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 经典的俄罗斯理论

Cowie（1998）将早期短语学研究大致划分出三个派别。第一个派别被称为“经典的俄罗斯理论”（Classical Russian Theory）。这一派研究者的工作重点是对短语进行详尽的范畴分类描述。例如，他们首先区分了“类似于词”和“类似于句子”的短语单位。前者的句法功能要小于或者等于简单句，而后者指谚语、标语，或者口语中的程式化语言，凸显短语的语用功能。再如，Vinogradow（1947，转引自Cowie 1998）区分了“融合性短语”（phraseological fusions）、“联合性短语”（phraseological unities）和“组合性短语”（phraseological combinations）。“融合性短语”实际上指习语（idioms），具有意义不透明和句法结构固定的特点，如kick the bucket（死掉、翘辫子）。“联合性短语”较“融合性短语”灵活些，其意义被认为是构成该短语各成分原始义的修辞性延展，如blow off steam（原义指放出多余的蒸汽，其修辞义为用掉多余的精力，或者发脾气）。正如Cowie（1998：5）指出的那样，这两类之间的区分并不那么的泾渭分明。“组合性短语”极其难以定性，一般由两个开放性词类组成，如meet the demand（满足要求），其中一个单词取其字面义（demand要求），而另一个单词取其修辞义（meet满足）。此外，这种组合在结构上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允许出现其他符合要求的变体，如当meet作“满足”解时，除了与demand组合之外，还可以出现need（需求）、requirements（要求）、request（请求）等。很明显，区分这三类短语的标准不外乎有两个，其一是短语在形式上是否固定，其二是短语意义是否透明。但三种短语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相反是模糊的。Cowie（1998）用一个连续统的概念来描述三个类别之间的区分，连续统的一端表示意义完全不透明、形式完全固定，习语位于这一端；另一端则表示意义部分透明，结构上允许部分变化，组合型短语位于这一端，再往外就是语言中出现的自由组合。很明显，俄罗斯理论传统尝试从定性的角度来界定短语，划分出不同的短语类型，并且提出许多不同的术语。这一传统影响了许多研究者，如Becker（1975）、Bolinger（1976）、Pawley（1985）、Jackendoff（1995）。有趣的是，几乎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研究需求提出不同的术语。如Mel’cuk（转引自Cowie，1998：24）提出了“短语素”（phrasemes）的概念，并且指出“短语素”最主要的特征即非组构性（non-compositionality）。换言之，“短语素”不是依据语言规则由词或较小单位的短语构成，它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储存和使用的。“短语素”是一个“词项单位”（a lexical unit），它的数量要远超过单词的数量，比例约为10比1，“短语素”中最多的成分是搭配。Wray（2002：9）从相关文献中总结出多达60余个表示短语的术语，并且指出，尽管有些术语之间可以相互借用，并且看似可以用来界定同一种语言现象，但实际上这些术语之间还是存在着些许的差别，体现了研究者采用的视角的不同。

毋庸置疑，“经典的俄罗斯理论”在短语学研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其一，它强调了短语单位在语言中的价值，并且指出短语不是依据普通语法规则构成，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储存以及使用；其二，它详细描写了短语单位的类型，为从事短语学理论的研究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基础和参照系。许多研究者都沿着其思路，凭着对语言的理解和感知，通过不同的标准，对短语的类型进行划分。如Mel’cuk（转引自Cowie，1998）在界定短语素的概念时，提出了“非限制性”（unrestrictedness）和“规则性”（regularity）。前者关乎的是意义与词项的选择，指在对等的并且彼此独立的意义与表述之间进行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选择。后者指在意义与表述结合的过程中遵循普通法则。短语素的构成完全违背这两个标准，是受限制的和不规则的。依照这两个标准，Mel’cuk又将短语素（或曰固定短语）与自由短语区分开来，并且将短语素划分为语用短语素（pragmatic phrasemes）和语义短语素（semantic phrasemes），后者又分为习语（idioms）、搭配（collocations）和准习语（quasi-idioms）。其中，又将搭配细分为四类，并且指出搭配在数量上占了短语素的绝大部分，是短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转引自Cowie，1998：31）。

Nesselhauf（2005）综述搭配研究时，按照研究途径划分出两种类别，一种是以显著性为导向的方法（significance oriented approach），或者基于频数的方法（frequency-based approach），一种是短语学的方法（phraseological approach）。前者可追溯到弗斯（J.R. Firth），并由M.A.K. Halliday和J. Sinclair充分发展，而后者则受到经典俄罗斯理论的深刻影响，持该方法的研究者有A.P. Cowie、I.Mel’cuk和F.J. Hausmann，其中以Cowie的研究最具代表性。Cowie将搭配界定为一种抽象的组合，可在实际文本中找到实例，并且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词语组合，如习语。另外，Cowie还提出了词语组合连续统的概念，一端是习语，而另一端则是自由词语组合，并精细地划分了不同类别的词语组合，大致包括两类：综合式（composite）和制式（formulae）。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具有基本的句法功能，而后者具有基本的语用功能。Cowie又提出透明性（transparency）和互换性（commutability）的标准，并根据此标准将综合式搭配细化为四种类型：自由搭配（free combinations，如drink tea）、限制性搭配（restricted collocations，如perform a task）、修辞性习语（figurative idioms，如do a U-turn）和纯粹的习语（pure idioms，如blow the gaff）。这两个标准也成为该派研究者界定搭配的主要参照标准。但是，尽管采用了相同的判断标准，研究者还是能够划分出不同类型的搭配来（Nesselhauf，2005：16）。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标准本身就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依据该标准划分的搭配类型不可能那么界限分明，相反，只能是一个类似于连续统的东西。为了克服主观臆断，有些研究者借用了基于频数研究搭配的方向，将频数指标列入，结合透明性和互换性，三维一体来界定搭配。

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以短语学的方法来研究搭配与基于频数的方法最明显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了搭配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换句话说，搭配成分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句法关系，比如说，形容词与名词、名词（做主语）与动词、副词与形容词、动词与名词（做宾语）。另外，关于这些词汇组合中，哪个成分起主导作用，或者成分之间相互平等，也成为研究者争论的焦点。而基于频数的方法则不过分强调搭配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两种方法可谓各有千秋，实际上可以互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