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糟糕的时代，糟糕的君皇

晋王朝是继分裂的三国时代之后建立起来的。晋王朝虽说是个统一的朝代，但分裂动乱的因素和表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三国时代的分裂因素还时隐时现地影响晋代，加上长期的分裂无暇顾及边陲，边陲异族武装势力在不断地扩充壮大。到晋王朝时，已经成为很重要的威胁因素，直接影响着晋代的统一和安定。

更为主要的是，司马氏统治集团是个极度腐朽的封建集团。凶恶、险毒、猜忌、掠夺、虚伪、奢侈、荒淫、贪婪、放荡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特别充分。卷首第一回就写出了晋武帝司马炎，这位开国君主，没有能力统率晋国将领的情景。如两位灭吴的大将军王浑、王浚争功。晋武帝竟不敢判定二人功劳谁大谁小。请看作者笔下晋武帝的形象：

武帝览书（按：王浑告王浚的书面材料），知王浑疾浚功高于己，冒奏朝廷，故不责浚之罪。王浑见武帝不罪王浚，又腾周浚书云：“浚烧皓（吴主孙皓）宫，得宝私不入朝。”又奏，武帝弗听。（第一回）。

王浚得知后也上表。“武帝览表，佯置不问”，在朝廷上责问武帝，武帝亦不听，王浚不胜愤怒，“经出不辞，帝每容恕之”。如此无视君主，可谓“大不敬”，理当治罪。但武帝在两位高级将领面前，显得无可奈何，既不敢问王浑谎报、诬陷他人之罪，也不敢治王浚“大不敬”之罪。经过这番绘声绘色的描述，把晋武帝软弱无能的形象揭示得一目了然。后来司马氏集团内部的骨肉相残，晋代的大乱，皆始于晋武帝。

晋武帝是一位开国之君，一般开国之君都是创业之君，可晋武帝在作品中的形象却是一位昏庸奢侈、纵情荒淫之君。平吴之后，武帝怠于政事，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奢淫日盛。同时，晋武帝还是个贪财者，他公开鬻官卖爵，故大臣刘毅说：“桓、灵（东汉二帝）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有如此君主，大臣们豪夺钱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钱神论》这样的论著，产生在晋代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君主重财，社会风尚也以奢侈为荣。作品第二回里，有一则极为典型的故事：

后将军王恺，乃文明皇后之弟，家中亦富于财，竟以奢侈相尚。一日朝退出外，石崇、王恺二人，俱各夸诞。王恺说我家中以粕澳釜，石崇道我家中以蜡代薪。这边道多，那边道胜，僚友谓二人曰：“口说无凭，做出才见。汝二人休在此争论，汝家中有甚奇异珍宝，请出相斗，方见高下。”恺使人作紫丝障四十里，崇使人作锦步障五十里；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僚友见崇胜恺，俱称羡不已。武帝闻王恺与石崇斗宝，乃宣恺入，取珊瑚树高二尺者赐恺。恺大喜拜谢，即示崇。崇看了，便以铁如意击碎。恺大怒曰：“你无此宝，故打碎。”欲与相殴。崇大笑曰：“君不足为恨，吾自偿之。”乃使人取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耀日，如恺比者甚众，因此赔恺。

从这则简洁而生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晋代的时尚，已经奢糜到何等程度了。

晋武帝司马炎还是奢淫的带头人，就以后宫之盛为例，也是可以进入历代君主之最。他先是在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选女入宫，次年又选五千良家女入宫，灭吴后，选取吴宫五千女子。更为荒诞的事，是后宫宠者甚多，武帝难以适从，“乃制为羊车，每日乘坐，听其所至，至使宴寝其宫。宫人竟取竹叶插门，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第二回）。普武帝有“羊车行幸”逸事，后宫有“小吏私通贾南后”丑闻，上行下效，更不用赘述。晋代淫风带来了社会风俗的败坏。

由此可见，晋代社会动乱的祸根，实际上是晋武帝司马炎亲手栽下的。如果要评述其政绩功过的话，简而言之，他是自己打下的江山，又亲自将其破坏。这在历史上实属少见，就是只有三十七年历史的隋王朝，开国君主隋文帝，都能把国家治理得殷实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再从作者对东西两晋历代君主执政情况描述来看，更能说明这是一个极为腐朽的糟糕时代。西晋四主，可谓是一代不如一代，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由险悍狠毒的贾后执政，随之出现了八王的杀夺争权，伴之而来的“五胡乱华”，弄得司马衷时代国无宁日。怀帝司马炽，“承乱得位”，虽有振兴之志，但又受制于强臣，难展宏图，到头来落得个向汉称臣，身死异乡。愍帝司马邺更无能耐，降汉，被汉王刘聪宴前所戏辱，也身死异乡。西晋这四个君主，除武帝司马炎有统一天下之功可以称道外，其他三个只能称得上历史上的“过客”。

