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虚构室（二〇一五）
在胶带中
胡先生丢了手机。也就是说，半个小时之内，他的手机已经出现在电影院附近的大街上。他毕竟身属一个共享经济的时代，不管胡先生愿不愿意，手机的所有权自已顺应潮流，生发出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转移，就像前一个世纪的诸多革命一样，而且，仍在转移途中——手机已不再姓胡，只不过下家的姓氏尚未最终确定。有些事，总是急也急不来的，比如赴死，比如投胎，胡先生说了不算，手机更是说了不算，它正被一名鬼头鬼脑的油腻青年握在掌心里，犹如一枚简短的接力棒，前途未卜。少壮轻年月，迟暮惜光辉。尚在途中的年轻人就得继续努力啊。紧贴街边四处溜达的这位，并未辜负陈腐祖辈的教诲，他简直比那些经年累月撰写融资方案的万众创新者还要努力几分，同样是为经济增长指数分忧，急于销赃者显然更接地气，他缩着胳膊，仿佛肘部被固定于后腰的木偶，眼神机警而俯仰不断，耐心甄别茫茫人海之中的潜在买主或是身着便衣的捕鼠器。要吗？他摊开手心，询问神色匆匆迎面而来的韩先生。要你大爷！韩先生暗暗咒骂着，他正被长期扮演产后抑郁症的妻子遣去购买一盒有机蔬菜，为自己计件制快递员一般的命途而悲鸣不已。当然，粗口并未真正爆得出口，韩先生毕竟也有自己的角色：丝毫不接地气的绅士。他有病吧？的确。韩先生甘之如饴的角色从未能够帮助他吸引到任何不怀恶意的观众——身败名裂的演员毕竟身属一个多数人对于少数人实施趣味专政的传统中。
可是，胡先生又能从票房高企的大银幕上看到什么呢？平庸。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足以吸引社会趣味的分母？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电影与电影之间的平庸竞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胡先生与朱女士会在每个周六走进电影院。这是他们格外珍视的例行仪式。电影院一如教堂。结婚九年以来，虽然视大银幕为圣坛的礼拜并非雷打不动，但是，只要能够抽得出时间，胡先生一定会在这一天把女儿送去岳父岳母家里，然后牵起朱女士的小胖手，坐上几站公共汽车，钻入一家购物中心，挤进贴满餐厅广告的电梯升至顶层，面对细菌跃涌的液晶屏幕敲击取票密码……接下来，便是最好的时光，如胶似漆的午后专场，胶即胶带，数字胶片充任汉字胶带，我爱你，却不必果真说出来，只要坐在一起就行了，两具试图松懈的身体重新被捆绑得没有缝隙，至少缝隙很小，我爱你不至于沦为我爱彼，某些时刻，胶带勒得过于紧致，紧致得教人窒息，乃至教人如梦如幻地重新嗅出一股如露如电的青春气味，那是大学的男生宿舍才有的气味，劣质的卷烟和酒渍的气味，粘在从来也不洗的外套上，至少每个学期都不洗，那股气味怎么也摆脱不掉，不仅渗入纤维，渗入皮肤，也渗入大脑的沟回，所谓青春，总是热情洋溢着一番自鸣得意的王八蛋气味，接近于腌制食品，尚未大功告成的腌制食品。
手机原本好好地塞在礼拜仪式男主角的裤兜里，屁股兜，左侧。胡先生翘着屁股半躺着，舒舒服服享用苦心经营的时刻。他们当然不会重演如饥似渴的青春，这里毕竟归属公共场合。一切恰到好处，点到为止，只要如胶似漆就够了，足够了。胶和漆都到语言为止，到比喻为止，到胶带为止。胡先生半躺在胶带罗织的惬意之间，只待看完电影，拍拍屁股起身走人。
唉，遗憾的是，那一天，胡先生忘了拍拍屁股。当他拦下一辆出租车，从家里冲回电影院的时候，放映厅已经重新塞满观众。平庸的故事总是如此引人入胜。管理员允许他钻进去搜寻，还热心地将手电筒借与他。共享座椅的继任者也很配合。只不过后排一位中年女性显露出几分焦躁，也许她隐隐担忧如胶似漆胎死于前戏，然而，她身边的老年男子果断制止了不懂事的幼稚病，他甚至掏出自己的手机，帮助胡先生照亮若干积有垃圾的死角。他下载的电筒软件相当不错，光柱如炬。胡先生的手机里就匮乏这种玩意。
胡先生坐着公共汽车回家。充盈鼻孔之物似漆如胶。朱女士抱紧颠簸在涕液的惊涛骇浪之间的胡先生。她说：你要相信，你得相信，你应该相信。胡先生被搡得晃来晃去。驾驶员总是在遇上红灯的时候狠刷手机屏幕。灯又绿了，公共汽车身后响起沙尘暴般的喇叭声。胡先生的脑袋又被猛地向后一甩。
事发当晚，台式电脑显示器表面闪烁不已的联机游戏奋力疗愈胡先生的温情时刻，朱女士经由一款国产社交软件通知捧侍移动互联网络一如晚祷的诸位亲密友人：老胡手机掉了，暂时没法在群里发言，何时恢复，由我通知大家。
上官女士：周末人多，很是混乱。
朱女士：他难过死了。
向女士：我也掉过手机，很理解他的心情。
韩先生：怎么丢的？
魏女士：我的手机遇水废了。
朱女士：看电影。发现的时候，打电话还通，回去找，没有，再打就关机了。
尹先生：嗯，掉手机确实是件十分懊恼的事情。
朱女士：所幸通过云端服务可以把手机上的东西抹掉。
向女士：和我情况一样的，这些拣到的人真是穷人，没办法。
朱女士：就是的呀。
周先生：打开“寻找我的手机”选项了吗？
周先生：打开的话可以远程定位，离近了可以让它响铃。
周先生：除非丫不开机了，换卡和恢复出厂设置全是没用的。
田女士：是的，如果开了云端服务，能找到。
田女士：就是费力点，可以去专卖店找技术客服求助。
周先生：拿平板电脑可以定位手机。
周先生：但必须是登记在同一个云端服务账户下的另一台设备。
朱女士：已经关机了，我定位过去找不到。
周先生：那就得去专卖店求助了。
周先生：别急，明天丫估计就开机了。
周先生：趁着“双十一”抢个最新款吧。
向女士：太厉害了这功能。
朱女士：我在云端服务已经选择抹掉电话上的东西，还能找回来吗？
周先生：可以的。
田女士：应该可以，你的平板电脑没删就行。
周先生：是机器还是抹掉的东西？
周先生：云端服务上的备份随时能恢复，但不一定全部都能。
周先生：最近一两天的东西有可能备份不进去。
朱女士：抹掉的东西。
周先生：云端服务备份了就能恢复。
朱女士：哦。
周先生：是自动备份的，这项功能没关的话一般都在。
高先生：报警了吗？电影院有监控录像。
高先生：你说发现手机没有了，打第一个电话回去还通，那是从电影院出来多久？你们回去找的时候都散场了？下一场有人进来吗？
高先生：向女士，这个不是“拣”，这个是“偷”，偷价值四五千的东西，搞不好是要坐牢的。
申女士：掉手机真是最烦的！是有可能被盗，今天我和表妹也被小偷盯上，很险。
徐女士：在哪里呢？不会是大学路吧？
周先生：定位了以后打电话报警。
田女士：被盯上？这么可怕！
申女士：在金山。
申女士：还好有孙老大，长得像他们自己人。
申女士：瞪眼吓唬丫的他在行。
田女士：哈哈哈！
徐女士：平板电脑定位有这么准吗？除非说出被定位的具体门牌号，几弄几室，要不然警察只能让你等消息了。
徐女士：高总分析得有道理，可以请高总出马。
高先生：犯罪嫌疑人只存在三种可能：和老胡看同一场电影的观众（多数是同一排的）；保洁员（可能性很大）；下一场的观众（坐在老胡那个位子附近，或第一拨进来的能看到电话的人）。
朱女士：电影放映厅里也会有监控吗？
高先生：你的第一个电话是散场多久打的？响了几声？
朱女士：回到家打的。起码有三次应该都是响的。
高先生：下一场电影开始了吗？
朱女士：应该还没有。
高先生：你们退场的时候，还有多少人没走？
朱女士：有几十个人吧。
高先生：有几个保洁员？
朱女士：两到三个。
高先生：你打了三个电话都没人挂断？
朱女士：没有。电话设了静音。
高先生：我觉得保洁的可能性很大！直接报警，要求看监控录像，先查他们！
朱女士：好，我明天试试看。
高先生：电影院的退场速度很快，一分钟之内大家都走在通道里，很快就到出口。你的手机静音不易被发觉，拿到很快就关机。保洁员的可能性很大，明早先和电影院反映情况，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主动退还就不追究，否则马上就报警！
朱女士：好的。希望可以找到。
朱女士：你的好朋友胡先生都蔫了。
朱女士：睡觉了。晚安。谢谢你！
高先生：让他振作，一定要坚强！
朱女士：哈哈！
高先生：你晚上好好安慰他一下。
朱女士：真是。
周先生：高总牛逼。
申女士：高总威武。
申女士：给我们打扫卫生的阿姨一家子老是捡到手机，捡了就留下。
申女士：可能跟她老公开出租车有关……
这是当天最后一则对话。随即，诸位亲密友人依依不舍作别手机，各自倒头睡去。
社交网络群里，共有十六位参与者，分别睡在同一座城市不同区域的九间卧室。上官女士与韩先生睡在一起，他们有一个三岁多的儿子。向女士与高先生睡在一起，他们有一个三岁半的儿子。魏女士与自己睡在一起。尹先生与并未发言的张女士睡在一起，他发言的时候，她正在给两岁多的女儿喂食母乳。田女士与自己六岁的儿子睡在一起。周先生与并未发言的宁女士睡在一起，他们有两个女儿，老大即将四岁，老二不到一岁。申女士与并未发言的孙先生睡在一起，他们也有两个女儿，老大四岁半，老二不到一岁。徐女士与并未发言的辛先生睡在一起，他们有一个将近四岁的儿子。朱女士和胡先生也有一个女儿，快要五岁了，她出生未久，已被父母抱去夜店，与当时并未诞下任何子女的上述亲密友人共度新年。
友人中的多半，皆闻到过胡先生身上王八蛋的气味。也就是说，他们曾经交出彼此的大学时光，任一卷胶带将其缠于一处。他们并非出自同一年级或同一院系，而是出自同一剧社，剧社即胶带，胶带的达达主义或超现实主义或新旧表现主义气味帮助若干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剧社成员成功地成群结队地睡在了一起。有的人睡了又分开。有的人分开又睡了。有的人持久地睡了下去直到眼下。有的人没来得及逮住心仪的人睡上一觉，只好去剧社之外逮住能够持久地睡下去且直到眼下的人。
夜间小型新闻发布会上的叨逼叨，胡先生半个字都没看到。因为丢失手机而被剥夺参议权利的受害者，情绪低落如同一坨鼻涕——并非竖直肉孔中，而是瘫倒桌面上。本来嘛，周六的子时理应身属竖直，例行仪式理应竖直精彩的尾声，竖直烟花一般的高潮，至少，也不要输于蔡国强那一场巴黎焰火的把戏。但此刻，一切理应竖直的早已如土委地，委于台式电脑显示器映亮的贴皮桌面。
朱女士独自进了卧室。胡先生不想睡觉。他关掉游戏，鬼使神差打开一份空白文档。
或许应该写点什么。已经很久没动笔了。更不用说脑子。
可是，写点什么呢？
在不真中
胡先生来到一扇门前。他写下一扇门。他回到一座陌生的舞台——是的：回到。
他决定亲自登场，舞台上什么也没有，所谓“门”，只是他对空气的临时命名，挡住他的一幅空气。他屈起右手的食指，叩门。
其实，他原本写到了“一块布”，还有“一束光”，作为“门”的象征性存在。不过，他想了想，干脆删掉了。他要更简单一点。他还写到过“钥匙”——“胡先生掏出钥匙”。但“钥匙”被换成了“塑料卡片”，“就像酒店的房卡”，因为钥匙齿孔的信息过于复杂，甚至代表着时间的纵深感，他需要的只是平面感，千人一面，没有任何关乎深度的凝视能够带来眩晕。
他写道：胡先生习惯地掏出卡片，舞台灯光在廉价的塑料覆膜上滑动并跳跃，然而，他仿佛猛地从梦游中惊醒，迟疑片刻，收回卡片，取而代之更为质朴的信息载体——手指。
