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科学格局的变化，中医药学的学科方向需要调整变革与创新。所谓科学大格局应该包括概念的更新，思维模式的转变，理论框架的构建与付诸实践行动的指南。其中重要的因素，应该是科学概念的更新和宇宙观的深化。关于暗物质、暗能量、反物质的研究，引起科学格局的大变化，核心就是非线性、不确定性纳入科学对象，属于科学的范畴，它已经在全球科技界达成共识，这将有利于中医药学的发展和研究。王永炎教授指出“中医药学学科建设，要坚持我主人随，原创思维与原创的优势。重视传承，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要置于大课题背景下，要适应大环境的变迁。所谓大环境的变迁，应该包括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要服务大卫生的需求，就是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要朝向社会民众。要提高我国为民众服务的公平性和社会的可及性，那就是让广大群众能够得到合理的治疗，能够吃得上药、吃得起药，能够把适宜的技术用上去，能够解除他们的痛苦。

“全球化”这个词出现并不久，以前大家讲的是“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和西化、现代化有很大不同。世界不同的文明如果是走向现代化了，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就越来越少。以前的全球化确实是个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从科学、技术、信息、金融、旅游、环保等都可以看出社会趋同景象越来越严重。但随着变化的加剧和观念转型的深入，他们之间已不完全等同。全球化除了趋同的方面外，更加强了认同意识，全球化使得认同意识和认同力量加强。从长远观点来看，世界将汇合为一个单一文明。宋健指出“全球化使不同国家和文明日趋接近。在文明交汇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发现大量共同点和基本的共同价值。……全球化的发展将为各具特色的文明的发展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全球化可能带来毫无个性的同质化，它无视差异，追求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利。从观念上看，全球化并不单纯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反之，全球化使本土的觉悟、意识、敏感、情绪和热情空前凸显出来。“全球化或许会消解国家的权威，或许会改变主权和民族性的含义，但它同时还强化着认同意识的重要性。我们世界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对认同的向往就越强烈”（E.约翰逊，艾思本研究所主任）。在20世纪末，最有意义的反省之一就是承认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同质化。许多人都放弃了现代化趋于克服差别这样一种观念。毋宁说，全球化既减少了种族、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差别，同时也强化了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如今，在全球社群中，我们正面对着两种彼此冲突甚至矛盾的力量：一种是国际化或全球化，另一种是地方化或社群化。对于因为这些东西方文化冲突带来的种种事件，杜维明在他的《儒家文明与文明对话》著作中，提出了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他引用了康新思有关人类意识演化三阶段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轴心时代开始于1900年左右。它是一个我们如今身在其中并发现自己的时代，并且，这一时代也持续到将来。我对这些时代的理解来自于德日进关于意识演化的一般理论。我们的时代如今正在发生着从分化到会聚的转变。”“原初与轴心意识的会聚为将来创造出一种新的转化。一种新的意识形式正在诞生，这种意识需要一个新的名称，我称之为第二个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第一个轴心时代的各个主要宗教正在通过环绕地球的全球网络以及全球的宗教对话会聚到一起。同时，各种本土的传统正在重新唤醒前轴心意识沉睡的响度。这样的话，第二个轴心时代就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称为会聚的时代。”杜维明从而推测，在会聚的时代，日常人类生存中的惯例是高度分化和复杂的。在这样一种知识社会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和而不同”或“异中之同”。它超越了所有形式的两分，包括身与心、精神与物质、凡俗与神圣、创造者与受造物以及主体和客体。它寻求在抽象的普遍主义和封闭的特殊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会聚的时代，人类意识从两方面来看是全球性的。

在这种全球化的大潮中，发展科技和应用科技成为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最有效的方法，科技实力和科技竞争力也已成为公认的衡量、评价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极为重要的指标。互联网及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全球化成为科技界面对的重要挑战。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已不局限于一国之内，科技人才与资源、研究对象、研究成果、影响和作用都戴上了国际性的色彩。表现在：第一，科技活动内容的全球化。像许多科学技术问题如大气、海洋、人类基因组计划、脑计划等，是涉及多国利益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研究课题，因而各国科技者都予以极大关注，而这些问题研究的范围及其适用性也必然是全球性质的。第二，科技活动地域范围的全球化。第三，科技活动主体的全球化。第四，科技体制的全球化。第五，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应对科技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极为强调走本国国情的道路，将科技全球化与科技本土化密切结合。关于科技本土化，有学者指出它包括四个方面含义：一是研究本土事物；二是解决本身问题；三是用本国语言表达、记载和传播科技；四是建立独树一帜的学统。而这往往体现在国家科技政策当中。在全球化作为一个时代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加深之时，中国政府提出了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从表面来看，虽然这个与改革开放相衔接的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与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控制相关，但是从全球化的内在逻辑来看，实际上这是中国对世界贡献方式的转变，或者说，这是中国对全球负责任的一种体现。而最彻底的贡献方式就是拿出我国最具原创性的知识体系。正是源于原创性及其潜力，中国政府选择了以中医药作为突破口。