再说东晋十一帝，更是无能，更为脆弱，更加荒淫。东晋无力抗击汉王刘聪的来犯，二帝被虏，司马氏集团逃亡江南，靠着江南地方豪族势力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本身就“先天不足”。司马睿在王导扶持下登上了东晋第一帝的皇位。司马睿颇有图强报仇之志，直到临崩之际还念念不忘“吾以天下不能讨五胡而雪二帝之仇，朕所恨在此”。小说对司马睿的俭朴作了表述：

帝性简俭冲素，容纳直言。初镇江东，颇以酒废事，王导深以为言，帝酌引觞覆之几，于此遂绝不饮。有司尝奏太极殿广座，宜施绛帐，帝曰：“汉文集上书皂囊为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练帷帐。将拜贵人，有司请市雀钗，帝以烦费不许；所幸郑夫人，衣无文彩。（第二十回）

元帝在王导等良臣的辅助下，确实尽了君主之职。但在外有强敌、内有乱臣的骚扰下，他的努力只能推迟垮台的时间，无法扭转东晋脆弱的政治局面，弄到最后，因“王敦作乱，忧愤而崩”。然而晋元帝在东晋诸帝中，算是最有能耐的。其他明帝司马绍、康帝司马岳，一个在位三年，一个在位两年，都是短命君主。成帝司马衍、穆帝司马聃两代，均由太后垂帘听政。哀帝司马丕、海西公司马奕、简文帝司马昱三代，皆是桓温掌权，帝皇废立均由桓温决定，满朝文武大臣都慑服于其威势，无一人敢与之违拗。当时桓温威振内外，他处于“君拜于前，臣揖于后”的独尊之位。简文帝司马昱“常惧废黜”，这种皇冠提在大臣手中的现象，在晋代是不足为奇的。孝武帝司马曜是个“性甚愚柔”，又“嗜酒荒淫”的君主，最后对张贵人一句戏语：“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欲更属少者。”被张贵人乘其酒醉时，用被褥捂死。

安帝司马德宗即位以来，内外交困。“朝政所行，唯三吴而已”，也就是说，半壁江山，大部分地区为地方势力占据，还不断产生内战，如荆州刺史殷仲堪与南郡公桓玄之战等。伴之而来是孙恩的农民起义，后得刘裕平了孙恩的起义军。但桓玄战败殷仲堪得势，逼安帝让位，刘裕起兵杀了桓玄，复立安帝。刘裕独揽大权，亦想登皇位，但有所克制，安帝司马德宗被近臣暗中毒死。简文帝、安帝这样的君主，当得实在太可怜，他们的皇座犹如沙堆之塔。恭帝司马德文能够在位，只是刘裕感到夺位时机尚未成熟。等到大臣都表示归顺刘裕，就逼恭帝禅位，恭帝司马德文只能无可奈何地将大晋的玉玺，亲手捧给了刘氏。

由此可见，晋朝的君主，不管西晋还是东晋，皆是些不学无术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治国。大权旁落他人之手那是很自然的，在位的君主，大部分都是充当傀儡的角色。

现以晋惠帝司马衷为例，就可以从较深层次看到司马氏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晋武帝司马炎驾崩后，大权落到杨皇后、杨骏手中。司马衷即位，立贾南风为后，贾后“险悍多权略，每帝临朝，必在珠帘后坐，若大臣所奏政事，不待帝允，干预决之”。一日太傅杨骏入请曰：“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今圣上春秋正富，政治多能，安用垂帘，扰乱治政，宜速还宫。”贾后满面羞惭，虽不答语，心甚怅恨，顿生杀心。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

西晋司马氏集团内部的杀夺之乱，首先是从宫廷内开始的。贾后杀杨骏后，召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司马亮掌权，见东安王司马繇兵权太重，怕其危及自己，由猜疑发展到诬陷，更在贾面前言其“有异志，宜早废之”。贾皇后居然废了司马繇，召楚王司马玮代其职。司马玮与司马亮争权，贾后又听信司马玮之言，杀司马亮，后得知司马玮杀司马亮是阴谋，又杀司马玮。由此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杀夺，从宫廷内杀夺伸展到宗室诸王之间。

