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残游记》是部怎样的小说

《老残游记》初集和二集共二十九回，包括七个单元，每个单元各有主题，而且写法也不尽相同——有寓言，有写实；从梦境到现实，从世俗社会到世外桃源，从官场到民间，从人世到阴间，风格各异。尽管如此，通过对各单元从文到人、从人到文的参比分析，并不难对它做出整体性的概括，以看出它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老残游记》虽是一部小说，但实质上却是作者以自我辩白为根本意图的忏悔录。不过这个忏悔录并不是作者自省良心的不安、错误和失败的历史，而是说社会不理解也不了解自己的本心。那些来自官场、留学生，以及太谷学派同门弟子的责难和批评，不是不切实际的造谣，就是不加核实地误信谣言，从而毁损了他的名誉，使他的内心抑郁痛苦，比一刀杀了他还令他难受。由于不了解和不理解他的本心而产生的责难和批评，使他救国救民的菩萨心肠和真才实学被遮蔽和歪曲，以至难以施展。为此，小说从作者的社会经历和业绩、所受到的责难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思想历程中选材，作为自叙传的材料。之所以说这种自叙传是忏悔录，是因为作为自叙传的材料是经过作者选择、加工改造过的，是为了辩白自己的本心和真才实学这一忏悔目的进行的，即为了凸现作者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为中心的。

在小说中，作者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以老残这个中心人物来体现，并配以必要的传声筒。作者据以忏悔辩白的人生观和人生标准，便是他所接受的太谷学派教义。我们在后面介绍刘鹗思想的时候将提到，他是“志在圣贤”的。这个“圣贤”也就是佛。即如李龙川所说，“度尽众生，方许成佛”，“返本还原，学之至也”。或如蒋文田所说：“能具菩萨心肠，即证圣贤地位。”刘鹗既以“如来最小弟子”自命，他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也就成了以慈悲为怀而先知先觉，甚至无所不能的菩萨。

在《老残游记》里，从老残这个具菩萨心肠的得道高人入世救民开始，而以经过阴曹地府的审判成佛终，每个单元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加以设置来展开的。作者要辩白和凸现的，也就是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形象。

太谷学派又是主张儒、佛、道三教一家的，但三教一家又有个如何取舍、如何同一的问题。太谷学派不取和尚、道士远离人世而出家的形式，而是采取了儒家重视实践和入世的态度，同时又把圣贤等同于佛。从而，他们的三教一家在心性论上便归结为中国禅——禅宗的禅。中国禅宗仍然属于佛教，尽管它本来就吸取了道家哲学和儒家的重视实践的思想，尽管它与一般持“他力论”的佛教不同，而是持自度自救、“见性成佛”的自力论观念。太谷学派与之不同处，是把它彻底地世俗化。

刘鹗接受并服膺这个教义，形成了一套所谓“因物以付物”，与世浮沉入世“救民”，又不染世俗名利的 然出世的人生观。见之于小说，于是便有了一套“无人相，无我相”，“无男相，无女相”，又不染世俗利欲的世出世间法。

鲁迅先生曾说《老残游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中国小说史略》）。但这个“作者信仰”究竟是什么，鲁迅先生并未说出来。他受到所掌握的资料的限制，大约也不便说，因为鲁迅先生的评论只依据小说的初集，并且大约也不知道刘鹗的思想“信仰”与太谷学派的关系。严薇青注意到了这部小说的思想信仰与太谷学派的关系，但从《老残游记·前言》来看，他对太谷学派的教义又并未实际查考过，以至于尽管小说中表现出浓厚的禅宗气氛，又明白地说了三教的“道里子”是一样的，但论者却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不是什么三教合一”。如此一来，就不但不能解释这部小说的思想信仰，而且连一些关键性的语词，诸如“攻乎异端”“和而不同”都解释不通，至于二集的内容甚至不加论及了。

日本樽本照雄尽管也未依靠对太谷学派教义的直接了解，但依据他对小说的细致分析，却看出了一些实在的含义。这是指他发现了小说“通过 姑和黄龙子之口，来直接叙述作者的思想”。这个思想也就是“三教同一”和大同和睦的乐天派思想”（《试论〈老残游记〉》）。论者对小说二集虽然重视不够，对太谷学派教义缺少直接的了解，但这个判断，比起严薇青的判断要准确、客观得多了。

在小说中，作者直接表述自己的思想信仰或者人生观，是由桃花山论道、泰山证禅和阴曹设教三个单元来完成的。这个思想信仰的哲学基础也就是禅宗心性论。阎罗王说：“你须知道：人身性上分善恶两根，都是历一劫增长几倍的。若善根发动，一世里立住了脚，下一世亦长几倍，以至于成就了圣贤仙佛。恶根亦然，历一世亦长几倍。可知增长了善根便救世，增长了恶根便害世。”但是这个“恶根”或“恶性”只是入于“世途”时才会“发达”起来。善根也就是佛性、神性。它的实质含义也就是指人的公心，泛爱一切的爱心或菩萨心肠，恶根也就是魔性，它的实际含义是指人的私欲和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见之于个人，神性或佛性发露而摒除私欲造成的“魔障”，如逸云的“转识成智”而“见性成佛”。若人人都“无我相，无人相”，万物一体毫无差别，这就是“大同”。当人被私欲所支配，这时就陷溺于魔障。见之于社会，有善有恶，犹如神、魔交战，或如上帝和阿修罗（即魔）交战。上帝呼唤公利而救世，阿修罗损人利己而害世。见之于天，犹如天有四季，春夏时节万物生长，它主生；秋冬时节万物肃杀，它主杀。这套自然主义的泛神论世界观，看起来神秘，其实很简单。

