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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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认为世界曾有过一个前宇宙状态,他们将之称为“虚霩”或“混沌”。刘安:《淮南子·天文训》:“道始于虚霩,虚霩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班固:《白虎通·天地》:“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那时尚没有天地的分野与光明黑暗的交替,也没有人、神和自然万物的存在。从这个无分别的浑浊中逐渐出现了“宇宙”——以建筑符号“宀”指涉的时空结构。“宇”的初意是屋室的边沿,引申为天地四方的边界。《说文》:“宇,屋边也。”《尸子》:“天地四方曰宇。”“宙”开始时可能指房子的木构,但从很早就被赋予了时间的含义,如《淮南子》中说“往古来今谓之宙”。《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宇,屋檐也;宙,栋梁也。”《淮南子·齐俗训》:“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因此在汉初或更早,“宇宙”不但是中国人想象中包罗万物的最大空间,而且被概念化为融合了存在与运动的时空共同体。

我们难以测知古人从何时开始谈论或描绘这个时空共同体,但由于“宇宙”首先以一种空间结构的形式进入人们的想象,最初很可能是通过视觉形式对它加以表现。历年的考古发掘表明,在中国,以图像建构宇宙模型的努力至少从6000年以前就已开始。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一座公元前4000年的墓葬里,死者的身躯被三个蚌壳堆塑围绕【图1.1】。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东西两方的形象被认为是一龙一虎,其方位与这两个象征性动物在更晚近的宇宙图像中的位置一致。一些学者进而把朝北的蚌塑判定为北斗。根据这个理论,这三个图像组成统一的的空间结构,将整个墓葬转化为宇宙的缩影。参见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第52—60页。另一重要发现是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一方玉牌,年代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图1.2】。制作者以阴线在牌面上刻出复杂的几何构图:含八角星图案的中央圆形向周围放射出八枚箭标,所及之处构成更大的圆圈,继而以四枚箭标与长方牌面的四角相连。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第1—9页、30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7页。陈久金、张敬国:《凌家滩出土玉版图形试考》,《文物》1989年第4期,第14—17页。学者提出多种设论,以四时、八卦等概念解释这个图形,虽然尚无一致结论,但都认为它表现的是宇宙的时空结构。有关研究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凌家滩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赵瑾:《凌家滩文化玉器研究文献目录》,载于杨晶、蒋卫东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到了公元前3500~前3000年,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建造了大规模的祭坛式墓地,将男女首领按其性别埋葬在坛上的南北两列【图1.3】。墓内众多玉礼器上的神秘纹样构造出超现实的幻想世界,特殊的礼器更以其不同类型区分出墓主的性别。根据这种区别及墓葬方向、死者分组、色彩配置等因素,我曾提出像良渚文化瑶山墓地这样的遗址已经反映出萌芽状态的阴阳二元观念的看法。这项材料最先发表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第32—51页。详细讨论见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37页。

图1.1 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壳堆塑 公元前5000年

图1.2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牌 公元前3500年左右

图1.3 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式墓地 公元前3500~前3000年

因此,在人物形象进入图绘宇宙之前,东亚地区的中国大陆上已经存在着以图像和礼器构造宇宙模型的艺术传统,其所使用的视觉语汇包括具象和抽象两类,前者包括天体和幻想中的动物,后者包括方向、维度和色彩。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人物形象大约只是在东周晚期才进入这种宇宙图景。无独有偶,文献和实物都见证了绘画艺术在这个时期的长足发展——丝帛上绘制的单幅图画出现了(见图1.4、1.5),社会精英们也开始寻找“真画师”为其服务。《庄子》记载春秋末年的宋元公找人为其作画,许多画师前来应征,拜揖之后恭敬地站在一边舔笔濡墨,另一半人挤不进来等在门外。这时,一位画师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行完礼也不耐等候,旁顾无人地径直去到住处脱衣盘腿而坐。宋元公听到报告后说:“成了!此人就是我要找的真画师!”《庄子·田子方》。原文:“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