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东亚视角下的近代欧洲

记得多年前和法国学者交流中国人文学科如何国际化的问题时，法国学者就以日本为例，提及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很多日本学者到欧洲的著名大学学习，学成后归国，缩短了日本学术，特别是人文学科和国际学术界的差距，并推动其发展兴盛。《近代欧洲的霸权》这本书的作者福井宪彦也是这些学人之一。福井宪彦教授曾留学巴黎第一大学，这所大学起源于索邦大学，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大学之一，仅次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因此文化传统悠久，学术声誉卓著。尽管他没有在此获得博士学位，但这所大学以及整个巴黎的文化学术氛围，使他获得了对欧洲历史的独到理解。回国后，他专攻欧洲近代史、法国史，以及欧洲近代史学史，特别是作为“年鉴学派”的介绍者而闻名，被誉为日本“年鉴学派”第一人。正是受以法国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影响，他所撰述的《近代欧洲的霸权》一书带有“年鉴学派”的鲜明特点，从经济、社会和文明的不同维度来理解欧洲历史的变迁，特别是从历史的“长时段”—这是“年鉴学派”最为显著的特质—入手来回答为什么欧洲率先迈入现代文明，其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正像作者在开篇所说：“我们称作‘近代欧洲的霸权’的历史性局面并不是在19世纪突然成立的，其背后是诸多相连的因素的历史性发展。这些多样化因素的发展，打个比方说，同步发展所带来的大浪潮一般的局面，是在19世纪产生的。即使回溯，这种因素的同步发展最多也就是从18世纪后半期才开始。

“正确的观点或许是，在机械工业开始实质化发展的18世纪中叶之前，欧洲即便在经济层面上，也只是步亚洲后尘而已。构成世界经济基轴的贵金属白银仅仅流向中国，就可以反映出来这一点。在农业经济为主、手工业与之结合的时代，欧洲并没有掌握世界发展的主导权。工业化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构建才是支撑近代欧洲霸权的两个车轮。

“尽管如此，欧洲在自16世纪开始的所谓‘大航海时代’中，开始积极向海外扩张，将此前已经存在的世界各地的区域内贸易和区域间贸易强有力地联系在了一起。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之路在这时已经开始，而不是到了19世纪和现代之后才忽然产生。历史性地把握‘近代欧洲的霸权’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吧！”

应该说，作者对欧洲历史这一历史性关键“时刻”把握得非常到位。的确，如果说欧洲率先迈上现代之路，与世界其他地区实现了“大分流”，其时间节点自然属于15世纪，即以葡萄牙为发端的一系列海上探险。我们千万不可小看发生在这时的一次次海上探险，正是它们启动了欧洲现代文明的进程。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作者选定这一时间和这些航海事件作为欧洲现代文明的开端颇有意味，因为就在这同一时期，我们也有郑和七次下西洋，其次数、规模和技术装备水平均与葡萄牙不相上下，但就结果而言则相殊甚远，它并没有开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其中的原因的确令人深思。

15世纪之后，从葡萄牙开始，历经几个世纪，至19世纪下半期欧洲诸国终于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各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先有后，各自的特点也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存在着内在的某种同一性。在这些同一性中，作者提炼出两个最为关键的要素，一是工业化，二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认为这是欧洲现代文明最为重要的特征。对于欧洲的工业化，作者给予了白描般的叙述，并用“产业文明”这一日本学界特有的概念来进行概括。不过有些遗憾的是，作者未能就欧洲工业化，特别是作为第一个工业革命国家的英国如何能开始工业化展开论述。对此，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例如劳动分工和市场、英国“光荣革命”后的政治环境及社会资本对经济的作用等等。在此，我想以知识的传承和发明，即“工业启蒙”以及对知识和技术发明的制度性保障来做一补充。

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技术发明，那为什么在18—19世纪有无数的新技术被发明，并被应用于实际的生产呢？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技术，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这就如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所说，工业革命受到技术或者“有用知识”扩展的驱动，这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工业启蒙”。对此，英国历史学家写道，“工业启蒙”试图理解为什么技术通过推广而运行，并最终将它们与那个时代的正规主体知识相联结。这些知识最终渗透到“应用工艺”中，转化为斯蒂文森所说的“技术素养”的内容，例如对材料属性的熟悉、对机械的领悟，以及对概念和空间图形表述的理解，从而最终实现精巧的设计和机器的运行。