全球化的趋势必然带来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融合，“西方和东方”这样一种排斥性的两分法必须为一种整合的正在形成的世界文化的观念所取代。这种东西文化的会聚、融合必然对基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产生的西医学和中医学产生深远影响，也为中医、西医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1）高概念、大数据时代中医研究的机遇及朝向

1）高概念思维模式：美国现代知名作家丹尼尔·平克在他的著作《全新思维》中指出：发达国家正从信息时代走向概念时代，我们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概念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概念是人类对世界认识也就是认知过程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模式，是人类知识组成的最小单元，是思维的基础。概念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联系。所以说，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概念，无疑与思维，特别是高概念、高感性的思维，也就是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息息相关。在信息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是线性思维、逻辑能力以及类似计算机运用的能力；而在概念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是创造性思维、共情力和把握全局的能力。过去几十年属于某些具有特定思维的人，即编写代码的电脑程序员、起草协议的律师和处理各种数据的MBA。然而事情正在发生改变，未来将属于那些具有独特思维、与众不同的人，即有创造性思维、共情性思维、模式辨别思维或探寻意义型思维的人。

高概念时代的另一特征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科学求真求实求异，人文求善求敬求和。当今医学发展医生的职责不仅是防治疾病，更要实施人文关怀。这与历来重视“形神统一”、“注重医患沟通”的中医学相一致。

2）大数据技术：1980年，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便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将大数据热情地赞颂为“第三次浪潮的华彩乐章”。大约从2009年开始，“大数据”成为互联网信息技术行业的流行词汇。百度对大数据的定义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比较公认的大数据具有的4V特点：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斯·库克耶编写的《大数据时代》中指出“这是当今社会所独有的一种新型能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深刻的洞见。”“大数据的精髓在于我们分析信息时的三个转变，这些转变将改变我们理解和组建社会的方法。第一个转变就是，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分析更多的数据，有时候甚至可以处理和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再依赖随机采样；第二个改变就是，研究数据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不再热衷于追求精确度；第三个转变因前两个转变而促成，即我们不再热衷于寻找因果关系。”作者还提出了“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操作方式，使用我们能收集到的所有数据，而不仅仅是适应样本。我们不能再把精确性当成重心，我们需要接受混乱和错误的存在。另外，我们应该侧重于分析相关关系，而不再寻求每个预测背后的原因。”这对于不以精准擅长和不追求明确病因的中医学来说无疑是个利好的消息。

3）高概念、大数据为中医研究拓宽了时空：概念时代的到来，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创新意识的要求更加迫切，原创思维得到高度重视。中医药学是东方哲学观影响下历代医家通过数千年的临床实践和观察所总结出的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所形成的具有特定概念、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医学体系，与西医学的视角与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中医药学素以形象思维和整体观念为核心，重视临床医学，强调天人相应、形神一体。这一思维模式也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晚近倡导的叙事医学更重视观察病人情绪、感情、心理、认知的变化，将医生既往的心理访察的日志升级为平行病历与现实记载症状、体征、各项理化指标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以医生能够作为癌病与临床流行病人的精神支柱为最高期望。因此，中医学原创思维的传承和发展适应概念时代的需求，重视概念并将其拓展到高概念，将形象思维、具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将中医原创思维向全新思维过渡，以保持其在新时代的不断发展。

中医药数据目前并不是以数据量大为特点，而是以其多样性和价值性为特点的大数据。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医药意象思维和体验感受的表达越来越成为可能。大数据关注整体数据，不求精确，这与中医药学注重人体整体的健康状态和疾病反应以及与社会、环境、心理因素等综合影响相一致。

