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剪灯三话”的产生与天时地利

凡文学作品，都是应运而生。也就是说，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儿，它们属于自己所自产生的时代，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与特征。因此，离开了时代氛围而单纯地探讨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是得不出正确公允的结论的。

那么，“三话”产生于什么样的时代呢？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元末明初社会的状况，即通常所说的时代背景。

（一）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

十三世纪后期，我国北方的蒙古人秉承成吉思汗的余威，相继灭掉了盘踞于中原的金朝和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建立起南北统一的元帝国。元朝统治者将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这一划分是为便于统治，是一种民族歧视，但归根结底是一种阶级压迫。因此，在元帝国统治的近百年时间里，各地反对元朝统治者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终于，元朝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各地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先是白莲教领袖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并很快攻占了河南南部，继而是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义。他们都称为红巾军。此外，张士诚也在江苏起兵。其中，刘福通的队伍发展壮大很快，分四路在北方作战，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同时，徐寿辉的红巾军攻占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队伍也很快发展到了百万人。

朱元璋于1352年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郭死后，朱元璋取代，并趁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后来，刘福通因遭降元的张士诚军围攻，英勇战死；徐寿辉则被部下陈友谅杀死取代。此时，朱、张、陈等实际上已成为各据一方的军阀，互相攻伐混战，只为争当皇帝。朱元璋经过十多年战斗，先后灭掉了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势力，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跃而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残酷地镇压了其他义军的残部，并于1367年发布讨元文告，向北进取中原。1368年，他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改年号为洪武。同年，明朝大军攻占了大都（今北京），元朝覆灭。此后，朱元璋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连续用兵，先后攻占了西北、西南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完成了统一大业。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除了东征西伐，统一中华以外，在经济上，他还鼓励农耕，减免赋税，发展了农业生产；在政治上，他集天下权力于一身，改革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对一批开国功臣实行大规模杀戮，使冤狱遍于国中；在文化上，他一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科举和学校制度，加强封建教育，培养封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使文人动辄得咎，用以限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言论。明成祖朱棣夺得皇帝宝座以后，也与朱元璋一样，严刑屠戮，利用恐怖手段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朱氏父子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发展了经济，促成了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又对思想文化严加控制，造成了一种沉闷的思想政治空气。

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是产生优秀文学作品的土壤。血与火中饱含着无数的流离失所和弱肉强食，无数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这仿佛是一座巨大的宝藏，只要愿意，便可以从中拾取大量活生生的材料，稍加文饰，便可以成为感人的佳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最后定型，便与这土壤有关。

《三国演义》的故事虽以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和魏蜀吴三国互相攻杀吞并为事实依据，但这和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有许多相似之处：张角的起义与红巾起义相似；魏、蜀、吴的斗争又与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间的相互兼并相似。《水浒传》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这也与元末农民起义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在数百年后读这些作品尚深受感染，试想，它们在元末明初的广大民众中该会引起多么大的共鸣！因此，可以说《三国》《水浒》能在元末明初最后定型，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种规模，是历史促成的，是元末明初的社会现实促成的。

除长篇小说外，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变化也是情理中的事。就文言小说而言，在唐传奇后，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衰落，此时又得以重振和复兴，出现了“三话”这样的作品，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也基于这样的土壤。在那样的时代里，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文人多心灰意冷，拾掇素材，闭门造书便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人生乐趣。于是乎，前朝人物传奇、烟粉故事、阴曹地府及妖魔鬼怪的故事便一涌而出，而这些故事又深受读者欢迎。因此可以说，“三话”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天时。

（二）“三话”与地利

“三话”是时代的产物，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是不容怀疑的。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它们的时候，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它们，既不苛求于前人，也不讳言其糟粕。同样，“三话”又是与地区、人事有密切关系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国度，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民族，出于某些特殊人物之手，这样，作品本身就带有地方特色，也反映作者的风格和特征。这里所说的地利，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三话”中的故事发生地大多在南方，即长江中下游地区或者更南面。“三话”的作者瞿佑为浙江杭州人，李昌祺为江西吉安人，虽不知邵景詹之乡籍，但他也多半属江浙一带人氏。那么，为什么“三话”的作者都是那一带人而不是北方人呢？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三话”之得地利，以《新话》最为突出。瞿佑为杭州人，而杭州以其地理上的特殊条件，气候宜人、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等，抚育了许多名人，瞿佑应算其中之一。又有许多名人到过杭州，使本已得天独厚的杭州锦上添花，声名远播。这里不妨作个简单回顾：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要到会稽（今绍兴）山去大会诸侯，路过杭州时在那里“舍杭登陆”，杭州由此得名。春秋时吴越争霸，杭州当时虽然还是沙滩，但已属吴越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吴越旧地设会稽郡，在灵隐山下设钱唐县，这就是杭州的前身。西汉武帝时，钱唐曾一度为会稽郡的治所。南北朝时，杭州以钱塘江入海口而成为东南重镇。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杭州。唐代李泌曾任杭州刺史，兴修水利，促进了杭州的繁荣。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亦曾任杭州刺史，在那里做了几件有口皆碑的好事，并写下了赞美杭州和西湖的不朽诗篇，如其中一首曰《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