为什么是手指？
他当然可以这样回答自己的质问：手指可以帮助胡先生回到一种“初次的面对”。但他决定不理睬这种自我怀疑。去你妈的，就是手指。我说：要有手指，就有了手指。
他继续命令手指叩门，但他希望观众感受到一种不无保留的慎重节奏，一种不乏刻意的生涩。
门开了，一条缝，泄露出另一个世界暖色调的灯光。
观众什么也看不见，可是胡先生看见一张女性的脸，已近中年，容颜平凡，就像一张塑料卡片，又因为千人一面而愈显神秘。
胡先生：你好。我姓胡。
吴女士：你好。我姓吴。
胡先生：挺好的，押韵。
吴女士：挺好的，不过，我想，最好还是应该核对一下你的身份信息。
胡先生：那当然。
这回用上了那张卡片。隔着门缝，胡先生将它递了过去。
吴女士手里早就准备好了便携式刷卡机。卡片划过，音乐响起。《时间的地狱》。
那道只有胡先生看得见的门彻底洞开，吴女士的身材一目了然——在筋肉与时间的较量中，脂肪日渐占了上风，她那稍显垂坠的臀部背后，闪过一张小男孩的脸，三四岁的好奇的脸。
差点忘了，这是一个千人一面的傍晚。
小男孩：爸爸！
胡先生：儿子！
小男孩：我们好久不见啦！
胡先生：又忙了一天，毫无意义。
小男孩拉住胡先生的手，带他走进房间。胡先生四处审视，这边看看，那边摸摸，有的时候甚至想掏出手机拍照，就像是一位傻乎乎的旅行者忽然被带进了埃及法老的墓穴。不过，他毕竟克制住了那种强迫症似的占有欲。
小男孩：什么叫毫无意义？
胡先生：就是说——
小男孩：什么叫意义？
胡先生：就是说——
吴女士：吃晚饭吧。
胡先生：我饿坏了。
小男孩：爸爸，今天喝什么酒？
胡先生：啤酒。
小男孩：不，我来给你选。
胡先生在餐桌旁坐下，桌上摆满了餐具。吴女士在他对面坐下。小男孩抱过来一瓶葡萄酒。
胡先生：哇！你真棒！
小男孩：我来给你倒酒。
小男孩抱着酒瓶，熟练地为胡先生斟酒。
吴女士：对不起，我忘了你爱吃什么，就做了面条。
胡先生：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把面粉发酵，延展到乡愁的长度。
吴女士：我忘了你爱吃哪种面条，分别准备了打卤面、意大利面和乌冬面。
胡先生：我也忘了，每样来一点吧。
小男孩：你先喝酒！
胡先生：乖儿子！
胡先生将小男孩抱在腿上，拿起酒杯。
小男孩：爸爸，你吃好饭了吗？
胡先生：哦？
小男孩：给我讲故事吧。
胡先生：我还没吃。
小男孩：你假装吃好了。
胡先生：我一口都没吃。
小男孩：我说，你假装吃好了。
胡先生放下酒杯。吴女士起身，将所有的餐具都端到舞台深处的空气中去了。
胡先生和小男孩爬上桌子，仿佛那又变成了一张儿童床。
小男孩：讲故事吧。
胡先生：好吧。从前……
小男孩：不，等一等，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胡先生：好吧。
小男孩：你学过很多知识吗？
胡先生：学过。
小男孩：你是在哪里学的那些知识？
胡先生：听故事。
小男孩：你学过很多关于动物的知识吗？
胡先生：学过。
小男孩：你是在哪里学的那些知识？
胡先生：编故事。
小男孩：我们开始吧。
胡先生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故事。他仰面朝天，眼睛盯着空气，直至盯出一个破洞，洞里漏出一个故事，他随便起了个名字，叫作《写生》。
孩子们出发了，带着兔子，带着蛇，带着老鼠，甚至带着猫和狗，学着他们爸妈当年的样子，上街去。
那是五月的某个下午。我的孩子也在其中，他只有一岁，长着猫的脸，挂上猫的睾丸，竖起猫的尾巴。我给他背上的画架已经松松垮垮，耳朵眼里的两支笔常常会弄丢一支。他的眼珠滴溜溜乱转，不是为了观察景物，而是琢磨着怎么找个机会去闻闻别人的屁股。
没办法。这孩子改不掉到处撒尿的恶习，我只好送他上街，送他去学艺术。
这总能帮他分分心神吧，我想，虽然他的同学们尚未成熟，但至少可以先从恋爱开始。我实在不忍再看到一个孩子苦闷的青春——他一天到晚神情肃穆，嗅嗅窗帘，嗅嗅桌布，嗅嗅床单，小心留下自己的尿迹，只一点儿，却足以让我整宿睡不着觉……如果母猫仍不出现，他就再去嗅嗅窗帘，嗅嗅桌布，嗅嗅床单。他就像那些通过观察湖水寻找转世灵童的喇嘛，反复比较尿迹纹理的变化，看看能得到什么启示，或是弄明白问题出在哪儿，然后再留下新的尿迹，更理想的图案。
她劝我为这个孩子去势。“历史上伟大的父亲都是这么做的，”她说，“只有让他放弃胡思乱想，才能对你更恭顺。”
“君主制已经结束了。”
“你现在这么想了？”
我哑口无言。我明白，她不喜欢这孩子，因为他不喜欢她。每个星期五晚上，她一进门，他就冲她做下流动作。当我挥舞起吸尘器，他就逃得无影无踪。我们吃饭，喝酒，他都安安静静，不知躲在什么地方。可是——当我们开始回忆过去，他就突然出现在窗口，扁平的猫脸紧紧地压在玻璃上，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她的胸部。
她很难堪，因为岁月已经使一切都松弛了下来。我似乎也并不那么急着结婚。
“你必须阉了他！”
任何人的气急败坏都不能强迫我做任何事。但我不想跟她闹僵，否则我的往事就将陷入孤立。让孩子出门，去当艺术家吧。我做出了决定，把年轻人的力比多转换成名声和财富，这比什么都强，就算不成功，至少也能实实在在搞上几个女朋友。
其实，比起星期五的，我更喜欢星期三的那个，她的身材更有未来感，到处都是流利的、紧张的曲线。孩子也喜欢，自从学会写生，已经偷偷画了好几幅她的写真。可我毕竟上了年纪，唉，好像一切都是从前的影子。难道让我再来一遍？
胡先生悄悄爬起来，小男孩早就睡着了。
他蹑手蹑脚滑落到地面上，仿佛一位从现实坠入幻想的伞兵。整个夜晚的精彩幻想正等着他呢。
他拐进一间厨房，空气的另一种临时命名。吴女士攥紧的洗碗布，在他看来，就像是夏娃手里的树叶。
叩门的那根食指屈起之前，他们俩，并不知道世间存在着彼此。
在交往中
戏剧是胡先生与妻子交往的内容。那时候，妻子还不是妻子，而是梳着两根粗辫子的低年级经济系的朱同学。当年的胡同学另有心仪对象，中学同班的英语课代表，虽然算不上青梅竹马，但也互相认证为志同道合，欧美摇滚乐是他们认证的主要内容。胡同学一进大学，便开始贩卖来历不明的打口磁带，那些一度被海关罚没又神秘流出的垃圾，堪称前互联网时代文艺青年孜孜以求的圣诞礼物。一身蓝色工装、斜挎帆布包的胡同学，自我感觉有点儿像是圣诞老人，有中国特色的圣诞老人，他那些并不免费的礼物，蕴藏着另一个世界的讯息。考托福和GRE，自然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标准方式，但比较费劲，而购买胡同学的商品则简单易行，只要每月省下几张菜票就行了，效果虽然不如前一种方式直截彻底，但也绝不亚于服用大麻或吞食蘑菇，而且显得略为高级，有助于为食堂里一桶桶免费菜汤般的生活赋予朋克式的阐释。
胡同学来自首都，就读历史系，而且扮演流行文化世界的圣诞老人，态度难免倨傲，仿佛他的地摊也是首都的国营商店。有两位顾客，与胡同学同一年级，一位来自东北，一位同样来自首都，难以忍受胡同学那一副散发着恶臭的冷漠面孔，决定肩负起整饬商业秩序的责任，将其暴打一顿，让他明白计划经济的那一套狗屎做法并不适用于市场经济的零售领域——胡同学不仅傲慢地拒绝了他们还价的提议，并加以无情奚落，甚至上升到买不起圣诞礼物就是傻逼的高度。
那场架没能打成。来自东北的崔同学摘下眼镜，来自首都的高同学将手表塞进裤兜的时候，来自首都的王同学拦住了他们。他是刚刚赶来的顾客，比他们高一个年级。不打不相识，王同学的出现让双方都有了一个台阶，他们互相谩骂几句便握手言和，继而成为相互欣赏的对象，觉得彼此并非傻逼，反倒是值得深交的朋友。实际上，王同学与崔高二位同学的相识也大抵如此。大一新生入校的第一夜，管理学院的高同学百无聊赖，他走进盥洗室，对着正在搓衣服的崔同学说，咱们出去坐坐吧。于是，几分钟后，两位室友端着茶杯走下二楼，坐到路边的人行道台阶上，有一搭无一搭地瞎侃，为可能的友谊寻找共同的支点。崔同学个子不高，平头，尖脸，眼镜框方方正正，眼镜片掩映的目光也方方正正，即便盛夏，也脚蹬军靴，那是这具消瘦身躯以四分之二拍行走的鼓点。高同学则拥有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的标准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蒙古脸，发型中分，左侧刘海垂至眼际，也就是说，如果他不甩头发，别人只能在这张脸上找到一只眼睛，如果他不笑，那只可被称作丹凤眼的交流工具便拒绝提供任何友善信息，虽无恶意，却温度偏低，让人想起冰箱里存放冻鱼冻肉冻饺子的那几个抽屉。
三楼一个房间里，比他们高一个年级的旅游系师兄正在喝酒唱歌。不知道为什么，崔同学忽然觉得挺烦，对着楼上就是一嗓子：别他妈吵啦！一张朱时茂式的红光亮面孔挂出窗口，刻意定格片刻，随后飞出一只陈佩斯式的酒瓶，歪歪斜斜划着弧线，扑倒至崔同学脚旁，泼溅出一朵暗绿的大花。崔同学和高同学站了起来。说实话，他们有点儿不知所措。手抄酒瓶的人正涌下楼梯，他们听得见走廊里的叫骂以及拖鞋的噼里啪啦。他们觉得必须抓住点儿什么，于是，他们紧紧抓住了自己的杯子。那张朱时茂式的面孔距离他们不过半米远的时候，高同学一面默念着完了，入学第一天就要挨揍了，一边犹豫着是不是要先下手为强，逆着愤怒的激流，直接将茶杯凿到冲在最前面的那根鼻梁上。没想到，“孙子，你丫犯什么照！”“照的就是你小丫挺的，怎么着，挡横啊，照你？还抽你小丫挺的呢？”之类的经典对白并未派上用场，红光亮的鼻梁猛然刹车，仿佛当空盘旋的直升飞机，鼻梁下的唇舌放出一截充任台阶的绳梯：听口音，您也是首都人。我姓王，您呢？
一个月后，崔同学和高同学组织的一场宿舍派对上，已经与他们混得烂熟的王同学玩得很是入戏。他借来一件白大褂，找来一副无框眼镜，满脸诚挚地站在门口欢迎女生。借给他白大褂的张同学来自生命科学院，蓄大波浪披肩长发，穿二手黑色机车夹克，夹克上别着包括校徽在内的各种国产徽章，近看很土，远观疑似美利坚金属党。金属党嘲笑白大褂：你怎么像妇科大夫！白大褂并不理睬这种庸俗的风言风语，他正半撅着屁股，将一位位腿脚健全的女生搀扶入“地狱之门”——派对主题如此，灰色木门上贴一张过期的报纸，大狼毫蘸一得阁墨汁，手书彼岸语言：The Door to Hell。
六位“地狱”住客早已将三张双层铁床搬去了别的宿舍，“地狱”一下子显得挺大，塞入三四十号人不成问题，反正同学们一进“地狱”就手足无措，只会干站着说话。崔同学以班级举办活动为名，从楼下门卫室搬来一摞旧报纸，倒贴在墙上，彼此重叠，构成“地狱”的边界。高同学顺手牵羊了一只自行车轮胎，绑上绳子，插几枝蜡烛，平吊在管灯下面，成为哥特风格的装饰，整个“地狱”的核心装饰。
音乐并不需要特别准备。崔同学已经拥有丰富的收藏。这位钢琴八级，弹奏古典音乐长大的年轻人，正滑向自己的摇滚乐时期。派对举办的那天晚上，崔同学反复播放的音乐中，包括美国西雅图乐队“涅槃”的作品，那是科特·柯本的遗作，一年之前，他用枪击爆了自己的头部。六箱啤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相对斯文的同学已经撤了，剩下的人开始跳舞，一只酒瓶被踢翻，随后正是科特·柯本人声呼啸的一段高潮，那只酒瓶被五六双被称作“军钩”的黑色皮靴先踩后跺，直至彻底粉碎。