中医学所重视的相关关系在大数据时代得到认可。阴阳五行学说框架下的人体与自然、人体各脏腑的生理与病理关系认识，是中医药基础理论的显著特征。这种从现象理论出发的脏腑关系，以及临床从脏腑关系、气血相关、天人相应等角度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实践活动都体现了中医药理论重视关系本体性的特点。大数据对相关关系的认识，使得不再必须发现精确的因果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帮助中医发现机体及其相关环境改变导致的平衡与和谐的破坏（病因），以及这种状态的改善（疗效）。因此，高概念思维、大数据技术将会促进实体本体论与关系本体论的结合，转变述而不作的面貌，中医理论研究正在悄然兴起，有待复兴。

高概念、大数据时代为中医临床与基础转化研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关键在于整合，针对现象理论，意象结合，可容纳非线性数据，将中医研究（自身理论与临床）与研究中医（西医学、生物学、化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的成果与问题）兼容和合；将“循证医学叙事化”与“叙事医学循证化”结合反映古今中外对一个专题的大数据集成，做整体顶层设计，注重中医学原创优势，其中最急重的是提高临床疗效。

4）整体论指导下的还原分析，最终要回归到整体发挥效力：已故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认为：“疾病医学、疾病对抗医学是用物质世界的知识解决生命现象，是对象性思维的认识论的知识论层次，它的机械构成论观念的认知方向是向后、向下、向外的。向后专注溯因分析认识论，向下坚持微观实体本质论，向外信奉线性因果决定论。”而中医学的本质“是创生性实践的生生之道，其人本主义意向性思维的致思方向是向前、向上、向内的。中医学是人的生生之气作为主体性开放流通自组演化调节的目标动力系统”。这样的目标动力系统，单纯依靠整体论或者还原论的方法和技术都难以阐释。

上个世纪还原论的盛行，技术的进步，为人类物质文明与信息传媒带来极大的提高。然而对系统不确定性诸多复杂现象的认知却无能为力，复杂系统绝非还原成几个简单的因素就可以合理解释；还原分析的研究成果还是一柄双刃剑。缘于此整体论再次进入人类认知的视野，然则是融入系统论的现代意义的整体论。古代哲人倡导“道法自然”，人生存于天地之间的整体论；西方哲人柏拉图讲“理念”与“实体”从整体把握实体本体与关系本体的结合。惠子（惠施）论宇宙是由大而无外的大一与小而无内的小一构成的，古时的整体论直觉复杂变化的事物自有其深刻的内涵，但失之对规律表述的清晰性也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我们学术界经常争辩的“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脑与心谁为主？”专家学者们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从理论溯源到临床应用再到基础研究验证开展了大量研究，结果仍然是各执一词。其实“心”、“脑”无论从生理基础还是疾病特点都有相同之处，尤其在临床实践中“脑心同治”往往起到很好疗效，这就需要从多学科、多领域、多层面开展多元的中医理论研究。透视组学一定要用系统论来指导，要从整体出发，进行还原分析的研究。或者是不同的组织，或者是不同的脏器，通过还原分析的研究，一定要回归到整体上来。重视表征、重视观察、司外揣内这是中医学的特点。基因蛋白代谢组学和证候之间的关联，希望能够对接，然而它非常可能是平行的擦肩而过，对于新的技术应该着眼于组合方法系统，组合成方法系统才是一种创造性功能。

因此，我们主张从整体出发做还原分析，希望能回归到整体上来发挥效力，融通整体论与还原论内在的合理性。无疑针对复杂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的探索还任重道远。高概念思维、大数据技术的引入相信可以缩短这个过程。

5）诠释也是创新，扩大中医药学术影响力：运用诠释学的方法对中医的理论、方法进行现代语言的阐释及传播，厘清中医药学概念做辐射推广，充实西医学同样也是创新。诠释学作为一门关于传达、翻译、解释和阐明的学科，在西方已有漫长的历史。诠释的基本要求就是在所要诠释客体（文本）的框架上，注入时代的血肉，增添时代的灵魂，创新发展的翅膀。这些新生的血肉和灵魂，便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内容和标志。中医学理论的发展，都是经验丰富的著名医家，在熟读经典的基础上通过不断丰富的临床思维和临床实践，进而对经典的概念、学说或理论等进行解析、勾勒与诠释。因此，历代著名医家，可以说大多都是经典理论诠释的医学大家，正是依靠他们精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赋予了睿智的诠释思维，推动着中医学理论的传承与创新。我们以往运用诠释学方法对中医的基本概念天癸、冲任、禀赋、病络、玄府等进行了研究，基本技术路径是：文献阅读→脉络梳理→框架勾勒→理论诠析→临床实践→提炼升华。这些研究运用时代语言，对中医的经典理论进行解读和充实，并结合疾病病例、心理等发病特征，阐释经典理论的指导作用，这样或许使经典的文本产生新意，或许促进了经典理论在当今的疾病防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扩大了应用范围，从而推动中医理论体系的不断充实与完善。