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

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

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

绿杨荫里白沙堤。

白居易的诗为杭州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北宋时苏东坡被贬官到杭州任通判（太守的副手），体察了民情；后来他又第二次到杭州，任知州，并为杭州百姓做了三件好事。同白居易一样，他写的关于杭州与西湖的诗篇也是千古绝句，使杭州和西湖名扬四海，其《饮湖上初晴后雨》曰：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但是，这时的杭州虽然繁华，北方的广大土地已成为金国的领土了。1127年，北宋王朝灭亡。1129年，南宋王朝建立，升杭州为临安府，1138年，定临安为行都。这时，北方的文人、富商、官僚等南迁的很多，临安不仅成了政治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南宋灭亡后，杭州的地位下降，但仍然是文物荟萃的大都市。元末明初的大文学家施耐庵、罗贯中似乎都与杭州有一定关系，有的材料甚至说他们就是杭州人。瞿佑在这样的文化都市中成长，编出《新话》这样的作品，无疑是深得地利之便。

《余话》的作者李昌祺是江西人，而江西的地理、人事状况，在唐以前，已由唐代大诗人王勃作过简明介绍，他在《滕王阁序》中写道：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南宋以后，江西一带出了许多名人。如南宋时出自江西的著名学者、文学家、医学家和民族英雄有：胡铨、汪应辰、洪迈、周必大、杨万里、陆九韶、朱熹、陆九龄、陆九渊、陈自明、姜夔、文天祥等；元代则出现了著名理学家吴澄、史学家马端临、地理学家朱思本、医学家危亦林、农民起义首领彭莹玉、航海家汪大渊等；明初（李昌祺之前）又有名人危素、罗复仁、张羽、黄子澄、杨士奇、金幼孜、解缙等。而永乐二年与李昌祺同登进士第的，有好几个都是江西人。这说明，李昌祺来自文物之邦，江南的人杰地灵造就了李昌祺，也造就了《剪灯余话》。

（三）“三话”对社会动荡的反映

元末的社会大动荡，给江南一带百姓带来许多不幸。尤其是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势力的兼并战争，长达十年之久，且都是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进行的。如果说是动荡的时代赋予了“三话”的生命，那么“三话”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则是它对历史的回报。

1．《新话》新在何处？

综览《新话》诸篇，多为仿前人之作：故事结构并无多少创新；故事类型自魏晋以来多已有之；人物刻画亦往往有因袭痕迹；语言则更少有新奇之处。那么，《新话》何以备受当时读者欢迎？何以使读者赞赏其新奇？周楞伽先生在《新话》的《前言》中说：“因为内容都是烟粉、灵怪一类的故事，在当时文网严密、文坛冷落的情况下，大足新人耳目，所以很受读者的欢迎。”周先生指出时代的原因，是很正确的。瞿佑在《新话·序》中说：“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襞积于中，日新月盛……”这大约是《新话》命名的原因之一。曾棨在《余话》的序言中指出：“近时钱塘瞿氏，著《剪灯新话》，率皆新奇希异之事，人多喜传而道之，由是其说盛行于世。”瞿、曾二人都谈到了新的问题，前者是从编著者的角度出发，谈素材之新，意思是指新近发生的事；后者是从读者的角度发议论，认为故事新奇。二者殊途同归。“三话”所记，或前朝遗闻，或当朝新闻，反映的都是元末明初的社会现实，加之当时明朝的集权统治，读者从这些作品中获得了一种新鲜感，而这种新鲜感正是时代感。

2．元代的弊政与元末动乱

《新话》卷三《富贵发迹司志》中写道：“近因旱蝗相继，米价倍增，邻境闭籴，野有饿莩。”“至正辛卯之后，张氏起兵淮东，国朝创业淮西，攻斗争夺，干戈相寻，沿淮诸郡，多被其祸，死于兵者何止三十万焉。”《爱卿传》中亦写道：“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平江。十七年，达丞相檄苗军师杨完者为浙江参政，拒之于嘉兴。不戢军士，大掠居民。”卷四《太虚司法传》中亦写道：“至元丁丑……时兵燹之后，荡无人居，黄沙白骨，一望极目。”