但应当注意，泛神论既然是认为天地人性都具有神性和魔性，因而实质上也就是一种不彻底的无神论。见之于天地，它们只是“势力尊者”的两种表现，而这个势力尊者也就是自然；见之于人类，这个势力尊者便是人的人性。逸云说：“无德便是地狱”，即人被自身的魔性所支配犹如处于地狱中承受烦恼的折磨。那么有德也就是天堂，即人被自身的神性所支配，犹如在天堂中获得的满足感和解脱感。总之，这只能是个体的体验和自我感觉的痛苦或快乐的心理状态。

尽管这种观念注意到了社会上有善、恶纷呈的现象和不合理的压迫现象，例如刘鹗确曾注意到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吞，注意到了朝廷对平民的剥削并认为不合理，而且试图解释善、恶、苦恼和幸福的根源。但它的希望却是寄托在个体的精神解脱上的。它一方面肯定人的自然欲望的客观性，例如玙姑肯定了“食色性也”，逸云说“男女相爱，本是人情之正”，但另一方面，则又把它看作是私欲，是魔性，是烦恼的根源，也是罪恶的根源，而欲单凭主观的精神作用来泯灭男与女、人与我乃至万物之间的差别，在无是非的精神领域自我解脱。可是人都有肉体，就无可避免地存在吃、穿、住乃至性这些自然需要。对此它采取了无可无不可的“世间法”，同时又在精神上凭借泯灭事物差别和无是非中翛然远引地出世间，从而构成了心、身分离的一分为二，即所谓世出世间法，或于与世浮沉之中而又翛然远引。

这就是《老残游记》所表现的作者“信仰”，它实质也就是刘鹗所接受的太谷学派教义，即禅宗的心性论为根据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

这种人生观，只有处于一种无利害的审美关系中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当我们被大自然的美景所吸引，或为社会中某种美的形象所激动，完全忘记了利害关系，心与物、我与对象之间的界限仿佛不复存在，达到心物为一、物我一体的境界时，才可能在那一瞬间的心灵体验中感觉到。但是在充满矛盾和利害关系的现实社会里，这种机会是很少的，而且在现实中，刘鹗自己也做不到。设若他果真“无人相，无我相”，果真“翛然远引”了，那就既不会在意别人骂他是“汉奸”，也不会有“伤心事”了。换句话说，真正达到他心目中的自我形象那种状态，那种世出世间法的境界，他不但不会写《老残游记》，而且连一切语言也是多余的了。而他之所以写成《老残游记》，便因为他心存是非，有人相我相之别和善恶之分，只是他把自己视为慈悲为怀而入世救民又不染世俗利欲的活菩萨，而把阻挡他的意见、不合他的意见的人们视为众生乃至妖魔罢了。

这也正如作者在初集自序中所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不但有“感情”，而且因有“感情”而“伤心”，又因“伤心”而“哭泣”。作者曾说他有“三大伤心事”。虽然他只指明一件，但从刘鹗的生平与小说相参比，他为自己的“汉奸”名声，为自己对义和团的预言不被采纳，为自己在山东的治河主张不被采纳，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被太谷学派同人所理解而伤心“哭泣”。初集和二集基本上围绕着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情”选材，为自己辩白而映照到家国、社会和宗教上去的。

由于受到自我辩白意图的支配，《老残游记》便弥漫着一种一向使读者诟病而又费解的神秘气氛。这是与刘鹗所接受的太谷学派教义本身有关的。从根本上说，要读懂这部小说，揭开它的神秘氛围，需要直接了解这个教义和刘鹗的经历，乃至他所接受的信仰，因为这不是职业小说家的作品，作者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遭际和郁积。他避开了自己失败的历史，从而把失败的原因和郁积归之于社会的曲解和“造谣”，而把自以为高明的经历和预言，诸如治理黄河，反对义和团，对所接受的李龙川教义的自信，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思想，针对着来自官场——主要是那些以清官自诩的官僚、留学生和太谷学派内部的指责批评，来为自己辩白。

也由于受到自辩意图的支配，作品宁可为了观念而牺牲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饱满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故事，这是一部抒情性和议论性散文风格很明显的小说。尽管作者有很高的“叙景状物”才能和观察的细致，但这些都体现于作品的局部上。例如对济南湖光山色和王小玉说书的描写，独立性很强，几乎是相对独立的艺术价值很高的优美的散文。

由于作者确有关怀民生疾苦的思想，而自己又遭际多阻，小说里到处都有万千感慨。那对曹州百姓连鸟雀的“言论自由”都没有的感慨，那对官场心理的微妙揭示和谈言微中的讽刺等等，几乎成了这部小说之所以诱人而耐于寻味的魅力所在。在很大的程度上，这部小说的受人喜爱，便在于它那描写的细致和万千感慨的散文风格。

至于小说中从整体上体现的思想信仰，如前所说，连作者自己也不可能真正做到无人相无我相和无是非，就已表明了它的荒诞。特别是为自己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辩护，则分明是把肉麻当有趣。但是以救民为宗旨，关怀民生疾苦，从而由此对官场心理的揭示和对平民有冤难申的同情，却也从一个侧面使我们为加深了对那个特定时代和人生的了解而有所启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