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传记

袁长津老师出生在澧水河畔的古镇津市市。1965年，他从津市一中高中毕业后，便上山下乡成了一名“知青”。农村贫困的生活和艰辛的劳动，磨练了他的意志和体魄，培养了他对农民百姓的淳朴感情，农村缺医少药给人们带来的不便和不幸，对他感触尤深。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他返回了老家津市。当时，他的家境相当困难，一家老小五口，就靠他母亲每月28块5角钱的工资过日子。为了缓解家庭困境，他白天去帮那些瓦匠、岩匠打工以养家糊口，夜间就在家里的煤油灯下看书。同住一个楼阁里的邻居，是他读高中时的一位姓夏的老师，老师的岳父甘国祯先生，是一位病休在家的津市中医院的老中医。经热心肠的夏老师的引导和推介，他即拜甘老医师为师，开始学习中医。自此，他白天外出打工谋生，晚上挑灯夜读医书。甘老医师临床善用张仲景的经方，并擅长针灸，故开始即教他熟读唐容川编撰的《伤寒论浅注补正》和《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他还买来了银针、酒精、药棉，在老师指导下，在自己及家人身上找穴位体会扎针，在粗纸包上练指力；每逢有人来甘老医师家求诊时，他除了认真见习抄方外，还主动陪伴病家到药店拣药，以记方认药。当时，甘老医师认为这个学生文化基础好，悟性高，又勤于学习和实践，对他的学医前景十分看好，经常在同仁面前夸他说：“在医院里我也被安排收过徒弟，但将来真有出息的可能是长津，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但好景不长，跟师学习不到半年，甘老医师便因所谓政治问题被遣送回慈利县农村，甘老临走前，送给学生两本书，一本是清代大医家张璐的《张氏医通》，一本是近代主张中西汇通的著名医家唐容川的《血证论》，以表示对学生的鼓励和厚望。不久，甘国祯老先生即在慈利县江垭老家含冤去世。

启蒙老师的离去更激发了袁老师自学中医的决心。当时书店里几乎买不到中医书籍，他便从两位出身医学世家的同学家里或借或买来了《医学三字经》、《医学入门》、《内经知要浅解》、《中医学概论》、《珍珠囊药性赋》、《成方切用》等书籍，坚持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摘抄背诵。为了使学习更贴近实际，更有效地学取众家之长，他每逢雨天无法外出打工时，即跑到津市中医院，站在那些候诊病人多的老中医背后，用心看他们诊病开方，揣摩思考。当时津市的几位名著湘鄂的老中医（如内科医师徐绍龄、杨文敏、周匡美，眼科名家毕仁俊，外科医师周用善等），他都经常去他们诊室认真见习过。直到今天，当他谈到津市几位已故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及用药特点时，仍能如数家珍。

袁老师认为，学中医必须在实践中学习，早临床，多临床。在开始学医不到一年，他就受人邀请，尝试给亲朋邻居诊疗疾病，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邻居胡某素患胆囊炎，每次发病都需住院治疗，1967年隆冬的一天夜里又突然发病，畏寒发热，右上腹部绞痛难忍，呻吟不已，应其妻邀请，袁老师先予扎银针缓解了疼痛，根据辨证，认为属少阳阳明合病，选用《伤寒论》中的大柴胡汤加味方，仅服3剂即愈。再如，住在津市中医院对面的一高姓老年男性，苦于大便秘结不通，托人邀袁老师上门诊疗，患者卧病在床，瘦骨嶙峋，通过临床辨证，发现患者大便不通是因其患风湿痹痛久治不愈，卧床不起一年余，以致肝肾亏虚，阳气亏损，脾虚不运所致，遂以仲景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白术用二两）加生地、枳实、肉苁蓉等，服2剂即大便通畅；继以《金匮要略》桂枝芍药知母汤合圣愈汤加减内服，配合针灸治疗风湿痹痛，1个月后，患者即能下床行走，3个月后竟能自己去河码头担水洗菜了。1968年春，他随知青返回农村后，为当地农民诊疗疾病的机会就更多了，治好了许多常见病，他当时治病虽分文不取，却在为民解除疾苦的过程中，自得其乐，并切身体会到了祖国医学的宝贵和伟大，特别是仲景“经方”的神奇疗效，更提升了他自学中医的兴趣和信心。

