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葫芦和夜明珠:中国人的风雅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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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书法与艺术

充满艺术气韵的书法

好的书法作品必须要气韵生动。气韵存在于个人、社会及时代之中,而且个人、社会和时代的高雅气韵在书法作品中会得到自然流露。书法艺术超越了曲艺等其他卖弄技艺的艺术,会通过书写者的笔端自然流露出其独有的气韵。

关于书法究竟属不属于艺术,前些年争论得比较多。我个人觉得,书法还是应该划入艺术范畴的。不过,对于习惯了纯美术作品的西方人来说,要理解东方书法的价值确实比较难。

苏东坡的《寒食帖》原为北京颜世清先生的旧藏,今天收藏在菊池惺堂手中,在关东大地震时菊池先生曾冒死将《寒食帖》救出(1)。日本帝室博物馆(今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冈田正之先生藏有王羲之的《九月十七日帖》。这三件书法作品气韵跃然纸上,是毋庸置疑的天下国宝,用东洋艺术精粹中的精粹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长期浸淫于书画艺术的著名画家中村不折曾提出“书画一致论”的名论,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说法,《扬子法言•问神篇》中就有“书,心画也”的表述,可以看出自古至今东洋书法和绘画的精神都是一致的。

书法萌芽于东方,是东洋(日语里的“东洋”,指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人独有的一种艺术。如果不是东洋人,很难理解到书法作品所呈现出的气韵。如果西洋人要想欣赏东洋的书法作品,必须要在东洋进行专门的训练,要有相应的修养和经验才能欣赏得了。书法艺术的价值是从人的直觉产生的,无法用西洋人所习惯的将事物分解后再套用各种理论的方式去进行欣赏。书法艺术的高雅气韵往往体现在让人难以名状的地方。

书法艺术的价值要考虑其背后的时代精神

一直以来我都在强调,书法艺术与书写者本人、书写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自王羲之之后,由于人、社会和时代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后人即便花再大力气去临摹王羲之的作品,也不可能写得和王羲之一模一样。同样的道理,六朝和隋唐时代写经生在麻纸上抄写的经卷,今人即便是去仿写,也难以体现出那种独特的气韵。别的先不说,首先当时所用的狸毫毛笔在今天就不可能得到。另外,当时的时代气韵和人们信仰的力量在今天也是很难完全再现的。在失去了当年的信仰后,即便是能描摹出当时书法的外形,但那种时代的气韵是模仿不出来的。今天的周围环境和生活状态与当时已经完全不同,所以要想再次体现出写经生当时的心情也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何敦煌保存下来的经书在今天我们再也写不出来的原因。

人们通常会觉得,只要能将他人的书法作品描摹得好,时间长了自然就可以写出同样优秀的作品,其实不然。这样去描摹仅能确保自己能够掌握很好的书法技巧,要想写出真正有艺术价值的书法作品,仅靠这样的方法是完全不行的。说得简单一点,气韵生动的书法作品是无法靠临摹来实现的。篆书和隶书的时代我们暂且不说,楷书、行书和草书其实都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就跟唐画、宋画和元画在色彩方面各有特色一样,不同时代的书法作品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智永的书法作品体现隋代的特色,欧阳询的书法作品体现的是唐代的特色,董其昌、王铎和傅山等人的作品体现的是明代的特色。每个时代的书法作品有每个时代的特色,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正蕴藏于此。李阳冰是唐代的篆书名家,安徽的邓完白是清嘉庆年间的篆书名家,今天的罗振玉和吴昌硕等同样也是篆书和籀(zhòu)文(早期大篆)的名家。但是,即便李阳冰、邓完白、罗振玉和吴昌硕等人篆书写得再好,也不可能再现周代或秦代篆书的那种灵气。所以,一旦错过了某个时代,后世的书法作品就不可能再有那个时代的气韵了。

然而,练习书法之人通常都会去临摹钟繇、王羲之、唐太宗、颜真卿及宋元之后的名家的书帖,这没什么问题——在日本也是如此,练习书法之人也都会去临摹佐理、行成、道风、春水、山阳和东湖等书法名家的书帖。因为羡慕古人书法的神韵所以才去临摹,不管怎么说这是很好的一种行为,但需要提醒的是,不管花多大力气去临摹,最终也仅能模仿其外形而已,书法的时代特色,就如同我在前文中叙述的那样,是模仿不来的。古代名家的书法作品背后都有其强大的社会力量作支撑。王羲之之所以能够成为“书圣”,正是因为其背后有着晋代这样一个各种艺术大爆发的时代。晋代的时代精神也正是通过王羲之的笔端而留在了书法作品中。同样的道理,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书法名家,也正是因为其背后有一个文化大繁荣的盛唐存在,而通过唐太宗的书法作品,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盛唐的气息。另外,通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天子的御笔,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气息。