韩同学深受触动。比崔同学高三个年级的他，不是第一次听这些音乐。然而，在那天晚上，喝了两瓶啤酒之后，他被一种有意设置议题的集体气氛催眠了。为了对似是而非的议题有所应对，他回到宿舍之后，在蚊帐里，点着蜡烛写下一首诗。后来，他在许多场合朗诵那首诗，那些场合，多是本校或外校的诗歌社团组织的朗诵会，虽然当时已不是八十年代，写诗已不是一件时髦的事，但朗诵会勉强还有些听众。一些抽烟的女生，或是脸盘较大的女生，依然倾向于相信将文字分行是一种才华，她们愿意挤在一起，托着腮帮，呆望着那些储蓄肮脏长发的朗读者。
沉醉的鱼也知道：四月八日
“让死去的人看到自己的起飞”
从第一个发音开始，为奢侈的善良忏悔
只能这样生活？只能这样挥霍晚年？
身体的尽头垒满空隙
我耗尽一生才变得无知
在一个晚上，所有的时代都有了去向
所有的世界都得到弥补
死去的乌云给大地带来甘霖
我们啜饮着他肉体的雨水，像一群
被打翻的翅膀。只有死去的……
太奢靡啦！我们的生活只应是声音
我的一生在它的奴役中变得幸福
蒙昧是我用草叶包住的果实的粉霜
我野蛮的哲学家，我的死亡在拭去
它的那一刹那
放弃如此艰难。我多像个丰收的奴隶
譬喻把我看得支离破碎
从第一个音符开始，每一天都将适宜：
清洁的人必定飞离大地
让爱人独自接住
又一枚顺流而下的金币
消失进水草缠绕的浴室
韩同学之所以会去参加那次派对，源自高同学的邀请。他们相识于一个月前，学生社团每年例行的招新会上。韩同学守着诗社的桌子，那是多功能活动中心二楼，几十张桌子中的一张，大一新生鱼贯而入，沿着桌子排成的环形——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避让四根水泥立柱而绕成的葫芦形——寻找适合自己的集体。
每一个集体都亟需新鲜的面孔，以及越多越好的会费。韩同学所在的诗社，曾在八十年代红极一时，当时的校园诗人就像摇滚歌手，足以复活出大独裁者同样钟情的集体场面：人群，目光，沸腾的脸庞，唯独没有一呼百应的列队行进……九十年代的最初两年，校园诗人的境遇也还不赖，有位前任社长，虽然未曾制造出任何大场面的活动，但他有本事将三位数以上的女生带回自己的宿舍，其中绝大多数，即猎获自夜间充任舞厅的这处多功能空间。韩同学十三岁开始写诗，十六岁已读遍“朦胧诗”至“第三代”的重要作品，他很清楚，那些校园诗人直白开朗的作品，并未在七十年代至今的诗歌主流中占据多少位置。他想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而不是什么校园诗人，这二者的区别，就像做爱和手淫，都可以达到高潮，都可以体验空虚，但前一种空虚挺充实，另一种空虚就像破袜子。
韩同学继任社长以来，近乎偏执的抱负使其从者寥寥。但他总算想着办法印出几册诗刊，也张罗了一本三人合集——韩同学、马同学和康同学的合集，他们来自同一年级，对于诗歌怀有近似的主张，对于人生怀有近似的虚无——十八岁之前，虽然饱受功课的折磨，但“温室里的花朵”大体指的就是他们，可是高考结束，呼啸着扑向温室的玻璃外墙的，竟是为期一年的军训，全称军政训练，他们人生中第一次重要的挫折似乎源出于此。没错，他们的高考成绩不俗，如愿以偿，进入名牌大学，但问题就出现在名牌大学身上。前两年，因为一系列电视转播事故，名牌大学突然被宣布罹患重症，一只巨大的手迅速将其推入急诊室（没错，其中的逻辑，让人联想起手术台上邂逅雨伞的超现实主义美学），于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于是，前人生病，后人吃药，于是，韩同学、马同学和康同学被那只巨大的手套上了军装。
“穆尔提-丙”药丸。多年以后，韩同学在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著作《被禁锢的头脑》中，读到了这一称谓。穆尔提-丙是位蒙古大夫，这个角色并非米沃什原创，而是其同胞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维特凯维奇的两卷集长篇小说《永不满足》里的一位人物，据说他其实是位哲学家，生活在蒙古军队控制着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疆域的时代，他成功地通过有机途径生产出一种足以改变“世界观”的药物，可以使服用者获得安详和幸福，心满意足，“穆尔提-丙世界观”构成了蒙古军队强势的原因，“穆尔提-丙”药丸则成为欧洲黑市交易的重要物资。那些喜欢设置问题的知识分子，吞下药丸之后，便主动取消了问题，他们不再把蒙古军队的入侵当成自己文明的悲剧，反而带着宽容的微笑看待那些至今仍为某些问题大伤脑筋的同胞。
急诊室内，为期一年的救死扶伤并未给屁也不敢乱放半个的韩同学、马同学和康同学带来“穆尔提-丙”式的精神重生。他们直挺挺地呆坐在教室里，或是僵立在操场上，琢磨着自己为何连个屁都不如之类的屁都不如的问题。
没有答案。没有答案。这类问题没有像样的答案。唯一可能的答案：你们的存在，不在“穆尔提-丙世界观”统一的范畴之内，所以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你们的虚无由此而来。
韩同学、马同学和康同学试着把问题写进诗里。虽然是无神论者，他们还是不约而同地将控制个体人生轨迹的世俗权力神格化为一只巨大的手或之类的东西。如此一来，他们可以为自己屁都不敢乱放半个的懦弱找到一丝借口。当低年级的高同学顶着一头精心修剪的郭富城发型，整整齐齐的前额上方，映出一圈反光的圆环，天使一般读到那些诗的时候，不禁爆发出一阵邪恶的笑声。几分钟之前，他刚刚来到韩同学守着的那张招新的桌子跟前，他瞅瞅诗社的牌子，又瞅瞅韩同学，问道：能看看你们写的诗吗？韩同学递上一本亲手装订的诗集。高同学以作弊的速度翻了翻，又递还给韩同学：这种诗我可写不了，要是淫诗还成——这都是什么呀，“按着我的脖子/那只手从未松开”，哈哈哈……
就这样，他们成了朋友，觉得对方堪称十足的怪物，堪称值得交往的对象。韩同学参加了派对，夜不能寐，不仅写了诗，还叫醒同一宿舍的马同学，建议他尽快将剧社的衣钵（其实就是一枚私刻的印章）传给崔同学和高同学。
那可是两个了不起的人物，韩同学压低了声音说，你看着吧，很快，没有人比得上他们，尤其是崔。
马同学哼唧了几声，翻个身，打算继续睡去。他也刚躺下不久，他累坏了，他骑着自行车，斜穿了这个巨大的城市。可是，醒了之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他摸出烟盒，捉到嘴边，叼去一根。蚊帐里的火星忽明忽暗。他忘不了前半夜的一个姑娘。昨天中午，蔡师兄把电话打到宿舍楼的收发室，喊他去家里玩。他心领神会，迅速洗了个冷水澡，连头发都洗了，还用上了韩同学新买的二合一香波。他翻出一件新衬衫，但怎么也找不到干净的裤子，只好采用排除法，猫着腰，把几条裤子挨个闻了一遍，套上冠军，蹬车出门。
蔡师兄毕业之后，一直在报社跑社会新闻，招他进去的，是他的师兄，同一间办公室里还有师兄的师兄、师兄的同学、师兄的师妹，如此等等。蔡师兄经常在自己租的地儿办舞会，虽然只有一室一厅，但饭桌是折叠的，席梦思也可以贴着墙竖起，就像一件装置艺术作品，厨房和厕所各有各的门，都能反锁，这已经非常理想了，夫复何求。报社同事都爱跳舞，除了马同学，还有几个社会上的散兵游勇，因为失业，闲得无聊，也时常来参加。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每个人带一个菜或几瓶酒，品行高的还会叫上半生不熟的女孩，先是合在一块吃喝，然后收了桌子跳舞，亮灯阶段播放迪斯科音乐，黑灯阶段播放慢步舞曲，各取所需，人人尽兴，尽管尽兴的程度不一，深浅不一。
马同学喜欢在两首迪斯科乐曲之间，露一手他刚刚学会的踢踏舞步。毛坯房的水泥地面挺适合这种炫技，硬底皮鞋噼里啪啦。不过，表演的时间长度必须锁定在十秒之内，音乐响起，他便假装遗憾地换成别的舞步，朝着瞅他的女孩眨眨眼睛。有时候，女孩会凑过来，和他一起跳舞，他就把迪斯科跳成吉特巴，擒住女孩汗津津的手，转圈，搂腰，再推开。
这天晚上，一位马同学留意了很久的女孩向他靠来。她笑得很甜，眉目也清秀，脸蛋却像橘子皮。她是蔡师兄的同事，她说：你也是位诗人噢？马同学答：我还能为人类做点儿什么呢？他们一起蹦迪，然后跳吉特巴。马同学说不清她到底算是漂亮还是不漂亮。马同学特别不想松开她的手。
慢步舞曲。她的手抽走了，搭去蔡师兄的师兄的肩头。亢师兄问马同学去不去抽烟，他们打开阳台的门，站在五层楼高的悬崖上俯瞰脏皮鞋似的菜地。这是城区蚕食乡村的前缘，菜地上空的黑暗就像一条毫不知情的河流，径以中国传统文人绘画中散点透视的方式左右铺张而凝滞不动。找到工作了吗？马同学接过师兄递来的“飞马”，紧忙回赠一次性塑料打火机的焰种。不急。亢师兄话少，不急之后再也急不出下文，马同学只好没话找话，东拉西扯一些学校剧社的杂事。两年之前，曾获新生赛诗会一等奖的韩同学顺理成章继任诗社社长，二等奖摘取者马同学觉得自己也该有所作为，于是，他直接去了亢师兄的宿舍，对着当时的剧社社长说：脏活累活，以后就让我来干吧。亢师兄扯开抽屉，拨开烟盒和安全套，取出一枚私刻的印章，还有几份手抄剧本的复印件，推到马同学面前。有麻烦一块想办法。他说。
诗社和剧社本来就是一家人。马同学和韩同学刚从军校回到大学，便惊异地发现了这个事实，他们既坐在同一张酒桌上，也坐在同一张麻将桌上。新生赛诗会尘埃落定，亢师兄便率领马同学和韩同学集体创作了一个荒诞剧本，以王朔式语言，阐述尤内斯库式内涵，当然，那是一个中国故事，马同学和韩同学找到了机会，痛痛快快地表达了对于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失望情绪。他们甚至亲自出演了两个角色，其他三个角色，均由有着共同军训经历的同学担纲。演出结束后的酒桌上，马同学对着女主角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传奇经历（古龙式语言，金庸式内涵，当然，那是一个高考故事）。结账的时候，醉醺醺的诗人、剧作家和演员们与小本经营的排挡摊主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长条桌被掀翻，残羹冷炙杯盘碗盏以香港电影慢镜头的节奏飞舞在混战现场的低空，无数的排挡摊主前来支援同行，艺术家各自逃散。马同学回了宿舍，女主角却拉着韩同学的手奔入一条小巷，整个后半夜，他们沿着一条臭水沟，在八十年代兴建的六层公寓楼的次生林中行走。空气又潮又湿，女主角说她想去小便，但说了几次也没去。女主角比韩同学高一个年级，总是带着姐姐的口吻，韩同学分不清她究竟是冷漠还是热情。后来，天快亮了，戴着手套跑步的中老年人陆续出门。他们拣到一只纸箱，拆开，平铺在水边的墙头。他们坐下来，可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韩同学决定吻她，却被推开。韩同学安慰自己：这样最好。