总之，高概念思维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无疑会促进现代生命科学的理论和技术与中医药学交叉渗透，从而有助于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中、西医应整合集成、优势互补，力争在理论层面有新见解、新发现、新学说，为创建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奠定基础。

（2）大科学背景朝向中医发展：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医药科研实践表明，单纯的还原论和机械因果决定论方法不能解决复杂的中医药问题，难以收到理想的研究成果。大科学的不断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研究和思维方式，为中医药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量子理论和相对论，深刻揭示了微观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和时间与空间的本质属性，颠覆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常识性”观念，孕育和体现了整体性、几率解释的思想，突破了经典科学的还原论。

20世纪40年代创立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要求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研究，强调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系统本身与外部环境之间互为依存、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研究系统的状态、功能、行为方式及变动趋势，揭示不同系统的共同的控制规律以及使系统按照预定目标运行的技术，实现了科学研究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飞跃，也在理论上为中医整体观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揭示了耗散结构微观机制的关于非平衡系统行为，认为系统只有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向着有秩序、有组织、多功能的方向进化；强调自然界是由许多小系统组织起来的统一体大系统，一个大系统中的许多小系统既相互作用，又相互制约，其平衡结构，旧结构转变为新结构，有着一定的规律；通过探讨客观世界中不同层次上各类系统普遍存在着的突变式质变过程，揭示出系统突变式质变的一般方式。推进了系统科学研究，揭示出物质世界客观的复杂性。

至20世纪80年代，复杂性科学的诞生，标志着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这是以复杂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超越还原论为方法论特征，以揭示和解释复杂系统运行规律为主要任务，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探究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新兴科学研究形态。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带来了研究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的突破和创新。形成了具有非线性、不确定性、自组织性和涌现性特征的新的复杂性科学方法论。王永炎教授在多个场合强调，要认真的学习复杂科学这本书，要学复杂系统科学的理念，中医药学属于混沌、组性不确定的学科，要重视关系的理论，而后落实到实体的理论的研究。我们常常是用太极图来表达中国人的学问，表达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这是一个平面给出来的示意图，中国人的学问、哲学思维落脚到人体的健康、疾病，它是立体的。另外，黑色的鱼，白色的眼，白色的鱼，黑色的眼，当中隔着S线。第二它是动态的，当它快速旋转的时候，就再也看不出来黑与白，而它是灰色，你再也看不到眼了。当动态时空，就出现多维的界面，这时候太极就没有外面的圈了。它是复杂非线性的，它是不确定性的，它可以演化成千千万万，千变万化。这种哲学来自象形文字，来自农耕文明。就不是西方的奴隶社会，而后进入了工业文明，所以它还原论就是那样盛行。大科学格局的改变有利于中医药的发展。

量子力学、相对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以及复杂性科学等的提出，与中医在医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有诸多深刻的一致性，为东西方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的沟通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医吸收大科学成果，与大科学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科学对科学的范畴加以拓展，将不确定性、非线性的研究对象列入科学范畴，注重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强调多学科交叉，其主要特征就是研究问题的整体性，考察问题的动态性，解决问题的综合性。中医学具有人文和自然的双重属性，具有非线性、不确定的特征，呈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系统集成多元化、综合性的特点。因此，大科学的发展和兴起，对中医药学理论与方法学的诠释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也为中医找到融入国际科学共同体道路创造了条件。

中医药高校、科研院所应该建设多学科的联合体。多学科的联合体具有三项标志：第一是多学科、多机构、多层次；第二是要引领转化医学的研究方向，朝向社区、农村，进行慢病的防控，同时要强化突发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设；第三多学科联合体是要医、产、学、研资结合，来提高学科自主运作的能力。资是指把维护健康、调治疾病的工作做好，就能够取得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促进健康基金会等的参与和支持，就能够进入资本的市场。

关于中医药学学科方向的调整，王永炎教授提出：“应在自然哲学引领下，实施健康医学行动，针对优势病种，以辨证论治为主体方向，更新评价方法体系，获取共识的疗效，提高社会可及性及国际学术影响力。其目标是科学人文融合互动，东学西学兼收并蓄，构建统一新医学、新药学，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贡献。”