1970年底，他当上临澧县珠日公社永丰大队的赤脚医师，这更激发了他加倍勤奋地在医疗实践中刻苦学医。当时，因为防治疾病及种、采药材等工作繁忙，他一直坚持每天夜间读书3小时左右，无论盛夏还是酷暑，只要没有出诊，从不懈怠；乡村的夏夜，蚊虫猖獗，他就在蚊帐内点灯读书。在担任乡村医生的9年中，他曾认真阅读过的古今医书（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外）还有：《神农本草经》、《脾胃论》、《丹溪心法》、《医宗金鉴》、《医学心悟》、《医林改错》、《温病条辨》、《温热经纬》、《柳选四家医案》、《血证论》以及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统编的主要教材（二版），还有近现代著名医家张锡纯、丁甘仁、曹颖甫、秦伯未、冉雪峰、蒲辅周、岳美中、李聪甫、姜春华、欧阳锜等的主要著作和医案等。除了读书学习以外，他特别注重在临床实践中去学习、摸索、总结、积累。如：他每次给病人诊疗后，总得找机会去寻访疗效，并养成了及时写临床笔记的习惯；临床中若遇疑难棘手的病证，他便把患者的脉症记下，回家后再查找资料，或向同行请教后再处方送药上门。为了多辨识中药饮片，便趁上县城购药的机会，看发药师傅按发票一样样地称，自己便一样样地辨形色、尝气味，潜心默记。他所在的乡村离县城要走20里路，为了不耽误为乡亲们防治疾病，每次去县城购药，他总是在午饭后才挑着箩筐急忙上路，等装上满满的一担中西药品踏上归程时，山野间已是暮色苍茫，月光树影。诊疗之余，他主动地向老药农学习，收集民间治病验方，深入山林采挖中草药，就地种植中药材。当时，经他采挖和种植的中药品种多达50余种，种植药材的山地和水田计约10余亩之多。亲手采药、种药、制药，不仅为农民患者节省了大量的药费开支，更加深了他对中药材的感性认识，逐步达到熟谙药性、精准用药的境地。

实践出真知，勤谨结硕果。凭着袁老师的勤奋和悟性，几年下来，他不仅能熟练地防治农村一般的常见病，而且还以中医药为主，治愈了一些较严重的流感、肺炎、肝炎、流脑、乙脑、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妇科血崩证、胆道蛔虫等所致的急腹症、风湿性关节病所致瘫痪、脑外伤所致的昏迷高烧、早期肝硬化腹水等重症急症患者。1973年盛夏，当地暴发麻疹大流行，仅袁老师所在的大队先后发病的就有173个麻疹患儿，由于天气酷热，大多患儿都高热到40℃左右，并发有肺炎、肠炎、脑炎及昏迷、抽搐等病证，给正在“双抢”大忙中的人们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一个多月中，他成天背着药箱，顶烈日，冒风雨，奔走于山间小道，送医送药，全力救治，每个患儿最少每天巡诊一次，危重的则一天上门2、3次。结果，除1例始发的患儿未能及时救治死亡外，其余的172个病患都安然痊愈，死亡率远远低于当时麻疹流行的周边大队，得到了当地百姓和县里有关部门的高度赞誉和奖励。