马同学抽了两根烟，亢师兄抽了三根烟。他们回到室内，慢步舞曲仍在继续。马同学想进厕所，门却反锁着，厨房的门也关上了，一脸橘皮的姑娘消失进四分之四拍的黑暗中。马同学站了一会儿，便与蔡师兄告别，说是明早还要上课，系主任的课，逃不了。
在黑白中
胡先生被朱女士推醒的时候，天都快亮了。他的哈喇子，就像他所钟爱的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笔下的巨型章鱼，误将键盘认作采珠女，恨不能捆绑缠绕而无孔不入，幸亏这位伴着胡先生潜入幻想深海的采珠女并非裸呈，透明的键盘保护膜如女用安全套一般抵御着哈喇子的只只触手，喝令弗洛伊德主义乐于阐释的种种亲近与侵浸，止步于短路的边缘，止步于丢失手机之后另一场意外损失的边缘。
我梦见马同学了。胡先生抬起头，嘴角仍从梦境里挂扯出一只章鱼的触手。
快去睡一会儿吧。朱女士皱着眉头，她已经发现了胡先生的涂鸦，正就着电脑屏幕审读。胡先生揉揉眼睛，觉得妻子鼻梁上方浓云汇聚，电光隐隐，尚未现身的滚雷正快步而来。他踉跄起身，遁入卧室假寐。那只是写着玩的，可他疏忽了，游戏之作不应该交给倾向于过度诠释的读者。但为时已晚，也许朱女士正在反复掂量那些虚构的细节：中年女人为什么姓吴？刷卡回家的配乐为什么选定《时间的地狱》？小男孩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不是小女孩？《写生》，那段戏中戏，怎么越看越不是滋味？胡先生准备出轨，就在厨房里，跟那个陌生女人？难道胡先生对所有的现实都不满意——他的亲人，他的家庭，他的性生活？
胡先生必须在早餐时间杜撰一份漂亮的阐述，认真解释一下他根本就无法解释的未竟之作，他必须假装返回到达达主义诗人开始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即兴朗诵之前的时代，以便扫除读者心底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疑虑。不过，他侥幸地盘算：也许今天例外——刚刚丢了手机，正处于合情合理的伤心期，也许读者愿意放他一马，代价是，让他欠下一笔感情的内债。
不过，胡先生没有瞎说，他的确梦见马同学了。后者竖直衬衫的领子，就像在大学里一样，说是要带他去参加一个重要聚会。他们蹬着偷来的自行车，赶在海绵般的夜路上。胡先生记得，他们好像翻过了一座斜拉吊索大桥，过了桥便是碎石蹦跳的山道，便是永恒的上坡、上坡和上坡……终于，胡先生的小腿抽筋了，他甩开自行车，先坐后躺，缺氧，喘气，大口喘气，大口大口地喘溜之大吉的气，身边，摇摇曳曳的野草都是准备就绪的绞索，他挣扎着又坐起来，想脱掉脚上那双军靴，大学时代的军靴，鞋带却是死扣。
胡先生闭着眼睛想：如果马同学写我这个剧本，或者，比如说，他中途接手，继续写下去，后面会是怎么样呢？
其实，胡先生从没在剧场里看过马同学写的戏。崔同学和高同学接手剧社之后，投桃报李，曾将这位前任社长创作的剧本一一搬上舞台——所谓一一，实为一加一，一共两个，马同学在大学期间独立创作的剧本总和。剧本上交导演组之前，马同学灵机一动，将其合二为一，并置出一种互相指涉的聪明效果，就像照镜子，又未止于照镜子，而是镜子照镜子，彼此的形象在彼此之中无限增值：前一个故事，讲述二十世纪初期，欧洲某国资产阶级革命青年形而上的彷徨，他们针对暗杀行动能否成为推翻不义社会的合理手段而争执不休，结果一再延误时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面镜子中的映射之物，明显受惠于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五幕剧《正义者》）；后一个故事，讲述二十世纪晚期，东八时区的无产阶级文艺青年在历经文化革命之后，为寻求一种想象中足以超越阶级的自由而狂喝滥饮，胡作非为，已然不存在任何底线（马同学泡在文科图书馆，查阅到大量“星星画派”和“《今天》诗歌”的历史资料，构思出人物原型，并借鉴筷子搅鸡蛋的烹饪经验，将白洋淀的草地舞会与蔡师兄家的黑灯场面拌成一碗稀里糊涂的打卤面）。
胡同学本应成为这部戏的观众——高导演亲自登门，当面赠票，一撕就是六张，邀请整个寝室的哥们儿一起去。那时候，戏剧是文化事件而非商业行为，尤其在校园里，剧组和观众对于这一事件的发生，常常怀有一种近乎复活酒神精神的渴念。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葛饰北斋的章鱼每个学期只能遇见一次采珠女（这个频次正是校园剧社“大戏”产量的上限），整个深海都会变成它的冲动意志的仓库。
胡同学甚至已经来到了剧场门口——只不过，他时刻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作为摇滚界的圣诞老人，他觉得有责任和义务随时随地派发礼物。于是，开演之前半个小时，他在剧场门口筑起了相当于水坝的地摊，拦截着本科生部、研究生部乃至周边外校的男女文艺青年游往精神世界的必经之途。没多一会儿，那些驻足的细腿已经欢欢喜喜领去数十样礼物。胡同学数了数钱，准备见好就收，却被一位中年男子挡住去路。
你谁呀？胡同学条件反射地歪起脖子，条件反射地一脸不忿。
你是哪个学校的？中年男子操一口本地普通话。
我在这儿站着，有什么问题吗？
中年男子亮出工作证：保卫处。
胡同学条件反射地无动于衷，眼眶收纳的旋转之物白多于黑。他摸出烟盒，弹出一根，点上。
正当舞台上身穿蹩脚西装的统计运筹系大一新生模仿心目中欧洲青年铿锵顿挫的语气（素材源自西方电影的中国配音版本，无论奥匈帝国皇储还是巴尔干半岛无产阶级游击队员，听起来都与挥舞皮鞭的佐罗毫无二致）探讨革命伦理与普世价值孰重孰轻之际，胡同学被中年男子喊来的同僚连人带货一并请去了附近一幢三层小楼底部某一间又阴暗又潮湿的办公室。第二天，鉴于演出的热烈反响而临时举办的观众见面会上，胡同学成了唯一没有亲历演出的参与者。他一边竖直耳朵聆听崔导演六个层面的理论阐述，一边就着方格稿纸胡乱拼凑战败国投降书式的检讨，轮到高导演发言的时候，他终于挤完了最后一行废话。
高导演一脸严肃，但严肃是湖面，坏笑是鱼儿：崔导的发言，完全把我听晕了。作为室友，我不得不揭发一下，崔导为了排这个戏，泡了两个多月文科图书馆，专门去查自由的概念，结果越查越糊涂，晚上回来就躺在上铺听苦逼的死亡金属，虽然他戴着耳机，可是耳机漏风，火车站买的，义乌日货，我睡他下铺，每天都做噩梦，估计这学期考试得挂科了，自由主义害死人呐。
听众们笑了起来，尤其是女生，咯咯咯地，先是对一个笑话的正常反应，而后逐渐夸张起来，哈哈哈哈哦哦噢噢哈哈哈哈，仿佛太平洋彼岸的全额奖学金赫然在手。见面会的气氛，刚刚凝结过一层薄冰，尤其是当崔导武断地宣布，免于恐惧、免于伤害、实现自身欲望以及实现自我价值这四大自由，在封闭社会中，犹如恐龙化石或外星生命的时候，整个教室安静得就像生命科学院解剖白兔的课堂，兔死狐悲的共鸣在每一张课桌表面的上方凝滞不动，而且，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绝大多数的狐狸皆由白兔扮演。
一只白兔试图反驳：我听说，崔导在宿舍里办过“地狱之门”派对，这不就是实现自身欲望的自由吗？
崔导的嘴角向上翘了翘，伸出右手挠挠脑袋。他回答：只此一回，已经被封杀了。理由是，违反宿舍管理条例、影响他人作息、私接电源、外来人员入楼未经登记引发混乱局面，等等等等，一大堆理由，如果你需要，还可以例举更多，反正就是不行，必须彻底剿灭。我们都写了检讨，六个室友，每人写一份，这才过关。
另一只白兔提问：为什么要写检讨呢，你们觉得自己做错了吗？
崔导感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刚才抱怨没有自由，但我的某些行为，也是让我自己失去自由的原因。比如说谎，我们从小就学着说假话，虽然父母不希望我们对他们说假话，但希望我们在家庭这个树洞之外说些适当的假话，因为假话可以保护我们，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的半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学校教会我们更多的假话，假话是你与教育制度之间的一种共识与默契，是彼此之间不必签字的合同，只要说了必要的假话，某些事情就会非常顺利，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你会觉得你付出的只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一句话而已，最多也不过就是一篇思想汇报或是考卷上的议论文，千把个字嘛，好办，好办谁不办，不办白不办——这就是集体表演，每位演员都在斯坦尼拉夫斯基式的训练中长大的，直到入戏太深，分辨不清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区别，一切皆已定型，所有的演员都成了巴普洛夫测试条件反射的实验对象。我正是如此，所以就像巴普洛夫的狗那样递交了检讨书，自己没错，至少我认为自己没错，但我屈服了，因为屈服就可以过关，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他们并不想怎么样，只是需要明确彼此之间的关系，检讨书就是关系的说明书。
又一只小白兔道：我觉得崔导说得太严重了。有的时候，说假话只是一种策略，一种周旋，伤害不了你内心的东西。你们不就是坚持着自己的东西吗？我刚刚读了一本书，书上说，人把自己隐藏在内心的至圣所中，为阻止他人进入其中所付出的代价越高，这至圣所也就越美好。
高导适时将话茬接了过去，小白兔们接过他抛出的包袱，借助笑声传递如释重负的小纸条。然而，话题的包装已然撕开，印有玫瑰、铃铛或是雪花之类图案的掩饰之物已然被揉成一团，扔到一边。现在的气氛，有点儿像是男生将女生约到了已然清场的宿舍。女生明知故问：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孙七呢？男生：上课去了，今晚通宵。
一位刚才笑得很厉害的女生忽然站了起来：我给大家念一首诗吧，我知道编剧是个诗人，我就念一首他的诗。