当时颇有实力的赵王司马伦，入京时重金贿赂贾后，后见贾后害愍太子，他感到：“惠帝无道，贾后专制，弑害太子，淫乱后宫，……思宣帝尽忠仕魏，南拒孙权，北抗刘备，幸有大勋，德及武帝，平蜀灭吴，而有天下，未及三世，遭此贱人暴虐，鹿将失之，吾欲起兵，尽诛贾后。”谋士孙秀还察觉齐王司马冏也有不满贾后之意。于是司马伦就联合司马冏，还有梁王司马彤杀了贾后，待赵王司马伦稳住局势之后，就废了晋惠帝，自称皇帝。原先的联合也不复存在，齐王司马冏对司马伦甚是不满，更向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新野公歆、匈奴左贤王刘渊发出讨伐赵王司马伦、孙秀的檄文。诸王皆起兵同讨篡逆，废司马伦为庶人，迎惠帝回洛阳复位。惠帝封齐王司马冏为大司马、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诸王皆有封赏。齐王司马冏辅政，专制骄奢。河间王司马颙恨司马冏独揽大权，要长沙王司马乂废司马冏，以成都王辅政。后司马颙、司马颖又联合起兵反司马乂，相持苦战，京城危急，东海王司马越乘机夜执司马乂，并奏惠帝说，司马颙、司马颖起兵是为司马乂专权而来，废长沙王司马乂即可息兵，帝从之。然司马颖之兵入城，并不精强，有人想劫出司马乂，以拒成都王。司马越得知大惧，马上派心腹将司马乂“火炙杀之”。

成都王司马颖入京朝见惠帝，自为丞相。而后又废皇后、太子，自封皇太弟，其势日甚，奢淫专横不可一世。东海王司马越甚怒，准备起兵，司马颖得知后，率石超等部还走邺城。司马越请惠帝随征，越战败逃归东海国，司马颖保驾晋惠帝，迎入邺城。司马越战败后，结连幽州都督王浚及弟并州刺史东瀛公等讨司马颖，司马颖奏惠帝封匈奴冒顿之后、汉朝之甥刘渊为左贤王，以此增强兵力，与司马越较量。刘渊集匈奴五部，号大单于，后于交城国招兵买马，乃立国号汉；王浚也联合鲜卑、乌桓兵，诸王间的大杀夺，从此发展成各民族间大混战。司马颖败走洛阳，司马颙部将张方，拥惠帝、司马颖、司马炽入长安。自此河间王司马颙自专朝政，废皇太弟司马颖，立司马炽为太弟。后司马越又发兵打败司马颙，杀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司马炽为晋怀帝。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才算有了个了结。

演义小说描述这幅群兽狂斗图，正是腐朽的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骨肉相残的艺术再现。我们从这幅具体而形象的“群兽狂斗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几个问题：

1．晋惠帝司马衷，是个懦弱昏庸，无才无德的君主。照理讲封建社会的君主，是以个人和行政权支配社会，主宰一切的独裁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晋惠帝在“八王之乱”中，他没有能力讨伐叛乱者，也没有威望去制止混战。他成了一个标准的傀儡，八王谁得势谁就可以利用他，也可以随时将他废立，其可怜形象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2．八王之中，个个都想使自己成为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但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是众望所归，可以取代晋惠帝的安邦治国之才。在其混战之中，他们表现出来的，却是虚伪、贪婪、欺诈和凶残，那些维系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也被他们破坏得一干二净。

3．人们从这幅“群兽狂斗图”中，深刻地看到了司马氏统治集团的腐朽性，以及与此相伴的社会风尚的败坏，同时也让人们预感到晋代不景气的未来。

晋朝的历史正是一部以动乱为主的历史，晋代的君主绝大多数都是昏庸无能的君主。晋惠帝尤为突出，他在位十七年，这在晋朝诸君主中，其执政时间是较长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作者在塑造司马衷这个人物时，艺术地揭示了这些问题。小说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刻画这个君主的形象。

主观方面，晋惠帝司马衷没有治国安邦的能力。正如尚书卫瓘对太子司马衷的评价：“太子衷庸才不堪政事。”晋武帝司马炎也曾有废不才太子衷，立皇孙司马遹的设想。小说第五回对司马衷的“才华”作了如此生动形象的描绘：

惠帝为人戆，是日朝散，即入华林园闲玩，忽闻虾蟆叫，乃问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左右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时天下饥馑，百姓饿死，左右奏知，帝曰：“何不食肉？”由是，权在臣人，政出多门，势位之家，更相荐托，有如互市，贾、郭恣横，货赂公行。

这节简练生动的文字，用近似笑话的事实，把一个昏庸无能的帝皇形象勾勒得维妙维肖。这固然是封建社会世袭制度的产物，但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像司马衷这样的人登上皇帝的宝座，也是罕见的。然而，就昏庸无能而言，在晋代十五个君主中，还是有其代表性的。如此君主，是很难造就出一个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来的。