袁老师当时扎根农村，防病治病的事迹也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县、地、省有关部门领导先后多次来到他所在的乡村看望慰问他；省报的记者也专程下来采访他。作为下乡知识青年、赤脚医生，他超乎常人的付出使他多次荣获县、地、省级知青典型及模范赤脚医师等荣誉称号，并曾受到当时的省领导张平化、毛致用等的亲切接见，《湖南日报》等报刊还用图片和文字报道过他的事迹。直到1998年12月，受巴西卫生部的邀请，他还被国家卫生部及省卫生厅委派到巴西圣保罗出席“国际农村及社区卫生交流会”，并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向大会作了题为“中医药在中国农村和社区卫生中的作用”的主题演讲，赢得主办国和与会者的热情赞许。

1978年冬，作为已为数不多的最后安置回城的“知青”，袁老师成了县血防医院一名临床医师。因某种原因，他是以“集体职工”被安排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的，每月工资不到30元，对此，他也并不在意，仍坚持在工作中刻苦自学。但“因祸得福”，也正是“集体职工”的身份，却给他带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为了解决因“文革”而造成的全国中医药后继乏人的问题，中央下达了78（56）号文件，决定通过严格的考试，在全国集体性质或民间的中医药人员中选拔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充实到各级全民所有制的医院及医学教育、科研机构。通过初试和复试，袁老师从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下子，他有了“中医师”的职称，进入了“国家干部”系列，月工资涨到了59元。因此，他常常自我调侃地说：“在我的经历中，往往都是在随遇而安中‘因祸得福’，所以我从不因所谓‘境遇不公’而抱怨不休。”

经过考试录用后，他原本列入调湖南中医学院任教的名单，但又因当时县里领导要强留，他也顺其自然地继续留在了基层做临床医师。1979年冬，他被调往临澧县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在他主持中医科工作期间，不仅医院的中医门诊量大幅增加，在医院的支持下，中医科也增设了40张床位的住院病房。这一期间，他常常被邀与医院西医各科合作，运用中医药，成功救治了许多急危重症患者，如：流行性出血热并急性肾衰功能衰竭，再生障碍性贫血所致的出血不止，严重感染所致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脑胶质瘤所致的重度昏迷抽搐，亚急性肝坏死，胆囊手术后继发胆汁性腹膜炎，等等。他也因此而成为了当地颇有名望的中医。

他从多年的临床经验中认识到：现代医学所认为的某些疑难重症，有时用一些很简单的中医治疗方法就有疗效，特别是医圣张仲景的“经方”，更是药简、价廉、疗效可靠。

1982年，袁老师被调任临澧县中医医院院长达7年之久。这期间，他励精图治，大胆改革，廉洁奉公，对中医院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当时，临澧县中医院的改革方案和经验，还被省卫生厅作为全省医院改革比较成功的范例，在全省进行过推广。他还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引进和培养中医专科人才，促进中医专科的建设，如当时医院闻名省内外的“中医脑肿瘤专科”，就是他不拘一格从乡镇引进的中医专科人才创建起来的。此外，在做好医院院长本职工作的同时，除了要出差开会外，每天都坚持上半天门诊。在担任院长期间，他多次被评为常德地区和临澧县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省卫生系统自学成才标兵等；并曾作为常德地委组织的“四有”报告团成员，派往常德地区各县市及大型国企巡回宣讲。

这期间，他还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心得和临床记录，在《中医杂志》、《湖南医药杂志》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和临床经验总结，如《健和脾胃，和解病邪——从仲景原旨为“和法”正义》、《瘀痰同治之临床体会》等。

1987年，他考入湖南中医学院读在职研究生，师从著名中医学家、湖南中医学院老院长肖佐桃教授门下，肖老中医造诣深厚，有六十余年的临床经验，尤善用经方，屡起沉疴，创制了“复方锁阳冲剂”等著名方药，对长沙出土的马王堆医书研究颇深，作为肖老十分器重的关门弟子，袁老师于1989年即获得了“医学硕士”学位。