女生从书包里掏出了韩同学、马同学和康同学的三人合集，那是一本将打字稿复印并手工装订的所谓“地下出版物”，题为《献给屠夫女儿的晚餐和一本黑皮书》。合集中并没有一首诗提到屠夫的女儿，而且，“黑皮书”也是白皮的——美术商店的黑卡纸太贵，三位捉襟见肘的诗人一合计，径以每平方米重量仅为七十克的白色普通复印纸取而代之。每当有人追问起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惯于在例行点名之后跳窗逃离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读课堂的马同学，便借助他并不信任但早已在军校课堂上听得滚瓜烂熟的辩证法阐释其间的神秘逻辑：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黑色，总会在现象的运动之中变成白色，黑色与白色相与依存，相与转化，在斗争中处于辩证的统一，总之，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黑的就是白的，不管黑的白的，献给屠夫女儿的就是好的，您听明白了吗？如果发问者是位女生，他还会免费附赠一段舞台腔的背诵，所选诗篇，多数时候会是食指的《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然，有的时候，赠品也会被即兴换作北岛的《回答》，如果发问者不懂装懂，假装听得明明白白：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打算朗诵的女生有备而来，她迅速翻到事先折角的一页：《给你的十四行：黑色天鹅》。马同学注意到，被这位女生的左手拢住的那张“在斗争中处于辩证统一”的白色的黑皮，已经被她书包里的钥匙、圆珠笔或其他神秘的硬物划满了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式的涂鸦线条，封面的底色则由菜汤晕染，点缀成胡安·米罗青睐的那类无政府主义团块——马同学刚刚观瞻过后者的一个进口展览，黑白水墨的晚期作品，三位合集诗人一道，蹬着来历不明的二手自行车，朝圣一般往返于遥远的市区，他们甚至一度迷路，其余时间必须与手闸迟钝、轮胎歪斜、链条散漫、挡泥板失踪的锈迹斑斑的金属毛驴作战。
那位女生念道，以一种树叶摩擦树叶的平静：
我的女人
应该是一只黑色天鹅，而不是白色的
明净的湖水会衬托出
她与众不同的丑陋
穿过美丽的姐妹
我瘦弱的翅膀拂上琴弦
破碎的反光在荆棘中
沉入湖水
黑色天鹅
沉重的空气在你周围继续黑暗下去
淹没最后的火焰
而你必须在暗中坚持
独自忍受
不让发亮的羽毛染上一丝灰尘。
她的口音挟有浙江东南沿海的味道，那是台风驱逐礁石、海藻回应鱼腥、盐分绑架空气的味道。马同学出神地盯着她。个子不高的她蓄有及腰的长发，发丝又黑又直，但缺乏合成洗涤用品经年赏赐的那种甜腻的闪亮——她的脸也是哑光的，眉目之间的迷离既源自中度近视，亦源自文艺青年漫无边际的阅读、聆听与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迷离而直率，不谙世事一般。
她合上白色的“黑皮书”，将那只患有轻微受迫害妄想狂的黑色天鹅重新锁闭入静电复印纸的世界。她问道：马诗人，你怎么看待爱——我指的不是爱情，而是爱？
马诗人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对不起，跑题了，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戏吧。
她却执着：没有跑题呀——有的人革命是为了爱，有的人革命是出于恨，对自由的追求也是一样，所以出发点不同，结果也是天壤之别——我说的不正是这个戏吗？
马编剧再度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仿佛啤酒瓶底般的高度近视镜片正是托塔李天王手中照妖的镜面，只消对着来者晃上一晃，便能教它假灭真存：对不起，让我想想……嗯，想起来了，我说怎么听上去似曾相识呢，你引用的是托洛茨基的话——有的人革命是为了爱，有的人革命是出于恨——托洛茨基就是这样评价斯大林参与革命的动机，他说斯大林是来自底层的鞋匠的儿子，对整个社会充满怨恨，所以……马编剧耸耸肩，那一刻，他的肢体语言就像是舞台上模仿欧洲青年的统计运筹系大一新生。
我想知道的，是你的看法？女生说。我觉得，你这首诗，也透露着怨恨的信息。
不等马诗人回应，她又说：我见过黑天鹅，非常漂亮，远比白天鹅更漂亮，而且，不管黑还是白，它们应该不会互相妒忌，这毕竟不是《丑小鸭》的故事——所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认为黑天鹅会受到压抑？黑天鹅要在暗中坚持什么，忍受什么？你在黑天鹅身上寄托的怨恨从何而来？你的诗歌和你的剧本是不是想告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藏着怨恨的种子——我是说我们，我们都是二十世纪的制度的产物，制度就是我们的处境？
一位刚才始终在搓手（右手中指无意识地猛攻左手掌心，来回揉搓碾压，仿佛山洞面前忘记口令的阿里巴巴——弗洛伊德应该对此有所解析）的男生忽然插嘴：大多数人还是会认为白色天鹅更漂亮，因为它们是存在的完美化身。
谁是大多数人？女生紧逼不舍，一如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灭绝师太附体。
高同学跳出来解围：咱们还是换个方式看这个问题吧。先不去争论黑天鹅白天鹅谁更漂亮，漂亮不漂亮属于很主观的看法，咱们还是先做个客观的调查吧。在座的，都有谁见过天鹅，不管黑的还是白的？见过的请举手。
只有灭绝师太举起了拂尘——她那只娇小的右手。其他人面面相觑。
其他人中的大多数，只见过大白鹅，形似天鹅的鸿雁或灰雁的变种，人类驯化的第一种家禽，自《诗经·尔雅》的年代起，它们即因肉质鲜美，且兼具清热解毒之药膳功效，成为中国餐桌上的完美存在。脚踩淤泥与粪便的它们，比天鹅更实惠，更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真谛，尽管它们的命途一如列车时刻表，它们毫不知情，但时刻准备着。
高同学满意地点点头：看来，黑天鹅白天鹅的问题没法讨论下去了。你说呢，马诗人？
马诗人忽然吟出一句：蓬门今始为君开。
灭绝师太：什么意思？
马诗人：怨恨在于蓬门未开。
高同学摇摇头：这算黑话还是禅宗？咱们还是听听胡同学的看法吧。你们喜欢讨论黑与白，胡同学就来自波斯，黑与白的故乡，黑暗与光明互相斗争的概念就来自他老家的拜火教，也就是金庸的《倚天屠龙记》里提到的明教。对不对，胡同学？
胡先生已经忘记了年少轻狂的自己是怎么去接这个话茬的。骂骂咧咧？必须有——那是以示亲近的发语词。然后呢？他正试图追忆，朱女士回到了床上，像只刺猬一样背对着他躺下，看不见的针尖抵住他的胸腹。那次见面会上，她也在，但他们尚未相识。实际上，许多日后的朋友都在，只不过，他们尚为一盘散沙，尚未纠合为孤岛形态的共同体，尚未体会出十七世纪的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所谓“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敲响”的相与依靠、相与转化的名为友谊实为无奈的存在境地。
然而，日后的朋友们，都清晰地记得这位摇滚界圣诞老人的发言，那是一席当量巨大的原子弹的爆炸，每位听众都惨遭辐射，幸亏辐射是免费的，并非按照圣诞礼物的标准计价——每种打口磁带能够提供多大尺寸的新奇，胡同学心底有数，且依此定价。
几句脏话。开场白。既然是非营利性发言，胡同学便毫不客气地再度吹嘘起祖上的来历：我这个胡姓，籍贯福建泉州。福建去过吗？应该去，很重要！我们历史系老师言必称希腊，希腊为什么牛逼？因为地中海。没有地中海就没有希腊。亚洲也有类似地中海的区域，那就是南中国海，福建就守着这个亚洲的地中海，所以福建人很早就凭借季风、洋流和罗盘拥有全世界。宋元两朝，南中国海跟“南中国湖”差不多，十三世纪初，印度洋里最好的船只就是南宋的，因为南宋对外开放啊，当时叫“开洋裕国”，南宋子民划着船，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离开我大福建，出“南中国湖”，过马六甲，直入印度洋，就跟度假似的，那叫一个往若飘风！我中华文明的海洋文明程度，根本不输于任何一个地中海国家，遑论希腊。
你不是波斯人吗？高同学觉得有责任插一句话：我中华文明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中华文明的一份子啊，你个大傻逼。胡同学故作哗众取宠的急躁之态：中华文明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至少曾经是开放的，尤其是在海洋文明时期。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这个胡姓，祖籍福建泉州，泉州胡姓自海上来，来自波斯，我的血液里有盐分，有狂风巨浪……
宋朝偷渡上岸的，中学历史课本提过。高同学说。
你真是对祖国的历史毫无概念。胡同学驳斥道：什么偷渡？你根本想象不出我中华文明曾经何等开放，那叫来去自由。如果不是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明朝闭关锁国，把南中国海拱手让给了寻觅香料的欧洲船队，我中华文明根本就不会彻底搁浅于农耕文明，根本就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尴尬局面。当然啦，对于作为满清皇族后裔的通古斯人与蒙古人混血的高同学来说，也实在难以理解海洋文明的好处，如果明朝不闭关锁国，也就没他们家祖上什么事了，对吧，高同学——封建专制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好啦好啦，说正经的。高同学并不愿意像胡同学那样谈论自己的祖上：我们对波斯缺乏了解，只知道地毯在那儿分为两种，会飞的和不会飞的，是这样吧？
胡同学点上一根烟，深吸一口，而后悠悠吐出正题：波斯地毯，不是分为会飞和不会飞，而是分为光明和黑暗。他又话锋一转：你们看过，或者说，听说过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二零零一太空漫游》吗？
胡同学设计的问题过于超前。尽管那部美国科幻电影早于一九六八年即已问世，但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国产文艺青年来说，它依然一如桑德罗·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原作一般难以一窥真迹——大规模生产盗版光碟的材料尚于矿坑深处沉睡，唤醒那位睡美人的王子大约五年之后才会到来。胡同学设计的问题，其信息不对称性，丝毫也不亚于高同学对于目击天鹅人数的统计。不过，胡同学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尽管他也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他的所有了解，来自于文字，来自于某本杂志上的一篇编译文章。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问题。他说：在传播海外文化产品这件事儿上，我们依然处于郑和之后的明朝。我知道在座的各位，至少其中大多数人，别说看，就连听都没听说过什么《二零零一太空漫游》。这就好办了，我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啦。