所有的书法名作,其实都是书法家所处时代的艺术精神,借用书法家的手而表现出的产物。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即便临摹再多的书法名家的作品也是枉费。所以说,某一时代的艺术精神其实是挺重要的。如果不是生活在晋代,不是在兰亭内玩曲水流觞时的那番心情,就根本不可能重现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神韵。我对各个时代的艺术精神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无不充满了崇敬之情。所以也劝诫大家,要想欣赏书法艺术,一定要将其还原回它所产生的时代才行。

书法作品会受书写者的心情和周围环境的影响

有很多商业人士整天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生活在物欲横流的环境中,内心被世间的俗务所羁绊,根本体会不到超凡脱俗的妙趣,仅是单纯地以转换心情、修养身心为目的去临摹王羲之的书帖,所以在他们眼中仅能看到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外形,其内里的神韵是完全感受不到的。对这样的商业人士来说,仅是临摹王羲之的作品就已经很难了,再要求他们写出神韵来,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书法是东洋的一大深远幽玄的艺术,要想参透书法的奥义,就必须对中国非常了解才行。细而言之,中国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是中国的国土面积非常大,有着无限的山水平原,自然环境优美。

二是中国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做事慢悠悠的,显得从容不迫。

三是中国的文人多才多艺,不仅能写书法,绘画及诗歌也非常擅长。

四是中国文人喜欢结交同为文人的朋友,而且喜欢收集古人的书法名作、名画和题跋等。如果有人收集到了天下名品,则会有很多文人前去欣赏。

五是中国文人写书法并不是为了去谋得什么好处,纯粹是自娱自乐,为了自己高兴。

六是中国文人不在乎国家的盛衰,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舞文弄墨上。也就是说,即便是国家亡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也照常存在。

除了以上所述的六点外,中国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在此就不赘述了。中国的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单是从人口基数上也可以算出,中国的书法家肯定会比日本多得多。希望日本的书法研究者能够充分了解我上述的关于中国的六大特点。这些特点中的任何一条日本都不具备,而且也根本寻求不得。日本人要想书法写得像中国的名家一样,那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说得绝对一点,只要日本人不归化于中国,就不可能写出中国名家那样的书法作品。中国古代名家的一些书法作品确实写得出神入化,让人一见就会垂涎三尺。苏东坡的《寒食帖》尤其是如此。凡是欣赏过《寒食帖》的书法家,无不感慨自己能力的不足。书法名作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直击我们的内心,把我们带入一种忘我的境界。在书法名作面前,没有帝王,也没有国土,没有国境,也没有富贵,有的仅是一种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所以说,即便是国家亡了,书法艺术依然会存在。在书法艺术的世界中,四海之内的所有书写者都是兄弟,都是朋友,不会存在任何的排外思想。以上是我从书法艺术中得到的一点感悟。

日本书法的未来还是未知数

中国的书法,如果不是中国人的话,根本就写不来。如果硬要去模仿,那只能落个贻笑大方的下场。即便是把笔墨纸砚,甚至是书桌全都换成中国进口的,如果不是中国人的话,在日本也写不出中国的书法。日本的书法与中国的书法有很大不同,首先在单钩执笔还是双钩执笔方面,两国就不尽相同。其次,两国书法家在书写时手腕的倾斜角度也完全不同。再次,书法家坐在书桌前的态度与姿势、心情、大脑中思考的东西以及对诗文的爱好也完全不同。所以说,要想让日本文人彻底中国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日本举办的一些书法展览,有时中国的文人也会前去参观。为了礼貌起见,他们通常都会说一些好话。但是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我们日本的书法家其实写得并没有那么好。书法起源于中国,而且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故乡都是中国,所以中国书法名家众多也是理所当然的。在中国,一些店外的招牌上写的文字都非常优美,而在日本店外的招牌则大多交给一些并不怎么会写字的油漆店书写。

其实,日本书法完全没必要去跟中国书法比较,只要写出自己的风格就好了。中国铸造刀剑的历史久远,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干将、莫邪等铸剑大师。日本刀与中国的青龙刀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日本刀在中国大放异彩。在日本书法史上也出现了公任、行成、道风、贯之等名家,尤其是在立着的半切纸边站着用假名书写时,那真是有行云流水之感。一些中国的留学生看到传统舞台剧中演员站着在竖立的壁板上写字的场景,都会惊讶不已。在中国站着写字是不符合古礼的,但日本书法却不存在这些限制。所以说,日本书法要想立足,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才行。可能看惯了中国书法风格的人会不喜欢日本的书法风格,认为日本的书法走上了邪路。无论是旧时的春水、鸣鹤的书法,还是今天后藤子的书法,都具有很显著的日本风格,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日本书法。就像不同的土地会产出不同的特产一样,不同地区的书法也理应有各自的特点。评价一幅书法作品的好坏,主要还得看它所具有的神韵和艺术价值,但是从今天日本书法界的情况来看,书法还没有真正上升到“书法”的程度。

