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缘起和意义
领事制度起源于公元前6、7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城市国家中的“外国代表人”制度，形成于中世纪后期商业发达的西欧国家，但是真正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还是始于18世纪后半叶。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新开拓的市场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面对全新且未知的海外市场，商业竞争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其国内工业生产能力，海外贸易情报也成为左右竞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各国政府无不在海外情报收集上倾注了巨大力量，古老的领事制度的优点又一次受到了政府的关注。各国都对领事职责做出了明确而清晰的规定：“领事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国民在外国当局之下的商业和航务，并向他们的政府提供有利于促进贸易的情报。”
显然，领事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向本国政府提供海外贸易情报，领事商务报告是近代国际贸易竞争的产物。
领事商务报告是驻外领事定期向本国政府发回的有关驻在国的通商贸易情报，近代西方国家在向海外扩张过程中都曾经发行过此类报告，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比利时、丹麦、荷兰、俄国、瑞典、瑞士、葡萄牙、日本等国。这些驻外领事定期向本国政府发回的有关在任国的通商经济报告，最初是作为商业贸易情报来为本国政府制定对外经济政策和促进对外贸易服务，如今却成为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档案资料。
在近代西方各国的领事商务报告资料中，英国领事商务报告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是无可争议的。英国曾经在18—19世纪称霸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在海外拥有极其广阔的殖民地，由海外各地英国领事提交的报告汇编而成的、庞大的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资料，是我们研究世界近代贸易史、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史料。尤其是对于东亚国家而言，可有效地弥补19世纪中后期各国贸易统计数据匮乏的局面。除了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之外，可能是受到语言、文献获取等方面的制约，其他国家领事商务报告的利用状况却是令人担忧，甚至有学者认为：“领事报告是丰富但被忽视的历史资源。”
日本是目前所知的东亚国家中唯一公开、持续、系统地发行过领事商务报告的国家。1872年日本驻外领事馆已经发回驻在地商业调查报告，1882年7月日本外务省开始编纂出版《通商汇编》定期出版物，几经刊名变化，一直持续至1943年终刊。日本领事服务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强势干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在19世纪末期日本领事商务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不亚于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报告。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效仿西方模式建立了驻外领事和领事报告制度，驻外使臣和领事也发回了一些海外调查报告，但由于清政府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定期、系统地出版驻外领事商务报告，因此，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驻外领事商务报告关注甚少。
近代欧美国家的领事报告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但是，对中国驻外领事报告却一直缺乏利用和研究。事实上该资料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农工商部档案全宗》《外务部档案全宗》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交部档案全宗》，并有大量领事报告当时就已经选载在《商务报》（1903—1906年）、《商务官报》（1906—1911年）、《农商公报》（1914—1926年）、《外交部公报》（1928—1949年）。这些报告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海外华商、中国进出口商品，以及海外各埠自然风俗、市场行情、商业制度、技术革新等信息。对该资料的研究和利用，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史、中外贸易史和海外华侨华商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当前学术出版界日益繁荣，各类原始档案资料竞相影印出版，极大地便利了学术研究。近代美国、日本的驻华领事报告资料已经陆续出版，如果条件成熟，近代中国驻外领事商务报告资料更加应该重新影印出版，本研究成果可以为今后学术出版提供理论支撑。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领事商务报告（简称领事报告，或称领事贸易报告）是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资料，国外有关该课题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在英国爱丁堡召开的第7届国际经济史学会年会上，来自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比利时、丹麦、荷兰、俄国、瑞典、瑞士、日本等国学者分别就本国近代领事报告的发行制度、主要内容和保存现状作了研讨。后来，这些论文汇编成“领事报告”专集，刊登在《经济史》杂志（Business Histoty, Volume23, Issue3, 1981），在卷首Barker（1981）对领事报告的史料价值作了全面解读。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具有标志性，也推动了国际学术界对近代领事商务报告的研究和利用，但是，此次会议并没有涉及近代中国驻外领事商务报告。