（1）自然哲学引领下的整体医学：虽然中医学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但是中医学依然是医学科学，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因此，王永炎教授强调要在自然哲学引领下，按照自然科学去研究、去发展。中医学强调天地人相参、精气神一体，是整体医学的概念。当今中医研究应该是整体医学指导下的还原分析，从科研的设计就应该注重整体医学的引领，而后进行还原分析。

体现中医药优势的重点在临床，首先要做的是肯定疗效，而后规范标准，能够有可推广可普适的指南，再而后是发现机理。其中的核心是“共识疗效”，共识疗效就是中医承认，西医也承认；中国人认可，外国人也认可的疗效。然而，取得共识的疗效却是一个难点、重点、热点，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社会可及性和国际影响力之间的矛盾也应该解决，提高社会可及性，服务民众，适应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百姓都能够得到好处，能够起到惠民的作用，符合当今社会民生的需求。然而类属这样的研究，要在国外的专业杂志，甚至国外比较高层次的综合性刊物上发表文章，难度却很大，这就是矛盾。由于中西医两种体系的冲突仍然存在，所以这仍然是需要破解的难题。

另外，难题是构建“中医评价体系”的问题，创新方法学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中医的辨证论治是属于复杂性的干预，而真实世界要求患者报告的临床结局（PRO）与医生报告的临床结局（DRO）两者结合，甚至有更广的社会医学的内容也需要探索。对于循证医学，循证医学不等于RCT，循证医学不一定完全适合于我们中医。应该一学、二用、三改进，一定要分析它的局限性。王永炎教授在重视循证医学的同时，对晚近新兴的叙事医学也高度重视，提出“叙事医学与循证医学不可偏废，共同促进医学与人文发展。”王永炎教授认为：循证医学的发展固然为医学临床决策提供了高质量的群体证据，也要求医生根据患者的价值观和意愿调整治疗方案，提出“遵从人的意愿而不能迷信证据”，然而单纯地“列出最优的治疗方案选项，征求患者意见”的机械程式极有可能在临床中被简化成“患者或家属签字同意”，共同决策所要求的“医患充分沟通与理解”也许难免流于形式。叙事医学与循证医学的结合，即叙事循证医学的出现为最佳科学证据与最贴切个体证据的结合提供了契机，通过叙事的循证化与循证的叙事化两种实践，着力于整合找证据与听故事，既给予患者医学科学证据，也同时提供医学人文关切，从治疗疾病与缓解病痛两个层面设置符合整体治疗观念的双轨临床诊疗路径。

（2）朝向健康医学、转化医学和个体化医学：王永炎教授认为学术方向变革的前提是，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的研究问题，应当以人类和人群健康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的重点也从不生病及延长寿命，转变为追求更好的生命和生活质量。WHO对于健康的定义是“一种身体、心理与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身体虚弱”。因此，医学的任务从以疾病为中心转移到以健康为中心。健康医学是一个评估、维护和促进个体与群体健康的综合系统。与传统的医疗服务相比，健康医学从单一的对抗疾病本身转向整体性的管理与调节，从生理、心理、社会等多个角度，在推进人与环境的和谐适应基础上，构建一体化的健康网络。中医集养生、保健、预防、治疗、康复于一体，其“治未病”理念中“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原则，涵盖了包括健康、亚健康、已病和康复人群在内的全人群服务对象，全程关注和干预影响健康的综合因素，从整体层面辨证论治开展的个体化医学服务，更符合健康医学的趋势。

王永炎教授提出：学术方向的调整，由以治病为主转向以人类健康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把转化医学作为重点，要凸显个体化医学的优势，要参与全球卫生信息化，重视高概念医学的导向，推动医学的发展。

学术方向的调整包括了当今的4P医学已经走向了5P，在预防医学、预测医学、个体化医学和参与医学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精准医学。参与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的医学。美国医学院，建立了转化医学的中心，美国国立卫生院，2006年起实施临床与科研成果转化奖励计划，叫做CDSAS，美国国立卫生院每年投入5个亿用以推进转化医学。转化医学要求重点要前移，移到预防上来，重心要下移，要移到社区和乡村。这个转化医学的目标很清楚，是学科进步、民众受益。转化医学大体包括这样内容，临床到基础。西医提出来基础到临床，中医多少年的积累，是重视临床医学，而且是临床到基础，临床是开端，通过基础、机理的研究，再回到临床上来，临床医学是核心，基础理论的升华，中药的源泉就在临床。医院要到院前去转化，院前就是社区、乡镇、农村，临床上的技术、制法、方药要向产业转化，研究的成果要向效益转化，医教研产要向人才培养转化。转化医学的模式具有普适的价值和永续的动力，需要稳定的结构。