胡同学告诉大家，那部电影以三四百万年前非洲荒原上的一场猿人群戏拉开序幕，配以德国浪漫派晚期作曲家理查·斯特劳斯的交响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胡同学再度提问：我要说的正是这个，为什么是这支乐曲，而不是别的，伴随着达尔文式文明的开端？
马诗人答道：也许跟弗里德里希·尼采有点儿关系。
胡同学肯定：没错。这支乐曲的确是理查·斯特劳斯受到尼采同名著作的启发而作。那么，查拉图斯特拉又是谁呢？
高同学不耐烦了：卖什么关子，让查拉图斯特拉去死吧。
胡同学表现出一位智者应有的耐心：查拉图斯特拉死没死我不知道，因为他是否真的存在过都是一个疑问。不过，这并不妨碍后人将其称为人类的第一位先知。他有另一个名字，琐罗亚斯德。英国历史学家汤姆·霍兰德认为，如果真有这个人存在，他一定生活在公元前一千年的中亚，琐罗亚斯德是第一位提出宇宙是善恶两种势力斗争的战场的先知，也是他首次提出时间并非永无止境的循环，终会有世界末日，人类将面临最终审判日，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他的教诲成为琐罗亚斯德教的核心，而且，这些概念都进入了亚伯拉罕诸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里。琐罗亚斯德教就是高同学所说的拜火教，它是第一个将教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宗教。打个比方，如果说琐罗亚斯德教是伯牙，我波斯帝国就是钟子期，那是公元三世纪，在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波斯帝国，琐罗亚斯德教成为了国教，得以发扬光大。那时候，我们家太大了，疆域辽阔，西起幼发拉底河流域，东至印度河流域，用今天的地理概念来说，就是从叙利亚一直到巴基斯坦，已经成为东边这个天朝的邻邦，实力堪比罗马帝国，而且维持数个世纪之久。正是在这样一座宏伟帝国中，我们萨珊国王对自己的定位首先就是“神的虔诚信徒”，而后才是“沙普尔，统管伊朗与非伊朗，神之后裔，万王之王”。在琐罗亚斯德教的概念中，人类是神用来战胜黑暗与邪恶的武器，所以，作为“万王之王”，我们萨珊国王必须肩负维护世界秩序的宗教责任……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琐罗亚斯德教这种神学上的一元论与哲学上的二元论，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人类世界，即便在今天，即便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的现代社会，也依然有效。我们不难从那些追求善恶斗争的意识形态中，从那些国与国之间互相投掷的有关“撒旦”或“邪恶”的政治语汇中，发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子。
的确如此。崔同学说：这种斗争意识甚至渗透进了日常语言，所以我们一直在有意无意地探讨黑与白、光明与黑暗。其实，在整个二十世纪，无论出于宗教、意识形态还是民族主义的立场，人类总是武器或工具，为了实现未来的模糊目标而在清晰的此刻彼此厮杀。
那是啊，我们波斯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就是一座穿越时空的信仰军火库，不仅陈设冷兵器，也给二十世纪输送战斧式巡航导弹。胡同学说道。
太严肃啦，受不了啦！灭绝师太忽然转变了立场。
唱歌吧，唱歌吧。马同学嚷嚷着，说唱就唱：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
搓手的男生迅速加入，合唱，他姓孙，管理学院会计系的大一新生。历史系的王同学与生命科学院的张同学在“姑娘你别哭泣”那句加入。张同学刚刚开始蓄发，正处于尴尬的过渡期，脖子很痒，他打算组建一支布鲁斯乐队，发梢披肩之日，便是首演之时。
他们的歌声，就像是《二零零一太空漫游》开篇部分最后一个镜头中，那根被猿猴抛向天空的枯骨，观众见面会彻底跑题，胡先生关于“我们都定居在善恶斗争的阴影中”的唠叨被彻底湮没。枯骨是工具，但首先是枯骨。枯骨指向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世界同样埋有无数枯骨，文明的枯骨。
在排泄中
空空荡荡的舞台。
一位老妪半脱了裤子坐在马桶上，马桶装有轮子，她的厕所兼轮椅。
一位中年男人身着制服，两只眼睛被眼罩遮住。他推着厕所兼轮椅。
老妪时而因排泄困难而呻吟，时而指挥方向。他们缓慢地迂回行进。
制服：人类与大地的母亲，坐在人类与大地的椅子上。心情好的时候，她的名字是辩证法；如果大便不顺利，她就会发脾气，自封为宇宙真理。碰到那种局面，我必须得对她启用尊称——真理，您好，哦不，宇宙真理，谬误给您请安啦！
老妪：我的儿子，也许不是亲生的，谁知道呢！我不记得他的爸爸到底是谁，也许早就死了。我创造出太多孩子，怎么可能记得清楚每一尾精子的主人到底是谁。我的儿子，他正恶狠狠地推着人类与大地的椅子，没人知道他要到哪里去。
制服：这个黑夜真不错。
老妪：这个白昼真不错。
制服：白昼？
老妪：嗯。不过，管他白昼还是黑夜，真不错。
制服：您的心情真不错。
老妪：一切顺利。不是吗？
制服：没错。一切顺利。
老妪：我真想作诗。就像有的男人那样，一遇见我，就想作诗，要么五个字一行，要么七个字一行，不仅合辙，而且押韵。那些文字就像标语，能把黑夜说成白昼，也能把白昼说成黑夜，黑夜与白昼天衣无缝。我就是他们说的黑夜，也正是他们说的白昼。他们留下的五个字或七个字，总有办法钻进我的肚子，它们膨胀，膨胀，膨胀，膨胀成长篇大论，膨胀成报纸，膨胀成一本书或无数本书，它们踢打我的肠胃，揪扯我的管道，敲碎我的宁静，然后，一阵无比的剧痛，我正打算拉肚子，你们却诞生了。
制服：关于我们的来源，您有很多种版本。
老妪：是啊，记忆的意志真是难以捉摸。此刻，我真想作诗。
制服：拭目以待，虽然我的眼睛被遮上了。
老妪：好吧，我酝酿酝酿。请你停一下。
制服停住行进的脚步。老妪痛苦地呻吟，她在大便，臭气弥漫。
老妪：噢，算啦。我知道这不是诗，这只是残局，只是惯性。
制服：算啦？
老妪：继续走吧。
制服：是。
制服推着厕所兼轮椅继续行进。
老妪：我真想作诗，但是不行。我能做的，可能只剩下仰望星空了。
制服：有两事充盈性灵，思之愈频，念之愈密，则愈觉惊叹日新，敬畏月益：头顶之天上繁星，心中之道德律令。不过，您刚才可说，眼下是白昼。
老妪：白昼或黑夜并不重要，繁星是永恒的本质。
制服：我得对着眼罩捶上一拳，才看得到本质乱冒是什么样子。
老妪：我不是诗人。我只是收拾残局的人，依照惯性。我只能仰望星空。
制服：请您放心，一切都很顺利。
老妪：那个不愿意结账的，你怎么处理了？
制服：我威慑他。
制服离开厕所兼轮椅，走到舞台空处，一个人扮演他提到的所有角色。
制服：我约他来谈一谈。他来了。我把账单递给他。他说：不！怎么会有这么多！这是天文数字！房间里还有几个人，看起来都是等着要跟我谈一谈的。他们凑上来，看到账单上的数字，一起绝望地惊呼：天哪，这么多，谁能付得起，快逃吧！他们拔腿就跑。我大喝一声：站住！我拉开抽屉，摸出一把手枪，打开保险，追出门去。我朝天上放了两枪，回到屋里，告诉他：打死了一个。他乖乖签了契约。
老妪：契约？
制服：他同意付钱，但是手头没有那么多钱。他同意把自己的房子、前妻的房子、现妻的房子、二奶的房子、小三的房子、小四的房子、小五的房子、小六的房子、小七的房子、小八的房子、小九的房子以及所有小十以上小一百以下的房子，还有儿子的房子和孙子的房子以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房子统统抵押给咱们。要么明天付钱，要么房子全都归咱们。
老妪：流程太复杂。
制服：是。他回去之后就反悔了。他打来电话：我越想越不对劲，您刚才是在给我演戏，对不对？那些逃跑的都是演员吧！您的枪里只有空包弹吧！下回您记住喽，不能给演员喂得太饱，否则入戏不深。
老妪：这位观众还挺专业。
制服：是。我肯定了他的智慧。我告诉他，演员都是科班出身，教育体制有问题，台下斯坦尼，台上一摊泥，戏演得稀里糊涂，对不住啦，回头我就把他们全都开除，还要抽出时间，好好写篇论文，探讨探讨主流表演体系中存在的严重弊病，与所有表演界同仁以及表演院校师生共勉。不过，艺术归艺术，法律归法律，你我之间的主要矛盾，已呈现为法律关系的矛盾，我手里有你签字的契约，欠债还钱，合理合法。他说，那份契约，是在受到欺骗与暴力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天然无效，废纸一张，不受任何法律保护。我肯定了他的幽默。他又说，他不会低头，不会付钱，他要战斗到底，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一次，我肯定了他的勇气：多么难得的社会精英，有智慧有勇气又不乏幽默感，我恨不得跟他交个朋友。我提议，一起做个游戏。你相信特异功能吗？我问他。他说他不信，他说那是小儿科的伪科学。我说，我的特异功能也是伪科学，也很小儿科，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想不想试试——只要你报出家人的名字，我就能报出他们的电话号码，还有星座、属相、八字和血型，只要你愿意，我还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何处，如果你对某一个女人不大放心，我可以免费提供定位服务，误差率不超过零点五平方米，如果你愿意花点钱，实时视频也能搞到，更不用提人脸识别。
老妪：你真这么做了？
制服：何必浪费资源。他不喜欢这个游戏，我话音未落，他已经娇嗔得像位少女，我甚至听见了“嗖”的一声，在电话那头，依据我的经验判断，那应该是龟缩的声音，他的阳刚之物不知道缩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从腹腔缩进了胸腔，又从胸腔缩进了口腔，堵死了那张有智慧有勇气又不乏幽默感的嘴，从此以后，那张嘴将永远紧闭着，永远，永远，就像头顶之天上繁星。
老妪：永远，永远——我羡慕这种诗意。那些没有能力一次性结账的，你打算怎么处理？
制服：切成两半。
老妪：太残忍。
制服：我从不干残忍之事，我的手上没有沾过血和肮脏的东西。我只是打个比喻。我的意思是，让他们的脑袋和身体各行其是，一切就都好办了。
老妪：你必须善待他们。
制服：没错。我善待他们。我请他们大吃大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吃多久就吃多久，退化成猪也没关系，我很慷慨，我还任命美食作家，赠送美食指南。
老妪：这还不够。
制服：是。总是有些没素质的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们的身体吃饱了，可是脑袋还饿，闲饥难忍，饥不择食。
