前就讲过，这些学术观点有的就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师生共同质疑、共同讨论、共同形成的。可以说，先师在日常生活中是典型的老派人物，但思想不老，思维活跃，敢于质疑，勇于创新。先师讲“用张仲景的学习方法学习张仲景”，我要说：“除了用张仲景的学习方法学习张仲景外，还要用李克绍的学习方法学习张仲景。”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2006年在北京给“第一批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培训班”讲课，题目是“半夏泻心汤的疑难问题及临床应用”。我在开场白时就讲：我今天讲的半夏泻心汤与全国统编教材讲的不一样。讲完后，下面递了很多纸条，其中有一张纸条上面是这样写的：你今天讲的半夏泻心汤与全国教材讲的不一样，我们是听你的，还是听全国教材的？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你听我的干什么？话又说回来，你听全国教材的干什么？你应该听谁的？听你自己的！我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不要迷信教材，你要学会独立思考。否则的话，你永远也不会“优秀”，也根本成不了“人才”；说明了治学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怀疑，勇于探索，是多么的迫切和重要。

认真学习张仲景，不要迷信《伤寒论》，这是治伤寒学的基本态度，又是治伤寒学的辩证关系。前者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学习这位医圣留给我们的宝贵医学遗产，因为这份遗产已经经历了1800余年，而恰恰是这1800余年的中医发展史和临床实践充分地证明，《伤寒论》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并将继续证明，《伤寒论》对于当今的中医临床仍有极大的现实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证明，学习《伤寒论》对于提高辨证思维能力，培养高级中医人才（上工），是非常有必要的。后者就是要求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用客观和科学的态度对待《伤寒论》。这方面应该注意三个问题：一是《伤寒论》终究是经历了1800余年的医学著作，虽然是“经典”，我们也不能一味地盲从、全盘地接收，而是应该批判地继承。二是《伤寒论》终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医学是在不断发展的，《伤寒论》的某些内容也会随着医学的发展而落后，甚至成为糟粕。三是《伤寒论》终究是汉代的医著，其某些内容及其字词，必然带有时代的印记，应该历史地看待，避免以今释古。

总而言之，用唯物史观讲解和学习《伤寒论》是十分重要的。李克绍先生说“不要迷信张仲景”就是这个意思。有人可能因为极其崇拜张仲景而反对李克绍先生的这句话。我想如果张仲景活着的话，他自己也会这样说的。原因是，仲师在自序中也反对“始终顺旧”。日本汉方医家就是因为无限地崇拜张仲景，最后却背离了张仲景的辨证精神；我们若不能批判地阅读《伤寒论》，最终也必然背离张仲景的批判精神和辨证精髓。

反对学习《伤寒论》（四大经典）者，往往对《伤寒论》（四大经典）持绝对的否定；拥护学习《伤寒论》（四大经典）者，又往往对《伤寒论》（四大经典）持绝对的肯定——这显然都不是客观和科学的态度。而讲解《伤寒论》的，不明白该讲什么；学习《伤寒论》的，又不知道该学什么——这显然都不能达到研习《伤寒论》的目的。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想用一种实在、客观和科学的态度看待《伤寒论》，希望能讲明白该讲的东西。至于能否达到这个目的，个人努力，读者评判。

本书是多年讲授《伤寒论》的讲稿，为了保持讲课的原汁原味，基本上是口语化的。我的学生姜璐、尚云冰参与了本讲稿的整理工作，为本书的出版作出了贡献，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