1990年初，袁老师被调任为临澧县卫生局局长，他任职了3年多，全县的卫生工作，特别是县、乡、村3级卫生网络及中医建设等，均有较大的发展，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和重视，1991年下半年，湖南省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就选在临澧县（作为现场）召开。在担任卫生局长期间，他仍从未脱离过中医临床工作，还利用周末公休日定期到医院坐诊、查房。

1993年8月，袁老师被调到湖南省中医管理局，担任主持工作的第一副局长，1997年任局长，先后14年。这期间，在省、厅的领导下，他为全省的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加强和规范对全省中医行业的行政管理等方面，都做了许多贡献，如：他十分重视农村中医的建设和发展，他上任之初即把农村中医的建设作为省局工作的重点，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湖南省农村中医建设标准》，并协调省卫生厅及其医政部门，将县、乡、村三级中医工作纳入全省农村卫生建设标准和年终农村卫生工作检查的重要内容。1994年，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全国农村中医建设现场会就选在湖南省慈利县召开；同时，为了鼓励县、乡两级德艺双馨的中医临床医师，从而改善基层中医药人员的成才环境，湖南省也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省农村名中医”的评选工作。

袁老师的名片对自己身份介绍得很简洁，而在其背后却很醒目地印有“弘扬中医药，服务老百姓”两句话。当一名好中医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即使是在院长、局长的位置上，他都坚持利用公休日，定期上医院坐诊，坚守诚信，从不懈怠。

在担任省中医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的14年内，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还一直坚持做中医药学术研究和临床工作，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和学术成就，运用中医药治好了许多疑难病症，渐渐地，来他办公室看病求方的人越来越多，为了不耽误行政工作，他从2002年下半年起，即利用周六公休日，按时到离他工作单位很近的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二医院上门诊班，从不懈怠。由于他中医临床功底扎实，又恪守“重德、轻利、求疗效”的行医原则，不久，来排队求诊者即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影响日著。2005年，他在省人事厅和卫生厅联合组织的“湖南省名中医”评选中，得到了评审专家组的一致好评，获全票通过。

这期间，袁老师虽然忙于公务及临床，还担任了《中医药导报》的主编，并一直坚持挤出时间深入研究中医药学术，撰写并公开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如：2005年发表的《百年沧桑谱辉煌》（见《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8月22日）长文，对近百年的时代及国运的大变局中，我国中医药学术发展的艰难历程及其临床、教育、科研诸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初步总结。在此文的基础上，他与湖南中医药大学易法银教授合作，主编出版了《20世纪中医药学术发展概要》一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87万字）。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后，他凭着自己多年在基层辨治疫病的临床经验和学术理论的积累，在全国各类中医药报刊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数十篇有关中医药防治疫病的学术论文，如：《从瘟疫学说浅谈“非典”的中医辨治》，《中医对SARS的认识及辨证治疗方案——92篇中医药防治SARS文献研究小结》，《论20世纪中医外感热病临床学术的创新发展》，《小柴胡汤及其加减方体外抗流感病毒的实验研究》等。

这里，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4年来，为求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为争取中医的正当权益和地位，他不怕非议和阻力，敢于直言维权。他在退休前的两年时间里，为了全省今后中医事业的发展能有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有力的政策保障，在争取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他不计个人得失，无私无畏，大刀阔斧，全力以赴地勤奋工作，协助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中医药发展的决定》，省中医管理局也因此更名为“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并提升为副厅级，成功召开了“湖南省发展中医药大会”。开完大会，他即办理了退休手续。他对中医药事业的执着精神和无私奉献，在业内有口皆碑，也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充分肯定和好评。

2007年，袁老师从行政退休后，即全身心地回归中医临床、学术研究及传承工作。

数十年来，袁老师一直坚持潜心治学，勤谨实践，学验俱丰，又生性善良、甘于奉献，他的门诊病人与日俱增。为了满足病人需求，现在是每周出六次门诊，每天省内外来求诊者络绎不绝，经常是一再加号，提前上班，延迟下班，有时一个上午要看完50余号病人才下班。在诊疗病人时，他总是为病人着想，感同身受，从不为图利敛财而开大处方、开提成药、收受红包等。由于他的门诊量大，病人反映好，2014年，曾评获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二医院“门诊人次奖”；2015年在湖南电视台组织的“三湘好医生”评选中，评获“大医精诚奖”。