老妪：必须引导他们。
制服：是。引导他们。我准备了另一种饲料，请他们的脑袋大吃大喝。
老妪：饲料？
制服：一个游戏。我告诉脑袋们，这个游戏来自爱因斯坦。脑袋们都懂，现在科学说了算。我又告诉脑袋们，这个游戏很深刻。脑袋们都懂，浅薄不是生产力。我还告诉脑袋们，这个游戏非常有趣。脑袋们都懂，乏味的人是可耻的。于是，脑袋们张开嘴巴，乖乖吞下我的药丸。
老妪：药丸？
制服：药丸就是游戏规则。我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你们的记忆只有二十四小时，这是相对论派发的福利，这是时空弯曲的大红包！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们的世界每天更新。每一天，你们都能把前一天忘得一干二净，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你们不必再去追逐新奇，你们也不必再去努力克服对于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新奇已经将你们浸没，永远浸没，永远，永远，就像头顶之天上繁星。
老妪：过去不再重要，未来更不需要，永远更新为现在？
制服：是。我举了毕加索的例子，脑袋们的沟回里存储着这个重要的名字，就在爱因斯坦旁边，这两个名字手拉着手睡在同一张床上。我说，毕加索说，艺术没有所谓的过去，也没有未来，如果作品不能在当下具有活力，就不需要理睬。我说，把“艺术”和“作品”这两个词都换成“生活”，同样有效。我重复一遍，生活没有所谓的过去，也没有未来，如果生活不能在当下具有活力，就不需要理睬。我宣布，当下等于二十四小时。
老妪：宽度为二十四小时的生活，一间宽敞的囚室的宽度。
制服：一间为所欲为的囚室。每一天，囚室的主人为所欲为地循规蹈矩——上班、下班、回家、吃饭、教育子女、投身家务、做爱、睡觉、起夜、做梦，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老妪：死循环般的活力。
制服：死循环令人厌倦，但他们不会。他们就像《天方夜谭》的某个故事中，被神秘地请入宫殿的搬运工，三位美女正等着他的到来，等着和他一起玩幼稚的游戏——裸泳，猜有关性器官的谜语。搬运工从未玩过这样的游戏，囚室的主人也有类似的感受，尽管他们每天都在重复前一天的生活，但是二十四小时的记忆意味着每一天的例行失忆，失忆帮助他们克服了循规蹈矩的死循环带来的厌倦，在失忆的小宇宙里，时间不再是下载厌倦的网页，而是扮演新奇的社交账号。对他们来说，无论上班还是回家，死循环的每一个环节都变成了挑战未知的游戏步骤，通关有重奖，虽然奖品只是夫妻之间的例行交配，但在这个小宇宙里，夫妻永远如初见，哪怕是鸡皮鹤发的老夫老妻，腐朽与腐朽的例行交配总是有着偷情或性解放的神奇，每一夜都是初夜，扮演嬉皮士的苦修士永远欲火中烧，血脉贲张，通体滚烫，下身肿胀，他们永远沉溺于幼稚的游戏——裸泳，猜有关性器官的谜语——直至穷尽毕生的精力。
老妪：听上去不错。不过，我更关心他们如何结账。
制服：分期付款。为了夜间的交配，他们在白天的职场游戏中努力通关，我们不需要开枪，更不需要玩猜电话号码的游戏，就可以在他们的游戏收入中，扣除合理合法的部分，按天扣除、按周扣除还是按月扣除，全是我们说了算。
老妪：真是一个正直的游戏，我都恨不得参与其中。
制服：必须正直，正直率领着科学、深刻与有趣。
老妪：等一等，这几个词打动了我，我想作诗。
制服：拭目以待，虽然我的眼睛被遮上了。
老妪：我酝酿一下。
老妪痛苦地呻吟，她又在大便，臭气弥漫。
老妪：噢，又错了。这不是诗，这只是残局，只是惯性。
制服：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
制服推起老妪的厕所兼轮椅，兜着圈子行进。
制服：我从死循环中得到了一种启发——也许我们需要一种向心力推动您的创作。
老妪：的确，现在感觉好多了，我似乎想出来一句。
制服停下行进的脚步。
制服：洗耳恭听。
老妪：这一句是……我又忘了。你停得太快！
制服：是。我们继续前进。
老妪：继续前进！这一次，除了向心力，我还需要一种离心力，向心力和离心力需要辩证地统一在我们的行进中。只有这样，我才能把诗句像大便那样甩出来。
在事业中
手机失踪的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十八分，一个非常吉利的时刻，自称昨晚因为陪大女儿睡觉没有来得及发言的孙先生跳了出来，在社交网络群里询问：胡老师是不是今天要请假疗伤啊？
昨晚只说了一句话的韩先生，在上班途中发现一条陌生人的微博，复制粘贴，转发到社交网络群里：捡了个手机，正在去往巡警大队的路上，手机响了，我想如果是失主，就问个清楚，把手机还给人家。电话刚接通，那边一个女人就吼道，你是不是捡了我的手机？赶紧还给我，不然我报警了。我手机有定位，要是被我找到，老娘一定弄死你……我当时就没多想，直接将手机丢进河里，回来给大家报个信……
没有人理睬韩先生。
朱女士告诉大家：胡老师还坚持上班。
孙先生：可歌可泣啊。
朱女士：我等下再去趟电影院询问一下。
尹先生：加油！
魏女士：财务过三千，警察接案必须侦查。你要对电影院软硬兼施。我有一次在公园被拎了包，就一边发狠说报警，一边说把重要私人物品拿回来就算了，后来保洁员说在垃圾桶里找到了证件和银行卡，就拿走了现钞和驴牌大包。
朱女士在妈妈的陪伴下，重返电影院进行交涉的时候，胡先生已经趴在办公桌上，继续他的编辑生涯了。
虽然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还是坚持着看了看股票，又看了看社交软件群里的发言。他把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的每条对话都琢磨了一遍，自己却没吭声。重新启用的旧款手机，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扁桃体发炎，让他的嗓子又暖又痒，但说不出话来。
胡先生被《卑微的圈套》中的一首英文诗歌翻译卡住半个月之久。书稿译者指出，该诗由近代英语写成，亦即起于英国都铎时期，迄至王政复辟时期的英语，那是从十五世纪末的古英语到十七世纪中晚期的现代英语之间的过渡语言，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艰涩难懂，译者只能勉强将其译作分行的白话文，实在做不到信达雅三位一体。
《卑微的圈套》算不上救生艇，也就是说，这本由美国学者撰写的关于安全套进化史的读物，无法成为火爆的畅销书，但它十有八九会是一本长销书。胡先生已经为它拟好了日后专供网络搜索的词条：本书要讲述的故事，不止是谁曾经使用过安全套，它还是一部关于人类精神的历史，包括这精神中所有的怪癖和瑕疵。全书事涉人类行为、科技、疾病、政治、心理学和宗教的研究，很有趣，很悲伤，很性感，也很开放。作者采撷了人类历史上关于安全套这个小玩意儿的无数性感片段，以一种不露声色的幽默，展现了人类自古至今对于使用安全套的种种纠结心理，本书通过神话传说、考古发现、历史文本、民间段子、小说诗歌、政治斗争、法律诉讼、道德辩论、商业贸易等不同切面，对这个小小的套套的历史做了全时空的建构。如果你读了本书，便会发现，人类历史上，再没有一件事物，如这个小套子一般，形态简单明了，用途众所周知，命运却起起伏伏，引发争议不断。
老编审建议胡先生邀请一位在大西洋两岸进行永不停息的无规则布朗运动的国际化汉语诗人帮忙，把原文和译文都发给他，请他抽空校勘，润色。
胡先生修书一封。过了两天，诗人回信，说他很忙，正携带两只刚刚故去的猫的灵魂前往希腊。
胡先生再度修书：伟大的诗人，早就听朋友提及您在美国收养的两只猫儿，一白一黑，据说这是您另一种形式的作品，活生生的政治波普，您所隐喻的，正是太平洋对岸理想旁落的社会现实——不管黑猫白猫，不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我私下里以为，这可能是新世纪最平静而有力量的艺术作品，就像甘地在印度织布，只可惜您不愿意去俯就艺术圈那滩浑水，否则单凭这件作品，您就能改写艺术史。
胡先生觉得有点恶心。想了想，删掉最后半句，换成：您就能让很多人没饭吃。
这次诗人很快回了信：胡兄过誉了，两只小猫，旅伴而已，虽死犹生。好吧，我有空看看那篇诗稿。
不过，诗人马上又追来另一封信：操，仔细看了一下，都是古英文，您是考察我是否拥有居留西方世界的资格吗？
一位称职的图书编辑，尤其是资深编辑，拥有的冷静和克制与杀人犯处理抛尸现场的水准不相上下。胡先生迅速报之以无可挑剔的专业素养：谬之矣，诗稿并非古英文，而是英文的旧用法。大多是xxx'y这种形式对吧，大致上就是省略了一个字母，如果是'd，一般就是动词的过去时，'st一般就是表示第二人称陈述语气，没什么特别意思。thou是“你you”，thy是“你的your”，thine是“你的东西yours”。您仔细看看，大致意思还是能明白的。更何况您是贯通中西的大诗人，不像我辈，才疏学浅，没有您的帮助，恐怕这本书就算等到我退休也出不来。
又过了三四天，诗人大概被爱琴海的咸风和阳光抚弄得通体舒泰，终于回信同意出手相助：我在诗歌节上遇见一位英格兰诗人，他也没有办法把你说的旧用法逐句译成现代英文，我只能把他的口述大概整理一下。
胡先生赶紧回信，巩固战果：就大概，就大概，只要行数差不多、意思差不多、用词华丽些就行。那个老外没有文化呀，您的水平肯定比他高多了，不要轻信他，相信您自己！
诗人当然还要抱怨一下：妈的，我本来要在希腊创作一首长诗，关于狄俄尼索斯精神的当代回响，可是现在我的脑子里堵的全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英文，就像我租住的这间老公寓的下水道，不掏吧，难受，掏一掏吧，恶心。
胡先生鼓励道：该掏就得掏，翻译这种东西啊，一上手就停不下来，越干越起劲！
接下来是五六天的沉寂，胡先生有点适应了这种节奏。虽然修书去催，但他知道，可能还不到时候。
然后，又是没有任何回音的四五天。爱琴海可能下雨了，暴风雨，要么就是诗人遇见了一个骚货，俄罗斯来的，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老乡，他们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不，腥腥相惜，胡先生揣测：旋转的星空之下，诗人矫揉造作地捏着酒杯，酒杯中盛满下体气味浓郁的希腊古种葡萄酒，他黏着骚货，唠叨着，今天是黑猫的生日，该怎么庆祝呢？第二天中午，睁开惺忪睡眼的诗人又道，今天是白猫的生日，让我们继续庆祝吧……
一切胡思乱想烟消云散于胡先生丢失手机的次日。
这天早上，叮咚一声，一份诗稿越过二进制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坠入胡先生的电子邮箱。
在社会中