由于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公开、定期、系统地出版过驻外领事商务报告，而且该资料一直被深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第二历史档案馆，因此，长期以来很少有学者关注到该课题，管见所及，国内外尚没有哪位学者对这些资料的内容、保存现状和学术价值做过专题研究。不过，在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领域，已有不少与本课题紧密相关的研究，这些先行研究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基础。
（一）驻外领事制度的研究
包括领事馆设置、领事派遣、俸薪制度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新加坡学者陈育崧（1947）论述了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置领事馆的背景和曲折过程，成为后来研究的重要参考；林远辉（1983）综合探讨了晚清在海外各地设立领事馆的过程、派遣领事以及领事的作用；余定邦（1988、1990）分别考察了清政府在新加坡和仰光设立领事的交涉过程。杨雨青（1992）围绕着中国设领中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张秋生（1994）论述了清政府在澳门设置领事馆的过程，并对驻外领馆在侨民政策方面的作用作出了评价。任云仙（2002）指出清政府对海外设立领事馆的认识是从坚拒到接受及至日益重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日本学者青山治世（2006）指出清政府在南洋设领面临着与西方国际法之间的冲突与调解；庄国土（2006）对晚清在南洋设领进行全面反思，认为不仅进展缓慢，同时布局存在失误，海外共有45个领事馆，但集中80%华侨的南洋只设了7个。赵高峰（2011）对晚清领事制度的发展作了全面探讨。林锋（2012）论述了清政府在英属殖民地设置领事馆的交涉过程。寇玉虎（2012）探讨了清政府在荷属东印度设置领事馆的交涉过程。李文杰（2017）从清代档案中钩稽总理衙门、外务部及驻外官员的履历资料，考察其出身、选任、升迁、去向、群体演进等系列问题，构建并展现出晚清外交人员从起源、发展到所谓“职业化”外交官群体形成的全过程。另外，彭南生（1997）、戴东阳（2005）重点考察了晚清外交官制及其俸薪制度的形成过程。
陈雁（2002）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的外交思想、外交行政和外交实践机制。岳谦厚（2004）考察了民国时期外交官的选拔、任职、考核和俸薪制度的形成过程。申晓云（2013）注重内政与外交的互动考察，从体制演变入手，对民国时期的重大外交事件、外交人物以及外交机构、制度等诸多方面作出深入考察。
（二）驻外领事通信系统的研究
秦国经（1981）对晚清外务部文书进行过调查，指出外务部曾经设置文报局专管寄递驻外领事与外务部的往来公文。王立诚（1991）不仅阐述了从清末到民国外交制度改革，还对驻外领事报告制度的演变作了分析。日本学者千叶正史论述了晚清电信交通网络的形成过程，以及对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王奎（2008）认为晚清商部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经常委托驻外领事调查海外商情，促进国内传统产业改良，这种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是比较畅通的。台湾学者万雅筑（2012）对农工商部主办的《商务官报》进行了细致梳理，发现该报刊中转载不少驻外领事报告、国内外商会的商务调查以及地方行政机构的经济调查报告，这说明晚清政府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以驻外领事馆为桥头堡，《商务官报》为传播媒介的国内外商情传递网络。
（三）驻外领事护侨和商务活动的研究
该方面有关使臣的研究较多，因为使臣知名度较高，且大部分都有日记、文集传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深化的可能。但是，驻外领事的地位普遍较低，传世资料稀少，先行研究比较有限。例如：袁丁（1994）认为光绪初年开始对外派遣领事以保护海外华侨，是清政府护侨政策转变的显著标志；袁祖仓（1997）论述了晚清设领的背景、设领的原因、领判权与领事实践及领事实践之评价。马一（2011）指出海外华商侨领担任领事，在保商护侨方面发挥的作用独具特色；权赫秀（2006）认为陈树棠担任驻朝鲜商务领事期间，与朝鲜签订了通航和租界章程，对保护侨民和推进中朝经贸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王颖丽（2007）论述了清朝驻南非第一任总领事刘玉麟在任职期间开展的一系列保护华人华工的活动，揭示晚清政府侨务在南非的实施情况以及刘玉麟为晚清侨务做出的贡献。张效民（2008）讨论了晚清政府在海外华人保护方面的措施。李吉奎（2012）论述了清政府在南洋等地多处设立领事馆，并颁布护侨、保商、招商的配套政策。祖金玉（2012）认为晚清时期驻外公使、参赞、领事是一个较早走向世界的新型群体，他们的主要贡献并不仅仅体现在外交活动中，而是体现在为国内的变革作出了不可忽视的独特贡献。苑朋欣（2012）论述了清末农业改良时期驻外使领对国内农业改革的贡献。
综上所述，国内外尚缺乏对近代中国驻外领事商务报告资料的专门研究，与此相关的研究虽然成果比较丰富，但存在着几方面不足之处，即“重使臣，轻领事；重政治、轻经济；重晚清、轻民国；重南洋、轻欧美”。相比而言，已往的研究偏重于晚清时期驻外使臣在政治、外交方面的活动和贡献，针对南洋地区使领馆设置、华侨华商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而有关民国时期驻外领事在经济方面的贡献，特别是欧美、澳洲、非洲地区领事馆的设置、商贸调查和华侨华商的研究尚比较薄弱。