很多书法作品都是在超越了现代艺术,并且摆脱了世俗的束缚之后才呈现出艺术的妙趣。这需要书写者有充裕的时间去进行创作才行。但是日本的国土面积狭小,造就了日本人凡事求快、着急忙慌的性格。对日本人来说,比起几十公里的马拉松比赛,短时间内就可以结束的百米比赛更受欢迎,所以日本人不可能像中国人那样悠然自得地去进行书法创作。鉴于日本人的这一性格,与其模仿中国的书法,还不如创造日本特有的书法更有意义。综观当前整个日本书法界,包括山本梅庄、岩谷青山和犬养毅等书法大家在内,要想在近期创立日本独有的书法艺术还为时尚早。总之,日本书法在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是未知数。

福建萨镇冰先生送我的书法作品

萨镇冰(1859—1952)先生是中国福建省的省长(任期为1922至1927年),德高望重。他曾送我一幅正楷书法作品,现在就挂在我东都茅屋的中国室内。每当我看到那温润如玉的笔致都会心情大好,尤其是当我每次从中国回来的时候,看到萨镇冰先生的书法作品,旅途的疲劳都会大为削减。萨镇冰先生给我写了如下一首诗:

君子法天运,四时可前知。

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

利害有常势,取舍无定姿。

焉能使我心,皎皎远忧疑。

后藤先生雅正 萨镇冰

萨镇冰先生的笔意与隋朝智永和尚所写的千字文的笔意有些相似。他写字喜欢用一支羊毫毛笔,用笔鲜明和缓,笔端露锋,一笔一画都一丝不苟,充满了温润之感——这样的书法作品是对其自身品格的良好表现。萨镇冰先生今年六十七岁,与我去年已经去世的母亲同龄。

民国十四年(1925)四月,我沿闽江逆流而上到福州游玩,在当地的野上校长和陈先生的引荐下,有幸到省长公署拜会了萨镇冰先生。福建的省长公署是一座旧式的衙门式建筑,顶棚很高,高大巍峨,古色苍然,充满了庄重之感。今天在北京可能看不到,但在地方上很多督办或省长的官署都是这种旧式的衙门式宏伟建筑。孟子云:“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依照孟子的理解,如果住在大的建筑物中,内心会变得非常平静,自然也就可以写出富有气韵的书法。中国人的性格是大陆性的,总体上比较柔和,喜欢舞文弄墨。即便是武将,也会把一半精力花费在自己的文化素养上。不只是福建的萨镇冰,浙江杭州的卢永祥、山西太原的阎锡山(才四十三岁的年纪)、南京的孙传芳、四川省长邓锡侯和督办刘存厚等虽然都带兵,但是文化素养都很高,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们的谈吐真的很有水平,而且他们的书法也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的文人,书法基本都不错,所以很少有人会找他人代笔,像日本的“大山元帅代笔事件”这种大煞风景的事情在中国是绝不会发生的。

所以说,萨先生送给我的书法作品肯定是真迹。萨镇冰的笔致显得比较柔,几乎让人感觉不到这幅字是出自一位海军将军之手。我们一行到萨先生的府上后,萨先生把我们让到客厅内,和我们一起饮用热茶。福建盛产茶叶,即便不是武夷山的名茶,其香气也会飘满整个屋子。萨先生还在茶几上摆了红白两色的云片糕,每块糕点都由好几十片薄薄的切片组成。萨先生用和缓的语调对我们说:

“这是福州特产云片糕,大家都尝尝。”

接着又问我们:

“大家这次从闽江逆流而上到福州来,一路上有何感想呢?”

萨先生可以熟练地说福州话、北京话和英语。他之前在英国生活过,所以英语说得比较棒。北京话和福州话虽然都为中国的语言,但是福州话太特殊了,同英语比起来,反而是北京话和英语显得更近一些。我们和萨先生天南海北地聊了很多。萨先生毕竟年纪已大,眼角和嘴边已经有了皱纹,不过这些皱纹也增加了萨先生的温润敦厚之感。

其实早在十年前,我在北京紫禁城东华门外的红墙下就曾见过萨镇冰先生。当时我正和一位日本朋友在故宫城墙下散步,萨先生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从我们身旁经过。我那朋友不认识他,所以就好奇地问我:

“这人是谁啊?你认识吗?”

我告诉他:

“那是萨镇冰将军啊!难道你不认识?”

我那朋友听完后惊讶不已,赶紧回头又多看了几眼。

在聊天中,我将当年的这一经历向萨先生说了。萨先生听了非常高兴,把桌子上的点心向我面前推,意思是让我多吃一点。我借机向萨先生提出了想交换书法作品的请求。萨先生也欣然应允。后来没过多久我重游福州,委托陈先生将自己的一幅篆书作品递到了萨先生府上。萨先生也信守承诺,将我在本节开头提到的那幅书法作品送给了我。以文会友是中国名流的雅趣。这次交换书法作品给我留下了永难忘却的记忆,每当看到萨先生送我的书法作品,我都能够回忆起当时跟他会面的点点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