亲爱的胡编辑，您可能不会相信，我居然被维纳斯俘虏了。马拉美说得太对了，“米洛的维纳斯”是完整的，独一无二的，永恒的，但是她并未意识到自我之美，她的微笑带着“永恒的宁静”，因为她是尚未被基督教幻觉所咬噬的人类在美丽光滑的大理石镜子中的形象。
邮件正文如上，这是它的开头部分。胡先生不知道诗人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作为大理石雕像的“米洛的维纳斯”，自从一八二零年被军舰运至法国，就一直死心塌地待在卢浮宫，远离了两千年来主导着地东海东部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本土——谁愿意在启蒙时代之后，依然藏身洞穴，仅与庙宇废墟为伴呢？几年前，胡先生借着一次出差的机会，自法兰克福窜访至巴黎，目睹了那尊融合有优美与崇高两种风格但依然令人失望的雕像，玻璃罩子里的《蒙娜丽莎》同样令人失望，这两件镇馆之宝就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白菜和肥肉一样，折射着人类社会审美意识的衰落——胡先生一边吹着左岸的咖啡泡沫，一边悲哀地想道——艺术品本身都还说得过去，但被绑架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只能说是屌丝口味的胜利。作为历史系科班出身的编辑，胡先生还无法忍受“米洛的维纳斯”这一谬误百出的命名——维纳斯者，罗马人之称谓也，希腊人眼中爱与美之女神，乃是阿芙洛狄忒——诗人的形象，猛然又滚下几级帕特农神庙的台阶。
亲爱的胡编辑，诗人又说，他显然意识不到胡编辑的不耐烦，他以一种嗑药过量的精神头继续唠叨：我如此热爱这块世界文明的晚发地带与西方文明的早发地带——当欧洲还是一块没有名字的荒地的时候，众神之父宙斯化身白色公牛，将腓尼基海岸的天真公主欧罗巴诱拐至希腊的克里特岛，那次性爱的成果堪称伟大，除了造就出克里特的霸主米诺斯，也将东方文明快递到了爱琴海诸岛，人类历史的格局由此骤变，当然，日后的事你都知道了，还是让我们回头来看看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句吧，看看他是怎样描写被诱奸的少女那充满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性的衣襟……
诗人另起一行，复制出源自安全套尚未发明的年代的诗句：
渐渐地她丢掉了恐惧，而他
敞出胸膛任她作处女的爱抚，
他的角上为她缠绕着花环，
直到这位公主敢于骑上他的脊背，
她抚摸着，不知道他是谁。
慢慢地，慢慢地走下宽阔干燥的海滩，
在这位伟大的神掀起的浅波中，
它那伪装的蹄子走得更远，
直到他带着捕获物深入开阔的大海。
她心里充满恐惧，当她回头注视
看着迅速远遁的沙滩，她的右手抓着
一只牛角，另一只手扶在他的背上，
她飘动的外衣被微风吹起……
胡先生不打算理解诗人的胡言乱语。他要么赞美的是一种“腥腥相惜”的地中海式体位，或许就是女上位，一如欧罗巴，复古骑行；要么就是处于安全套破裂的惊喜或惊惧之中，文明的真正交流实现了，东方再一次被诱拐入西方，欧罗巴级别的意外正是被微风吹起的少女的外衣，用诗人自己的话来说，充满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性，那毕竟是一个经济破碎的国家——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你离弃了我？——横跨欧亚大陆的骚货什么都干得出来，那意味着充满无穷无尽的危险……
想到这儿，胡先生忽然打了一个激灵，他觉得自己委实庸俗，大脑中的沟回，几乎被犬儒主义的安全套彻底格式化了——这就是书稿对编辑的控制。那就还是体位问题，欧罗巴式的复古骑行并不足以令诗人狂喜，一定还有更富于想象力的体位，那些白皮肤骚货的先祖，米诺斯王后帕西法厄不正是此中先驱吗？她看上了一头献祭给海神波塞冬的公牛，为了一享鱼水之欢，便请出克诺索斯的能工巧匠代达罗斯，为她设计出一头空心的木头母牛，帕西法厄躲了进去，摆出合适的姿势——事就这么成了！帕西法厄怀上了半人半兽的米诺陶牛，也就是日后被闯入迷宫的忒修斯杀死的那头怪物，而忒修斯之所以能够得手，全靠了帕西法厄之女阿里阿德涅的无间道，她送给他一卷丝线，作为记录进出迷宫路径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事就这么成了！背叛家庭的阿里阿德涅成了娜拉，跟着忒修斯出走至纳克索斯，他并未与她成亲，而是在那儿甩了她，这就是爱琴海的爱情模型——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你离弃了我？
胡先生不惮以鲁迅式的狐疑揣测他懒得揣测的他人，他甚至一度揣测诗人并未真的待在希腊，他只是躲了起来，随便什么地方，为了做一次全新的眺望，他需要的，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比如一条臭水沟，他像一截朽木那样漂浮在水面，与虫卵和粪便并肩而眠，等待着一道将他变回龙身的闪电……胡先生将安瑟姆·基弗的谈话录与《汉书·叙传》和《聊斋志异》混为了一谈，但终究又回到《肉蒲团》：眺望可以是灵魂的，也可以是肉身的，臭水沟里的眺望多半是肉身的，水牛出没，不难找到母牛，哪怕是木头的，融合着优美与崇高两种风格。
臭水沟发来的邮件的附件，才是理论编辑室孜孜以求的“米洛的阿芙洛狄忒”。老编审对于诗人的润色稿非常满意，但又稍微改动了两处细节。他告诉胡先生，那两处细节彼此呼应，就像蛇头吞吃自己的尾巴，将源自西班牙语和法语的文学典故衔为一体，生活没有意义，对于生活的重构才有意义，生活不会将我们与时间衔为一体，存在于生活之外的重构才会，生活只会把我们与最切近的性交衔为一体，文字的重构才会发展出神话产品一般的安全套。胡先生不懂，点头称是，花上一支烟的工夫对着老编审点头再点头。
午饭过后，胡先生昏昏欲睡，遗失手机的巨大悲痛重又袭来，仿佛加班过后，精疲力竭之际，却被一位破门而入的女巨人扑倒，《新闻联播》一般不容辩驳的女巨人。胡先生难以集中精神，他跟同事打了声招呼，夹起一叠书稿，离开办公室，拐向楼下一家奥地利人开的咖啡馆。他大脑中充任内在动力来源的“奖赏回路”需要每日例行的刺激，一杯最便宜的黑咖啡就管用，足以为神经递质多巴胺介导的回路注满鸡血，咖啡因鸡血虽无助于胡先生反扑女巨人，但至少有助于被动应付，比如，将旋转颠簸一如全自动洗衣机的《新闻联播》调成静音模式。
胡先生在搭有透明塑料雨棚的小院里坐下。光线很好，至少很柔和，就像躲在一只超薄安全套的内部，柔和的气氛笼罩着左手桌一对青葱的男女，他们正各看各的手机，青葱的躯壳各自灵魂出窍。女的忽然回过神来，问道：你刚才说什么？男的答曰：什么也没说。女的追问：什么也没说——真的？男的坚持：真的，没说。然后，躯壳复位，各看各的手机，灵魂继续出窍。右手桌，两位与胡先生年纪相仿的女性，落座未久，此起彼伏地忙于自拍。她们的大屏幕手机，被嵌有彩色指甲的人肉支架悬至午后三点的日光入射角位置，低头，侧脸，微笑，皱眉，挤眼，托腮，吐舌，娇嗔……胡先生想象着她们脱光衣服的模样，不仅没有性欲，反而觉得她们便是女巨人，便是旋转颠簸一如全自动洗衣机的《新闻联播》。胡先生刻薄，以为自拍癖与广场舞大妈并无本质区别，后者每日打着晨练的旗号吵醒自己，但至少其领地有限，而前者，则复制出无数二进制垃圾，借由社交网络，侵入无数无辜手机。
一想到手机，胡先生那刚刚被咖啡因接通的“奖赏回路”再度中断，身上的女巨人，瞬间增重三百斤，胡先生难以喘息，最难将息，女巨人直压得眼前的书稿味同嚼蜡。胡先生除下眼镜，举起手掌，反复揉搓眼窝。当他再度戴好眼镜，自拍已经结束，两位阿姨正忙着上传图片。一位忽然说：你想好了，真要跟你老公离婚？另一位答：想好了，他又不给我买房子。问：你现在住的房子不是他买的？答：太小了，连衣帽间都没有。问：为什么不再买一个？答：他爸爸病了，需要钱治病。问：这就是你老公不对了，他和你结婚了，你们才是一家人，对不对？答：当然了，他爸应该用自己的医保。问：就是说，看病花钱是没有底的。那个香港人愿意给你买房子？答：上次他来出差，已经带我去看过了。问：房子好吧？答：就在江边，我就想住那样的房子，全装修，有衣帽间。问：什么时候买？答：他付了定金。问：等你离婚？答：他爱我，那个老傻瓜。问：床上功夫好吗？答：没有两个小时不交货。
胡先生决定换个座位。他夹起书稿，端着杯子，回到螺蛳壳一般的室内。一位矮个儿白皮肤老头正半倚在油亮的木头吧台上，跟一位有着酒酿汤圆肤质的本地少女非议南欧现代文学。胡先生招风的耳廓捕捉到一位意大利小说家的名字、一位希腊诗人的名字，以及一位葡萄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老头发现了胡先生，热情地打起招呼。他算是这条街上半数图书编辑的朋友，半生不熟的朋友，来自纽约，亦曾任教于爱荷华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的硕士课程。胡先生支付出必要的礼节，而后指指书稿，表示自己并非为娱乐而来，工作在身，重任在身，移动办公只是为了换取一副更清醒的头脑。老头歪歪脑袋，又眨眨眼睛，左脸比右脸笑得过分，表示理解胡先生不想坏了他的好事的一番好意。胡先生只好远离吧台左近那一片被南欧现代文学圈起来的荷尔蒙半径，被缺乏对称性的由大脑皮层中的表情神经元提线操控的假笑推送着，一路走到厕所门口的桌旁，不得不将书稿撂在一片更为真实的尿骚气息之中。
胡先生决定认认真真看上几行书稿。他扶正眼镜，却发现携错了字纸。胡编辑本想利用这个下午，再将《卑微的圈套》之中几处翻译疑点推敲一番，摊开书稿，竟是一卷刚刚分派下来的短篇小说集。作者应是胡编辑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一位女朋友，刚刚硕士毕业，野心勃勃的她瞧不起青春文学，一心要向苏珊·桑塔格看齐，对她来说，小说只是练笔，下一步便要进军公共文化评论，就像她的导师——胡编辑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大学同学——所说，拎着炸药包，一个领域接着一个领域地炸将过去。前两天，胡先生关注了她的网络社交账号，稍加检索，柏拉图借由《理想国》勾勒的自由青年形象已呼之欲出——“彼之度日也，即琐屑之欲望，亦必使之达到目的，有时沉溺于酒，有时醉心于笛，有时饮水若狂，有时禁食以消瘦，有时热心体育而旋即诸事不问，有时一无所事而忽然研究哲学”。胡先生不由得感喟：如此奇崛女子，终日品鉴美酒美食，进剧场，看展览，听讲座，跑半马，喝咖啡，泡夜店，还得跟小鲜肉恋爱，为老同志吹箫，忙忙碌碌，鞠躬尽瘁，哪儿腾得出时间码字儿呢？
为了不彻底毁掉这个下午，胡先生推开书稿，将杯中之物一饮而尽。可是，当他果真站到了明晃晃的大街上，却发现自己无处可去。回家尚早，回办公室则属无趣。初秋的微风浮动法国梧桐树的叶柄，他享受着叶片沉缓而不无阻力的勃起。
可是，下面该干点儿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