WHO指出21世纪的医学将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体治疗发展。个体化医疗的模式，反映了医疗卫生领域学科发展的前沿，在未来医学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医的辨证论治是最典型的个体化医疗的体现。新近提出的精准医学也是个体化医学的理念，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精确医学计划”，提议在2016财年向该计划投入2.15亿美元，推动个性化医疗发展。最新消息报道我国精准医学有望被列入国家“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科技部规划，在2030年前，中国精准医学将投入6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付200亿元，企业和地方财政配套400亿元。因此，未来中医药学发展应进一步发挥其个体化诊疗的优势。

（3）科学人文互动融合，东学西学兼收并蓄：王永炎教授认为：学术方向的调整最高的理念是宇宙观，如何看宇宙？老子认为宇宙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大一能够融入小一。大一是天体、地学、物候；小一是基因、蛋白质、分子、中子。综合和分析、宏观和微观，要逆行的对接。宏观的研究向下，微观的研究向上，如果能够对接，找到契合点，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创新。然而这个对接往往是擦肩而过，平行的擦肩而过，没有能够契合在一起。大概需要几代人，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的工作。然而，大一能够融入小一，小一能够融入大一，大一小一能够兼容，东学西学能够兼容，科学人文能够融合互动，构建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构建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提出。毛主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西方的医学和其他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生物化学、细菌学、解剖学……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毛主席的论断我们依然要坚持。至于现在中西药结合这个学科的理念，学科的发展，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和争论，然而构建统一的新医学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在这其中，“科学人文互动融合、东学西学兼收并蓄”是一个重要的理念。

科学与人文虽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但远非绝对独立，而是可以互通、互识、互相为用的。这是因为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与自然本身原来就有一致性。例如我们经常说的黄金分割的例子。《涅槃与再生》一书指出：“由于现代科学的深入研究，人们不断发现过去不曾注意到的、不同领域所具有的共同属性，而且现代科学提供了手段，使得对这些共通属性和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可能……20世纪后半叶已经出现大量学科交叉研究的现象：人们开始把孤立、割裂的门类重新联结在一起，把事物的各部分、各方面、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力求找出其共同性、规律性及其相互联系的结构、功能和方式，从而得出宏观的结论。另一方面，世界各种事物，各种运动过程已不仅不再被认为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且也不被认为是某些现象或过程机械相加的总和。因此，不能把互动的、有机的整体仅仅分割为静止的、已死的部分来研究，必须在整体各部分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中来揭示事物的特征。”

因此，要科学与人文互动，象与体融通。中国长期的农耕文明，使用象形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国人与国学，主张观天象、察物候，这都是象思维。但是现在对象思维的重视和应用却有所淡化。中医主张象与体的结合，象与体能结合，中医、西医就能结合。中医认为人身三宝精、气、神，精与气表达了物质、能量、信息的机能。中医学认为：“神”统摄精气并与天地合参，神的表达，就是思辨、思维、思想；道是规则，是法则，要道法自然；道不明，失其道，就必遭报应。精气神和天地人，核心是“道法自然”。上个世纪，科学曾经抛弃了混沌，人们一味追求唯物主义，漠视唯心主义，中国的心论、经学、理学、易学、宗教一度被淡化，然而今天科学发展的格局重新注重混沌的内涵。新理学、新经学、新易学、新心学以及宗教，体现的都是形而上层次的混沌。因此，应该重新审视上述学派的立场，从中发掘对中医学进步有益的内容。人们要追求的是纯正之真、仁爱之善、和谐之美，科学与人文、宗教、社会的融合，将会构建真、善、美的通途。

东学西学兼收并蓄，系统论还原论融通。正如前述，全球化正在加速地球逐渐形成单一文明；量子力学、相对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以及复杂性科学等的提出，与中医在医学思想和哲学思想上有诸多深刻的一致性，为东西方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的沟通创造了条件；应该敏锐地看到科学的范畴在拓展，系统论指导下的还原分析正在兴起。融合古今、汇通东西是中国及至中医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就已提出这样的看法：中国现代化必须走一条融合古今、汇通中西的道路。新儒家把古今中西之争化解为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以及西方启蒙与中土儒识的互通，在学术界、知识界、文化界都创造了新的论域。

总之，世界文化、哲学的发展都是一个东西融合共进的趋势，受之影响的医学也必要经历结合、整合及融合的过程，中医西医融通共进，从而迈向统一的医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