袁老师诊疗每一个病人都是经过认真思考，从不马虎。他认为，一个医生名气越大，病人对其期望值就越高，遇到的疑难病种及临床难题也就越多，因此就更应该低调做人，谦恭好学，勤谨不怠。他看过的每一个病人的每一次就诊，都在自己准备的活页笔记本上亲自书写病症记录和方药以留下存档，这既有便于患者再诊时前后对照分析，以提高疗效，也为自己日后总结临床经验、学术创新及传教学生，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真实的素材。近年来他亲自书写的门诊病案记录有五十余本数百万字之多。

袁老师在临床中涉猎的病种非常广泛，除了诊疗内科各系统的病症外，在辨治某些妇科、儿科及皮肤疾病等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疗效经验。特别是近些年来，他在中医药治疗疑难杂病，如肿瘤、结缔组织病等，积累了大量的治疗案例和丰富经验，摸索出一些新的辨治思路和有效方药。由他学生编写的《袁长津病证辨治实录》（2014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部分收录了这方面内容。

近年来，袁老师还主编出版了《现代中医疫病学》、《外感热病名医临证经验》等学术著作，并撰写了多篇临床经验总结和学术论文。如2009年，应《中国中医药报》邀请，开辟了“袁长津谈常见病的防治”，连续发表了专病中医药防治经验30篇，读者反响很好；2013年，再次应《中国中医药报》的邀请，在其“袁长津临证专栏”中，连续刊登了袁老师临床辨证论治经验18篇。袁教授从自己长期治学和临床的积累出发，对中医临床辨治思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其概括为“辨证论治，以通为安，以和为贵，以时为序，以人为本”的中医防治疾病的基本理念、原则和方法，并以“中医经典与临床”等为题，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讲稿。

袁老师在中医养生保健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2012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选任为全国中医药科普及养生保健专家宣讲团成员，“湖南省中医药文化及养生保健专家宣讲团”团长，近两年，他以“中医养生保健的基本理念、原则和方法”为题，在省内外宣讲五十余场之多，颇受好评。

袁老师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比较深厚，这也是他学医悟性高、善于融会贯通医理和临床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认为：中医和西医，各自植根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是从不同层面、采取不同方法解决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的问题，各有优劣，可以互补。近年来，他又重新阅读研究了《易经》《论语》《道德经》，以及近代我国新儒学的杰出代表冯友兰、梁漱溟等的主要著作。先后发表了《从中医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论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创新》等文章和专题演讲，进一步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以时为序的恒动思想”“顺应自然的人本精神”“中庸和谐的实用原则”“融汇创新的发展模式”等方面，深入论述了在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培植和影响下，中医药学术的基本特质、防治理念，及其以临床实践为依归的发展模式和与时俱进、开放兼容的创新精神。

袁老师对中医执着的敬业精神和临床学术造诣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他被评选为全国第四、第五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老师，2011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选定为“中医名医工作室”传承导师。由于他中医理论基础深厚，临床经验丰富，知识面广，思想开放，循循善诱，因此，近年主动上门要求跟师抄方的医学生（包括西医研究生）及后辈医师颇多，口碑很好。在他近年带教过的数十位学生中，有的现已成为所在医院的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业务骨干及栋梁之才。

袁老师从事中医临床已四十余年，他信奉挚爱中医药学术，立志献身中医药事业，源自于他秉性的善良，即对人民的热爱，对患者的恻隐之心。记得数年前，一位非常了解袁老师的前辈领导曾写过一个条幅赠予他，曰：“风雨征程数十年，丹心谱写杏林篇，医人济世情犹笃，民本为先德是天。”