如果从知识传承的角度来进行解释，认为技术的创新是根据人们所拥有的现有的知识存量而做出的，那么由此出发，美国学者诺思更进一步提出，这些新的技术发明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由此，诺思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没有财产权的制度性保障，就无法带来技术创新。他说：“总之，研究产业革命的经济史学家着眼于把技术变化视作这一时期的主要动态因素；然而，他们常常不能回答是什么引起了这一时期技术变化率的提高。在讨论技术进步的原因时，他们似乎常常假定技术进步是无代价的和自发的。但简而言之，技术进步率的提高既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出自发明者有能获取他们发明收益的较大份额的可能性。”的确，早在1624年，英国就通过了专利保护条例，宣布工业生产程序的发明人受到保护，为期十四年。在后来的英国革命中，瓦特的蒸汽机受到保护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瓦特的蒸汽机发明出来之后，很多人一看有利可图，就开始仿冒，这样瓦特发明的收益就无从得到保障，于是，他很快就申请了专利保护，使自己的技术发明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如果扩展到“社会”视角来理解的话，可以更进一步地补充，欧洲率先实现工业化是因为这个社会在经济体制的安排上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成为整个社会的底部和基础，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当然，在西方的历史发展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或者说是一种文化与制度的选择。马克·贝维尔和弗兰克在其主编的《历史语境中的市场》一书中就对此做出了探讨。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从初级集市到全球性远程贸易的市场交换网络，交换价格的制定发生了质变，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的扩展、交换的频繁，围绕市场交换也形成了一系列服务体系，如交易所的建立、金融信贷业的开展、风险的规避与保险业的兴起等。这些制度性要素不仅为市场交换服务，自身也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有机组成。同样，市场经济还要求具有产权观念和产权安排，在社会经济的组织上形成公司制，等等。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布罗代尔在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皇皇巨著中就详细讨论了市场经济如何确立的问题，并得出这一结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值得重视的是，作者将民族国家的构建作为理解欧洲文明的重要要素，并且解析了“民族”（nation）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丰富意义。作者指出，“nation”一词是包括国家、国民与民族三重意味的词汇。就欧洲的历史经验而言，各国是伴随着政治体制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构建起来的独立民族国家，其背后强大的思想推动力则是民族主义。学界大都认为，法国大革命催生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如果把法国革命与民族国家的构建看成是第一波的话，那么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则为第二波；而第三波就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奥匈帝国解体，原先帝国统治之下的中欧版图出现了新的变化，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王国等国家相继独立，成为新型的民族国家而矗立在欧洲世界之中。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但如果我们仅仅理解到此，也有失偏颇，事实上，一战的爆发就与民族主义及其基础之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息息相关，这一点已经成为欧洲学界的共识。因此，我们需要对民族主义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正是因为一战，欧洲文明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期。当一战刚刚爆发时，有位英国政治家就情不自禁地说道，从此，欧洲的灯光熄灭，不再会点燃。战后，面对着如此惨重的损失，各个阶层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崩溃”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一惨状。历史学家施宾格勒不禁写下了《西方的没落》这本书，认为西方已经衰落。这是因为一战所造成的伤亡实在太过惨烈。从1500年开始，欧洲因为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以及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奇迹，在全球化的开始阶段成为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体系以他们为中心而建立。这样一种地位也使得欧洲人充满着无比优越的骄傲与自信。他们全然相信进步，相信从启蒙思想家开始就提出的进步理念，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心态上彻底击碎了这一自信，使欧洲陷于“崩溃”。

一战之后，欧洲很快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45年才彻底结束。两次大战从1914年到1945年这一时间上来计算，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的又一场“三十年战争”。直到二战之后，欧洲人才彻底反思，也正是为了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欧盟”应运而生，希望建立起一个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共同体，尽管这一共同体在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正在受到严峻的挑战。

通观全书，作者选择了工业化和民族国家构建这两个要素来论述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了欧洲确立“霸权”地位的内在原因。当然，我们可以说，在这本书中，作者遗漏了推动欧洲现代文明发展的很多要素，例如政治制度的安排、思想观念的演进等内容。但如果按照“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和文明”这些要素来看，本书的确是沿着法国“年鉴学派”所开辟的史学范式来书写欧洲历史。同时，作为一位日本学者，也用不同于欧洲学者的眼光来思考和理解欧洲，并充分发挥日本本土的学术优势将欧洲近代历史进程书写得如此提纲挈领、简洁明快、流畅易懂，的确应该值得赞叹。钦佩之余，也不禁感想，作为同属于东亚的中国，阅读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欧洲史，也许对我们更有一番新意和启迪。

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