这些记载，都真实地反映了元朝末年的饥荒和官兵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真实地反映了元末军阀混战荼毒百姓的史实。

《余话》卷二《青城舞剑录》则通过两个道士之口道出了元代的弊政：

“官里老而昏，奇氏宠而横，哈麻、雪雪之徒，又以演揲儿法蛊惑君心。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天变于上而不悟，民困于下而不知，武备不修，朝政废弛，小人恣肆，君子伏藏，殆犹一发之引千钧，祸在旦夕，甚可畏也。”

这段话中，官里指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奇氏是顺帝第二皇后，深受宠爱；哈麻和雪雪是兄弟二人，握朝中实权；演揲儿法是一种类似气功的延年益寿方法。这段话道出了皇帝的昏聩和大臣的骄横，历数了朝廷弊端，指出了大动荡的根源所在，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其实，这种情况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是屡见不鲜的，多少带有一些人民性的作者，都能看到。但是，要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写出却不容易，即使写前朝流弊，也有可能被扣上“影射”的帽子而招致大祸。因此，这种记录是难能可贵的，它代表着“三话”人民性的一面。

3．对桃花源的向往

自从晋人陶渊明写了《桃花源记》，“桃花源”一词便成了成语，成了人们心目中理想国的代名词。在《桃花源记》中，作者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在那里，人们自给自足，和睦相处，安居乐业。这是陶潜想象中的境界，是他对当时社会不满的外泄，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在动荡不安年代里对安定生活的希冀。

同样，“三话”中也有类似的一篇。《新话》卷二《天台访隐录》中讲，徐逸在端午日入天台山采药，迷路，沿涧水走入一巨石门，忽见另一天地，“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朴，气质淳厚，石田茅屋，竹户荆扉，犬吠鸡鸣，桑麻掩映，俨然一村落也。”这段话显然是模仿《桃花源记》而写。徐逸遇见了一个老人，自称姓陶，是宋朝避难逃到这里的。这和《桃花源记》中所说避秦乱而入桃花源的说法相同。陶翁说他“止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为大明之世也”。这又与《桃花源记》中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语相似。《天台访隐录》的作者是有意在模仿《桃花源记》，他之所以不怕后人说他效仿拙劣，是因为他在这效仿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别的内容，如大量用典，与古代神话相联系，又道出了一段南宋遗事等。但这些恐怕都不是作者的主旨。作者的本意是借此表达一种愿望、一种理想，也借此表现自己对现实的厌恶之情。正因为如此，作者才把那里描写得那么恬静和谐，写得那么生动逼真。文中有两句诗很值得玩味：“相逢何必苦相疑，我辈非仙亦非鬼。”这两句诗似乎在告诉读者，这篇小说的全部秘密都在于现实之中。

（四）“三话”所记社会民俗

“三话”在反映社会动荡的同时，也反映了一些社会民俗情况。其中有些资料比较零碎，而有的民俗情况只是简单提及，但也足以说明问题，因此值得注意。

例如，在四时节日方面，《新话》卷二《牡丹灯记》记了元宵节情况，说方国珍在浙东时，“每岁元夕，于明州（今鄞县）张灯五夜，倾城士女，皆得纵观”。反映了当时浙东人闹元宵的盛况。《余话》卷二《连理村记》中则提到“上元节，闽俗放灯甚盛，男女纵观”。卷五《贾云华还魂记》中还提到寒食、清明扫墓及七夕乞巧等民俗活动。

在婚丧嫁娶方面，《余话》卷四《洞天花烛记》中说，元时秀才文信美出游遇洞府中神仙，被邀请去做婚礼的司仪。其中写婚礼过程较详，如迎新郎、催妆、合卺、撒帐、宴宾等。写的是神仙的婚礼，实际却是人间婚礼的反映。至于婚前六礼，沿袭古风，“三话”中亦多有涉及。《新话》卷三《爱卿传》、《余话》卷二《秋夕访琵琶亭记》等篇中，还讲到办丧事及建水陆道场等事，此不详说。

在游戏娱乐方面，书中曾多次提到秋千、围棋、双陆等。如《秋千会记》《绿衣人传》《贾云华还魂记》《至正妓人行》等篇中均有叙述或涉及。可知，这类游艺在宋、元、明之际已自成风，尤其在富贵人家，几乎成了不可缺少的活动项目。

当然，“三话”中反映社会民俗情况的资料毕竟有限，而且这些材料比之其他书籍记载未必翔实，也未必有多大民俗学价值，但作为对社会一个方面的反映，却足以说明“三话”是来自生活，来自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