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临床病理学的进展已证实，不典型腺瘤样增生（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AAH）、原 位 腺 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AIS）和 微 浸 润 性 腺 癌（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MIA）尚无转移能力，完整切除后预后良好，可行亚肺叶切除，但目前术中冰冻病理判断上述病理类型的准确性尚未得知。来自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陈海泉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1］，分析了行亚肺叶切除、并送检冰冻病理的803例临床Ⅰ期外周型肺腺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总体患者，冰冻病理与石蜡病理的一致性达到84.4%；而对于AAH、AIS和MIA病变，冰冻病理诊断准确性达到了96.1%；肿瘤直径超过1cm的部分患者冰冻病理准确性明显高于不足1cm的患者（90.8% VS.79.6%，P<0.01）。此外，7例（0.9%）浸润性腺癌因冰冻病理的诊断误差而仅接受了亚肺叶切除。该研究表明，术中冰冻病理可以较准确地诊断极早期肺腺癌病理亚型，进而指导手术切除范围。

自2017年实施的国际肺癌协会（IASLC）第八版肺癌分期将2cm以下NSCLC进一步分为T1a（≤1cm）和T1b（>1～2cm），但临床上对于以1cm为界的早期NSCLC手术切除范围的选择尚无充分研究。鉴于此，来自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陈昶团队和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何建行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研究 ^［2］，分析了美国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数据库（SEER）在2000-2012年间接受肺叶、肺段或楔形切除的T1aN0M0（≤2cm）NSCLC患者资料。研究共纳入15 760例患者，结果发现，无论是≤1cm还是1～2cm，肺叶切除组总生存期（OS）和肺癌特异生存期（LCSS）均明显优于亚肺叶切除。多因素分析表明，肺段和楔形切除是≤1cm和1～2cm NSCLC预后较差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1～2cm NSCLC，楔形切除组的OS和LCSS均劣于肺段切除组；但对于≤1cm NSCLC，两组预后相似。进一步多因素分析表明，楔形切除仅是1～2cm NSCLC患者预后较差的独立危险因素。该研究初步表明，对于≤1cm和1～2cm NSCLC患者，肺叶切除仍优于亚肺叶切除；对于不适合行肺叶切除，且肿瘤大小为1～2cm的患者，推荐行肺段切除；对于不适合行肺叶切除，且肿瘤≤1cm的患者，可根据术者自身的手术技术和病人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行肺段或楔形切除。

早期肺癌值得关注的研究如下：大数据分析是当今临床研究的重要形式。广医附院梁文华、何建行等研究者通过美国SEER数据库（n=38806）和国内多家胸外科中心组成的中国肺癌数据库（n=5760）的肺癌手术数据，显示出更多的淋巴结检出数目与更准确分期及更好的远期生存相关，这一趋势结构转折截点定位在16个淋巴结附近 ^［3］。因此推荐以16个检出淋巴结个数作为评判淋巴结检出质量的重要节点。虽然该研究未能回答不同中心外科医生、病理医生对淋巴结的清扫和评估的巨大差异，以及肿瘤本身的生物学行为不同，也无法证实生存提高来源于切除本身还是分期迁移，但此研究从真实世界大数据出发，具有一定的价值。JCO特邀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团队述评，提出在量化基础上，需关注淋巴结清扫的外科、病理科医生不同机构的异质性和个体化淋巴瘤清扫的方向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闪亮登场是2016年的国际大事。由广东省人民医院和中科院自动化所等单位合作，也应用计算机定量图形识别技术，学习了661例肺癌CT图像（自动选取592个CT形态学指标） ^［4］。结果显示，其对于病理类型、N分期、临床分期的判断准确性均高于75%，预后判断也具有相当价值（独立验证集中HR 2.74）。此研究虽然只是探索性，但代表了未来重要发展方向。

同样，近年循环肿瘤DNA（ctDNA）的研究是热点，但大部分均集中在晚期患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俊等开展前瞻性研究 ^［5］，对58名Ⅰ-Ⅱ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血浆ctDNA与配对肿瘤DNA进行 50个癌症相关基因靶向测序比较，发现ctDNA在早期患者重灵敏度53.8%，一致性50.4%。此外还发现GGO成分为主病灶患者血中ctDNA浓度比实性结节者低近10倍。此研究首先证明了在早期肺癌ctDNA检测的可行性，为鉴别诊断、术后检测等早期液体活检应用展开了前景。其次不同类型病灶ctDNA浓度不同也提示其也许可作为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另一维度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