客观方面，晋武帝司马炎，采取了分封制。皇族皆“封建诸王，都督各镇”，司马氏家族各自都有自己的实力和势力范围，本意想形成一个庞大的皇族势力，合力来拥戴帝室。然而，其结果适得其反。诸王中很多都是野心家，当他们的实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一有机会即起兵作乱，争夺皇位。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当时的局势是君弱王强，诸王皆跃跃欲试。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时而联合攻打他人，时而又反目成仇，新的杀夺又相继而来。他们始终没有考虑到晋室的安危，有时还拉拢异族武装力量，引狼入室，混战连绵不休，越演越烈。司马衷正是在这十六年的八王大混战的缝隙之中，当了十七年的“平安”君主。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君王形象，又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时代。

晋代前后一百五十五年，历经十五世，也曾一度有过上升趋势，这主要得力于几位大臣的辅助，如东晋的王导、桓温、谢安。他们都有振兴晋室的心愿，并能根据晋代的实际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东晋首任宰辅王导，在他任丞相之前就主张：君主要“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这个方针，对于已经丢了半壁江山的东晋来说，是一剂适应民心、符合国情的救世良方。东晋是经过十多年大混战，异族入侵的“五胡乱华”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其时，它的政治、经济，已经到了千疮百孔、全面崩溃的边缘。王导提出：“镇之以静”的方针，是休养生息、强国富民的方针。最早，司马睿实施此方针，使“江东百姓归附”。但良臣的辅助，改变不了司马氏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尤其是扶不起像刘阿斗式的君主。因此，他们的努力，只能起着延长晋代的统治时间的作用。

晋代的民族矛盾是十分尖锐的。与“八王之乱”相伴相继而来的“五胡乱华”使西晋王朝灭亡，随之而起的“十六国”分争，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西晋统治集团是直接被异族军事力量消灭的。是不是晋代的灭亡是民族矛盾所致？在史学界的观点是很不一致的，但从《东西晋演义》小说的情节内容来看，晋朝的灭亡，主要原因既不是异族入侵的民族矛盾造成，也不是农民起义的阶级矛盾所致，而是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无能腐朽、相互残杀造成的。祖逖出山时，跟司马睿交谈的话，说得很清楚，司马睿也同意他的看法。祖逖是这样说的：

臣思晋室之乱……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遗既遭残贼，人有奋击之心，王诚能命将出师，使如逖者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沉溺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中兴有日耳！

祖逖的分析是极深刻的。“五胡乱华”确实是乘晋室骨肉相残的机会“剖裂中原”的。匈奴刘渊，是异族中较为强盛的一支。成都王司马颖摄政时，为了扩充实力，请求惠帝封刘渊为左贤王。当时群臣就议论道：“刘渊乃人杰，必致青云之上；聪（刘渊之子）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今委之以兵，令之归国，若策马鸿骞，乘机豹变，非为我用，乃为我患也。”这样的议论是准确的，刘渊叔祖父刘宣的一席话就是最好的旁证，他说：“自汉亡以来，我单于徒有虚号，无复尺土，自余王侯，降同编户。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今左贤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兴匈奴，必不虚生此人也！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复呼韩邪之业，此其时也！”刘渊返回即自称大单于，他还借此机会扩充实力，得兵十万后，便号称汉王。又得猛将石勒，成为异族中的劲旅，成为西晋王朝的挖墓人。

后来兴起的秦，到淝水之战前夕，拥有百万之师，浩浩荡荡，不可一世，大有灭晋之势。小说作了如下的描绘：

（苻坚）遣其子征南将军苻睿及冠军慕容垂、左卫将军毛当发长安戍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又遣苻融、张蚝、苻方、梁成、慕容等率步骑二十五万，号为百万，列阵临淝水，前后千里，旗鼓相望，京师震恐。

貌似强大的秦，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首先，这支军队成分不纯，是一支杂牌军。以慕容氏为例，他们本来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参战不是全力以赴，而是保存自己的实力。淝水之战，苻氏兵全溃，唯慕容氏三万人马独全。还有秦军中的降将遗民，皆心归于晋，如梁州刺史朱序，守襄阳时降秦。淝水之战对峙时，他巧妙设计与谢安、谢玄联络，定里应外合之策，败秦前锋，夺秦锐气，为全歼秦军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这支百万大军的战斗力是名不副实的。加之异族成分，一是以凶残、野蛮的杀夺起家，民心相背，汉民族深受其害，一是异族之间始终存在摩擦，各存异心。这百万军队中，十之八九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正如斯大林说的那样：“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这样的军队是不会有很强的战斗力。它对东晋只能造成威胁，不可能形成致命的力量。

晋代灭亡的原因正如前文所述，是司马氏统治集团的贪婪、奢淫、自相残杀、腐朽无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