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是“中国”与“华夏”复合词的简称。中者，内也，中国之人，谓以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僬侥，东方夷也。“华”通“花”，意谓文化灿烂，所谓中国“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夏，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从臼；臼，两手，夊，两足也”。因此，华夏意为文化发达的种族和人群。华夏先民建国黄河中游，自认中央，且又文化发达，故称“中华”。

因此，“中华”之得名，最初带有很强的地域色彩。中华之中，意谓四方之中，又有“以己为中”之意，与“以人为外”相对应。“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以指代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如《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然而，随着疆域的拓展，民族融合范围日广，中国境内各族之间的联系纽带日益强化，民族共同体诸要素渐趋完备，“中华”的地域色彩日益减弱，文化色彩日益凸显。如《唐律名例疏议释义》：“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此处所论“中华”，已淡化地理方位的中心性，突出文化属性。

文化作为“文治教化”的缩写，在传统的观念中，是德行、智慧、绝地天通的总称。

当“中华”所代表的华夏民族的文化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优于四方民族的时候，这种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如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当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往往会逐步“汉化”。如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推行改革官制、禁用胡语等一系列改革，甚至将鲜卑族人的姓氏，包括皇族拓跋氏在内，一律改为汉姓。又如契丹族建立大辽政权之后，第一代统治者开始就进入“汉化”；到了辽道宗耶律洪基，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出：“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

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徐达北伐讨元，其檄文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著名口号。这种与“胡虏”对称的“中华”，便基本上消除了地域的含义而专指汉族及汉文化传统。

到了近代，当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侵入，中国境内诸族更增进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整体意识，进一步形成自觉的民族观念。于是，20世纪初叶，中华民族渐渐演变为全体中国人的诸族总称，中华逐渐成为指认全中国的一种民族认同和文化符号。如1907年，章太炎《中华民国解》对中华做出了新的诠释：“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其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梁启超先生在1922年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这就明确地点明了在近代世界环境里，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产生的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四》中提到：“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文化内涵的演变，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有必要打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固陋和偏见。

一个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历史渊源的民族，其内部固然存在着繁复多样的阶级、阶层、集团、党派及个人教养和性格的差别，同时也深藏着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就是“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以巨大的向心力吸引着该民族的各类成员。因而，文化认同构成了民族认同的核心。

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道：“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

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经过漫长的发展、扩充，在幅员辽阔的大地上“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蔚为大观。这种庞大的整体文明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精神来支撑。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这些“风”“俗”仅是一国之“形质”，需要有更高级的“精神”去提领。这个“精神”，便是贯穿于一国、一民族之中的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支撑其生命的坚强支柱。

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包括很多方面，阴阳观念、崇德尚群、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中和之境、整体思维等。这些文化的特质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融合的。

在人类社会从原始进入文明阶段，生产方式极其落后，科学知识极其匮乏，先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着大自然所带来的生命威胁。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先民们一方面团结聚集，逐步形成部落组织和国家；另一方面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不断积累知识经验，形成了朴素哲学的基础。

《易·贲卦》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明以止，就是“止物不以威武，而以礼乐教化。”观天文，形成了以阴阳观念为基础的天人相通观念；观人文，突出了对人为“天地之性最贵者”的尊崇。前者逐渐发展为“天人合一”的理念，后者逐渐完善为“以人为本”的精神。

首先来看阴阳观念。阴阳的本意是阳光的向背，即所谓山南水北为阳。引申开来，物体的正反、对立、消长两方面，乃至天地、日月、寒暑、昼夜、男女、夫妇、君臣、律吕、刚柔、奇偶、开合、动静等莫不可以阴阳概括之。这一观念在《诗经》《道德经》等先秦典籍中比比皆是。如《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

同时，阴阳是有变化的、是交替变动的。因此，阴阳有序而调和就是吉，反之则为凶。如《国语·周语上》：“阳伏而不能出，阴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自然而然的，阴阳观念会将自然的状况与政治的得失联系起来。如《潜夫论·本政》：“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

阴阳二分是对宇宙万事万物的概括，阴阳的调和是对宇宙秩序，包括人间政治秩序在内的认识和追求。人作为“阴阳之精”，其愁苦、安乐不仅维系着政治的得失，而且决定着天心的顺逆。这就把天、地、人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如《周易·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就是“三才之道”，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有着普遍联系的整体。同时要求，无论是处理小事情还是治理国家，都必须“允执其中”，以求得中和之境。

中和、中庸绝非是首鼠两端、畏葸不前的意思。中的本意为中间、中央，引申为持正、均衡、恰当；和的本意为声音的相应、相和，引申为和谐、和顺、和畅。因此，中和的意思就是要把握住平衡点，不走极端，平正通达，从而达到和谐共生、无往而不利的效果。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何晏集解：“言为政，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也。”也就是说，为政者如果能够持正公允、不偏不倚，那么一定会四海归服、国祚绵长。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与“同”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和”强调的是可否相济，“同”强调的是有无同欲。因此，何晏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注解是：君子心和，然后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因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和之境成为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在《中庸》中得到极致发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立焉，万物育焉。”

综上可知，古人所强调的“阴阳和合”，是指平衡阴阳，达到阴阳相济的目的。“天人合一”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中和之境”。如《潜夫论·本训》：“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诸异，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在这里，中和已经上升为人之本，对人的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作为“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的主体，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而且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因此，中华文化的另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文精神，一个是崇德修身。《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可见古人对于“人”的重视、对“人”地位和价值的尊崇。因此，在中华文化的起源阶段，先贤达人就已经开始摆脱天命、鬼神之类对人的束缚，转向对人的重视和关怀。如《左传·昭公元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孔子也说过“敬鬼神而远之”之类的话，甚至对陪葬俑制度发出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强烈批判。这种以人为中心、主体的文化，使中国虽然有宗教和神学，但它们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导地位，甚至连“天”也被古人道德化，形成了圣人崇拜和道德崇拜的传统。这种极致的人格崇拜，必然导致对“崇德修身”的重视。崇德修身就是重视人的节操和修养，重视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的道德素质，进而追求人格的完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成为君子道德完善的标准。在君子看来，道德节操重于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如王守仁《与王宪制书》：“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

只要认真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为了达到圣贤的目标，需要社会实践，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和磨炼。如《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种“崇德修身”的精神渗透到各个行业，就有了各自的具体要求和目标。如执政者要公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臣者要忠心谋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将者要舍身保疆：智、信、仁、勇、严；一介草民也要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这种道德约束下，有多少志士仁人甘于寂寞、先人后己、忧国忧民，甚至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这值得我们由衷地敬佩！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史》中说道：“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归功于庄周、周敦颐、朱熹等人，他们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今天，包括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一日千里。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拒绝近代西方文明的长处；更不能妄自菲薄，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毕竟那是我们的根。而应该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医学和医院文化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