从研究趋势上看，国内外学术界一般将近代欧美国家领事商务报告作为历史档案资料运用于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外贸易史的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国外学术界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把领事报告还原为“经济情报”，从“情报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驻外领事商务报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术界，角山荣教授主编的《日本领事报告的研究》（1986）论述了领事报告发展、领事馆的海外经济调查活动，并对日本海外贸易的影响作了详细论证，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2002年召开的日本社会经济史学会第71届年会，专门将“情报的经济史—国家·市场·企业”作为大会主题，从领事制度、情报网络、市场组织等多角度对驻外领事馆的海外经济情报活动作了探讨。因此，将领事馆情报网络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研究是该领域的重要方向。
三、基本思路和创新点
（一）基本思路
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驻外领事商务报告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整合性研究。本书的研究中心是领事商务报告资料，因此以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和整理为契入点，综合运用史料学、统计学和情报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努力追求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相融合，按照四个环节循序渐进。首先，收集和整理《商务报》《商务官报》《农商公报》《外交部公报》中的领事商务报告，这是本课题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其次，对整理完善的领事商务报告进行文献史料学分析，包括报告的数量、内容、形式、主要特点等问题，对这批资料形成整体把握。再次，把领事商务报告还原为“经济情报”，从“情报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领事商务报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以领事商务报告为史料基础，对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和海外华侨华商作个案研究。
通篇架构上，除此绪论部分之外，共分七章展开论述。第一章探讨西方领事制度的起源和功能，并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美国、德国、俄国、日本的领事报告沿革、内容、保存现状作一介绍。第二章论述近代中国外交由传统朝贡制度转向西方条约制度，清政府向外派遣领事，早期以护侨为主要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务的重要性日渐突显，调查海外商情成为驻外领事的重要职责。第三章论述从晚清至民国领事报告制度的演变和不断强化过程，发回商务报告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提高。第四章历届政府没有把驻外领事商务报告统一出版，而是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商务报》《商务官报》《农商公报》《外交部公报》上，开辟专栏刊登了一些领事报告，这是近代中国驻外领事商务报告的一个重要特征。领事报告也通过其他刊物的转载，影响力得到扩大。第五章从领事报告资料的整理入手，进一步分析报告形式（年报、半年报、月报和临时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商品分类、国别分类、来源分类）、报告数量（包括年度数量、领事馆别数量的变化）以及优缺点，从整体上把握领事报告资料的演变、构成和特征。第六章以领事报告为基础资料，对中外贸易史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官方情报网络对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七章利用领事报告资料，探讨20世纪初期古巴、澳洲华侨华商在海外的经营状况。
（二）创新点
（1）在对近代中国驻外领事商务报告研究上的较大突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向海外市场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本国领事报告制度的建设。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比利时、丹麦、荷兰、俄国、瑞典、瑞士、葡萄牙、日本等国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发行过领事报告。国内外学术界一般认为近代中国没有系统地发行过领事报告，也很少有学者对该课题作过专门研究。本书在广泛收集和梳理资料的基础上，证明了近代中国驻外领事不仅发回过领事报告，而且还在历届政府公报上公开刊登过大量领事报告。
（2）研究方法创新：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较多通过“史料学”方法来研究和利用欧美领事报告资料，本课题在运用“史料学”研究方法之外，注重引入“情报经济学”研究方法，探讨以驻外领事馆为中心的官方海外经济情报网络。驻外领事把海外市场对中国商品的评价及时发回国内，通过“驻外领事、商务随员→商部、农工商部→政府公报→民间生产者、工商业者”的官方海外信息传递网络，促进中国商品出口。驻外领事的海外商业信息和改良建议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衰败地位，但在当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3）研究视角创新：中国近代驻外领事商务报告是一份珍贵的近代中国历史档案资料，其所包含的内容涉及海外华商、中国进出口商品，以及海外各地自然风俗、市场行情、商业制度、技术革新等大量社会经济信息。传统中国对外贸易史的研究主要从供给市场来研究商品的生产、输出和竞争，本研究充分运用中国驻外领事商务报告，试图从中国输出商品在海外市场竞争状况，来探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兴衰的状况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